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拉什:死者直到现在才被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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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克尔福德屋闹鬼。落叶在腐烂的门廊上飞舞,当地人听见鬼魂的低语。楼梯被踩得嘎吱响,哭泣声穿墙而过。一位亚特兰大的开发商计划把房子夷为平地,将三十英亩地变成养老院。接着经济崩盘。房子依然独自伫立,蜿蜒的泥车道变得和伐木道一样崎岖。所以只有我们,劳伦对朱迪说。当朱迪提到鬼故事的时候,劳伦告诉他,她有办法。
每次他们进屋时,她都大声说,走开。他们让眼睛适应房子的昏暗,聆听除了呼吸声之外的声响,然后把睡袋放在地板上,有时候放在卧室里,但更多时候放在前屋。他和劳伦脱光了钻进睡袋,任何让房子阴冷的玩意儿都无法战胜他们身体的热度。
劳伦总是直言不讳。第一堂课时,劳伦就告诉他,你和郡里的其他男孩不一样,你从不掩饰自己的聪明。她问朱迪大学里想主修什么,朱迪说工程。他问她同样的问题时,她回答,教育。九年级的时候,海伍德上区的学生都坐巴士去郡高中上学。和其他一块儿长大的男孩不同,朱迪没有参加学校的职业培训。相反,他加入的班级里,大部分的学生都从城里来。他们的父母未必富有,但是家里人都期望他们能念大学。正如劳伦所说,朱迪毫不掩饰自己的聪明,起初只有在被要求时才如此。接着他开始举手回答问题,有时候那些问题甚至连劳伦都回答不了。老师们鼓励他,到了春天,他和劳伦双双被推荐去了教堂山大学和杜克大学为贫困学生准备的夏季项目。
和他一起坐巴士的男孩不再邀请他打猎或者钓鱼。很快他们甚至都不搭话了。在往返学校漫长的巴士途中,朱迪看到他们盯着他从书包里拿出来的书,不止是上课用的书,还有劳伦给他的,封面破损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银河系搭车指南》,以及图书馆里借来的天文和宗教方面的书。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背叛。临近学期结束的一天早晨,比利·兰金在食堂里绊了朱迪,他连带托盘都摔在地板上。比利比他重五十磅,要不是因为劳伦在场,朱迪可能就作罢了。他追上比利,把他掀翻在地毯上,祈祷老师赶紧过来劝架。但是先赶过来的是劳伦。等到老师出现时,劳伦抓伤了比利的左侧脸颊,自己断了两片指甲。
朱迪驶出沥青路,发现泥车道和一年前相比,被使用得更多。结块的泥土间少了些莎草,路上有新鲜的轮胎印。劳伦的兄弟特雷最后告诉朱迪说,她所剩的部分都在沙克尔福德屋里。土路变直了,向上延伸。橡树两旁点缀着紫藤花。山茱萸簇拥在底下,枝桠上还有最后的几朵小花。车道转了个弯,树木不见了。沟渠里出现了几张弹簧床垫,旁边还有碎了的瓷马桶和一台洗衣机。像是龙卷风过境后的残骸。
他们四年级时每次开车到这儿来,劳伦靠着朱迪的肩膀,手放在他的大腿上。这样的时刻和做爱一样美好——独处的时光在等待着他们。之后,他们待在睡袋里,计划着朱迪大学毕业以后做些什么。劳伦会说,我们住到像哥斯达黎加那样既暖和又遥远的地方去。他说那他们选修的是法语真是太糟了,劳伦回答没关系,再学一门新语言不是更好吗。
更多垃圾散落在车道和沟渠里——啤酒罐,软饮料盒,破了的塑料垃圾袋,如同被砸得稀巴烂的陶罐。转了最后一个弯,沙克尔福德屋出现在他跟前。门廊旁边齐轮胎高的杂草中有一辆破旧的福特金牛座,与其是说停在那儿,不如说是报废了。屋子的前门开着,像是在迎接他。
朱迪走上门廊,在门口徘徊。他一眼就看见放在壁炉里的电视机。屏幕上有一支摇滚乐队在演奏,但是没有声音。一张亮红色的沙发胡乱挨着壁炉,上面坐着人,三张脸出现在浑浊的光线里。朱迪走进去的时候,空气里有一股安非他命的焦糊味儿。他知道是劳伦烧制的。比利和凯蒂·林恩高中里没能通过化学一级,更不用说他和劳伦都得了A的高级课程。
“过来和我们一起乐一乐吗,大学生先生?”比利问。
“不了。”朱迪说,站在劳伦身边。
比利指着地板上一只毛毡教堂募捐盘,稀稀拉拉的硬币和钞票中间有一只玻璃烟斗和一个小塑料袋。
“来嘛,做做样子也好。”凯蒂·林恩大笑起来,她的声音又干又尖。
“来吧,伙计,坐过来,”比利腾出位置,“就当是高中同学聚会。”
朱迪看着劳伦。自从上次见她已经过去五个月了。他不确定是什么让他更加不安,是她失去的,还是她残存的美貌。
“我觉得他对你还有意思,小妞。”凯蒂·林恩说。
劳伦抬起头来,她的眼睛是透明的。
“你对我还有意思吗,朱迪?”他打量着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家具。
一张沙发,一台电视机,但是没有桌椅,地上都是东西,从糖纸到一团五颜六色的圣诞灯。
角落里放着劳伦的书,《人的宗教》《押沙龙,押沙龙》和一本诗集。还有她的电脑,屏幕碎了。
一根橘红色的延长线绕过沙发拖进厨房。朱迪意识到这是一台发电机,现在他听见了机器的嗡嗡声。
“生点火吧,比利,”劳伦说,“更舒服些。”
他换了DVD播放机里的碟片,橘红色的火苗映在屏幕上。比利足球后卫的肩膀变得瘦削,他的胸口也塌陷了。
“要不要把声音开开响。”比利问。
劳伦点点头,壁炉噼啪直响。
“我们给你留了位置。”凯蒂·林恩说,拍拍她和劳伦中间的空隙,但朱迪还是站着。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走。”朱迪说。
“去哪里,宝贝?”劳伦问。
“回家。”
“你没听说吗,”劳伦说,“坏女孩不回家。甚至没人为她们祈祷,至少特雷是这么说的。”
“那和我一起去罗利。我们在那儿找间公寓。”
“他想要把你从我们这些人渣这儿救走,”凯蒂·林恩说,“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坏。这个募捐盘不是我们闯进教堂偷来的。比利从跳蚤市场买的。”
“你得把我们从劳伦这儿救出去,”比利说,“都是她烧制的,看看我们吧。我们像圣诞雪人似的,体重不断下跌。”
“救救我们,朱迪,”凯蒂·林恩说,“我们在融化。我们在融化。”
“跟我出来。”朱迪说。
劳伦跟他来到门廊。她的肤色在下午的光线中一片蜡黄,他心想他们是不是也用针管注射。网上说肝炎在吸毒者中很常见。劳伦的牛仔裤松松地搭在她的屁股上,她的牙齿像印第安玉米一样又小又黄。朱迪想象着安非他命注入静脉,鼻子、嘴、骨头上的肌肉刚刚够打开身体的通路。
“没人告诉我你在哪里,”朱迪说,“至少你应该跟我说一声。”
“这儿没有手机和网络,”劳伦说,“还确确实实存在几个像这样的地方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你应该从城里给我打个电话,”朱迪说,“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不知道你在哪里,不知道你好不好。”
“我或许一直在想你,”劳伦移开眼睛,“但是你找到我了。任务完成,你可以走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朱迪问。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无力,像是从被劳伦嘲弄的书里或者电影里学来的。
“你知道我,”劳伦说,“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向来等不及。我找到喜欢的东西,就一头扎进去了。”
“你喜欢这样,”朱迪说,“和这两个家伙住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
“等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办?”朱迪问,“会发生什么?”
“上帝会保佑我们,”劳伦柔声说,“这不是我们从教堂里学来的吗?你成天和那些无神论的教授在一起,都快失去信仰了,朱迪,还记得威尔金森牧师的妻子在主日学校里告诫我们的话吗?”
劳伦走近一些,尽管她的胳膊还是放在自己身侧,但是她把脑袋轻轻地靠在他胸口。他闻见衣服浸透安非他命的气味,还有没洗过的皮肤和头发的味道。
“这儿让你回想起美好的时光吗?”劳伦问。
见朱迪没有回答,她抬起头,微笑着举起手来抚摸他的面颊。手很温暖,血液还在流动。
“我想起来很多,”劳伦说着收回手去,“你知道我本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的,亲爱的,但是这儿没有信号。”
“现在就跟我走,别再进去了,”朱迪说,“你什么都不用收拾。我有钱给你买衣服,还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现在就去罗利。”
“我不能走,亲爱的。”劳伦说。
“你可以的,”朱迪说,“一直都是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凯蒂·林恩来到门口。
“我们需要你来烧制,亲爱的。”“好的,”劳伦说,又转身对朱迪说,“我得走了。”
“我会回来的。”他说。
劳伦在门口停下。“或许还是不要了。”她说着就走了进去。
朱迪回到车里,朝城里开去。
劳伦曾经跟他说,如果我们的成绩足够好,我们就能离开这儿。高中的前三年,他和劳伦的大学预科课程都是A。他们一起获得各种学科奖励,不过如果劳伦愿意的话,她可以获得全部。他们四年级时,劳伦获得全校SAT考试的最高分。那年夏天,劳伦在沃尔玛做收银员,而朱迪则和姐姐以及母亲一起,在家禽养殖场干活。他把这笔钱用作小货车的订金。他和劳伦离开坎顿去念大学时,可以用小货车来装行李。
四年级的秋天,劳伦填写了辅导员特蕾克斯勒小姐发给他们的经济补助申请表格。她和朱迪继续在下午和星期六打工,为奖学金无法保障的那部分生活赚钱。然后到了十一月,有一天劳伦告诉他说她改变主意了。他和特蕾克斯勒小姐都无法动摇她,朱迪告诉她,没关系,成为工程师以后可以赚很多钱,足够他俩用了。劳伦只需要等四年,然后他们就能够永远离开坎顿,离开这种生活:支票本永远入不敷出,讨债人和当铺老板带来的厄运也只有一步之遥。朱迪观察了其他同学,包括那些上了大学预科的,他们怀有急不可待的宿命感过起这样的生活,有的怀孕了,有的被捕了或者干脆退学了。有些更莽撞的男孩,用撞扁的车填塞垃圾场。路边带着花冠的曲棍球杆和纪念品标记着他们死去的地点。从他们留在毕业手册里傻笑的照片上,便能够预见这一切的发生。
不久他就去上大学了,劳伦因为咒骂顾客被开除,开始在家禽养殖场工作。朱迪每个月都开车回坎顿。尽管他们常常打电话和通邮件,但是圣诞节假期好像永远都不会到来似的。他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去劳伦的母亲家接她,然后他们去了克里克湾的一个派对。朱迪知道会有酒、大麻和一些药片。但是他吃惊地看到安非他命,而且劳伦随手接过递来的烟斗。比利问朱迪想不想试试,他摇了摇头。回到学校以后,他们的邮件和电话联络变得更少,也更短。他只见了劳伦一次,一月下旬。她体重减轻,还失去了工作。春假的时候,特雷告诉他,劳伦在夏洛特戒毒所,不许探望。自此以后朱迪就再没收到她的音讯。
朱迪走进温迪克斯超市的时候,特雷正在帮助一位客人。他完事以后过来找朱迪。特雷伸手之前先在脏兮兮的绿色围裙上擦了擦。
“这个学期结束了?”
“是啊。”朱迪回答。
“你肯定成绩不错,是吧。”
朱迪点点头。
“或许你能鼓励这儿的孩子有点志气,”特雷说,“今年夏天打算怎么过?”
“学校让我在图书馆工作,但我还是想和妈妈住在一起,处理鸡肉。”
“干吗要做这些啊?”特雷问。
“学费又涨了。就算有奖学金,我还是得弄一笔贷款。这儿不用付房租,而且工资也更高。”
“他们不为山区里的孩子减免吗?”
“不。”朱迪说。
“你姐姐怎么样?”特雷问。
“还行吧。”
“我听说杰夫不肯承担抚养义务,”特雷说,“那个没用的混蛋,一直都这样。凯伦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过她,她的眼界太低了。你和她都是这样。”
特雷转身看看他负责的区域里有没有客人逗留。
“我去了沙克尔福德屋。”朱迪说。
特雷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就知道不应该告诉你。我以为你足够理智不会去。”
“我有超过两个月没有她的音讯了。”朱迪说。
“那你现在看到她了,明白不要再去了吧。”特雷说。
“你就不能做些什么吗?”
“比如?”特雷说,“和她谈谈?为她祷告?我做过了。是我二月份的时候把她带去夏洛特戒毒所的。三个星期,五千美元。我付了一半,妈妈付了一半。”
“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犯法吧,”朱迪说,“我宁可看到她待在监狱里。”
“六个月,因为他们没有贩毒,哈尼卡特警长说的,这还是所谓严酷的判决。她很快就会出来,然后又回到那里。”
“你可说不准。”
“我可以。二月份的时候她或许还有机会,但是她已经在这个烂摊子里搞了太久,现在没门了。你的脑子要重新理理。另外,哈尼卡特警长整天和人渣打交道,他们让自己的小孩吸毒,卖毒品给高中生。”
“所以你们已经放弃她了吗,你和你们的妈妈都已经放弃她了吗?”朱迪问。
“哈尼卡特警长告诉我,他曾经奇怪,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有安他非命的房子里见过老鼠。我是说,那么脏的地方总会有老鼠。接着他意识到就连老鼠都聪明得知道要远离是非。想想吧。”
“你们父亲在发电厂出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
特雷涨红了脸。
“如果她用这个做借口,那她真是比我想的更糟。爸爸死的时候,妈妈和我过得很艰难。我们循规蹈矩,保住了饭碗。”
“劳伦没这么说,”朱迪回答,“是我在说。”
“她有爸爸在身边的日子比你长得多,但是你和其他人一样,都过得很好,”特雷说,“那个叫特蕾克斯勒的女人一直说劳伦有多聪明,智商多么高,SAT成绩多么好。但是我从没见她做出过什么聪明的决定。我本以为她会在高中毕业前怀孕。听着,要不是因为你,她早就已经堕落到现在的地步了。你和我,我们为她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过她配得上的。”
一位客人叫特雷称一点东西。
“待在罗利,”特雷说,“这个地方像是蛛网。你在这儿时间一久,就会永远被困住。最后变成她,或者我。”
朱迪驶出停车场时,想起他去上大学前的下午,他和劳伦最后一次去沙克尔福德屋。他们做完爱,劳伦拉着他的手,领他上楼,他们从没去过那儿。在一间后卧室里,有一张书桌和一面镜子,一个硬纸板做的殡仪馆风扇,一匹儿童木马。
劳伦问朱迪,他知不知道为什么这幢房子闹鬼。他不知道,只知道这里发生过可怕的事情。
他们走下楼梯时,朱迪转过身。她告诉他,我谅他们也不敢现身,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出现。
朱迪回到母亲家时,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凯伦带着朱迪的侄女克里斯朵。他姐姐的手因为给鸡肉去骨而变得又红又粗,和孩子说话时,即便没有在责备她,声音也很刺耳。
“吃点玉米,朱迪。”他妈妈说着,用手掌托起碗,而不是端着。
朱迪长大时,有些放工之后的夜晚,他母亲连拧干抹布的力气都没有。她的手指僵硬,疼痛从手蔓延到肩膀和脖子。之后她不得不离开了家禽养殖场,当起女招待,疼痛减缓了,但是手指依然向里弯。
“真不敢相信现在已经五月了,”朱迪的妈妈说,“再过三年你就大学毕业了。”
“然后永远离开这里,”凯伦说,“小弟弟向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以为我也是,但是我把硬鸡巴和爱情混淆了。”
“别这么说话,”他们的妈妈说,“尤其别当着孩子的面。”
“为什么不啊,妈,”凯伦回答,“你也犯过一样的错误。”
他们的母亲退缩了。
“高中里你没搞大劳伦的肚子真是太可惜了,”凯伦对朱迪说,“你可以像爸爸那样一走了之。保持传统。”
“我不会那么做的。”朱迪回答。
“不会?”凯伦说,“要我说谁都说不准,是吗,小弟弟。”
“求你了,”他们的母亲柔声说,“我们说些别的吧。”
“劳伦没能在养殖场里做很久,”凯伦说,“好事。像她这么娇生惯养的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割掉一只手。但她还是四处炫耀她有多聪明。休息的时候她总是和那两个墨西哥女人坐在一起,学说她们叽里咕噜的话,帮她的‘madres[6]’填写表格。”
克里斯朵又伸手拿饼干,被凯伦拍了一下。克里斯朵抽回手,打翻了牛奶,开始哭。
“看看你都错过了什么好戏,小弟弟。”凯伦说。
还有三年,那天晚上朱迪躺在床上想。在这样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下,可能会没有工作,却还有更多的贷款要还。他想起那个星期五下午,特蕾克斯勒小姐坐在房子的前厅,解释说单亲家庭如何能成为一种优势。你的儿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特蕾克斯勒小姐这样告诉他母亲,然后解释了她带来的经济补助申请表格。辅导员并没有将视线停留在破旧的家具上,破了的窗户封着一块蓝色防水布,但是她的意思已经足够清楚了。这期间,他的母亲一边听,一边紧张地拽着自己的裙子,她的礼拜裙。
朱迪睡不着,于是他套上牛仔裤和T恤,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夜晚又冷又安静,这会儿还没有蝉声,也没有卡车或者轿车把牧场上方的铁桥震得隆隆响。四分之一轮月亮挂在星星中间。劳伦曾经说,月亮像一个黯淡的逗号,她还说起月亮的相位。那个星期五下午,填完所有表格以后,特蕾克斯勒小姐叫朱迪一起出去走走。他们走到她的车子旁边时,她说,劳伦让我们失望,但是不要因此而放弃你生命中追求的东西。
朱迪回到屋里,打开手提电脑。他母亲家里没有网络,但是他已经下载了前前后后的照片。他看着枯萎的脸蛋,如同延时摄影中的花朵。每一年都像是十年。慢慢走向死亡。
晚饭以后,朱迪的母亲去上班了,朱迪收拾了行李箱和背包出发去城里。他从ATM机上取走了账户里所有的钱,然后开车去了沙克尔福德屋。他把车停在福特特拉斯旁边,踏上腐烂的门廊台阶,打开门。他们都坐在沙发里,无声的电视机依然在壁炉里闪烁。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罗利,”朱迪说,走上前去握住劳伦的手,“求你了,我不会再问一遍。”
她抬头时,有什么东西在她的瞳孔深处闪烁。尽管她并没有犹豫。“我不能,宝贝,”她说,“我真的不能。”朱迪回到外面,再次回来的时候拿着行李箱和双肩包。他把它们放在屋子中间,从包里拿出钱来,丢在募捐盘里。
“点火吧,比利,”凯蒂·林恩说着把烟斗填满,“这个男孩在外面的寒冷中待得太久。”
《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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