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博士路（上）

学人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的社科博士路（上）

来源：微信公众号 缪斯夫人 https://mp.weixin.qq.com/s/rckih3TxeCEjvGzsfH7r_w

音频播客：https://www.ximalaya.com/sound/409148265

主持人：

田雨晨（康奈尔大学/发展心理学）

联线嘉宾：

边琳（康奈尔大学/发展心理学)

钱岳（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

徐轶青（斯坦福大学/政治学）

整理：

石之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

【田雨晨】大家好！各位同学，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社科博士分享会，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田雨晨，我现在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发展心理学，我很荣幸今天可以当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了边琳老师、钱岳老师，还有徐轶青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博士期间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希望不论你现在处在什么阶段，或是对博士生活充满期待，或是正在读博，遇到了一些挫折和一些困难，我们都希望你能从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有所收获。现在正值疫情期间，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种被陪伴被理解的感觉。

我再来打一个小小的广告。今天这个活动是芝加哥大学心理系早期社会认知实验室“Early Social Belief Lab”（https://esblab.uchicago.edu/）主办的，我们实验室主要研究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目前我们在积极地招募3到10岁的小朋友来参与我们的实验，如果您身边有3到10岁的小朋友，欢迎多多宣传！

今天活动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我来代表大家向三个老师提问。这些问题是我们前期收集来的。我们收到了七八十个问题，从中挑选出了一些比较热门、普遍的问题，来请各位老师帮我们解答。第二部分会有大概半个小时的自由问答（Q&A）时间。大家可以把想问的问题发到对话栏（chatbox）里面，这样我们老师们都能看到，就可以进行针对性地解答。

我来介绍一下，首先欢迎边琳老师。她现在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心理学的助理教授。2017年毕业于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系。

【边琳】大家好！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活动，也特别期待和你们的交流。

【田雨晨】接下来是钱岳老师。她现在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当助理教授。2016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

【钱岳】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交流。

【田雨晨】然后是徐轶青老师。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2016年博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

【徐轶青】大家好 ！

【田雨晨】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首先能不能请各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时是为什么想要决定读博的？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我们首先请到钱岳老师！

【钱岳】我当时什么都不懂。本科时其实也没有看多少论文。因为看了一部美剧，所以我就想来美国。当时我家里没有经济条件支持我，但我知道能够拿到全额奖学金的就只有申博士，所以我就申请博士了。

【田雨晨】那徐老师呢？

【徐轶青】我其实挺早就想读博士，因为我们就读的硕士项目北大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目标就是培养到北美读经济学的博士。但是中途我转行了（笑）。不过之前我就一直想念博士，我对经济学研究还挺感兴趣的。

【田雨晨】边琳老师。

【边琳】我可能跟钱岳姐姐有点像。我在浙江大学理科实验班读本科的时候，选择了心理学专业，后来我了解到美国的心理学研究是非常前沿的，然后我就很想到美国来继续学习心理学。但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硕士和博士之间的差别，不过后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参加了浙大和UCLA的暑期科研项目，发现原来美国的硕士和博士项目是不一样的，一个区别是博士项目会提供全额奖学金。当时就觉得：“那为什么不去读一个不需要自己掏钱还能继续学习的这样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后来就申请了美国的博士项目。

【田雨晨】各位老师都是从国内申请来美国读书的，你们本科在国内接受的可能是某一种培养的体系，你们来了美国之后，有没有因为文化观念的差异或者说培养风格的不同，经历过一些所谓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你们当时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呢？边琳老师先说说。

【边琳】我觉得文化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刚来的时候还是挺不适应的。一方面是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还停留在UCLA交流的那个状态。那个时候整体感觉是非常轻松的。我们项目里的同学们每天结着伴儿去实验室，然后晚上再结着伴儿去吃饭，过得很开心。但等我真正开始读博士之后，我发现这个更像是一个人的奋斗的一个过程。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群体比较单一，尤其是在心理学系，大多数人都是美国白人。我们实验室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其他中国学生，所以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归属感非常的弱。

后来开始上课做科研，我发现对学生的评估体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本科时候可能需要高绩点，或者是好的托福、GRE成绩，但是对博士生来说，这些指标全都不重要了。那什么是重要的呢？就是科研成果是最最最重要的。这些衡量体系的变化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不光是文化方面的，更多的也是人生阶段不同，求学阶段不同造成的这样一种冲击。

另外就是美国的课程非常强调英文读写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去大力的培养这些方面的能力，所以还是花了很久的时间去适应这样一个环境。

【田雨晨】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是对我们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钱岳老师，你刚来美国的时候，适应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钱岳】我的经验和边琳老师还挺像的。而且在我来美国读博士之前，我是没有来过美国的。我的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刚来的时候特别艰难。我上课时听不懂同学讨论。但我不会去隐藏我的弱点，上课听不懂了，我就跑到老师办公室去了。

我就说上课的时候你讲课我听得懂，但是同学讨论我一句都听不懂。然后那个老师她特别有意思，她说：“可是我们讲的都是英语呀，你怎么听得懂我，听不懂同学呢？”我说: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就是听不懂。”后来老师就说你上课的时候，注意看一下他们的面部表情，可能可以帮助你啊之类的。后来我的美国同学，她也主动跟我说：“因为我以前本科的时候是在writing center的，如果你的课程论文写好了，想让我帮你看的话，我可以给你看了，你再交给老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真的特别艰难，论文读不完，写作不好，上课也听不懂，做梦都是在和马克思对话。但是就是厚积薄发吧，我就一直在努力。一直到了我读博士第4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上课、听讲座的时候会有很多话想讲了。我也不能说我是在哪一天具体转变的，为什么突然我就像开窍了一样，但我感觉真的就是一个不停努力的过程吧。

【田雨晨】对，我觉得刚才钱岳老师说得非常好的一个是要厚积薄发，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要积极的向外界去寻求帮助，不管是去跟老师说你听不懂，还是去写作中心寻求帮助，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徐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您当时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徐轶青】我这里其实特别想感谢我硕士的导师以及整个机构。我说说导师姚洋老师。其实当时我在念硕士的时候，姚老师就带着我们开组会讨论研究。

念硕士第一年的时候也非常的辛苦，我就记得我的室友早上6:00就爬起来学习，压力很大。到美国来之后，我觉得博士第一年可能跟硕士第一年的压力差不多，但是我之前经历过的，所以就觉得还好。

我当时是在经济系的课和政治系的课都会上一些。给我的感觉就是经济系的课它压的量比在国内更多一些，但是仍然是我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之前的训练还是有用的。但政治系的课就是讨论比较多。

说实话对我的一个冲击就是：我觉得很多讨论的价值有限，浮于表面。老师讲的不错，但是有时候大家的这个讨论在我看来并没有特别有洞见。后来我做老师了，也有同学问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知道怎么参与。因为语言有障碍，我应该怎么样去积极参与讨论？

我就跟这位同学说：“其实你不用特别担心，讲到点子上是比较难的。别看美国同学口若悬河，其实不一定都能讲到点子上。你就每次读完之后想一两个点，你想讲什么？然后之后在适当的时候参与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我当时就有这样一种逆反心理吧。后来也是慢慢地开始适应这种环境了，觉得第一个：你要是觉得他们讲的没什么意思，就当做练英语；第二：你怎么能够积极引导讨论，让它往更加有价值的方向去走。我觉得做老师之后，这两种技能都是有用的。

【田雨晨】谢谢徐老师！刚刚像边老师也说，在博士期间最重要的是做科研发论文。其实很多同学向我们提问说觉得发论文压力好大，能不能请各位老师分享一下自己发表第一篇论文的经历。当时是很平顺地就发出来了，还是说经历了一些坎坷？我们先请到钱岳老师。

【钱岳】我觉得我还比较幸运。我当时上一个关于家庭研究的课。我自己本身也对研究家庭感兴趣，就写了一个课程论文，然后课程结束了之后，那个老师主动跟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论文有发表的潜力，如果你想发表的话，我可以指导你。当时我就说好呀。后来结课了之后，我就一直跟这个老师持续地合作。他特别有耐心，他会在办公室里两个小时，给我指导怎么样弄。给了我挺多指导的。当时第一篇文章嘛，把自己的心血都放进去了,投到我们领域比较好的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但是被拒了，还被批得体无完肤。但后来老师说：“都是这个样子的，没关系，再投另外一个。”后来我们投到第二个期刊之后，也经过了好几轮的审稿，才被接收了。我比较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

另外一个是在我毕业找工作时，当时一共是发了5篇英文文章。然后其实每一篇都是我在我的课程论文里面发展出来的。我上一个课给自己订的一个目标就是：能不能想出一个新的研究想法出来？当然了，并不是说结课了之后，这个文章就发表了。但我会在结课之后，如果这个是有潜力的，我会继续去做这个项目。

所以我现在教课的时候，也会鼓励我的学生：你不要觉得你写课程论文就是在搪塞，把这个课拿个学分。应该把每一个课上读的东西、参与的讨论、或者你想的一些新东西，把它们作为一个能够有产出的东西。能更好地利用上课的时间写出论文草稿或研究计划，这可能对未来论文的发表有周期性的促进作用。

【田雨晨】好，谢谢钱岳老师，像您说的从自己上过的每一门课当中发展出一个新的想法，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可以发表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那徐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第一篇论文的发表是在硕士期间还是博士期间？

【徐轶青】现在提问让我回想起这个博士阶段被冷不丁儿叫到，很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你叫到（笑）。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我这么回答吧，要看是…什么叫第一篇？是第一篇开始做的，还是第一篇发出来的？第一篇开始做的文章是从硕士的时候，然后到博士的第4年才发出来。就是跨越了7年的时间，这个就是历史比较长了。

但第一篇真的发表出来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给老师帮忙做RA，然后老师觉得你的工作足够重要了，一起写，那很快就发出来了。这个是一篇软件的文章。但这个经历其实还是很好的。如果同学们有机会跟老师能够一开始有合作的机会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田雨晨】听完钱岳老师和徐老师的经历，我都觉得还算比较顺利，我们接下来请边琳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她第一篇论文发表的漫长故事，有请。

【边琳】我可能就是非常的不幸运，我的文章发表得非常的不顺畅。这个也是我整个博士期间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从2011年我开始做我的第一个项目，到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大概手上是有10个完成了的项目，但是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只有一篇文章。而且我博士第一年开始做的那个项目，其实是到2018年才发出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博士后了。这一篇文章收到的拒信差不多有10封了。

为那篇文章我真是哭了很多回，也因为这个质疑过自己的科研能力。我也去找导师聊过这件事情。他也觉得难以解释，为什么我就是运气不好，这篇文章就是发不出来，最后他建议我们去投一个影响因子0.0的一个杂志……就是已经到了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办公室，很难过，看着我那篇文章，我就觉得好像在看着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自己家的孩子。你就觉得这孩子到外面去，这个人也不喜欢它，那个人也不喜欢它，很多人都不喜欢它，但是它就是你的孩子。所以我即使是非常郁闷，在那个时候我还是第10次的坐下来去修改这篇文章，最终它在2018年终于被发表了出来。

这期间有很多的朋友鼓励我，我很感谢他们！从这件事我也相信了一句话：就是这个路途真的是很漫长，但是你要是坚持的话，好像它还是有一些曙光的。即使被拒了10次，这个文章它还是能最终出来。

当然在整个读博过程中，我是非常着急的。因为我觉得在找教职之前，如果没有文章的话，相当于我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虽然说文章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但是在美国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当时非常着急。另一方面我也总是担心我的写作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努力抓住能锻炼写作的机会。当我的导师有一些比如说要写评论或者综述的机会，他通常会在我们实验室问说，“我有这么一个机会，谁愿意来做这件事情。”我基本上每次都是会去主动要求写这个文章。即使我知道它不是一个实证论文，可能也不会给我的简历上增添多少分量,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和老师一起写作的一个机会，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关于怎么样去写文章的方式和方法。

【田雨晨】刚刚三位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都提到了和自己博士的导师一起合作的经历，其实有很多同学向我们提问说，不知道博士期间要怎么和自己的导师沟通。所以老师们能不能分享一下自己在博士期间和自己的导师合作的怎么样？是怎样沟通的模式？怎么样高效的和导师进行工作和沟通？我们这次先请徐老师。

【徐轶青】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碰到了几位好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本科还是硕士还是博士，我觉得老师是有不同的类型的。有些老师是放养型的，有些老师是事事过问型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一开始在学习写论文的阶段，其实导师和我们的关系有点像师傅和学徒的关系。是因为很多的知道和怎么没办法写下来，就需要在做一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去传递。

所以一开始如果你跟一个事事过问型的老师一起工作，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当年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姚洋他当年就已经是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了，所以他很忙。但他在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会说：图片的这个说明你应该这么改，会到非常细致的程度。

我现在跟学生有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说这个图很重要，传递的信息特别重要。所以如果有机会能跟这样的老师，不仅给你这个想法而且在细节上面能够帮助你，在发表的过程当中，即使没发出来，至少在走流程的过程当中，告诉你要这样回复审稿人是合理的，那样写是不礼貌的等等…

我觉得弄好有些小的细节，如果能够在博士阶段就有所积累的话，后面会容易很多。你后面一个人不是不可能，自己也可以在做中学，但会困难一些。而且一开始的时候你心理上并没有那么强大。

【田雨晨】徐老师刚才其实说的就是，我们在跟导师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可以从实际当中学习到很多身教胜于言传的知识。那边琳老师和钱岳老师，请问如果你们不太清楚导师对自己的期待，或者说你觉得导师对你的期待和你自己本身的规划有一些矛盾，你们觉得要怎么进行沟通？

【边琳】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挺经常发生的，尤其是我自己现在做了老师，也多多少少能够理解，就是作为教授和作为学生，确实之间是有一个gap。所谓的gap就是学生所期待的和导师所期待的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导师作为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他的角色相当于一个掌舵人。学生就更多的是在这艘船上的船员，我们要一起让这艘船漂浮起来，最好是能航行地非常的远。在这个过程中，导师很多时候在意的是航行的方向和路线，而学生在意的是能不能在航行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优秀的掌舵人，所以每个人的角色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也会导致想法或者是一些观念也不太一样。我觉得跟导师沟通还是很必要的。如果你只是闷头自己干，有一些想法也不去说，我感觉这个只会带来更深远的不好的一些影响。但至于怎么沟通，我的建议就是不卑不亢和保持开放性的态度吧。和导师沟通的时候，可以抱着一个解决问题，或者是让他了解你的这样一个态度。把你想要表达的问题有理有据地谈出来，也听一下他有什么想法。像我刚刚和大家讲的，你们两个确实可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持有不同的观点，那当你讲完了你的角度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下导师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最后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中间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备选方案。就是除了计划A之外，如果有一个计划B的话，你起码知道当你的最想要的这种方案没有办法实行的时候，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是你可以接受的。这个是我的建议，不知道钱岳学姐有什么想要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钱岳】我特别同意。其实回到刚才徐老师说的：导师有不同的种类。有的倾向圈养，有的倾向放养。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格或需求，找到不同的导师也挺重要的。比如,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主动、研究兴趣比较明确，所以我的导师就是放养型的。我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也基本上我都是一作。因为当时我读博士的系基本上没有老师做中国研究，所以我就只能跟做美国研究的老师。但我也学习了如何跟美国听众沟通中国研究，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技能。除了导师之外，我也有跟不同的老师合作，每个老师能够提供的帮助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老师对写作要求特别高，然后老师会给我改一页论文，我就回去之后把文章整个再重新改一遍。有的老师对理论的要求特别高，我又可以从那个地方学到一些东西。有的老师统计很好，我又学到一些东西。“社会网络”嘛，不能把自己只想成一个点，就只跟某类导师联系。当然了，跟导师事先沟通好，比较合适。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学可能跟边琳老师他们的心理学不一样，有一个实验室，如果你在几个实验室之间就可能不太好。要跟老师沟通好，自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也有朋友，他们比较被动，喜欢老师像妈妈爸爸一样一步一步地指导他们，那可能也有这样的老师存在。所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需求，找到一个指导方式跟自己比较匹配的导师，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田雨晨】好，谢谢老师们！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些比较感性的话题。有一个呼声很高的问题想问问各位老师们，读博期间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至暗时刻”？就比方说你当时情绪超级崩溃，非常怀疑自己，毫无动力，甚至想退学。能不能请各位老师聊一聊当时碰到什么问题，以及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徐轶青】对我来说第三、第四年开题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想法，然后后来放弃了，也重组了我的论文委员会。

重组倒也还好了，但是就是要从头来过，而且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有点晚了。在第三年的时候你大概已经有学术品位了，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东西，大概会有一个概念，但是你不能确定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好的东西，而你又非常急切的希望你能够做出一个好的东西，或者你自己能够认可的东西。

然后你就是要作出承诺，至少说后面的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你要集中精力在这一个题目上面，达到一定的质量，这个是挺难的，在心理上是非常焦灼的。这是我最难的一个时候。当然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能碰巧找到了一个题目，大家觉得不错，后来就顺着这个走下去了。

我其实想讲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我这两天在看Michael S. Weisbach教授写的The Economist’s Craft,他是一位金融学教授。我之前也推荐给其他朋友。Weisbach教授说得挺好，你要做你自己的人生的CEO。尤其是我们这些准备读博士或者在读博士的同学。

他提到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就是我们这些喜欢做研究的人，很多时候都是扎在自己的小问题或者小领域里面，讲的很深，但是通常没有机会退一步想想自己的可选项到底是什么。

你在每一步你其实都面临着一些选择，但只不过有时候我们有意的，因为压力大有意的忽略的其他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一开始你要选择领域（field）对吧？不管是社会学、心理学还是经济学、政治学，都有不同的领域,就是你一开始面临的选择。后面再过几年你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可能要考虑什么类型的雇主。

后面如果你要在学校找工作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就是我要找哪些学校？然后等你做了助理教授了，你又面临我要在未来几年聚焦在哪一个小的领域，会有很多选择，但是你在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一个选择当中去的时候，你要先退回来看一看你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这会让你心态更好一些。在第三年的时候，我觉得搞不下去了，我其实很认真的考虑过去做码农。就是去做数据科学家，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情，因为这让我觉得我还是有其他选项的，在心理上对我来说是一个缓冲吧。

他说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积累比较宽泛的人力资本。读博的这个时间段很好，你虽然有一些责任，但是责任并不是很多，你有很多时间，你要学的技术要比较宽，但你做论文要窄。等你决定这个题目之后，你有一个非常窄的焦点，这个我也许后面有机会说为什么要焦点？要能够帮助你建立你的学术身份（identity）。

但是你在积累，在学技术的阶段——博士阶段最好是学得宽一些。因为我们的技术，学界的技术变革也非常快。每过几年都要学新东西，你一开始有一个比较厚的基础，后面稍微转一转啊或者跟别人合作都有好处。

【田雨晨】接下来我们请钱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有没有什么所谓的“至暗时刻”？

【钱岳】我博士期间有一段时间觉得压力特别大，而且我自己属于很容易有很大压力的人。后来我就生了一场特别大的病，在美国住院了。而且当时病得特别严重，在医院里面不准吃东西，连水都不准喝，就只能注射生理盐水。那个时候，我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反思，觉得可能以前我对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当时在医院里面还真的是觉得挺苦的。后来可以下床走路了，我开始觉得在医院的走廊溜达一下，都是很幸运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能够保持身体健康，已经是很奢侈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可能需要想开一点。

所以我很同意徐轶青老师刚才说的，还有边琳老师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要有计划B。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你后面的计划是什么？我找工作时，压力很大。因为我导师已经跳槽了，他只能在本校再指导一年的学生，然后我当时就着急要毕业，我又没有拿到面试。后来我就问我导师说：“我该怎么办？我不要读博士后。我现在考虑回国工作…”后来我拿到面试，但没拿到签证时，我在车里大哭了一场。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样子？本来就找不到工作，现在好不容易有个面试，但我居然加拿大的签证拿不到！

每天都是起起伏伏的。所以对我来说，调整我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事。我并不是一个很淡定的人，我很容易就觉得：“完了完了，这个不行了。”所以调整心态是一生的功课吧。可能有朋友的支持、有比较信任的导师，这些都能够帮助。自己可能也要做好准备，有不同的准备，同时优先考虑健康。

【田雨晨】谢谢钱岳老师！边琳老师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边琳】我刚刚听两位老师讲，有太多共鸣了。我觉得你要是问在博士期间有没有想退学的时候，我感觉这种时刻可能得出现至少100次吧。

至于“至暗时刻”，对我来说可能是有两个。第一个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导师带我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是在我博士第一年。我去了之后，发现我完全听不懂大家在讲些什么，就跟听天书似的。开完那个会，我在宾馆就崩溃了。再想到自己手上的实验，效果非常不显著，我更感觉在会议上侃侃而谈自己的研究是我永远无法达到的一个状态。

开完会之后，我就去找了另外一个教授申请去她实验室当助研，最后博士几年下来，我和两位导师相处的时间也差不多。这个第二导师人非常好，刚好她那年也没有招新的博士生，所以我就很顺畅地去她的实验室开始进行一些科学研究。这一点也和刚刚徐老师提到的比较像，我这两个导师其实他们的关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研究婴儿的，另一个是研究3到10岁小朋友的。研究婴儿和幼儿的心理学方法完全不同，所以我当时也是为了想在我的技能箱里面加入一些更多的技能,而且我也想再去探索一下我最想做的是什么。所以和两个导师合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而且我的第二导师她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教授，她在我博士期间给了我非常多的关怀。

我后面又遇到的一个“至暗时刻”，我刚刚也大概提到，就是我发不出文章。不管怎么努力就是发不出来，文章不停地被拒。被拒到让我怀疑人生，怀疑自己，尤其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领域，也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坚持。我收集了那么多的实验数据，有什么用呢？就是真的会有很多这样人生的质疑。

所以等到我博士的第5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我应该会整个人崩溃掉。后来我就去找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会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我，然后去给我一些方法，一些角度。我记得当时心理咨询师说，我可以试一试其他的路径。比如说他觉得你学心理学，你以后也可以当一个咨询师，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圈。

后来我就觉得：对呀，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学术界呢，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转折点，我的导师从UIUC跳槽到了纽约大学。他当时问我们实验室有没有人想跟他一起去纽约大学，我当时觉得我想换一个环境，看一下人生还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跟他去了纽约大学。

在纽约之后，我才发现每个人真的是有很多除学术圈之外其他的选择，而且在读博士期间获得的很多的能力，其实是可以转换成工业界所需要的一些能力的。比如说分析数据的能力，演讲的能力，写作能力等，这些都是业界很多工种需要的。我当时在纽约大学我也确实去申请了工业界的工作，主要是申请数据分析师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最后是因为一切有一些峰回路转，我拿到斯坦福的博士后职位，我本身也是对研究儿童心理发展非常感兴趣，所以后来就还是选择留在了学术圈。但是我觉得在“至暗时刻”中，想到我还有别的选择，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心理压力。

【田雨晨】好，谢谢各位老师。刚刚各位老师其实提到的就是自己读博期间的压力，种种压力。但其实除了可能自身学术碰到的一些瓶颈，还有一个压力是来自外界的，就是所谓的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可能你跟你同年级的同学相比，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如他们，你无形当中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各位老师在读博期间有没有经历过同伴压力呢？

【徐轶青】我昨天还在跟我亲戚说，你想你到30岁的时候，你还在乎你那些同学怎么看吗？那时你周围平时有联系的也就四五个好朋友、两三个好朋友。其实，很多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烟消云散的。

但是同伴压力确实是到处都在。我在我们念本科的时候就有，硕士阶段有，博士阶段肯定也有。因为人都是喜欢跟自己处在相同环境里面的，就周边的人做比较的。

我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换赛道，比不过人家我就转行，我就去做其他的东西。玩笑归玩笑，它背后的意思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比较优势结合的点。比较优势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我简单解释一下。比如说数学和语文，我数学和语文都没有我的同桌强，但是相对于我的数学，我的语文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相对于我来说，我的同桌在数学上的优势比在语言上更大。那么，我就比较适合做语言，他就比较适合做数学。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理论里面的一个核心概念。

也许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绝对优势，但你肯定是有你的比较优势的。根据定义来说，你就有比较优势。你在选择赛道的时候，这个是专业也好，或者是子域（subfield）也好，你就要选择一个跟你的兴趣（你的研究是为你的兴趣驱动的）和比较优势相契合的东西。

我拿自己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在念硕士时候，我周围的同学也都经历过选拔，他们的理工科的背景也非常好，有好几位是数学非常好，我们也知道经济学对数学要求非常高。当时我就觉得那种类型的经济学好像不是我最喜欢的，而且我又比不过他们，这个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当你看到自己的短处，也看到别人比你厉害的长处，肯定会有焦虑感。

后来我就想开了，其实换个赛道换个专业，然后去找适合做，适合自己比较优势和兴趣的领域，也许你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其实即使你在一个专业里面，也是有很多细分的赛道，你可以去做选择的，这是我的处理方式。

【田雨晨】好，谢谢徐老师。然后我们接下来请钱岳老师。您经历过同伴压力吗？

【钱岳】我觉得是不是每个系、甚至每个专业的氛围不太一样？至少在我读博士的系里面，我们一进系里，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能把你的同学当成竞争对手，你们是朋友是战友。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非常融洽。包括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当时我俩在找工作时，她跟我说：“Yue,我很希望你能够找到工作，甚至比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找到工作还要更强烈。”当时就觉得很温暖，然后我们也一起合作，一起互相帮忙改论文。有时候我独作的文章需要另一个人来帮我看一眼时，我也会去找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没觉得是同伴压力。正是因为这些人跟我一起在往前走，我反而没那么孤单了。

【田雨晨】谢谢。那边琳老师呢？在心理系，你有没有碰到过同一个实验室的同学给你带来的压力？

【边琳】我觉得钱岳学姐说的很对。每个实验室的氛围不太一样，我在两个实验室工作过，我觉得这两个实验室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一个实验室里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互帮互助，在另外一个实验室就是竞争的心会比较强一些。我刚来美国时候同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甚至我都不觉得我们是同伴了，因为我和人家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面，或者说人家的量级比我已经高了太多了，所以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尤其是当我想到我是在和美国人竞争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个短板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就是我的母语不是英语。即使是我的英语再好，我也不会变成一个母语者（native speaker）。

我当时采取了一个办法，我倒是没有办法像徐老师一样去换赛道，我就只是换了一个参考系。我没有再进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他们确实非常厉害，所以我不能跟他们比，我要跟我自己比。我要知道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的我更好一些，然后一个月之后的我有没有比一个月之前的我好一些。其实有些时候你回过头看，你会觉得好像周围人都很厉害。但是你把自己当做参考系，博士第四年的你和博士第一年的你比起来，你真的能发现自己有非常大的不同，你已经不再是青涩的第一年的博士生了，你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记得刚刚钱岳学姐也在说，你会去大胆地发表你的一些想法，这些都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在这三四年的不断的积累中，才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果。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我的办公桌前写了两个词，一个是天道酬勤，一个是厚积薄发。这两个词在我的办公桌前陪伴了我的整个博士生涯。

我们实验室其实现在在做的一个课题也是关于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temporal comparison），我刚刚说的跟自己比就是时间比较。即使是四五岁的小朋友，如果你总是让他去做社会比较，对他的自我认知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是鼓励家长去鼓励你的孩子做时间比较：我这次做的不好，但我下次会更好。

【田雨晨】好，谢谢。我们刚聊了这么多有压力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聊一聊比较开心的事情。各位老师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自己在读博期间最开心或者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钱岳】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时点。可能我找到工作时，我挺开心的。但心理学有研究，住在加州的人，住在温暖的地方的人更高兴，但等你搬到加州了，可能过了几周你又回到你的基线幸福感（baseline happiness）。所以要提高你的基线幸福感，而不是不停的想我要换一个环境，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让我去更开心。所以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如何提高我的基线幸福感。

我个人觉得比较有用的，我好像真的还挺喜欢做科研这个事情。我在读论文写论文的时候，我可以忘记吃饭、忘记时间，可以很投入地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有研究说，多重任务处理（multi-tasking）是压力的一个来源，人如果总是多重任务处理的话，会觉得压力特别大，对心理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自己很少一心多用，我每次就专注做一件事。比如说改论文的时候，我改改改，可能等我发现时，已经改了5个小时了，但是那之后，我是觉得特别高兴的。因为我在改论文时，我没有想别的事情，我不去想这个论文到底会不会被接收，我只是想当我花了5个小时改论文，我的论文是不是更好了一点。这个过程本身，一个crafting（匠心创造）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田雨晨】谢谢钱岳老师。徐老师，您简单跟我们说两句吧，您读博期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徐轶青】我觉得我100%同意钱老师的说法。真的是非常的感同身受。我做一个小的注解就是有一本书叫《心流》，在微信读书上也有，在英文版也有，在audible上也有。我觉得完全能够描述钱老师刚刚讲的这种状态，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到。心理学家发现，你要长期的沉浸在一个任务里，这个任务有比较有挑战，然后你又能够把自己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到一个状态里面去然后战胜挑战，这个是最快乐的。对，这是一点补充吧，其他没有了。

【田雨晨】边琳老师。

【边琳】最快乐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毕业的时候或者是找到工作，这个确实是挺快乐，但是它就是比较短暂的一种快乐。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每次去测小朋友，和他们一起做实验，我也挺快乐的。我很多时候觉得，最好有一份工作就是它没有发表文章的压力，然后我们可以想做什么研究做什么研究。我想和小朋友做什么实验就做什么实验，这应该就是我觉得比较快乐的一种状态了，但是这确实比较难，因为外界还有这些不同的压力嘛。

【徐轶青】 我再补充一句。其实你也不要期待会有这种特别高光的时刻。偶尔会有，可能在这一年里面会有一次，你突然想通了一个问题，或者突然你的数据呈现出一个趋势，你之前没有预期到但是又能够解释，有这种灵光乍现的时刻，但很少。它确实很让人高兴但很少，大部分的是细水长流的。大部分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把一个项目从正在进行的文件夹，把它移到已发表的文件夹，这是比较有成就感——终于可以不用再看它了，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田雨晨】好的。从刚刚各位老师的分享当中，我也学到了要专注于当下，提高让自己快乐满足的能力，投身于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就请各位老师简单回答，如果现在时间倒回到10年前，有没有一件什么事情是你希望自己在读博之前能明白的，但是可能你当时不是很清楚？我们先请边琳老师。

【边琳】我觉得如果再回到10年前，我可能会慎重地做出读博的决定。我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读博士进学术圈是一场马拉松，回报的过程会比较长。不是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我第二天就能看到一个回报，甚至可能一年几年之内也看不到回报，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叫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在读博之前，我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延迟满足能力比较强的人，就是我可以为了拿到两个棉花糖等待更长的时间，而不会急于当下就拿到那一个棉花糖。但是自从读了博士，我发现我的延迟满足能力还是需要提高，因为读博士的回报实在是来的太慢了。但是我觉得另一点就是只要你坚持在那，最终你在做的事情它是会有回报的。这个也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也是我在读博过程中学到的。像我那篇文章拒了10次，它最终还是被接收了。我当时跟一个教授聊，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最后发的非常好，但他之前被拒过15次，也是这种情况。最终只要是你不放弃这个文章，它就是总有一天会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也算是在同一个维度上，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平衡吧。我觉得从本科直接到博士的这么一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本科的时候有点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天天上自习，你成绩肯定会好。博士期间投入和产出没有这么一个非常强的正相关，但是也不是说相关特别的小，只不过相关系数会比较小，但是我感觉这个系数还是显著的吧。

【田雨晨】好的。钱岳老师呢？

【钱岳】我好像没有什么就是退回10年前我想要自己知道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每一个犯过的错误、走的弯路，都有它的意义。但是我同意边琳老师说的，就是读博是一个“长线投资”的过程，不能每天都盯着KPI（比如，我今天工作了10小时，我明天就能看到10小时的产出）。有的论文我写了5年，被拒了好多好多次，每一次都从头再来。所以我太同意了：不能盯着每天的KPI，眼光要放长远。

【田雨晨】最后请徐老师。您如果现在有机会对10年前自己说，你会希望那个时候自己明白什么道理？给我们今天在场的同学们提一些建议吧。

【徐轶青】这问题很难。我觉得首先我们三位都是挺幸运的。让我们重复一次，不一定能够有像现在这样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研究环境，不一定有。因为在每一个关键点，都有一些我们不可控的因素，其实帮助了我们。

如果说回过头来，我可以对我更年轻的自己说什么的话，就是：一个是更加重视与我的家人和生命中其他重要人的关系，放更加大一点的权重。在细水长流的生活当中，关系的变化比较小，而学术界的波动很大在我看来，就心情上的波动很大。我们会低估这些关系的价值。

回过头来看我们都三十几了，因为现在我是困在美国，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其实很少。我知道这也很难，因为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直接想到的事情不是说我要多给我母亲或者父亲多打几个电话。

另外，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我们也许不知道另外一个路径我们会做的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在在路径上面我们每天在做什么，这是我们知道的。我可以跟你描述，这个工作的优点是什么？我们喜欢它什么？其实刚刚两位老师都说到了，一个是它很自由对吧？你很少有一个职业是不用看你老板的脸色，而且很多时候你不教课的话，你什么时候起床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想做什么小的题目。

然后第二个优点就是你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在通常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之外，话语权是由其它的渠道来获得的。比如说政治权力或者财富，但是我们专业，我们工作本身就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个也不用否认。而且在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受尊重的一个行业，这也是一个优势。

但它的缺点，一个是它的货币回报这个线比较平，它不会让你大福大贵。我相信很多人是有预期的，因为整天都在说。但是这是件很现实的事情，你要考虑进去。

另外我就想讲，我们这个工作的实质我自己是这样体会的，可能每个人权重不太一样。一个是20%时间你是花在教学上面，20%时间花在指导研究生，然后也许60%的时间花在研究。

但是，研究里面可能有1/3的时间是在做行政或沟通的工作，想要去申请经费，去写那些我们不太愿意写的文书。1/3的时间，在写文章，包括不断地在修改过去的稿件。其实你写完第一稿，也许你酣畅淋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再喜欢那个研究，写到第10稿，你都不想再看它了。剩下1/3的时间，你是真的在做你自己喜欢的那部分发现，我们真的是在“做研究”，打代码也好，分析数据也好，做访谈也好，就整个你的所有时间当中的1/5，甚至更少。

你要理解，我们这行就是这么干的。当然不同的专业可能差别大一些，因为像理工科它写研究计划（proposal）的时间可以占到更高，30%时间在写研究计划，因为它需要的资源更多。但是你要充分了解，不要之后才觉得自己上当了。

要知道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和它的潜在回报，你再去想这个是不是适合你的职业。

【田雨晨】好的，谢谢徐老师。我们第一部分的提问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