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然历史与乌托邦

“如果14世纪的欧洲被瘟疫毁灭了，世界将会怎么样？”《米与盐的年代》封扉上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这部作为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的乌托邦小说，让正处在黎明到来前的欧洲永久的黑暗下去，并完结全书在平行于现时的年代。就像是龟兔赛跑中那只中途休息的兔子，只不过全赖作者金•斯坦利•罗宾森一笔勾之。“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期许近代以来一直饱受西方殖民者欺凌的亚非拉美人民能够翻身当家做主人，却眼见着羊比狼还狠，正确得如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为什么明明是或然历史，却仿佛和历史进程没有什么差别？作者似乎着眼于非西方文明能否诞生近代文明的曙光，执意要为“近代文明只能根植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上”翻案，却又掉入“历史进程只能是西方式”的执念中。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狂欢的遗憾。 拉塞尔•雅各比在《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中冷峻地指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热情来自于乌托邦的终结。“E Pluribus Unum”（一源于多）出现在美国的每个角落，多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大同世界的愿景消逝在文化（culture）的齑粉中。 文化曾经是一个过于崇高的概念，如今却如同上帝一般，既来自所有的地方又不来自任何地方；而与文明（civilization）的缠扰，长久以来很难厘清。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中很好的阐述了“文明”概念在法国的社会起源，并指出“文化”与“文明”的对立源自于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与崇信法式礼仪的宫廷贵族的紧张关系。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也间接地为埃利亚斯的说法背书，“柯勒律治很明显将‘文明’与‘举止、态度的优雅’（polishing of manners）联想在一起”。这也导致了“文化”比“文明”在进步的路途上走得更远，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中就不无忧虑地表示文化处在危机之中。意谓“文化”——此在人类学和美学之间漂移不定的范畴——既过于宽泛又过于狭窄因而没有多大作用，这是一个很难让人拒绝的结论。文化可以通过避免所有这样那样的抽象概念走向具体，成为kawaii文化、街舞文化、Mook文化、咖啡馆文化或小资文化得以继续存在下去，（许多半吊子的所谓“文化研究”也应运而生，）但是这冒着给予它一种与其标准性的丧失相比过多特殊性的危险。 一如在后来的《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中所申辩的那样，雅各比认为将极权主义与乌托邦联想起来是毫无根据的。纳粹主义在理论层面的低智性使得波兰裔和犹太裔的思想家们在其讨论极权主义的著作中将矛头全指向苏联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这渐渐成就了“乌托邦”思想的萎钝。文化多元主义也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成为又一个寄托希望的“乌托邦”（这似乎很吊诡）。 罗宾森的这部《米与盐的年代》恰好集合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元素“文化多元主义”和“乌托邦”。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人种的大熔炉，各种肤色都能在这块土地上觅见，移民（包括当年黑奴贸易中被殖民者携裹而来的非裔）在抱有一定程度的小圈子的同时也希望尽快融入美国社会，而他们子女的身份却已无碍于生活入世并渴望恢复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多元主义的热情由此激发。但从圣诞节（Christmas）、光明节（Chanukah）和宽扎节（Kwanzaa）三个同在十二月的不同种族的节日变得趋同于购物和交换礼物上不难看出，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只有言辞上的辉煌。 罗宾森试图迎合文化多元的浪潮，为非西方的族群创作出一部稍可慰藉的美妙乌托邦史，开头的“觉悟虚空”充满马可•波罗式的奇幻，“心中的朝圣”有吉卜林的印度风情，“洋中的大陆”让印第安人振臂一呼，“炼金术士”的撒马尔罕像帕慕克的《白色城堡》，“康寡妇”又跟孔飞力偷师、与张承志作了同学，“另一个初期”中的中国革命是马尔罗的味道，可笔底的逻辑却泄露了他仍然是个Ｗ（hite）Ｅ（uropean）Ｍ（ale）。 “今天晚间新闻”似乎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