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汤普逊：我不愿称颂真正的圣愚

花花
2022-05-22 13:43:29

文 | 汤普逊：我不愿称颂真正的圣愚

北土 2022-05-21 19:30 发表于北京

汤普逊

Ewa M.Thompson

正如圣徒式妓女索尼娅·玛尔美拉多娃那样，梅思金个性的某些方面也滥用了读者以常识为据的轻信态度。例如，梅思金的背景虽然容易导致缺乏信仰，但是事实证明他热情相信俄国传统。在俄国居住几个月之后，虽然和俄国生活没有实际的接触，他却在叶潘钦客厅里发表了一席演说，大骂欧洲生活方式，赞扬俄国生活方式。他是怎样熟悉俄国文化和热爱它的呢？如果梅思金是一部西欧小说中的人物，我认为批评家们是会提出这类问题的，他会被看作是不真实的。但是，在一部俄国小说里，读者无疑要接受他，因为读者预期这种逻辑上的不连贯性。正因为梅思金长期无根，所以他无需乎适当地熟悉，就能够十分彻底地拥抱他童年时期接触的俄国传统。他这么做是恰当而妥帖的；他那骤然觉醒的沙文主义和阶级自豪感（他提到了他的贵族血统）毫不削减他酷似基督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悖论贩运者，他致力于让读者相信：在俄国，逻辑上的矛盾已经化为乌有。

正如《战争与和平》那样，《白痴》在其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了圣愚模式的影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大小说之中，一般认为这一部结构最为“混乱”，作者个人生平方面的问题一直被引用为结构缺陷的主要原因。《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旅居西欧和中欧期间写的，当时他在经济上和家事上遇到了相当的困难。但是，主角的人格也是影响叙述结构的一个因素。他的性格给叙述者带来一套限制，事先就排除了情节的“有序”发展。梅思金和西欧小说的人物不同：他不争取进步，也不想要进步，不想从一种社会身份转变到另一种，或从较低的社会阶梯跳到较高的一级，或者相反。西欧小说的人物一般都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命运，加入自己生来所并不归属的一个社会圈子，而且，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阶层是可能造成这种迁升的。俄国小说中程式化的圣愚没有这样的雄心。对于梅思金来说，获取经济独立或心理平衡是不屑一顾之事。他不想“变迁”。他只对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主演事件。因此，他所参与的情节显得混乱和毫无中心。不用说，这种混乱和作者功底毫无关系，而和他所表现的文化模式所强加给主角的行为限制有很大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意赞颂真正的圣愚，这表明他意识到了民族神话和俄国城乡广为流行的圣愚现象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神话讲述俄国人民对形式“最为纯正的”基督教的忠诚，而现实生活中的圣愚和这种理想的龃龉又太明显，满足不了如此敏锐的人类生活观察者。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热爱这一神话，难于全然放弃。因此，他的人物接受圣愚的行为约束，但是不穿圣愚的褴褛衣裳，或者不接受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这些程式化的圣愚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希望：神话能够凭借想像培育，然后进入俄国生活并在那里长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个人物全心全意地表演出了这个神话，他们是：梅思金公爵、马卡尔·多尔戈卢基和索尼娅·玛尔美拉多娃。其他人则可以称为学样未成的圣愚：他们也是悖论贩运者，但是没有能力接受他们行为的宗教的和伦理的规范。地下室主人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神话本身是有严重缺陷的。圣愚法规因为当作一套行为准则来使用，所以产生了初看上去具有吸引力、但是作为社会行为模式则具有破坏力量的人物和局面的标准。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和叙事方法又具有圣愚的特点，选用了这一群人造成的价值观体系。像圣愚一样，只有考虑到基督教和异教的渊源时，这些人物才能被理解。他们常常不能区分异教态度和基督教态度。叙述者也陷入了这种混乱。文学评论或者宣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基督教辩护人，或者给他分配“后基督教”文化先驱者的角色。就这样，俄国文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合而为一的东西，又被批评家们强行分开。

19世纪后期俄国其他作家使用圣愚模式的方法没有这么纯熟。尼古拉·列斯科夫按圣愚塑造他的那些寻求真理的人物，方式是相当简单化的。他的人物所受的教育比普通农民好，但是他们过着农民的生活。在穷极潦倒时，他们就到阔气的朋友家去白吃，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又很怪异。他们的家庭背景都无法探究。他们弃绝常规的道德和有组织的宗教。叙述者和其他人物都称他们为“流浪汉”，有时也称其为“圣愚”(дурачки或Божви люди)。他们有些人，如《不朽的戈洛万》中的戈洛万，发出吼叫或者作出预言，像“真正的”圣愚一样。他们有些人参加正教的神学学校，但是，一般都是远离这类学校和有组织的宗教的。有些离家出走，撇下母亲、妻子，靠社区救济。奥夫采贝克的母亲死在一座救济院里；戈洛万逃避了鞑靼人的俘获，却把妻子扔下不管。他们紧紧抓住了不忠实于某一个人、某一机构和某一套信仰这样的传统。他们蔑视人的生理特性；他们的慈善行为产生的实际效果很少。例如，在《往日的幸福家庭》中，一个穷贵族和程式化圣愚多里梅东特·罗戈仁解放了九个家奴，因为他反对农奴制。但是农奴无处可去，而且还可怜他们昔日的主人；他们称他为“圣愚”(Божий человек)。他们依然留在他身边，像“解放”以前那样为他干活。

同名故事中的奥夫采贝克大概是列斯科夫程式化圣愚中最为典型的。他彻底地放弃了社会生活，从不知道下一顿饭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明天可能需要的一双鞋取自何处。他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到亲友家去凑着吃饭，访问谁家就顺手牵羊拿走一双鞋。应该说，他是随时随地准备以同样方式为友人提供方便的，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因为他一无所有，又不去找工作，所以实际上无以作出报答。至少，奥夫采贝克对友人的访问是与众不同的。他习惯于在房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住下；主人回来时向客人来自何方、住多久时，他也不予回答。因此，他的行为很像关于圣愚的可疑的故事：这些圣愚在主人不在场时进入其家，而且不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奥夫采贝克给母亲和妻子带来许多困苦。多里梅东特解放农奴的愿望固然很好，但是在解放他们之后依然靠他们养活。程式化圣愚动辄食言的这些例子，可以解释为列斯科夫不赞成圣愚行为方式的象征。另一方面，他对俄国流浪者的持久兴趣、圣愚式人物在他的短篇小说里的频繁出现，都表明了他对他们经久不衰的沉迷。

19世纪末，在对待文学中圣愚的态度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尽管作家和批评家们依然高度器重这个模式的悖论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的原本持有者们却急转直下地丧失了地盘。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频频记录了农村愚人受到虐待的情况。这是社会习惯发生变化的反映呢，还是表现崇敬与轻蔑辩证法的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看来，后者更有可能。例如，高尔基和蒲宁就记录了圣愚在城乡遭到虐待的事例，但是，同时，这两位作家表明那些虐待“愚人”的人是接受圣愚法规的。

在高尔基的《童年》(1913- -1914)中，圣愚现象似乎是一种神话，不再吸引村里的人。这本自传性的小说和托尔斯泰的同名作品的区别之一是两者对圣愚的态度。高尔基的圣愚叫伊戈沙，诨名“衣袋里死”，这是对他所谓的超自然力量的戏谑援引。叙述者把伊戈沙描写成一个不善预卜、又无美德的农村傻子。在村里对伊戈沙施行无礼之举的紧急时刻，也没有一个虔诚的女人出现。叙述者的意思是：村里人太过玩世不恭，不相信关于疯人具有精神洞察力的故事，而且疯人本来就没有这种本事。高尔基的《童年》让人相信，在本世纪初，在俄国已经没有人崇敬圣愚。

从短篇小说《尼卢什卡》中，也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高尔基在这里描写了一个机灵农民想要利用一个乡下傻子。农民想要教会尼卢什卡几种把戏，以让他取信于人。但是这个白痴什么也学不会，而且很快就死了，让唯利是图的“老师”十分懊丧。故事的寓意似乎是圣愚现象是人剥削人的一种形式，因此应该根除。

蒲宁的自然主义的阴郁小说《农村》(1909—1910)也采用了这个格式。在这里，农村愚人莫契卡受到农民毫不手软的虐待。他们尤其喜欢对他恶作剧。两个主要人物之一要求把莫契卡装在一个大空酒桶里送到他那儿去，桶外面写上：“小心，里面装着真正的傻瓜。”在集市上，村里人往莫契卡身上撒面粉，他拼命地往下又拍又掸，他们大笑不止。没有崇敬的场面可以抵销这种不敬行为。这种古代习俗崩溃得愈加引人注目的原因是提到了流浪汉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中同名人物的遥远回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诱拐了一个女农民，把她锁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反复强奸她。像高尔基的那篇故事一样，《农村》表明，圣愚崇拜已成明日黄花。

但是，看来，文学中对圣愚的态度变化所反映的不是农民态度的变化，而是在长篇和短篇小说中使用圣愚法规方式的变化。在发明了程式化圣愚之后，这个模式的原有贩运人就失去了和俄国作家的关系。别祖霍夫们和梅思金们代替了伊戈沙们和尼科尔卡们。上流社会的这些人物表演了圣愚法规，但不求助于裸体、赤脚和目不识丁。在受过教育的阶级竭力模仿欧洲有教养阶级的一个社会里，实实在在的圣愚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在这样的背景中，圣愚不可能充当俄国独特价值观的象征。所以他们让位于他们的程式化兄弟，这些人把圣愚态度化为有教养阶级的习用语。

这种转变始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但是在高尔基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在俄国文学史上，高尔基第一次赋予城市无产阶级成员以圣愚的特征，因而在旧俄国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高尔基的城市化圣愚对小商人和失业工人，而不是对上层阶级成员或者农民（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描写那样）发生了某种影响。但是，像托尔斯泰的程式化圣愚一样，他们并不为物质利益奋力，不想飞黄腾达。他们是真理寻求者，一无家室，二无其他尘世爱好。他们珍重他们的下层地位。从常规的道德标准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值得赞赏，在这方面，他们像列斯科夫的人物。但是，对这些人物的叙述语调表明，他们的态度虽然不太值得赞扬，他们却是纯真而不容贵难的。

《加里宁》(1914)中的流浪汉加里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看样子他是按列斯科夫的奥夫采贝克或者托尔斯泰的卡拉塔耶夫塑造的。他没有精神错乱，但是他的恨世态度几近于病态。加里宁强烈反对任何种类的忠诚或专注态度。他的怀疑主义来源于痛苦的生活经验。他曾一度充任一个富户的管家，爱上了主人的女儿。男主人和他女儿得知情况之后，对他玩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恶作剧，他只好引咎辞职。此后，他再也没有定居下来。他没有结婚，失去了和父母的联系，也没有亲密的朋友。他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一样，愿意和人们谈话，可是和他们分手的时候，他却毫不感觉惋惜。叙述者和加里宁邂逅时，本人也过着游荡的生活。有一次，加里宁告诉他，“他母亲熟悉圣徒传每一个细节；熟悉每种箴言和咒语。”具有基督教和异教混合渊源的这种农民智慧构成了加里宁经久不衰的精神行囊。他沉迷其中，放心大胆地强调他不忠诚于俄国正教和西方化了的那一部分俄国社会。他说：“啊！上帝！别让我苦恼吧，用不着让我混进教士阶层、神父之辈、执事队伍、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行列。”他还说，他母亲从前就一直说这番话。加里宁对真理的追求就这样使他放弃了社会生活，并且宣布无政府主义是解除人类苦难的唯一方法。

在高尔基的《忏悔》中，是流浪汉自己说故事。他叫马特维，是一个农民子弟，不知父母是谁。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发觉自己有一种学习和思考的愿望，这使得他在村里与众不同，把他变为嘲弄和轻蔑的对象。这意味着，村里其他人平生仅仅追求物质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必定行为不正。马特维阔气的养父母不明白他们的养子宁愿自由而贫困，也不愿意承受不义之财的负担。马特维在一座正教修道院度过一段时间，但是，在那，他也发现了他在村中早已熟悉的那种自私自利的态度。经过百般苦难之后，他最后在一个生活俭朴、享有尊严的工人社区里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发现这个道理之时，故事戛然而止，没这个理想的工人社会多年来是怎么运转的。

高尔基短篇小说中的加里宁们和马特维们对于俄国文学读者的习惯性反应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又在表面上摈弃了旧俄国的价值观和态度。读者们本来就期待着俄国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对寻求真理的流浪汉的描写；这些流浪汉既聪明又愚蠢、既有传统又无根、既纯洁又不纯洁、既傲慢又和蔼。读者们本来就期待着老于世故的人物嘲弄，或者藐视真理寻求者，期待着正面人物尊重他们。在浪漫主义时期，扮演真理寻求者角色的一般都是真正的圣愚。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时期，程式化圣愚代替了真正的圣愚。浪漫主义圣愚多为激烈的俄国民族主义者，而高尔基的加里宁们和马特维们则对俄国国家的政策没有一点责任感。

在苏维埃时代的俄国文学中，圣愚理所当然名誉扫地，但是，他们造成的行为准则却继续发挥作用。圣愚行为的束缚力表现在苏联文学和流亡文学许多人物所投身其中的那种价值观上，还表现在长篇和短篇小说的情节结构之中。有两部小说，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可资为例。

《日瓦戈医生》的同名人物在精神上和实际生活中都是一个流浪者。他对于没有固定地址的生活的兴味虽然由于像十月革命这样的外在原因而被强化，但是这种兴味是根植于他直觉的选择之中的。在他生活的决定性时刻，他倾向于选择无所依傍、避免长期效力某事的道路。他设法逃离把他当作人质扣留的游击支队时候，他决定不再回到妻子冬尼娅那里去，而是去找拉拉。在这本小说里，这种选择是被当作顺理成章之事表述的；叙述者叫我们觉得事态只能如此；他和拉拉互相完全匹配。为了替使用飘忽不定和流浪这样的主题辩护，作者可以选取许多“动机”，此即其中之一。例如，日瓦戈可能觉得，如果他回到冬尼娅身边，他可能会成为她的负担。应该指出，日瓦戈和拉拉的关系也缺乏稳定性。日瓦戈在拉拉住所的逗留是一次访问，而不是归来。在她的生活中，他是一个重要的人，她对他亦然。但是，这次相逢是暂时的事，正如圣愚们对农民和贵族的访问那样，虽然是必要的和令人喜悦的，却为时不久。

文章来源：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美]汤普逊著，杨德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

北土No.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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