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人类的过去（In Pursuit of the Past）》读书笔记

追寻人类的过去

8.9

(美)路易斯·宾福德 / 2009 / 上海三联书店

《追寻人类的过去》是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撰写的一部关于如何认识并且推理考古材料以建立关于过去的认识的著作。全书大部分内容来自于他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访问欧洲期间的讲座、课程和讨论。在编辑对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宾福德在南非工作时对最后几章进行了修订，形成本书。不同于宾福德的一般著作，本书在语言上较为流畅雅致。鉴于国内对国外优秀考古学成果的翻译不多，陈胜前老师推荐并翻译此书。

宾福德主导的对研究进展的公开讨论构成本文绝大部分内容，因此对本书的理解有必要建立在学术史与个人探索的双重脉络中。文化历史考古学广泛存在的想当然推理和对重建过去的无力促成了宾福德对考古学的最初反思。他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公开倡导过程考古学研究，强调对考古材料的推理采用中程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提倡更科学更人类学的考古学研究。早期新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在宾福德的努力和推广下对考古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当时年轻的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对他较为重视，[i]也是在他的邀请下宾福德来到欧洲访学交流。从个人探索角度来看，1967-1968年对法国康贝·格林纳尔（Combe Grenal）遗址石器材料的研究直接对他之后的学术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69年开始，他展开了对纽那缪提（Nunamiut）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1974）的民族考古学研究，[ii]并在之后设立了一个较长期的研究计划，包括对考古遗址动物遗存的调查、遗址空间组织的使用分析和文化系统的生态学研究。[iii]本书的大部分讨论也建立在他对上述两个区域的研究之上。[iv]考虑到讲座听众的多元性，很多人对狩猎采集社会的陌生以及新考古学的双刃剑效应，宾福德尝试尽量用事例来组织本书，强调不同研究方向中考古学难题的共同性质。[v]此外，宾福德强调对考古学的批评应该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遵循特定语言逻辑结构的哲学规则，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局限在材料本身。[vi]

宾福德从什么是考古学以及如何了解过去这个基本问题入手，介绍了本书的基本框架。首先，考古材料是如何形成的，应用考古材料进行推理首先要考虑什么因素；其次，考古材料的意义应该如何揭露，静态的考古材料如何与动态的人类行为建立联系；最后，考古推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哪些是考古学研究可以回答的关于人类过去的大问题？

第一部分关注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问题。宾福德从识别与人类起源问题有关材料的形成过程出发，考察了人类起源阶段人类的生态位研究的学术史。20世纪五十年代，雷蒙·达特（Raymond Dart）首次建立了推断人类过去的行为学特征，并根据一些发现认为早期人类是强悍的猎人、杀手，处于食物链靠上的位置。利基夫妇的发现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个观点。布莱恩（C.K.Brain）最早对这一时期遗址中大量骨骼富集现象的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可能更多与鬣狗行为有关。上述思考均未形成对考古材料形成过程本身的反思。宾福德以南非早期人类遗址形成过程和北美纳瓦乔印第安人（Navajo）营地垃圾堆的羊骨分析为例，从埋藏学的角度对奥杜威峡谷的考古遗址进行了推理，勾勒了当时人类与环境相处的可能情况，人类可能只是最边缘的掠食者。不过这样的分析是建立在人类活动不超过遗址范围的情况下的。宾福德因此对南卡拉哈里沙漠诺思比河[vii]（Kalahari Desert）现代水坑旁的生物活动和南非的伊伦斯方丹（Elandsfontein)遗址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生物行为和遗址废弃过程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当时生存情况，这些遗址可能只是人类食用肉食的地点而非中心营地。遗址可以解释更多的事实，而非仅仅代表单一活动。

仅仅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还远远不够，因此第二部分关注了过去人类活动所代表的含义。考古学家常常会落入一种哲学和方法论的陷阱，不断地提供假说使假说和材料符合，以使得假说最终构成了我们关于过去的理解，而非材料和对材料的科学推理。作者以自己关注的“莫斯特挑战”入手，怀疑不同的石器技术和石器组合可能不代表时间早晚。接下来以自己对爱斯基摩人、布须曼人和纳瓦乔印第安人等进行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为例，阐述了推断过去可能具有的意义的一些方法。

莫斯特挑战关注众多遗址中发现的同一器物组合的意义。早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建立在线性进化论基础上，关注文物和纪念物如何反映人类的相对成就，旧石器时代被划分为前后相继的几个明确时期。随后的“器物与组合”时期人们转向对器物组合的分类和描述，并将其与族群关联起来，旧石器时代的不同分期代表了不同的族群文化传统。然而，博尔德（F. Bordes）经过研究发现，不同的石器技术取决于当地的原料，与发现族群和重建社会文化史关系不大。[viii]不过，这个推论与当代族群研究结果形成冲突,遗存特征与文化性质之间的关系仍有待研究。

放射性碳元素测年技术的发明使得时代的问题不再关键，遗存的意义成了关键问题。考古材料不会自己说话，但同时“考古材料是现时”的。[ix]由于爱斯基摩人和莫斯特时期法国的一些共同特征，作者选择爱斯基摩人作为民族考古学的目的地，同时作者介绍了自己在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中经历的过程。[x]

这一部分的最后两章作者具体关注了爱斯基摩人的行为及废弃物，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不同的遗址类型和遗址内不同尺度的结构进行了研究。

对于遗址类型，作者首先从整个土地利用规模分析出发，考察一个群体一个季节利用的空间范围。极端的个例表明，狩猎采集群体的使用范围相当广阔。[xi]遗址的大小可能只反映遗址的使用频次而与群体的规模和社会结构无关。许多狩猎采集者并不总居住于同一地区，一个典型努那缪提男性一生可能要经历五个不同的居住地点。对于核心居住范围内的遗址，作者以阿拉维克泉遗址群为例，以狩猎活动为中心，将其分为驯鹿迁徙期间的临时营地（临时狩猎营地和情人营）、屠宰处理驯鹿之地和储存肉食之地三种，每种遗址都有特定的形态和遗存。更进一步，作者以其中的图鲁盖克湖遗址群为例，说明一项任务可能涉及不同的遗址，它们的特征可能截然不同。在猎杀驯鹿的过程中，至少包括驱赶线、狩猎掩蔽所和中心营地三个遗址，中心营地的选择可能考虑到资源和环境的季节特征。除了上述占主要方面的遗址外，还有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遗址，如帐篷圈、狩猎瞭望点等，这些遗址的功能和形态可能比较单一。所有的遗址最后可能需要缀合成一整套遗址系统，而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也不同，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发现同一系统的遗存有待进一步分析。

遗址框架（遗址内部不同尺度的结构）由不同的设施组成，设施周围分布有特定的活动区，一系列任务构成某种活动，而每个任务都有特定的工具组。作者试图从当代群体中观察的现象推测过去遗址内部的结构形态。作者以坐姿和站姿为活动的两种基本形态进行推测。坐姿活动首先以火塘为中心展开，室内室外不同火塘周围进行不同的活动，而每类活动都有特定的废弃物及其结构。室外的废弃物可以分为原地和异地（分散、集中）废弃两种，而室内的维护行为使室内火塘废弃物并不明显。火塘位置、光线和人体结构可能会影响床位的布置，而通过“床上早餐”的废弃物我们可以识别一些床位。站姿活动可能范围更大，废弃物分布更广泛。作者以阿尔瓦拉人烧烤过程和努那缪提人屠宰动物为例说明了这一过程。而对于室内空间，作者则以帕兰伽那为例详细分析了废弃物和设施之间的关系。光线和温度可能是直接影响这些活动的因素，而活动的周转率、是否为大宗处理，清理策略是什么以及性别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一个整合的遗址结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考古材料的含义。

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和它表明过去发生的变化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而这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以及形成了什么影响是考古学研究的目标。作者选取了社会演进的两个关键节点——农业起源与复杂社会形成简要阐述了观点。

过去研究农业起源主要采取描述解释，模型的建立依赖于所有假设的准确无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有达尔文的观点、英国早期的机械论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柴尔德的近处理论和绿洲理论。二战结束到六十年代形成一种渐变式“适应”的观点，知识的逐步增长和对特殊环境的适应是某地区农业起源的原因，布莱伍德是其中的代表。而从性质来说，柴尔德的方法涉及到推拉理论，布莱伍德则从内部过程出发。当时流行的说法还有“伊甸园命题”和“懒汉理论”，通过环境的富饶与定居的出现来解释农业起源，但它忽略了一些经验事实。[xii]所有的方法都假定人类演化有固定的目标，结构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系统论也这样认为。作者认为这些方法都没有看到导致农业起源的关键性质来自系统内部，而是设想外来推动者，所以我们应重新考虑达尔文式的观点。[xiii]

在具体的阐释中，上述观点均假定逃避流动性选择定居是早期人类的第一选择，但作者通过民族考古学的调查发现流动性才是狩猎采集者的安全选择。人口增长可能是促成农业起源的关键因素，但为什么在较晚的时候人口增长才产生影响仍需讨论。人口增长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得人类选择动物驯化或定居，但部分地区的材料不支持这样的叙述。广谱革命理论也是解释的一种方法。但这些解释在于考古材料的结合上存在诸多不足，为了进行推理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中程理论。

农业起源之后的另一关键节点是复杂社会的起源与演进，知识渐进或目的论仍是解释它的主要方法。作者则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认为大人物是复杂社会兴起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以对生产的垄断作为权力的起始点，而对于“资源窗口”的有效利用是大人物产生的重要因素，而大人物之间的结盟关系从外界促成这一制度的复杂化。生产角度的复杂社会起源强调强化与专业化生产，认为超过生计所需的生产及其处理导致了更加复杂的文化系统，但其中一些关键节点诸如专业化工匠的出现尚未得到有效解释。贸易与交换也可以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物品可以作为权力的体现而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流动或集中到某些人之上。这些观点都不是绝然分割的，作者在叙述某一观点时都引入了其他变量。总的来说，考古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模型仍然有待补充，而关于其的精细化讨论亦尚待补足，而这些都要求更有效的推理方法的出现。

本书首先关注了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通过埋藏学的研究确认材料的有效性。继而在民族考古，特别是狩猎采集社会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基础上，对考古材料具体说明的过去行为及环境特征进行了简要分析。最终通过整理上述行为和特征，讨论了社会演进的关键问题——农业起源与复杂社会起源。本书试图针对广泛的听众介绍一些较新的研究，并且阐述宾福德对于考古学研究整个过程的理论构想，在内容的广泛程度和适应性方面做到了有效协调。2011年版的中文译本还补充了作者二十年之后的回访，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书中未能说明和有待进一步拓展的问题，对于业内学者和一般大众都极具参考价值。[xiv]

[i]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ii] 陈胜前、战世佳：《宾福德的学术遗产——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视角》，《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

[iii]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L. R. Binford (ed.), For Theory Building in Archaeology, 1977, New York, 1-10.

[iv] 宾福德在民族考古学上的成就也值得后人重视！见徐坚：《宾福德、过程主义和中国考古学》，《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v] 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陈胜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3页。

[vi] 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第6页。

[vii] 未能找到这条河的英文。

[viii] 博尔德的“形态发现工作”指出，不同石器工具组合代表的地层关系没有明确变化，它们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它们的流动造成了考古材料的空间分布特征。

[ix] 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第86页。

[x] 这一部分对于我们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例如如何使用演绎推理办法，是否假说就等于演绎推理？考古学与科学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该怎么理解？如何科学理性的探讨问题而不是单纯强调某种学派或新的学科分支？

[xi] 可能达三十万平方公里左右。

[xii] 近东、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是秘鲁农业的出现是在定居之后，而中美洲和北美的证据清楚地显示这些地区驯化的作物先于定居生活方式出现。

[xiii] 文化改变的驱动力存在于环境与适应系统的互相作用中。

[xiv] 嘿！宾福德，我且问你，你给今人盖过房，你挖过过去的房子，你看过那么多狩猎采集社会的房子，你，什么感觉呢？我始终也忘不掉的是，我在小升初的暑假在书店站着看完了全套的明朝那些事儿，我在笔记本上笨拙地默写下正德之前的几位皇帝的庙号、年号和名字。后来又去图书馆翻明史，找到张居正的那节。我大概在当年明月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所谓心灵史学的说法。我不懂。但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像之后六年在课堂上那些已经死去的东西。我天生和古人有共生共存一体的感觉，在那几年，大概这种叫做共情的东西承担了我几乎所有的情怀，所有关于过去的感知，所有的，包括盲目的，赤红着眼睛的。我极力避免这种情感，它让我失去理性，而关于过去的研究绝对不能掺杂不必要的情感。就像此刻的叙述，我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用语言描述出来，呈现出来，放到脚注里。徐师言，写读书笔记的时候要尽量避免抒发感想。我太赞同了！我也太想做到了！我也有太多话想说了，除了学术之外的，感受。我知道，我会把学术的东西做好，这样才能交代我，才能对得起我做的事情。嘿，宾福德，我再问你，什么是长程视角啊！超过人的感知尺度的时间，它在您的脑海里是怎么出现的啊！亲爱的，文字，我又向你来找安慰了。你陪了我十几年，我也用你写出来新的东西，我，在通过你，在和外面的这个世界融合在一起。当你写完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的时候，它们是你的他者，还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共存呢？嘿！宾福德，你知道吗，我打开了你的这本书，我看到封面的第一眼我呆住了，我第一次在一连串字母上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就像我打开博物馆的沉思，打开中国考古学，打开跨越边界的社区的时候的感觉。我，好想书啊！嘿！宾福德！你说，hunter-gathers是这个世界的边缘吗？

- 江弛，2022.4.3，嘉定海上斋 -

时海上疫情盛行，或言甚于江城，余寓居城郊西北学舍。外公中风，或将不久于人世，余悲痛不已。然，痛哭、自毁仍不可解。为文，稍得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