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杜甫的形象（打碎关于杜甫的陈词滥调）

唐诗里最难谈的人物恐怕就是杜甫了。比较而言李白更好谈一些。李白被认为是天成的人物，也就是“天才”，是“谪仙”，不可接近，其诗作不可模仿，超越于分析。所以讲讲李白的逸事、神话，就能展现出他这个人的风采。而杜甫被认为是可以通过模仿来接近的，是一位人间之人，要讲他，反倒让我觉得有压力。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杜甫，都能背一些杜甫的诗，在这种情况下要将杜甫讲出点新意，着实有些困难，所以我就想到了“杜甫的形象”这个题目。——杜甫的早年形象说不上：他的诗歌到现在流传下来的有1400多首，其中90%以上的作品都是他40岁以后写的，他早期的东西都没了；所以谈杜甫的形象，其实谈的是杜甫晚期的形象。…… 杜甫的人生经历 中国古代诗人中，以现在的标准看，很长寿的几乎没有。杜甫在战乱中活到58岁，公元712年（睿宗延和元年、玄宗先天元年）到770年（代宗大历五年）。杜甫的一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首先是早年读书漫游的阶段，持续到杜甫30多岁。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在洛阳遇到被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后来他们俩又遇到高适。那时杜甫33岁，李白比杜甫大11岁，是44岁，高适比杜甫大6岁，是39岁。 对于李杜的关系，郭沫若写过《李白与杜甫》，闻一多也提到过。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猜测和解读，比如说他们觉得杜甫对李白那么好，李白却拿杜甫开涮（李白《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可能是伪作）。也有人猜测两个人关系很好，两人旅行的时候会盖一条被子（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让美国的同性恋诗人们想入非非。李白给杜甫写过两首诗，而杜甫给李白写了很多诗，他们之间主要的交流就是当年在一块儿游历。先是在梁、宋这块地方，后来两个人又一块儿到了蕲州，分手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在东鲁。

无论怎样，我在《唐诗的读法》里提到，李白应该对杜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杜甫在李白身上看到了一个奇观。其实杜甫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奇观，只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把他放在儒家的话语里。尽管杜甫是个儒家诗人，但他也曾在诗中说：“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秋野五首·其三》，大历二年， 767）——这和李白的影响有关吗？头两天我在江西南昌，有一个写古体诗的学生还跟我讲，他分析有些古代诗人的诗不合平仄。我说所有合章法、合规矩、合平仄的写法，都是小诗人的路数，对大诗人你没法这么判断。宋代的黄庭坚，说自己的书法是“老夫之书本无法”。也就是说，在迈过很多门槛儿之后，这些大诗人、大艺术家内心就开始有一种自由度，开始搞破坏。很多人是跟着章法走的，但大诗人总有破坏章法的能力，破坏工作有时候就能呈现为奇观，而这也是建设。在李白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在杜甫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别人的长篇诗作很多四行一换韵，杜甫可以八行一换韵，杜甫就敢这么干。拗体诗，在别人那儿是缺点，到杜甫这儿就是精彩。对他来讲这是自由，但对于整个诗歌史来讲，他是在给诗歌立新的章法。所以说，杜甫也是一个奇观。《新唐书·杜甫传》说：“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后来在长安上玄宗三大礼赋时自谓：“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这狂劲儿比李白也不差。读杜甫写于大历三年（768）的《壮游》一诗，对他的豪情快意可以想象一二。

杜甫《壮游》节选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杜甫人生的第二阶段是困居长安的时期，大概是30多岁到40岁。第三个时期是为官时期，大概是从他44岁到48岁，时间很短，正好是安史之乱的时间。……

杜甫赶上了安史之乱，目睹了战争惨烈的情状。肃宗朝宰相房琯在陈陶斜和青坂打了两场大败仗，让唐军损失惨重。杜甫曾经在《悲陈陶》里有一句“四万义军同日死”。部队大概有四万多人，四万义军一天全死了，太可怕了。杜甫跟房琯两个人是老朋友，时任左拾遗的他为此要疏救房琯，结果一下子得罪了皇上，就回家省亲去了。后又随肃宗还长安，然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然后弃官，于是杜甫离开朝廷，开始进入漂泊的生涯，也就是他人生的最后时期，大概是从48岁到58岁，十年的时间。我们所能知道的杜甫的形象，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漂泊时期。他先是向西漂泊，到达天水、同谷一带，后来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筑起草堂，后又离开成都在湖南湖北这一带漂泊，直到死去。

杜甫的晚年形象

1. 孤寂的精神形象 进入杜甫西南漂泊的时期，就进入了杜甫晚年的形象。杜甫晚年的形象，可以分为精神形象、肉体形象两方面。

首先是精神形象。杜甫晚年很潦倒，尽管他得到了高适、严武等人的帮助。他会毫不犹豫地请求后来做了大官的高适的帮助。杜甫48岁时写有一首诗，《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管高适要吃的：“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你什么时候来帮我呀？现在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说出口，但当时他们朋友之间可以这么干（杜甫不这么干也没有别的办法）。直到58岁去世之前，杜甫一直在呼吁朋友的帮助。大历五年杜甫诗《奉赠萧十二使君》：“不达长卿病，从来原宪贫。监河受贷粟，一起辙中麟。”这里“长卿”指汉代的司马相如，患有消渴病，也就是糖尿病。杜甫同样患有糖尿病，他甚至在《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大历四年，769）一诗中自称“病渴老”。此处他以“长卿病”自指。在其晚年的诗作中他多次提到自己的糖尿病，这相当于今天的诗人反复在诗里说自己有腰肌劳损或者什么别的病！“原宪”就是子思，穷而不改其操。后两句用《庄子·外物》典：“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代宗永泰元年（765），53岁的杜甫说自己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去世前一年，大历四年（769），57岁的他在《江汉》这首诗中自谓“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虽然有人帮助过他，但他内心里是非常孤独的。与《江汉》写在同一年的《南征》诗中有句曰：“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一生的朋友其实都是很高大上的：李邕、李白、高适、岑参、裴迪、元结，李贺的父亲李晋肃（杜甫与李晋肃有远亲关系，也就是与李贺有远亲关系！），打过交道的还有王维、颜真卿等。杜甫也与一群画家交好，包括被玄宗皇帝称赞为“诗书画三绝”的郑虔、韦应物的叔父韦偃、曹操的后代曹霸等。韦偃还曾在成都杜甫草堂的墙上画过画。这都是赫赫有名、彪炳千秋的诗人、艺术家。所以杜甫的朋友圈按说是很豪华的，尽管他自己的官不大。杜甫在晚年应该已有较大的诗名，在大历四年（769）《酬郭十五判官受》一诗中他自谓：“才微岁晚尚虚名”。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杜甫还是觉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晚年的精神面貌。

大历五年（770），去世之前，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抒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诗中，令人惊讶地提到了一系列的古人：轩辕黄帝、虞舜、马融、王璨、辛毗、杨雄、刘歆（刘棻）、庾信、陈琳、潘岳、苏秦、张仪、公孙述、侯景、葛洪、许靖等等。杜甫提到他们，一方面是在用典，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仿佛是被历代人物的身影围裹着，而他自己，这个孤老头，即将成为这重重身影的一部分，仿佛一个人越孤独，他身边影影绰绰的人物就越多。这种写法，在今天是不可能出现的，不被允许出现的。你若在今天在诗中搬用太多的知识、典故，你就是在用你的精英意识侮辱大众。

大家都知道杜甫有一首诗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是杜甫在大历五年58岁时写的，是杜甫临去世的那一年。如果不把杜甫的年纪、精神处境、身体状况和这首诗联系到一起，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首寻常的、但写得很好的重逢诗来看待而已。事实上，“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时候，已经是杜甫生命的结尾期了。一旦我们了解了背景，就会知道晚年的杜甫其实是那么孤独，在“未见有知音”的情况下遇到一位老朋友，于是写下这么一首诗。

2. 衰朽的肉体形象

视觉上，今天我们熟悉的杜甫的长相，是画家蒋兆和画的。瘦削的、饱经风霜的杜甫皱着眉头迎风坐在一块岩石上。这幅画的模特其实是画家蒋兆和自己。

前几年网络上出现过很多“杜甫很忙”的恶作剧图像，那其实不是“杜甫很忙”，而是“蒋兆和很忙”——没文化连搞恶作剧都找不准对象！那么晚年的杜甫究竟是什么样呢？熟读杜诗的人肯定会注意到，在《春望》这首诗里，杜甫写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写在肃宗至德二年即757年春，杜甫才45岁——45岁都“浑欲不胜簪”了。杜甫还有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肃宗乾元二年，759，47岁），里面有一句，“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古人把头发都往上盘，他是垂过耳，很狼狈的样子。在《复阴》这首诗里，他说：“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牙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左耳聋，听不见了。这首诗没有明确的纪年，有人把它系于大历二年，也就是767年，杜甫55岁。这一年杜甫写有一首诗直接就叫《耳聋》，诗中说：“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看来他是耳聋在大历二年深秋。从代宗大历元年（766），54岁的杜甫开始寓居夔州。之后他写下伟大的诗篇《秋兴八首》。在耳聋之前。杜甫一直多病，主要是糖尿病，开始于广德二年（764），时52岁，他在作于大历二年（767）的那首被元稹称为“铺陈始终，排比声律，大或千言”的长诗《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提到：“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杜甫的肺也有问题（广德二年， 764，《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病肺卧江沱”。大历二年，767，《秋峡》：“肺气久衰翁”），这些疾病使他“衰颜更觅藜床坐，缓步仍须竹杖扶。”（《寒雨朝行视园树》，大历二年，767）可就是这样，他还随身佩戴着作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蒙皇上赏赐的绯鱼袋（内盛鱼符，上刻官职、姓名）：“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复愁十二首·其十二》，大历二年）这一年他写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他的《清明二首》，写在大历四年（769），他57岁，去世前一年。他在《其二》中自谓：“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就是已经半身不遂了，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只能伏在枕上，抬起左手在空中写划。他的左耳还是聋的，牙也掉了很多，头发几乎也没了，剩下的就是白发。这时杜甫一家居无定所，住在船上，真是很凄惨——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诗人！这是晚年杜甫的身体情况，也是他肉体的形象。

3. 哭泣的杜甫

这样的身体情况，与残酷的国家战乱叠合起来，导致杜甫一天到晚忙活一件事，就是哭。至德二年（757），杜甫45岁。那时他被叛军抓住，被禁在长安，但还有点自由，能在城中溜达。他在春天来到曲江池边，写下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叫《哀江头》。他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少陵野老吞声哭”的时候实际上杜甫只有45岁，他就把自己叫“野老”。古人好像一过40岁就觉得自己老了。杜甫在44岁的时候，天宝十五年（756），写过一首诗《送率府程录事还乡》，诗是这样开头的：“鄙夫行衰谢，抱病昏忘集。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那时候安史之乱刚开始不久。

后来他遭遇颠簸，到处乱跑，于代宗广德元年即763年写下《天边行》。他说“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在江边上，一个人就在那儿哭。广德二年（764）秋《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二》：“素交零落尽，白首泪双垂。”大历元年（766）《寄杜位》：“封书两行泪，沾洒裛新诗。”大历二年（767）《社日两篇·其二》：“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同一年的《又呈吴郎》：“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不仅杜甫哭，连猴子也跟着人哭。同年《九日四首·其二》：“殊方日落玄猿哭”。同一组诗《其四》：“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同一年《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别离忧怛怛，伏腊涕涟涟。”大历三年（768）《元日示宗武》：“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大历五年，杜甫58岁，快要去世的时候，他在《逃难》一诗中写道：“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同年，他还在《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诗中说：“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在颠沛流离、流离失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哭呢？“身老不禁愁”，让我们对杜甫当时的处境有了更深的体会。

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甚至值得深入讨论，我在此只是略微提及：第一，杜甫虽然总是泪流满面，但他的写作却没有因此而指向所谓的浪漫主义，更具体地说，他不是感伤的抒情诗人。第二，杜甫的写作虽然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作品中有明确的言说主体，但与此同时，他的这些作品又是非个人的。——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点需要提到：杜甫虽遭逢战乱，并且心盼朝纲重振，不吝赞美平叛讨贼的将军士兵，这被认为是“爱国主义”，但他自己好像不曾做出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英雄主义行动。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宿江边阁》诗的最后写道：“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大历四年（769）《野望》：“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大历五年（770），在《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一诗中，杜甫写道：“吾非丈夫特，没齿埋冰炭。耻以风病辞，胡然泊湘岸。”同年，在《回棹》这首诗中，他自谓：“宿昔试安命，自私犹畏天。”杜甫对时局的“无力”感很明显。他不是颜真卿、颜杲卿那样的英雄。但哭、眼泪、自伤、絮叨、悲天悯人，那是杜甫的。

杜甫的现实感

今天我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又是经过了苏联的转手。所以我们一说到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很多外来的文学史概念都不是直接来自西方，而是二手货，经过了转手。比如浪漫主义也经过了苏联的转手。高尔基对西方文学的解读，把浪漫主义解读成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个阵营。

所谓积极浪漫主义就是进步的、倾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所以今天我们说起浪漫主义诗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往往首先是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雪莱和拜伦，而不会是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因为这些诗人被高尔基归入了消极浪漫主义阵营。 在中国，我们接受的更多的是积极浪漫主义一派。说起李白是“浪漫主义”，就强调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这一面——这表明了他对于唐朝权贵的反抗。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忘了李白还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一面，那时候皇上召他入宫，他非常高兴。——只强调李白反抗的、不同流合污的那一面，是不够的。同样，只强调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各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这时候我们看古代文学，就应该不囿于既有观念，而进入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进入历史的此时此刻。

那么要谈论杜甫的此时此刻就不得不看一看安史之乱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朝的人口峰值是安史之乱之前的754年，正逢盛世，中国人口达到5300万或者还多一些。安史之乱大概持续了七年时间（755-762年），等到大局基本安定下来朝廷重新统计人口，发现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死了那么多人，这不是简简单单说哪个诗人是浪漫主义者或者是现实主义者就能对付得了的。多少人的去世才把杜甫推到现实主义的位置上？所以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将杜甫的诗歌和当时死亡的人数挂钩。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至德元年，756）唐军四万人哗啦就没了。

广德二年（764），他写过一首诗叫《释闷》：“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烽火照着夜晚，死尸狼藉，这不是杜甫的想象，一定是他见到的情况。

永泰元年（765），杜甫写过《三绝句》，其中第二首写得至惨：“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二十一家人一起逃难进入蜀地，只有一个人出了骆谷，全死掉了。这人遇到杜甫，诉说起自己的逃难经历。“自说二女啮臂时”，啮臂就是咬自己手臂咬到出血，古人如果知道这是生离死别，就要“啮臂而别”。想起这些惨痛的经历，讲述人面向着秦地的云彩，号啕大哭。

这些东西杜甫全都碰上了，这构成了他强烈的现实感。

大历元年秋（766），杜甫在《驱竖子摘苍耳》这首诗里说到：“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

大历元年他还写过一首诗叫做《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只有百家存。”——基本上活人只剩下十分之一了。

大历四年（769）他在《北风》这首诗中说：“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

大历五年（770），杜甫的最后一年，其《白马》诗句：“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从杜甫的诗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最醒目的话题，就是战乱流徙中死了多少人。与唐朝其他诗人相比，杜甫直面了这些东西，所谓“即事名篇”，其他人少有做到。所以杜甫孤零零地成为了大诗人。——当然他成为大诗人也是因为他“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而这一点又是他迎着战乱，在逃亡、饥饿、孤独和漂泊中，面向死亡，而做到的。

杜甫在那样一种战乱的情况下，遇到那么多的艰辛、别离、饥饿（《彭衙行》“痴女饥咬我”）、疾病、死亡，可以说他被激发成一位如此独到的诗人。如果我们只是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而不能把现实主义讨论到杜甫的此时此地、此时此刻这个点上，讨论到杜甫本人的现实感这个点上，我们实际上还不能切身感觉到杜甫诗歌的力量，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就不会起鸡皮疙瘩。

杜甫有很多诗句写到动物。如果不囿于“比兴”的概念，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他写到：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北征》，至德二年，757）

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石龛》，乾元二年，759）

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乾元二年，759）

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天边行》，广德元年，763）

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发阆中》，广德元年，763）

泉源泠泠杂猿狖，泥泞漠漠饥鸿鹄。（《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大历二年，767）

猛虎卧在岸，蛟螭出无痕。（《别李义》，大历二年，767）

熊罴咆空林，游子慎驰骛。（《送高司直寻封阆州》，大历二年，767）

空荒抱熊罴，乳兽待人肉。（《课伐木》，大历二年，767）

虎之饥，下巉岩；蛟之横，出清泚。（《寄狄明府博济》，大历二年，767）

风号闻虎豹，水宿伴凫鷖。（《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大历三年，768）

入邑豺狼斗，伤弓鸟雀饥。（《移居公安，敬赠卫大朗钧》，大历三年，768）

狐狸何足道，豺狼正纵横。（《久客》，大历三年，768）

舟中无日不尘沙，岸上空村尽豺虎。（《发刘郎浦》，大历三年，768）

看来杜甫对于险境，对于野兽这些东西有着特别的敏感。我相信有的时候是他见到了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心里见到了。这让我联想到但丁《神曲》的开篇：“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于一片幽暗的森林。”之后但丁写到，他遇到豹子、狮子和母狼。这里但丁当然有其象征含义。而杜甫在他写到野兽的时候，难道仅仅是描写吗？我斗胆猜测一下，杜甫在唐代就已经摸索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但丁，以及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才有的象征主义的写法。杜甫不光是写动物。他有一首诗叫做《佳人》（乾元二年，759），山谷里遇到一个被抛弃的妇女，我觉得那完全是象征主义的写法。他还有一首诗叫《瘦马行》（乾元元年，758），写的是他看见一匹瘦马。虽然写的是马，但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和那个时代。如果拿这首诗与俄国当代诗人布罗茨基的《黑马》做一个比较，一定很有意思。类似的诗还有一首《义鹘行》（乾元元年，758）一首《呀鹘行》（大历三年，768），后者写一只丑鸟（“病鹘孤飞俗眼丑”），一般少被提及。还有一首《客从》（大历四年，769），寓言的写法，很奇怪，不是杜甫的一般风格：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像这类作品过去一直被当作现实主义诗歌。我建议把它们的文学意义再放大些。

杜甫的时空感

在《唐诗的读法》里我特别强调回到唐诗的现场，切身感受唐代诗人的写作观念。杜甫的诗歌处理的是他的此时此刻和此地。但他所有的此时此刻，又跟百年之前或者百年之后勾连在一起，他喜欢以“百年”作为时间跨度（“百年多病独登台”）。而他的此地此景，又常跟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勾连在一起。所以说，杜甫的时空感是非常复杂的。

我在《唐诗的读法》中提到。他的诗歌中包含了三种时间。一种是自然时间，一种是个人时间，一种是历史时间。此时此刻的有血有肉的个人时间，与四季轮回的自然时间，每个诗人都有。但杜甫的历史时间感（其空间感也一样），在其他诗人身上是很少见的。我们发现杜甫经常会使用到一个字，“万”。比如“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个字（词）在西方语言里没有，西方语言1万就是ten thousand（10千）。即使是一个数词，也能说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看问题的单位是万，人家看问题的单位可能是千。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杜甫的时空感，是以苍茫的“万”字为基本单位的：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其三》）

楚天不断四时雨，巫峡常吹万里风。（《暮春》）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

万里鱼龙伏，三更鸟兽呼。（《北风》）

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归雁二首·其一》）……

这是我从杜甫的诗里找出来的一些跟“万”字有关的诗句。还有很多，甚至太多了。这样的大尺度时空与李白的“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天台四万八千丈”算是旗鼓相当了。这样大规模地使用“万”字，在现代汉语的写作中恐怕是不行的。但我们于此可以感觉到杜甫的时空感。又是此时、此刻、此地，又是极其广阔，无边无际。这也就是有限和无限的交融，是其此时此地和古往今来、天下万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只强调杜甫的此时此地、他的现实感，还不足以讨论杜甫，必须是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杜甫为什么是集大成者？为什么高于别的诗人？就是因为他的诗里充满了辩证法，阴和阳的辩证法、古往和今来的辩证法、此地和万里之外的辩证法，还有言志和载道的辩证法。等等。

讨论杜甫的平仄，讨论杜甫的用韵，讨论杜甫的语词、用典、对仗、拗体、雄浑、巧妙、省俭、铺排，那只是欣赏型的阅读。这种阅读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不满足于这样来读古诗。我希望我们读诗的时候，能回到那个时代，能起一身鸡皮疙瘩。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在“欣赏”杜甫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而是在“体验”一位伟大的诗人。……

结语

现在，我们慢慢建立起杜甫的形象了。从他“天地一沙鸥”的精神状态，到他衰朽的外貌，从他目睹生灵涂炭的现实感，到他有限与无限相结合的时空观，以及他偏瘦的美学趣味，我们大概就知道了杜甫这个没能活到60岁的“老头”长什么样子了：这是一个看上去悲苦的形象。当然，杜甫也有他稍微高兴的时候。他也写过有意思的诗，像《缚鸡行》、《驱竖子摘苍耳》，都写得比较烂漫。

雷克思洛斯翻译过中国很多古诗，也翻译过李清照的诗。他对杜甫有一个看法我觉得特别好，我用它来结束今天跟大家的谈话。雷克思洛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说：“我的诗歌毫无疑问的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非常崇高的评价，这样崇高的诗人值得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向他靠近。在靠近的努力当中，当代通行的很多关于杜甫的陈词滥调就被打碎了。

2018.06.06- 2018.07.17

本文系根据2018年6月2日在北京十月文学院所做讲座的内容扩写，收录于《今天》130期“视野：西川特别专辑”中。篇幅所限，有所删减，删减处以“……”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