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何占豪谈梁祝

//虽说《音乐爱好者》越办越薄了，偶尔还有有价值的文章。“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本是中国传统音乐（越剧、古筝等）乃至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洋古典音乐形式的完美结合，本是在西洋作曲传统非常薄弱时通过协作拼搏诞生的一部经典——还成就了指挥家曹鹏留苏时有史以来海外第一场中国作品音乐会——但不仅50年来除了“梁祝”、“黄河”两部合作、改编作品外，市场中一直容不下更多的大作成为经典——是市场容不下而不是没有——现在何占豪回忆的最后几段更令人叹息不已，比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有过之无不及，不过一直没有自由开放的市场也没有审美独立的听众和媒体，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名位争夺既不罕见没有尽头，“羹”和“粥”也无法增长…… 只希望能有机会听到何占豪的弦乐四重奏《梁祝》、《烈士日记》等其它早期作品…… 集体智慧的结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http://www.shwenyi.com 选自《音乐爱好者》2007年第11期 　　　　　　　　　　　　　　　　　　　　　　　　　　　　　　 何占豪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问世已近半个世纪，当年参与创作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首乐曲竟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现在几乎成为国际乐坛上中国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了。随着乐曲知名度的提高，何占豪、陈钢、俞丽拿三位当年凭着参与《梁祝》创作和演奏而一举成名的小青年，也越来越被人们看作是对国家做出贡献的“名人”了。几十年来，记者频繁采访，媒体年年曝光，把三个人因为《梁祝》的成功而越抬越高。可是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一是因为我们三人仅仅是当年《梁祝》创作过程中部分工作的参与者，而为《梁祝》付出精力的师生很多很多，有的还是《梁祝》成功的决定性人物。二是因为有的文章和言论太离谱，甚至为了炒作而歪曲事实，很不应该。我多次讲过，不要“神化”《梁祝》；如果能实事求是的从它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吸取某些经验或教训，也许对年轻一辈音乐家们有所启发，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民族音乐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应该留下一部真实的《梁祝》诞生的历史，供理论家们去总结研究。否则，多少年后，人们就很难辨别真伪了。因为我是这首乐曲从开始创意到完成全曲整个过程的参与者和知情者，我有责任提供给大家。这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梁祝》协奏曲的创意从何而来？ 　　梁祝的故事原是民间传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上海越剧院创编的越剧舞台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于编剧、表演出色，音乐优美，纷纷被全国越剧团效仿演出。我当时是浙江越剧团一名小提琴兼扬琴的乐队演奏员，参加“梁祝”的演出大概不会少于几百场，所以对越剧《梁祝》的音乐当然是比较娴熟的了。1957年，我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进修班，与本科学生丁芷诺、俞丽拿等成了同班同学。那个年代的教学制度规定，每学期必须抽出一定时间下厂下乡，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艺术院校的学生还要就地为工农大众演出，由于我们在校学的教材几乎都是外国乐曲，工农大众听不懂；农民要求我们演奏沪剧、越剧的音乐，可是小提琴的中国乐曲很少，更没有一首是越剧、沪剧音调的。同学们深深感到自己在农村几乎没有立足的余地。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自编自演说“相声”，想不到业余说相声比专业拉提琴还受欢迎；我们这些学小提琴的怎么不“伤心”。 　　回到学校我们一直议论一个问题：西洋乐器小提琴怎样才能被中国民众接受和喜欢呢？身为系领导的刘品同志首先提出了一条探讨性的意见，他认为“小提琴要使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必须解决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而小提琴民族化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作品问题。”包括我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同学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我们很仰慕俄罗斯民族学派的作曲家们，因为他们写出了不少具有俄罗斯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可惜我们没有学过作曲，觉得有力也使不上；但刘品先生一方面号召大家“打破迷信，解放思想”，开展群众性的创作活动；另一方面，他向我建议组织部分同学成立一个“研究小提琴如何民族化” 的学术性组织。当我把这个消息转告其他同学时，大家非常激动。1958年8月9日，在刘品先生的倡议下，小提琴专业的六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他们是：何占豪、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张欣、朱英。除我之外，他们大多都是新中国第一批国内培养出来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演奏人才，是一群立志于创造中国小提琴学派的年轻人。短短的几个月，就创作改编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弦乐作品。其中两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首是由丁芷诺编曲由我担任独奏的小提琴曲《二泉映月》，另一首是我写的弦乐四重奏《梁祝》，这首小小的《梁祝》可以说是后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源头。说它是源头是因为我当时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根本没有想过以后要写什么大曲子，只是因为在农村艺术实践时，农民要求我们用小提琴演奏越剧、沪剧，我才编了这首乐曲。 想不到前来上音视察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同志，听了弦乐四重奏《梁祝》后，认为“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调，是一条新路子”， 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探索下去。时任上音党委书记的孟波同志向我传达了他的意见。说实在的，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子”，也不知道这条路子该怎么走下去。 　　时逢上海音乐学院筹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曲目。有一天，全院有关领导和专家开会商讨献礼曲目的题材，我作为唯一的学生列席了这次会议，就在这个会上，领导问我实验小组有什么打算，是否可以写一首较大型的小提琴曲作为献礼曲目，我口头答应了，但心里是虚的，因为我们都是业余作曲，从来没有写过大型乐曲。但实验小组同学听了我的传达后却十分兴奋，提出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等现代题材。当我提到是否应该考虑文化部领导“新路子”的意见时，同学们一致同意可以考虑用越剧音乐作素材写一首大型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三个题材让领导选择。孟波副院长冒着风险决定要我们写《梁祝》。所谓“冒着风险”是因为在当时“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中，文艺界盛行“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口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示了他的魄力和领导水准。这就是《梁祝》协奏曲创意由来的漫长过程，它的创意是“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领导的启示下做出的一项集体决定。 　　实验小组对《梁祝》协奏曲的贡献 　　大众喜欢《梁祝》，听懂《梁祝》，这与《梁祝》旋律的亲切感和独特的作品构思有关。而这二点恰恰是《梁祝》的作者们贯彻了实验小组关于小提琴如何民族化的思想的结果。 　　当年“小提琴必须民族化”的提法一出来，师生中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提法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前辈马思聪先生早已用民族音调作素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小提琴作品，如《思乡曲》《西藏音诗》《回旋曲》《跳龙灯》等曲，既是民族的，又较充分的发挥了小提琴的技巧。但另一种意见也就是实验小组的意见认为：马先生虽是小提琴民族化的先驱，但必须看到一个现实，他的多数作品普通老百姓较难接受，因为他的创作手法基本上是西方的（也许这一说法不够确切），一般听众听起来不够亲切。同学们提出音乐不但要“民族化”而且要“群众化”，要让老百姓听懂。为了达到“群众化”的目的，管弦系师生创作改编了一批尽可能让老百姓感到亲切的小型作品，如：《二泉映月》（丁芷诺编曲）、《四季调》（王家阳编曲）、《步步高》（广东音乐）、《梆子风》（王伟一曲）、《江南好》（谭密子曲）等。他们认为在旋律发展上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老百姓才会有亲切感，在演奏上必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使旋律保持更浓厚的民族风格。实验小组不但和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创作，同时也化了不少精力研究总结提琴上的民族风格演奏手法。 　　《梁祝》协奏曲演奏上民族风格的来龙去脉 　　《梁祝》协奏曲获得广大听众的喜爱，除了作品本身外，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是重要的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浙江越剧团是戏曲团体中最早使用部分西洋乐器伴奏的戏曲团体之一，我在乐队中演奏小提琴，由于小提琴音色优美，这种尝试得到部分演员和乐队的支持，但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原因是小提琴演奏不出戏曲风格，在戏曲乐队中相当格格不入。两派意见闹得很凶，有时甚至给对方扣上“保守”和“冒进”的帽子。越剧界著名琴师贺仁忠先生认为小提琴是西洋先进乐器，戏曲中用它可以增加表现力，但必须解决演奏风格问题。他一方面用胡琴作示范，教我如何从给演员的“托腔”中学习越剧风格，另方面用《二泉映月》作教材，教我各种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我在实验小组中演奏《二泉映月》和弦乐四重奏《梁祝》时，就是用贺仁忠先生教我的那种风格性的演奏手法。而实验小组对这些手法进行了归纳、提炼和规范化，就如赵志华所说的：“使小提琴的特殊性能与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结合起来，把小提琴的传统技巧与中国民族风格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并且我们用一些特定的记号示意提琴上特殊的演奏手法。《梁祝》总谱出版时，总谱上的“演奏说明”就是实验小组的探讨成果。 　　对提琴上风格性的演奏手法，有时我们自己也持怀疑态度，主要是顾虑是否会影响提琴上的“把位”概念，从而影响系统的正规学习进程。倒是一次外国艺术大师们的鼓励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当时有个国际上颇有名气的捷克斯洛伐克四重奏团到上音来访问，他们明知我国那时还没有像样的弦乐四重奏乐曲，还是友好地表示愿意演奏中国的四重奏作品；幽默的丁芷诺居然在大师们面前半开玩笑地把我自认为不上大雅之堂的四重奏《梁祝》推荐给他们，而这些大师们不但在他们的驻地锦江饭店试奏起我这个业余作者的作品，而且要求我们告知他们如何掌握这些风格性的演奏手法。国际大师对民族风格演奏的认真态度，更坚定了我们走提琴民族化道路的信念。 　　实验小组对《梁祝》协奏曲另一个贡献就是作品的构思。同学们随着音乐“民族化”、“群众化”口号的讨论，又引伸出了“群众的音乐思维习惯”这样一个理论性的问题，甚至提高到“民族的音乐思维习惯”的高度。这一论点认为西方无标题音乐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听众难以理解“奏鸣曲”、“狂想曲”、“序曲”一类乐曲的内容；而《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这样标题鲜明、内容真切的中国传统乐曲才符合中国听众的音乐思维习惯。实验小组也持这一观点，并以此为指导去进行《梁祝》协奏曲的构思。 　　实验小组内部是有较明确的分工的，我和丁芷诺负责创作，俞丽拿、沈西蒂负责演奏，张欣、朱英负责理论。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边理论探讨一边实践，这种为民族音乐奋发图强的精神，得到了当时前辈音乐家的鼓励和关注。虽然我们是业余创作，但出来的作品影响却不小；就拿丁芷诺编写的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来说吧，由于演奏上的民族风格和弦乐队的丰富伴奏，颇有新意，不但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引起了前辈音乐家的创作欲望。丁善德教授编写了弦乐四重奏《二泉映月》（1960年）；吴祖强教授编写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1970年前后），两位教授还借阅了这位年轻女学生的总谱作参考。丁芷诺可算得上是我们实验小组里的创作女才子。而后《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任务很自然地落到我们两人的肩上。 　　刘品——《梁祝》协奏曲的总策划 　　这里我要特别记述刘品同志对《梁祝》协奏曲诞生所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刘先生当时任上音管弦系长笛教师并兼任系党支部书记。当我们这些年轻同学在农村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深感学非所用而苦恼时，是刘品先生首先提出“小提琴必须民族化”的设想。顿时使我们这些拉琴的年轻人感觉有了方向。当他发现我在小提琴上演奏《二泉映月》很有民族风格，而又用越剧音调写弦乐四重奏《梁祝》，觉得我可以作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骨干力量，建议我把有志于“小提琴民族化”事业的同学团结在一起，成立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虽然我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实际上，小组的工作计划、理论探讨等活动，都是在刘品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当《梁祝》协奏曲的题材确定后，我产生了严重的畏难情绪，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不敢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时，是他对症下药的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他认为我有条件为小提琴民族化作出更多的贡献，但也指出我过分迷信作曲大师们的天才，没有看到自己“满肚子民间音乐”的优势。他说：“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正是这句话，解开了我思想中的疙瘩，才使我有勇气投入到《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中去。我可以说，没有刘品先生当时对我的开导和鼓励，我是不会去写《梁祝》的，也许今天就不会有《梁祝》这首协奏曲了。但刘先生又清醒的意识到：虽然我们实验小组这些青年学生有志气有抱负，也写出了一些群众喜爱的作品，但终究是业余写作。要创作如此大型的协奏曲，如果没有作曲专业老师作指导，较难有成功的希望。按他当时的说法是：“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头脑。”在当时所谓的“大跃进”的政治背景中，社会上盛行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的情况下，刘品先生能用冷静的头脑领导实验小组的创作，确实不容易。为了争取上音副院长，也是上音最权威的作曲家丁善德先生的支持与指导，刘先生建议我代表实验小组去邀请丁善德先生的学生陈钢来参与《梁祝》的写作，一方面可以解决大乐队的配器问题，因为演奏专业学生没有系统地学过配器课，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和陈钢一起到丁院长那里去亲自听取他对《梁祝》创作的指导。虽然陈钢当初没有答应和我们合作，但刘先生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丁善德副院长的支持，这一设想的实现是后来《梁祝》协奏曲得以较高质量问世的重要保证。 　　创作《梁祝》协奏曲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和丁芷诺合作：时间是1958年秋天，当时我们实验小组同学正和大家一起在浙江温州一带慰问人民解放军。当刘品同志代表上级领导向我们两人交代创作任务后，虽然没有作曲老师给我们作具体的指导，但由于前一阶段实验小组在音乐“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进行过多次理论上的探讨，在作品构思方面，我们二人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即在尊重“群众思维习惯”的前提下，采用有鲜明标题的多段体结构；把协奏曲按“梁祝”故事情节分成：草桥结拜、三载同窗、长亭惜别、楼台会、哭灵投坟等多个段落来写。构思确定后，就由我执笔先写“草桥结拜”中的爱情主题，也就是要写贯穿全曲的第一主题。在写主题之前，刘品先生曾很慎重地向我指出：《梁祝》四重奏中的爱情主题虽然比较优美，但缺点是不够深刻，协奏曲的爱情主题一定要在“深刻”上下功夫。正因为有他的提醒，才促使我重新在越剧中找深情的素材，写成了现在这样不仅优美而且深情的爱情主题。接着又写了“三载同窗”中活泼的小快板主题。两个主题都得到了合作者丁芷诺同学的认可。尤其使我高兴的是，爱情主题受到我的提琴专业老师赵志华教授的赞扬，他是第一个给主题画上了弓法、指法，并作示范演奏的老师。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乐曲有了构思的雏型，创作了全曲最主要的爱情主题。 　　第二阶段是我和陈钢合作，时间是1959年2月到5月。由于陈钢不了解实验小组对提琴民族化的迫切心情，同时他自己也将忙于写毕业作品，所以当初没有答应和我们合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他的专业老师丁善德副院长决定要他参加实验小组的创作，不再另写毕业作品时，他就服从领导的决定同意和我们合作了。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学时，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大家觉得实验小组第一首大型乐曲有成功的希望了。有丁院长的亲自指导和有作曲专业同学的参加，起码大乐队的配器不用发愁了。就在这个时候，丁芷诺同学主动提出自己退出《梁祝》协奏曲的创作。记得是在一次实验小组会上，当刘品先生正式告知大家领导关于陈钢参加协奏曲创作的决定时，丁芷诺表示下一阶段的创作“自己不必要再参加了”，她认为乐曲已有初步的构思，越剧风格的旋律自己也帮不上忙，配器有陈钢已足够了。刘品先生听了她的表态后，用“那也好”三个字表示了同意，然后表扬了小丁“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从工作出发”的高尚风格。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当初我为什么不提出留住丁芷诺；如果是三个人继续合作，就更能体现出这个作品是实验小组的集体劳动成果了，也许以后可以少许多是是非非。 　　虽然我和陈钢以前不认识，但当我知道他爸爸就是作曲家陈歌辛先生时，一下就感到比较亲近，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爸爸到杭州浙江越剧团来体验生活时，曾热情地辅导过我，我还用小提琴试奏过一段他写的旋律。所以每次到他家去合作《梁祝》，见到陈钢的妈妈和妹妹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我们两人的合作也出乎寻常的融洽，因为我们两人在专业上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的民间音乐底子较厚，擅长写旋律，对小提琴的性能比较熟悉。他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作曲专业知识的掌握较全面，有相当的钢琴基础。他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说得确切一些，当时我们两个是尚未全面掌握作曲知识的青年学生，根本谈不上是作曲家。根据我们当时各自的特长，很自然的形成了二人合作的“流水作业线”：在统一构思下，以小提琴为主的段落，由我先写旋律，用提琴演奏给陈钢听，他提出意见或建议，我当场修改或回去考虑，直到二人都满意；接着由他配上钢琴伴奏，再到丁院长那里去上课。以乐队为主的段落如果需要鲜明的民族风格或戏曲风格的旋律，我会建议他怎么写，其他的则由他先写，在钢琴上弹给我听，我也提出我的感觉供他参考。全曲（缩谱）完成，由他配器。 　　陈钢在曲式结构上对《梁祝》有较大的贡献：用单乐章奏鸣曲式的结构来写《梁祝》是陈钢首先提出来的。虽然和原先情节性的多段体构思有矛盾，也是两种思维方式；但经过二人思索和商讨之后，终于使二者统一起来了；在原有情节性构思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奏鸣曲式中对比、展开、再现等原则，使乐曲的创作既符合音乐陈述、发展的规律，又尽可能适应老百姓的思维习惯。所以《梁祝》在结构布局上形成两种叫法：以奏鸣曲式来称谓，叫它主部、副部、结束部、展开部、再现部等；以乐曲内容来称呼，还是叫它“草桥结拜”、“三载同窗”、“长亭惜别”、“英台抗婚”等。对西方的曲式，我们吸收了它规律性的合理部分，没有把它当作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如“长亭惜别”的内容，按奏鸣曲式结构的位置，刚好在呈示部中的结束部，也许有史以来的奏鸣曲，没有这么长大的结束部。所以，我们的老前辈、曲式学权威钱仁康教授在课堂上分析《梁祝》时说：“《梁祝》的曲式，作者自己称它是奏鸣曲式，我看不太像，更像回旋奏鸣曲”。钱先生的“不太像”三个字，击中了要害，它确实已经不是典型的西方奏鸣曲式了，已经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整首乐曲还是贯彻了实验小组所主张的“标题鲜明”、“内容真切”这一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陈钢在乐曲的每个组成部分中的曲式结构，也是考虑得比较仔细的。如“草桥结拜”（主部）他希望在爱情主题之间有个中段，象征二人相遇，形成三部曲式的结构，我就用越剧中“弦下调”的音调和他共同写成对位的段落。“三载同窗”（副部）他提出可用回旋曲式的结构，我就补充写了小快板的模仿古筝的第二个主题，两个小快板主题，经过共同商量安排，就很快地按照较为典型的回旋曲结构，由小提琴和乐队交替出现，塑造了“梁祝”同窗三载共读同玩的形象。 　　在和陈钢的合作中，我发现他对主题的变化与发展，有较为丰富的想象，从引子的材料中来塑造封建主题，用第二小快板主题改变节奏重音的办法，发展成抗婚的音调，这些好主意都是他出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我把“楼台会”的一段旋律拉给他听时，他立刻建议第二段写成复调，用小提琴和大提琴对答，塑造“梁祝”共同倾诉的形象。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和他的合作中，我也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由于这种各自擅长的互补，写作进程也很快。但使我疑惑不解的是，他有变化发展主题的想象，却很少自己动手写主题，几乎全曲主要主题的旋律都等待我写。与他合作之前，我写好的爱情主题和小快板主题，他都表示满意，只对爱情主题提了个小意见，建议第四乐句结尾去掉二拍，理由是主题简洁一些为好。虽然我有“简洁而不够深情”之感，由于这是合作者的第一个意见，且无碍主体，我也就同意了。以后根据新的构思，凡是需要新的主题和旋律，他都叫我先写，而只把自己处于对新主题鉴赏和建议的位置。当时我想，作曲系同学为什么这样怕写旋律？是不是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作曲技法而没有曲调？可能他们认为旋律不是学问，所以陈钢从来不问我《梁祝》中这些动人的旋律出自何处。也许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他也不知道这些旋律是如何创作的，有时免不了对媒体胡说几句而误导了听众。 　　《梁祝》中较为动人的主题和旋律的来龙去脉 　　（一）《梁祝》爱情主题创作的灵感来自于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唱腔中的一句表达爱情的吟腔。越剧《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声“妹妹呀”和《盘夫索夫》中王玉林深情的呼唤“娘子呀”，是最典型的表达人物感情、也是越剧观众最痴迷的有代表性的尹派吟腔。《梁祝》爱情主题第一句开始，就是用了这句吟腔的音调。虽然整个乐段采用了江南小调典型的“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但在每个乐句中仍然用了越剧“尺调”唱腔中的一些深情的曲调。使整个主题既有江南风格又有越剧味。 　　（二）“三载同窗”（副部）中小快板第一主题的创作素材，来自越剧的动作小过门，我们年轻时称它为“百听不厌的百搭小过门”。所谓“百搭”的意思，就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用。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多功能的意思。我听越剧前辈说，这是从京剧中移植过来的，众多戏曲都在用。1956年前后，浙江越剧团排一个小戏叫《跑驴》，我为该戏作曲时，曾用这个小过门改编成一首跳跃的乐队小曲，“三载同窗”中小快板主题就是在这首小曲的基础上改编过来的。正因为这个戏曲小过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小快板主题很快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三）小快板的第二主题取材于民间古筝乐曲《渔舟唱晚》中一个很有特色的节奏型。实际上这个节奏型只适合古筝演奏，并不适合其他乐器，当时为了民族化，想尝试一下用外国乐器演奏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调，目的就是为了让听众有亲切感，结果在小提琴上演奏起来有相当的难度，由于当时我的民族音乐知识有限，再没有找别的素材，总的音乐形象还可以也就定稿了。有意思的是，1990年我将《梁祝》改编成古筝协奏曲，这一段的效果比小提琴好多了，可见外国乐器演奏有民族特色的音调，还需更多考虑乐器的性能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四）感人的“楼台会”旋律，是参考越剧《白蛇传》中白娘娘“断桥回忆”的一段悲切的唱腔，和越剧《梁祝》中祝英台的哭腔融合改编而成。“断桥回忆”原曲是浙江已故著名琴师贺仁忠编写的，采用的祝英台哭腔是浙江已故前辈演员张茵的特色唱腔。整段音乐是为塑造梁祝互诉衷情的形象而重新编曲的。 　　（五）“哭灵投坟”这段悲天动地的音乐，过去一直讲曾用了京剧的导板，其实并没有京剧的音调,只是第一句用了京剧导板的格式。整段音乐主要采用了越剧紧拉慢唱的嚣板和绍剧中富有特色的“二凡”腔。原汁原味的越剧“尺调”哭腔，抒发祝英台痛不欲生的悲痛情感,乐队铜管演奏的是稍加变化的激昂的绍兴大班(即绍剧)“二凡”高腔。这种富有浓浓的民族民间味的展开部写法，在外国交响音乐中较难找到，而中国听众能很快地起共鸣，因为这些音乐语言都是他们自己的。 　　（六）再现部中表现蝴蝶翩翩起舞那段优美的音乐，是从当年苏昆剧团演《游园惊梦》的昆曲曲牌中提练出来的。把商调式的昆曲音调和徵调式的越剧音乐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连接起来，使二者的风格得到了新的统一。 　　一般来说，音乐是不适合二个人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表达内心感情的旋律是不可能你一句我一句来拼凑的，这是音乐界的常识。但是在那个年代，由于建国不久，文化界、科技界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一时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就采用一种叫“蚂蚁啃骨头”的 形式；众多小蚂蚁由于同心合力，居然能抬起一块大骨头。依我看《梁祝》的成功，一方面是这种蚂蚁式的团队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它也采用了符合创作规律的合作方法。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合理解释和总结《梁祝》成功的各种因素，才有利于对后辈的启示。 　　两位专家领导在具体创作中的重要指导 　　一位是我们的课堂老师丁善德副院长，他对我们的乐曲构思和旋律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在音乐创作上民族与国际、中与洋之间的关系，他的态度非常鲜明。第一堂课他就问我：“你们的协奏曲准备取什么名字？”我一时答不上来；因为外国交响音乐作品中，除了交响诗、交响曲等体裁有些标题音乐，凡是协奏曲类几乎没有作曲家按上标题。我把犹豫的理由告诉老师后，老师马上说：“为什么一定要跟外国人一样？既然内容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取这个名字。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很好吗？”短短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向外国人学习不要盲目崇洋。为了协奏曲更有民族风格，陈钢和我商量在配器中加了一组琵琶；丁先生听了后立刻指出“如果外国人想演《梁祝》，他们不会弹琵琶怎么办？”接着又说，“音乐民族化不是简单化”，“不是加些民族乐器就算民族化了；要在音乐上下功夫。”即使在那个年代，丁先生就想到，创造民族的音乐不仅要使中国人喜欢，还要面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演奏中国的交响音乐作品。 　　另一位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作曲家孟波，不仅有远见地为实验小组选择了《梁祝》这个小提琴民族化的题材，而且在审听初稿时，对二位“无知”的年轻作者，提出了一条关系作品成败的意见。初稿中，《梁祝》没有“化蝶”。当他发问“为什么省去化蝶？”时，我竟然回答说：“新中国青年不应该相信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这种傻话足以证明我们当时幼稚到何种程度。孟波副院长笑嘻嘻地向我们解释说：“恐怕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不但要把‘化蝶’写好，而且要写得更美。”如果没有他这番谆谆指导，也许今天的《梁祝》就没有那么美了。 　　《梁祝》的演出 　　《梁祝》的真正首演者是我和陈钢，我小提琴独奏，陈钢伴奏；时间是1959年5月4号,地点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这是一次五四青年节的纪念活动，也是我们二人献给自己节日的一份礼物。算是学院内部首演吧。管弦乐版对外首演我就没有资格了，因为我的提琴技巧太差，如果排名次的话，大概是全院倒数第三位。我从农村出来，十六岁才看到小提琴，十七岁才开始学琴，再苦练也难以克服高难度的技巧。虽然快速技巧比不上别人，但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抒情乐曲，我的演奏就“特有一功”了，因为我对民间音乐的感觉特好，当年实验小组演出《二泉映月》，独奏演员就非我莫属了。但话又得说回来，风格性的演奏手法，短期内是可以学会的，高难度的提琴技巧，没有“童子功”是不行的。何况《梁祝》中的独奏部分我还写得挺难的。实验小组同学差不多都有“童子功”，于是，我把乐曲中具有浓厚民族风格和戏曲风格的音乐要求和某些演奏方法告知实验小组同学，使她们尽快掌握，几位同学同时准备独奏。最后经老师们讨论，认为俞丽拿、沈榕两位同学在技巧和风格上掌握得比较全面，决定对外首演由俞丽拿同学担任。沈榕同学随后也录制了唱片。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确实相当纯朴，怎样对国家有利，对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做。记得刘品先生曾对我说，俞丽拿在演奏上比较有发展前途，暂时不要让她参加实验小组，使她有更多的时间练琴，将来在国际比赛方面，就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理解刘先生的意思，因为实验小组同学除了完成自己的功课作业，还要花很多精力去搞业余创作，同时，在民间音乐的学习方面也要花不少时间。白天时间不够用，有时就利用晚上睡眠时间“挑灯夜战”；瞌睡了，用自来水冲一下脑袋。同学们为提琴民族化而奋斗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但刘先生作为领导，还需要从爱惜人才和合理培养人才的角度考虑问题。当俞丽拿知道不让她参加实验小组的消息时，好像受了满肚子委屈。在实验小组成立那天会上，她流着眼泪对同学们表示自己的决心：“我不愿意领导对我特殊照顾，我宁愿在小提琴民族化的道路上作为一颗铺路石，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便将来不能成名成家，也决不后悔。我希望大家同意我参加实验小组。”同学们很受感动，都希望刘先生改变主意，让俞丽拿同学也参加实验小组。 　　实验小组同学认为俞丽拿参加小组对开展工作有利，都欢迎她参加，而且把小组集体研究的成果－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提供给她，与她共同探讨，希望她首演获得成功。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是每个实验小组成员引以为自豪的。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距离《梁祝》试奏愈来愈近的日子里，有一天，陈钢突然告诉我说，他写的《梁祝》总谱全丢了，说是放在自行车后座，可能丢在马路上，肯定找不到了。这一意外事件让大家很着急，而陈钢说他可以重新写，但时间可能来不及，已经退出《梁祝》创作的丁芷诺，就主动提出帮陈钢配器，现在总谱上“草桥结拜”那段小快板，基本上是她配器的。她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创意和共同构思，又参加了第二阶段的配器，可是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她参与过《梁祝》的创作。更没有想到要署名。这种“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高尚风格（我们那个年代叫共产主义风格），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俞丽拿小提琴独奏，樊承武（指挥系同学）指挥，上音管弦系学生管弦乐队协奏。丁芷诺任乐队首席；我坐在丁芷诺后面参加乐队演奏。当乐队奏完全曲最后一个音，场内居然鸦鹊无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许听众沉浸在音乐中出不来了。演员、指挥鞠躬谢幕，掌声不停；我从乐队中站起来，陈钢从观众席中走上台表示感谢，掌声还是不停；指挥破例地把乐曲的后半部分再重奏了一次，才满足了听众的要求。也许是成功了！听众、领导和前辈艺术家们都非常激动，前来向我们祝贺；我说不出我当时是什么心情，没有像大家那样激动，只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任务总算完成了。自从实验小组成立以来，我感到压力太大了，深怕辜负领导和同学们的期望；观众的掌声，送给我的是一身轻松。第二天就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去了。 　　《梁祝》演出后，报纸报道消息，电台广播音乐，上海新建的电视台也来拍成电视新闻。被新华社称之谓“中国自己的交响乐”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一下传遍全国。许多机关干部、教师、大学生、工人等各阶层普通群众给我写信表示感谢，而不是祝贺。他们常常会这样说：我是音盲，本来对音乐一窍不通，现在我听懂了，感谢你们。有的还告诉我，听到“楼台会”（有的说“惜别”）时，他们会忍不住边听边哭。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因为让老百姓听懂音乐、喜欢音乐是我们实验小组最大的心愿。音乐界的长辈们老师们，也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钱仁康老师、谭冰若老师分别发表文章，从理论上论述民族化的成果。赵志华老师则从小提琴演奏艺术的角度著文论述民族化的必要性。但在专业圈内，也对《梁祝》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作曲系的某些师生对《梁祝》的评价是“经得起听，经不起分析”。意思就是：乐曲虽然比较好听，但从专业技巧来分析，不见得那么好。有的说，调式太单调，从头到尾是徵调式；有的说，和声配器太一般了等等。当时，管弦系一些同学误以为作曲系某些人是出于对管弦系的妒忌心理才发表这些论调。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进作曲系学习时才知道，作曲系学生（有时包括老师）对音乐作品的评价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先看专业技巧的“含金量”有多少，认为技巧越复杂作品就越高级，孰不知旋律是音乐打动人们心灵的主要手段。学生很少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对旋律不但不去钻研，有时反而表现出不肖一顾的轻蔑姿态。实际上对自己很不利，因为久而久之，自己的艺术情趣也会与老百姓越离越远。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1959年《梁祝》首演后，听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从（前）苏联留学回国的中央交响乐团大指挥家李德伦先生对《梁祝》发表看法说：“这只能算个小piece（小曲），不能称协奏曲”。这个带有贬意的评价由于出自大指挥家之口，一下子在上海音乐界传开了。我听到消息时，就知道他首先是按西方多乐章协奏曲的标准来要求《梁祝》的。他并不了解我们为了让老百姓听懂协奏曲，正在探索一种新的乐曲构思。他是长辈、权威，我们只能等待以后有机会再向他解释和请教。后来听说李德伦先生在北京把《梁祝》带到学校、工厂等基层单位去演出时，由于群众非常欢迎，已经成为他每场必演的保留曲目了。这使我非常感动，也是莫大的鼓舞。1960年初，我作为上音学生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期间，突然接到中央交响乐团一个电话，说是乐团将派车来接我到一家酒店去，李德伦先生要宴请我。我真不敢相信，一个大指挥家怎会宴请一个青年学生？那个年代，酒店宴请是一种规格相当高的接待，到了酒店，李先生一一向我介绍前来作陪的人员，竟是乐团各声部的首席，在长辈面前，我非常不好意思。虽然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已经感受到李德伦先生那宽广的胸怀。他似乎在教育我，学术上可以有各种意见和争论，通过实践来检验，大家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艺术要面向大众。更值得尊敬的是，当“四人帮”把《梁祝》打成“大毒草”时，李德伦先生以人民大众热爱《梁祝》的切身体会，与“四人帮”面对面论理，因而遭到更大的迫害。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感动，肃然起敬。 　　《梁祝》是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有责任保护它，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出我的合作者之一陈钢先生对《梁祝》做了两件不应该做的事情： 　　第一，早在几十年前，陈钢先生发表了一本叫《黑色浪漫曲》的小书，里面大量篇幅叙述他的初恋与他创作《梁祝》协奏曲的关系，虽然文章里没有直接讲是因果关系，但字里行间引导读者往何处想，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书中这样写：“蝴蝶是《梁祝》的标志，也是爱情的象征。我的初恋就像一对掠过夜空的黑蝴蝶……”实际效果是使不少读者误认为《梁祝》是陈钢爱情悲剧的缩影。当时，虽然我有点生气，但我没有公开出来讲话。我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为了这点事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希望陈钢不要再做有意误导听众的事，但事与愿违，几十年来，凡是电视台等媒体对他采访《梁祝》，他必谈他的初恋。虽然我在2002年写过一篇题为《〈梁祝〉是怎样诞生的？》的文章，文中我明确表示：《梁祝》与作者中任何一个人的恋爱都没有关系，但陈钢毫无收敛之意，仍然多次通过媒体谈《梁祝》与他初恋的关系，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甚至把他印在名片上的两只蝴蝶也向全国电视观众介绍，大有一番炒作之意。在陈钢的文章和访谈的启发下，一位不敢公开署名的作者（署佚名），在网上、小报上为陈钢编造了一个荒诞的故事：题目叫“初恋，是两只蝴蝶”。文中写道：“沉醉在爱情的甜美中的陈钢，感到了初恋的幸福。阳光下……五彩缤纷艳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间飞来飞去，翩翩起舞，一个个动听的音符从陈钢心里跳跃出来，凝成了一首优美动听深情的小提琴曲！《梁祝》终于脱稿完成了。”（摘自2007年2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群艺馆编的《闵行文艺报》）有多少人会知道，我在写《梁祝》爱情主题的时候，陈钢根本还没有参加我们的创作组。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谎言竟然出现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音乐会上。《梁祝》的诞生地是上海音乐学院，在它八十周年校庆的优秀交响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上，年轻的主持人竟然把这些网上、小报上的谎言当成“真事”向听众介绍，如果不是我当场站起来制止，不但捏造的谎言被记录成 “历史”，纯洁美丽的《梁祝》形象和《梁祝》音乐也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第二，陈钢先生不应该以个人名义用《梁祝》去申报美国斯卡莫奖。2002年11月15日，《音乐周报》头版报导了“中国作曲家陈钢创作《梁祝》蜚声中外而首次入选美国斯卡莫奖”。消息一出，引起音乐界舆论一片哗然，谁都知道《梁祝》不是他一个人写的，怎么可以一个人去申报领奖呢？这些圈内的人都知道。陈钢感受到舆论的压力，11月29日急忙在《音乐周报》用访谈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题为《入选斯卡莫奖是对我们一代人的肯定》的文章，文中讲述他获奖的原因是“写了许多美好的作品，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粮食”， “在音乐创作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但美好的作品举例中却没有《梁祝》，以表示他没有把《梁祝》作为他美好作品中的首选。这当然不能令人相信，如果陈钢还有比《梁祝》更出色的作品，为什么他的名片上不印别的动物而只印两只蝴蝶呢？果然，2003年2月14日，陈钢在《音乐周报》上又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蝴蝶的爱情“感动”斯卡莫》，终于承认斯卡莫奖中 “与何占豪合作的《梁祝》占有着一定的位置”。其实应该说是重要的位置，因为根据文章的题目，再没有别的作品“感动斯卡莫”。那么陈钢为什么个人去申报领奖呢？还是用他自己写的文章来说明问题；文中说：“乐曲的主题、副题均提炼自原越剧唱腔与戏曲过门，”陈钢不敢说是谁提炼的，他深知第一主题－爱情主题是全曲的核心，如果让人知道他根本没有参与主题的创作，怎能去获奖；所以干脆不说。陈钢又写道：“最扣人心弦的楼台会曲调，则几乎是原封不动的越剧《梁祝》中幕后合唱〈久别重逢梁山伯〉的交响拷贝”。陈钢哪里会知道，我写的楼台会旋律是七字句格式，而那段幕后合唱，除第一句外，其余全是十字句格式。全中国越剧团演出的“梁祝”版本中的幕后合唱，根本找不到《梁祝》协奏曲中“楼台会”那样的旋律。因为那是我为刻画梁、祝在楼台会中的悲痛心情而特意写的。如果陈钢在四十八年前和我合作时，对越剧一窍不通，我还能理解，时至今日，不仅仍然不懂，还要装成内行的样子，以作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央电视台去误导听众，这是很不应该的。为了个人获奖而抹杀别人的劳动成果更不应该。 　　《梁祝》诞生的过程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我们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当年“蚂蚁啃骨头”的《梁祝》工程中，不过是“三只小蚂蚁”而已；不要忘记为《梁祝》而付出艰辛劳动的领导、老师和众多的同学。我们的老师们大多已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一代也已步入老年，趁大家健在，我们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代。陈钢先生对《梁祝》是有很大贡献的，学生时代能写出这样的乐队作品相当不容易，他的参与对《梁祝》高质量的问世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是《梁祝》创作的后期参与者和协作者，且不是《梁祝》 旋律的主要创作者。所幸的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弦乐四重奏《梁祝》的电台录音已经找到，小提琴与弦乐《二泉映月》等实验小组演奏的录音资料也还存在。一切违背《梁祝》诞生的真实历史的言论和个人炒作应该停止。我在《梁祝》中虽然参与了乐曲的创意和构思，并担任了大部分旋律的创作任务，但旋律的原创者是越剧界的老前辈和江南的劳动大众。《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梁祝》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