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 | “唐宋变革”前后的江南角色与元明江南嬗变

近10年，关于中近古社会的“唐宋变革论”备受国内学者的青睐重视。美国等西方学者又有所谓“宋元明过渡说”。笔者拟从“唐宋变革”前后江南能动角色、元明江南农商经济嬗变及北方民族南下背景等层面，试做新的探索。

一、“唐宋变革”前后江南的能动角色

早在东周，楚、吴、越等文明发展水平，已仅次于河洛和海岱，位列第三。江南水利、气候、植被、文明传统等良好基础及再开发潜力，又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南移，南朝统治下的先进经济及财税体制，大抵是对“唐宋变革”的某种良好酝酿或准备。中唐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动，多半可以溯源于南朝。据唐长孺先生研究，南朝在孙吴豪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地主山林屯墅和田园形态，荫占佃客及其他依附民劳作。商业方面，不仅建康城有4个市场及其与官廨、住宅的杂处，还出现了不少非官方市镇草市。官民率多从事商贾致富，泛舟贩运交易、海外商贸频繁及贵族官僚经商盛行。私人作坊出现和官府作坊的和雇、召募等萌生。估税、关津税、市税等名目的商税及包税，相继问世。陈寅恪也说：“南朝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东晋和刘宋主要沿用世袭兵制，刘宋中叶募兵增多，齐梁募兵完全取代了世袭兵制。唐前期的地税和户税，和南朝梁陈据田亩征租及据赀征调，一脉相承。而杨炎“两税法”的计亩征税及田亩归属户产的原则本来就是“南朝成法”。唐代不仅江南商业活动仍然沿袭南朝，诸如沿江草市和北方店铺兴盛，坊市制破坏，海外贸易发展，货币交换比例增长，行税、住税和盐、茶、酒税等商税征收，都带有南朝的因素。唐代商品经济和财税规制无疑是继承南朝的轨迹而发展起来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后取代府兵制的募兵，又能够从南朝募兵找到类同物。由于战乱偏少，南朝和隋唐江南较为先进的经济社会秩序一直未曾被冲击改动。江南实际发挥了隋唐统一国家的条件下，南北博弈整合中代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兴动力渊薮。中唐至北宋无疑是唐宋变革的典型阶段或高潮。然而，10世纪前后手工业、农业等生产力的显著进步，大多率先出现于江南。“安史之乱”肇始的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及混战，契丹、女真等相继南下和入主，中原由是久罹战乱，往日的经济富庶繁荣已不复见。金、元等北方民族政权占据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汉地之后，南宋统治下的江南又大体成为承袭唐宋变革“硕果仅存”的主要地域。针对退居江南后疆域缩小及陆上丝路受阻隔等状况，南宋在不断推进偏远地区农业开发和竭力增多榷税的同时，又极度重视海外贸易及其丰厚税收。而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及贸易繁荣，使长期依赖陆地丝路与西方交往的中国，获得了与世界主要文明交往的新的航海通道，同时也给东南沿海带来巨大的贸易及文化等域外刺激。这就客观上促成了从汉唐“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域”到宋元“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重大转折。换言之，东晋和南宋两次南渡，造成中原文明南下且与江汉等文明的交融汇合以及若干次江南开发的浪潮，由此，江南逐渐后来居上。9世纪以降尤其是北宋灭亡后，江南无疑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先进和最具活力的区域，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富民”农商经济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同时也是“唐宋变革”或南北博弈的主要原动力地带。

二、元明江南农商经济的“戏剧性”嬗变

元江南大抵维护和延续“富民”农商经济。明人吴宽说：“吴自唐以来，号称繁雄。延及五代，钱氏跨有浙东西之地，国俗奢靡，国用不足，则益赋于民，不胜其困。宋兴，钱氏纳土，赖其臣湛其籍于水，更定赋法，休养生息。至于有元，极矣。民既习见故俗，而元政更弛，赋更薄，得以其利自私，服食宫室，僭越逾制。”元朝在江南的宽纵豪富政策，催生滋养了一批大地主富商。元苏松为代表的东南地带，富民财富集中及其势力膨胀尤为突出。吴江州“莫氏以赀产甲邑中，所与通婚姻，皆极一时富家”。沈万三、顾瑛、朱国珍、管明、任仁发、曹知白、瞿霆发、杨谦、陶与权、吕良佐等，均为闻名遐迩的富豪。而海外贸易承袭南宋又持续繁荣，对于江南工商业发展及市场经济，特别是对东南一带的丝织业和制瓷业的兴盛，均发挥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忽必烈的可贵贡献，不仅在于首次实现少数族主导的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还在于不自觉地保留了南方“唐宋变革”成果与最富庶的经济实体。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首先是统治者放纵大土地占有及租佃制的膨胀。元中叶“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一度惊动成宗铁穆耳，他曾下令追收“护持玺书”，禁止富民恃势欺贫。但只是禁止“护持玺书”“侵占民田”。对富户其他“侵占”行径，仍然熟视无睹。其次是地主商人豪富以穷奢极欲相尚，“销金锅儿”式的奢侈挥霍，变本加厉。义乌楼士祥“理财殖产”，“日充月拓，卒为巨室”，“子弟厮役皆衣绮绣，善骑马，臂鹰走狗，驰逐为乐”。“珊瑚未数绿珠楼，家僮多似临邛卓。十牛之车三百车，雪象红牙水犀角。养犬喂肉睡毡毯，马厩驴槽亦丹雘”……就是东南豪富可敌国的写照。再次是盐商、舶商、斡脱商等特权商贾与官府相勾结，牟取暴利，动辄暴富，随而又引发一批走险犯禁的私盐贩和海盗。顺帝初两浙“私盐出没，侵碍官课”。广东私盐贩人数多达数万。最后是士商亲融与贫富悬隔。“玉山雅集”、“西湖梅约”等，在元末红巾军蜂起之际依然频繁登场，士人、商贾、地主等荟萃酬唱，花天酒地，狎妓纵欲。多数下层农民却衣食难保，日益赤贫，和富民奢侈挥霍、纸醉金迷形成极大的反差。“富家巨室，不以富有之际结人之心，行方便，种德阴子孙，往往剥人之肉以取丰己”。“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贫富悬隔异常严重。

时至明前期，江南原有经济秩序遭到破坏颠覆。“均工夫”、配户和里甲制，还有“刬削”迁徙江南富民等，汇合成为“配户当差”。即强制实施“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按照帝制国家需要，以里甲为赋役管制组织，把百姓分编为不同役种和役籍，驱民以供役，役皆永充、役因役籍、役有役田、以户供丁。因朱元璋效仿刘邦和不自觉地袭用元中原制度，此“配户当差”，竟然成了秦汉编户耕战体制与元诸色户计当差的混合物。全国通行“配户当差”，不分南北，一概纳粮服役。朱元璋“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的谕旨，大抵是元中原地区“有户则有差，有地则有税”等制的“翻版”，仅改为“有身则有役”，进而强化无差别地亲身执役。明初率先在江南实施管制农商和“刬削”富民，更是背离“唐宋变革”趋势。“富民”为主导的农商秩序被破坏与“配户当差”户役法的建立，一破一立，前者为后者开路，后者又是前者的直接目标。唯有将富民“刬削殆尽”，全体百姓才能贫富划一，才能营造起帝制国家划一直接役使所有编民的“配户当差”秩序。最终导致明代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蜕变，动摇和变更了“唐宋变革”前后江南近千年的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农商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与北方相差无几的“配户当差”。正如栾成显所云，明朝建立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用强化里甲、限制人地分离、加重商税、歧视商人、厉行海禁等一系列措施，全面改变了宋元以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尽管该举措有益于重建帝制秩序和恢复经济，但整个江南已由原有的“农商”并重繁荣，倒退为比较单一的农耕自然经济。

元和明前期农商经济的嬗变，又是和忽必烈、朱元璋的个性纠缠在一起。忽必烈素称“嗜利黩武”，朱元璋却偏重“仇富平均”。由于“嗜利黩武”，为竭力搜刮输送粮食财物以支撑帝国财政及对北地贵族巨额赏赐，忽必烈等在赋役方面“南北异制”，在江南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粗疏放纵，满足于较多征收赋税及维持“富民”农商经济，对南人地域社会无大触动。而“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语，则是将朱元璋亲受欺凌、仇视富户的内心世界，合盘表露。基于此心理，朱元璋转而厉行“配户当差”与“刬削”富民，不惜破坏颠覆江南原有的农商并茂经济秩序。

应该承认，明前期“海禁”实施期间，东南沿海走私贸易仍长时间暗中存在，与之相伴的还有白银日渐流入。以宣德中周忱巡抚江南之际的“里甲银”“平米法”等为先导，江南各地的赋役改革如火如荼，其关键即欲在江南尽早挣脱“有身则有役”等“配户当差”桎梏，不断催生“一条鞭法”在江南起步和较早成形。嘉靖前后“祖制”被逐步突破，特别是隆庆开放“海禁”及更大规模的白银流入，受其影响刺激，江南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品经济和私人工商业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大地主、大商人等富民也在明初“刬削”劫难之后得以较快复苏滋长。到万历实施“一条鞭法”前后，江南终于率先回归到原南宋式的“完纳钱粮”和工商业发展繁荣的轨道。换言之，在明中叶以降摆脱“配户当差”窠臼和回归“唐宋变革”趋势或轨道的过程中，江南依然扮演着“原动力”、先驱和引领全国的历史性角色。

三、北方民族第二次：大规模南下的冲击及其他

我们注意到，无论元世祖因“嗜利黩武”而采取粗疏放纵和实用主义策略，抑或朱元璋出于亲身贫寒的切肤之痛而厉行“配户当差”与“刬削”富民，客观上大抵是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和统一南北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都与北方民族第二次大规模南下冲击难以分割。所以，在此有必要从“长时段”视野去探寻发掘元明江南农商经济的“戏剧性”嬗变所依托的这一宏大且重要的历史背景。

在欧亚大陆的历史长河中，“蛮族入侵”无疑都是足以改变社会总体面貌的重要大事变。在欧洲，日耳曼等“蛮族入侵”，让欧洲无可挽回地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在中国等东亚地区，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也类似于上述“蛮族入侵”，同样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与欧洲不同的是，这种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或曰“蛮族入侵”，在中国不止一次，至少发生过两晋和五代宋两次，因而对古代历史进程影响甚为深重。亚洲大陆南北东西的幅员疆域都接近欧洲的两倍，由于气候、植被地貌等差别，中国等东亚实际是自北而南地分为大漠草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域子文明版块。发生在两晋和五代宋两次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一，迄1276年，两次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直接造成东晋和南宋的南渡偏安，造成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两次南移，以及随之而来的4～6世纪、10～13世纪的两个南北朝及各自近200年的对峙；第二，1276年和1644年以后，元、清二王朝虽然实现了蒙古贵族为主导、满洲贵族为主导的南北统一，但是他们不得不实行蒙汉或满汉二元政策，同时不得不承认和重视长城以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域版块的经济文化差异。其结果就是，中国虽然没有无可挽回地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但历史的总体面貌还是被严重影响或部分改变，还是呈现政权南北对峙和统一帝国不同条件下南北差异的整合博弈进而推动社会历史曲折发展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在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的对峙冲突，关键就在于东亚大陆长城以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域版块长期分野及彼此博弈、互动，关键就在于华夏文明“不绝如缕”形势下江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唯有江南可以充当华夏先进的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回旋再发展的辽阔“后院”地带。而欧洲希腊罗马的南方就是地中海，不存在类似江南的转移回旋地带。

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冲击及其带来的上述南北差异的整合博弈，无疑可彰显多元一体的民族交融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仅次于社会经济的第二条基本线索的重要性，同时又能反衬江南地域在承载社会经济和民族交融两条基本线索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在艰难维系中华文明经济文化近千年持续领先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