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的外国性

1848年之后欧洲大陆各国有着民族与国家的冲突，人民与国家的冲突，人民为什么必须首先同国家机构作斗争，国家机构是潜在的敌人。像美国那样。如果人民不把国家机构当作潜在敌人，就会被国家吞噬成为臣民。民国乃敌国也。清皇室在退位诏书，被拟制为外国君主，首先这是法律史上大名鼎鼎的法律拟制。其次，对于潜藏在国人心中的皇帝崇拜，每个人都想当皇帝三宫六院的权力梦心魔来说，这里存在着传统向现代性的创造性转换：每个想当皇帝的中国人，以袁世凯称帝为罪魁祸首，都可能是民国的敌人，他们以民国为敌，他们可以孟德斯鸠式的“一个人等于一个国”与民国并存，以并存的方式存在于民国中，就像电路中的并联。人人都想做皇帝是传统的，“一个人等于一个国”是现代性的，清朝末代皇帝在法律拟制为外国元首和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两“事件”在民国奠基时期重叠，前者以肯定示范的方式，后者以否定受制裁的方式促成完成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其三，在欧洲“私法即法”传统中，本国的君主，是本国潜在的敌人，其存在即对本国家有敌意，所以有国王立法权之禁忌，同时暗中虚拟为外国来的君主，即使是在博丹主权学说中也有这样隐约的暗示。罗马共和的传统是诛杀国王，当确实需要国王，又要“诛杀”之，那么就只好拟制为外国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