乾嘉学人应如何研究

这个题目口气有些大。但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问题，笔者在这里实际上是没有资格讲的，因为笔者并非历史学系出身，在专业领域的训练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但笔者又不是完全不能讲的，这是因为笔者关于乾嘉学人已经研究了十二年左右、多多少少有一点体会的缘故。

记得十二年前，笔者以评书的笔调开始写作《清代士人之间的汉学传播》，并在网上流传。一共写了三十多集，似有一点影响，以至于有网友问询是否已成书。可惜还没有，因为很多地方自己以今日眼光看来，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不过这个系列渗透着我对乾嘉学人的理解以及对这个汉学运动兴起的看法。写作《清代士人之间的汉学传播》这个系列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让我知道了搜集资料的重要性。我记得在写作第一集时，仅仅为了这一二百字就花掉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写作历史不比写作随笔，是笔下要有出处或根据的。我因为要找朱彝尊和阎若璩见面的证据，不得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我并没有拖延，这个证据是在一开始动笔的那个当下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找出来的。我之前并不清楚二人是否相聚过。但是凭直觉，我认为二人应该见过，之后也找到了二人见面的证据。这个体验进一步教导了我，尽管史学讲根据，但是也可以讲直觉的。根据是发现和挖掘出来的，发现和挖掘也是受到头脑中的思想影响的。因此，人不应趴在资料上，成为一个被动的接收者，人也可以引领资料，成为一名资料的地质队员。

我记得《清代士人之间的汉学传播》写到第三十五集我就逐渐不写了，因为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资料。但我决计要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于是我便以“乾嘉学脉杂钞”之类的题目，开始以博客文章的形式（或者说札记）整理搜集到的资料。当中我也写些专题，如俞樾、孙诒让、沈曾植、柯劭忞等。抛开这些专题，我的《乾嘉学脉杂钞》已经整理了477集，我觉得稍微差不多了，尽管还不敢说很全。相应的一些参考书籍和文章，无论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版的，我自认为也收集的不少了。我当时规定的一集《乾嘉学脉杂钞》至少要占两页word文档，后来我把同光和民国的相关内容也放进来了，因为我觉得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

积累资料多了，我渐渐觉得自认为有了一点小成绩，便冒昧地去给专家写信，想做一点学术上的探讨。第一个找的专家就是台湾中研院的陈鸿森先生和杨晋龙研究员。后者简单给我回了几句便不再理我，而陈鸿森先生给我的帮助却很大。我向陈先生去信，主要是想指出他在给武亿编的年谱中，没放入他的弟子李洲和李渡。这两个人我也是在网上查到的。后来我进一步在国图找到了李洲的《松荫草堂文集》，后来复印了其中的关键几页，发给陈先生了。陈先生很感激，也很感慨。他没想到武亿的弟子还有文集传世，也没想到李洲曾经出现在张宗泰的《鲁岩所学集》中。陈鸿森先生后来在北师大讲了三节清人书札考辨的课，我恰好有时间，就也去听，并与陈先生见面。

还有一次，我冒昧写信给北大历史系的朱玉麟教授，因为看他一篇文章中提到陈善的《损斋文集》，想问问是否这部古书的情况。朱教授给我发来了电子目录。朱教授正在编《徐松全集》，我便把曾经在古籍上看到过的徐松的批语也告知他，他表示有的没见过，很感谢。

我和柳向春博士在网上也有一点关于晚清学人的交流。我的一些文章和札记还被转载。总之，我觉得我能逐渐去解决一点问题了。下面就想谈谈，在收集这些资料的背后，我的一个一以贯之的极简单的思想。

早年我看古籍，无法断句，也不理解意思，后来才发现渐渐能领会一些了。又早年我看《十驾斋养新录》等乾嘉名人的著作，感觉如同天书，根本看不懂，乾嘉汉学似乎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问。但我渐渐感觉，我也能明白作者所处的社会了，能挖掘书背后的故事了。乾嘉汉学著作中涉及到的资料非常多，难以卒读，而乾嘉学人生平往来，有些前人已有研究，有些的相关资料却非常少。我要研究的就是乾嘉学人的这些生平往来，这些学术的土壤，而不是乾嘉学术。也许有人会说我买椟还珠，但我不得不辩解说，我并非训诂学专业出身，没经过《说文解字》的训练，研究乾嘉学术对我来说实在是不自量力。

乾嘉学人的这些资料，堆积起来，也变得非常多了。但我搜集这些资料的初衷却非常简单。鲁迅先生在《未有天才之前》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我搜集这些资料，也就是想说明，乾嘉学者他们并非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他们也是要有前人和同辈的影响、要有社会与学术的土壤作基础的。因此，无论是时代、家学、师传、友朋，其影响斑斑可见。但我并不是想仅仅论证这样一个空洞的结论，而是想细化到曾经生活在清代的每个人学人的学行上去，无论他是个贫穷的学者，还是一代学术领袖；无论他是被历史已经遗忘，著作没有流传，还是他被后世多人提起，其著述满家。

钱锺书先生曾经嘲笑世人的势利，只关注有影响的大人物。而对于我来说，无论历史上这个学人是否有名，只要他接触过汉学，曾经撰写过片言只语，我都想把他收进来，以此证明他曾经生活过，曾经为乾嘉学术土壤的构建做出过贡献。

写到这里，我似乎仍然没有阐述正题，即乾嘉学人应如何研究？这是一个大问题，它可以扩展成，一个清代人物应如何研究？一个时代的人物应如何研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应先进行另一个海德格尔之问，即研究何为？研究的形式、研究的内容与研究的目标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这个“研究何为”实际上常常被隐没在研究者的惯性“研究”行为当中去了，而似乎变得多余。因为“研究”已然变成了肯定式，关键在于“如何”。但实际上研究目标的具体化，决定了研究的深度、角度，也决定了难度。学者在申请基金和项目申报时不会缺少这一条，而对于我来说，乾嘉学人是具有被研究的价值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从事的是经典之治，有其经典内容承载的意义指向，而且因为方法论上带来的各种启发。这些方法论如果仅仅用考证来概括，会过于武断和简单化。事实上，我更愿意从后现代工业的角度，来看待似乎还处于前现代的晚清这些学者们的信息素养。从资料、信息等层面，可以窥见知识的生产过程、学问的积累过程，以及它发生的各种变异，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因此，尽管这些学者往往被诟病于在故纸堆上讨营生，但他们的方法学意义却是超出故纸堆之外的。

从另一个层面看，清代中后期并没有现代层面上的大学、学会、会议和出版机制，但是学者之间的讨论，在自发形成的基础上，却可能具有社会学层面的启示。因为这个“学者社会”的建立虽然是无形的，却是社会内部的学者“心照不宣”、“心知肚明”的，他们甘愿将自己的成果在“学者社会”的内部分享出来，却未必是要博得什么大名，而是凭借兴趣以及遵循“学者社会”内一些默认的守则，即使这些守则非常简单，甚至仅仅包括互惠等层面。但这个“学者社会”却孕育了金字塔上层的学者以及学术成果和学术评价的出现。如果这些社会学机制有意地加以改造，很有可能做出的学术成就会更大。

笔者的研究无任何外界资金支持，也无很多空余时间来做这些看似无用的“玩意”。但每一次在有新的史料发现时，笔者都觉得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并且那种兴奋的新鲜感出现时，让人难以忘怀。研究过程中所带来的回馈自然也有，并且难以诉说，它也构成了笔者的一个持续的动力。

2022年1月22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