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新国：由含绶鸟纹织锦说开

（原载于青海日报20030425第2版）

1983年，都兰热水乡血谓一号墓中出土一件织有外国文字的织锦。这件缝合成套状的织锦属纬锦的裁边，红地，显藏青、灰绿、黄花。中部为一行连续桃形图案，图案与纬线平行.图案带的边缘为青黄彩条，排列黄色的小连珠。在红地之上，织有一段外国文字。这段两行的织锦文字，我们通过中国文物研究所转寄德困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D·N MacKenzie)教授作了研究和鉴定。经他确定，这是波斯萨珊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拉丁字母转写如下：

第一行MLKan MLKA=SahanSah“王中之王”。

第二行LBAGOH=Wuzurg xwar’rah“伟大的，光荣的”。

婆罗钵(或译排勒维)文字，其字母由阿拉美亚字母稍加变化而成，用以拼写中古波斯的婆罗钵语。文字由右而左横写，同欧洲希腊罗马系统的文字由左而右者相反。阿拉美亚字母是从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是后来西亚各塞姆系字母(包括景教徒所使用的叙利亚文)的祖型。安息王朝时的银币上，常有婆罗钵字和希腊字并列，萨珊朝时伊兰民族复兴，银币上铬文便废除了希惜字，专用这种本国字。

中国西北丝绸之路考古中所谓“波斯锦”问题，是一个研究难度很大的问题，都兰织有波斯文字锦片的发现，使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资料，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钵斯锦”(波斯锦)一名首见于482年前后的阚氏高昌时期的哈拉和卓90号墓所出《高昌口归买（金+俞）石等物残帐》。

这个词还见于麴氏高昌及唐平麴氏初年的随葬衣物疏中。阿斯塔那170号墓出《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中还显示了波斯锦与魏锦等汉地织锦的计量区别，其前者的计量单位是“张”，后者的计量单位是“匹”。随葬衣服疏中，阿斯塔那173号墓所出《高昌延寿十年(63。3年)元儿随葬衣物疏》和阿斯塔那15号墓所出《唐唐幢海随葬衣服疏》中，亦提及“婆(波)斯锦面衣”。

波斯锦一词也见于与敦煌有莱的文献。据《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可知五代时期归义军曹氏时，仍有“波斯锦”的名称。

文献记载波斯锦还输入中原地区，例如隋开皇初“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隋书·何稠传》)即是说，何稠在当时的皇家工场主持了一种波斯锦的仿制工作，其工艺甚至超过了波斯锦。

波斯锦名虽见载于古代文献，但对照实物，分辨起来实属不易。斯坦因于1915年在阿斯塔那墓葬中曾发现一批以“萨珊式”织锦所作的复面。阿克曼认为其中的猪头纹锦和颈有绶带的立鸟纹锦是萨珊波斯东部即中亚地方所织制。夏鼐先生观点亦与此相同。

与上述织锦相比，都兰所出花瓣团窠含绶鸟锦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具有自身特点。表现在：主题花纹既有单一鸟，又有对鸟。在图案装饰上，都兰锦分圆形和椭圆形团窠两种，但均以花瓣构成团窠。含绶鸟均为立鸟，鸟足下均有平板状饰连珠纹座，未见花台。风格上，与上述波斯锦相似，无论主题花纹的立鸟，还是组成团窠的花瓣与宾花，都刻意描绘细部，且色泽鲜丽不褪色。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这类含绶鸟锦继承和发扬的是波斯锦的传统；再与同墓所出波斯文字锦相对比，无论色泽还是花纹细部均较为一致，因此，我们将这类含绶鸟织锦归入波斯锦之列。

从时间上看，这类含绶鸟锦其年代约在7世纪末到8世纪中叶，均在波斯萨珊王朝复灭之后，大概可以排除这类织锦产自波斯本土的可能。然而这类锦又织有确凿的婆罗钵文，是毋庸置疑的波斯锦，这当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下面将要述及的历史事件与之有着某种关系。

公元651年，波斯萨珊王朝伊嗣俟(YazdigirdⅢ，632—651年在位)逃往末禄(Marw)。据中古波斯文著作《班达希申》(《创世纪》记载：“伊嗣俟三世登位二十年之时，大食人大举入侵伊朗国。伊嗣俟与战不利，奔往呼罗珊及突厥斯坦，请求援助人马，在那里为人所杀。”波斯萨珊王朝终于灭亡。

波斯萨珊朝灭亡之后，其部族余部大批东迁，散居中亚和中国之间。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PerozⅢ)继其父为名义上的波斯王，得到唐朝的承认。唐朝于661年立卑路斯为波斯都督。波斯都督府治据称设于疾陵城，即波斯东境塞斯坦首府札朗(Zarani)。次年春，又立为波斯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674年，卑路斯入朝大唐(《旧唐书·高宗纪》)。

679年，卑路斯之子泥涅斯(即Naes)复被唐朝册立为波斯王，并护送至碎叶，然后“客吐火罗二十年……景龙初(707年)复来朝，授左威将军。病死，西部独存”。(《新唐书波斯传》)结合上述历史文献记载的灭国后波斯人的居住地考虑，都兰出土的波斯锦极有可能是在中亚地方织制的。

但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在大食人占领波斯后，“波斯国”仍见载于敦煌文献。如P·3532号文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食)国……”。慧超所记表明，当时把大食(阿拉伯)统治下的伊兰故地仍称为“波斯国”。这时的“波斯国”是否继续生产波斯锦呢?目前还不能确定。格鲁塞在《近东与中东的文明》一书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他指出：“阿拉伯人虽然成功地以一种新的宗教加诸伊朗，但却证明他们无力并吞伊朗民族。他们在种族上以及语言上同化了美索布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然而在对雅利安主义的统治上却未收到任何效果……一方面皈依了伊斯兰教，同时仍保留着自己的面目。”

或许，都兰含绶鸟锦和波斯文字锦就是灭国后的波斯人保留自己宗教面目的明证。法国著名远东艺术史专家格鲁塞认为，波斯艺术是有装饰性程式化倾象纹章式的艺术，它继承了古代迦勒底——亚述的装饰艺术，由于拜火教对抽象事物和严格教条的爱好而加强，至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形式似已确定，它由此创造出一种特殊风格，传之于高加索民族、俄罗斯草原游牧民族，并经他们再传至北方的蛮族、哥特人、斯堪地那维亚人、本地的曰耳曼人以及东北的匈奴和突厥的游牧部落。特别是在他们的织造品和金银工艺品中，可以看出萨珊的装饰者如何从那些题材上剥掉其造型特质，而由活的形态中提取纯几何图案。

关于萨珊纹样的意义，阿尔巴乌姆在．《阿弗拉西阿勃绘画》一书中指出：这些赛姆鲁、孔雀、鹅、猪头、山羊、羊：翼马及其它实有或神话中的鸟兽，与萨珊朝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有关，基本上是出自《阿吠斯陀》中的伊巴塔西费尔玛神(成功之神)、维尔斯纳吉拉神(军神、战神)、密特拉神(太阳与光明之神)等诸神的属性。这类神在萨珊朝美术中，不仅出现在织物上，也出现于宝石、金属工艺品和雕刻之上。但对于传播广泛的含绶鸟图形，其意义却没有这样简单。

笔者认为，含绶鸟象征着王权，其来源甚古。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提到伊朗庇斯托的大流士(公元前522—486年)平定四海、纪念碑。该碑虽残，但却保留了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以及具有浓厚希腊风格的有翼天使岩刻。天使手中捧着象征王权的王冠，反映l了波斯人王权神授的观念。这种神授王冠的图案在帕提亚(安息)以后频繁出现，图案中的有翼天使也逐步演变成鸟。鸟与王冠的结合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含绶鸟颈后的绶带与王冠绶带相同。在安息诸王的货币上，均出现国王戴冠的肖像，冠后都毫无例外地具有这种绶带。萨硼朝完全继承了这种传统，冠绶带不仅见于货币，在银器和岩刻肖像上也屡见不鲜。例如在塔夸·夷·布斯坦的波斯王阿尔达希尔二世(379—383年)叙任图岩刻中，密特拉神、奥马兹德神和阿尔达希尔二世所戴王冠以及腰间，都具有这种绶带，甚至作为授权象征的环下，也垂有这种绶带。二是含绶鸟嘴中所衔项练，与王者颈部所佩带的项练近似。这种饰以连珠纹的项练，多见于安息和萨珊银币；在前述塔夸·夷·布斯坦叙任图，以及那克希·夷·鲁斯塔姆的沙晋尔一世骑马战胜图，也都可以为证。三是含绶鸟身上和图案环中常见的连珠带，在王冠上也被大量应用，这一点可从安息和萨珊银币图像中得到明证。四是将象征性的鸟翼安置在王冠上。巴拉姆二世、奥尔马兹德二世、巴拉姆六世、库斯老二世、布伦以及伊嗣俟三世时期的银币上，均有此类图像。

与佛教相结合后的含绶鸟形象，还象征再生或永生，在犍陀罗佛教浮雕中被反复描绘。一般认为是死者灵魂的象征，即鹅鸟是灵魂的住处，鸟是灵魂的搬运者。

综上所述，含绶鸟图案，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或者说帝王作为神再生不死的观念。反映了一种祖灵崇拜的宗教现象。所谓祖灵，相当于琐罗亚斯德教的守护力。因此，这类图像不仅象征着帝王的荣光和幸运，对于_般庶民来说，自然也应当具有吉祥、繁荣昌盛等极广泛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