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之我见（译稿）

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之我见（译稿） 下面是段义孚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座的英文稿的中文译文，译者是周尚意老师的研究生团队！ Humanistic geography–a personal view Yi-Fu Tuan 人本主义地理学之我见（译稿，未定稿） 段义孚 谢谢大家邀请我来发言，我深深地感到荣幸。大家注意到，我是用英文来讲的，而不是中文。我觉得应该向大家表示歉意，并给大家一个解释。我出生于天津，但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那里，住在南京，而后是在上海、昆明，最后是在重庆。1941年，我全家离开了当时的陪都重庆，去了澳大利亚。之后，除了在去英国的路上曾途经上海以外，我就再没有回到过故土。换句话说，我已经离开故乡六十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与我相处的人都说英语：有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在1951年后还有美国人。遗憾地说，虽然我还能用中文应付一些日常用语，可是用来做学术报告就不能胜任了。于是，这就带来了第二层遗憾：因为我主要从事的，是地理学中的一个部分——既非自然地理、又非经济地理或人文地理，而是人本主义地理。就像我下文中要讲的一样，如果要找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语言资源的内涵的提炼。一个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敏感度来洞悉语言的精要，那他就是不够合格的。 洪堡兄弟 正如在美国那些主要的研究机构中一样，地理学延伸到了各个领域：从物理到生物，从社会到经济，以至于人类。到了研究人本这一环节力量往往是最薄弱的。我经常思索：如果地理学者能从洪堡兄弟那里得到更多的灵感，那么我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不是能更强一些。威廉·洪堡是个人文学者，生于1767年；他的弟弟亚历山大·洪堡生于两年之后，是个地理学者、探索者。正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洪堡对自然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贡献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还涉及到资本流动，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的雏形。他不仅描绘了如诗如画的大自然的历史，还为我们提供了我所提到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知识。不过在他哥哥看来，他离人本主义学者还差一点点，那就是默默地自足和自省。现在的地理学家仍然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我们可能会吹嘘自己的很多成就，但是对这些东西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而反思才是洞察力的源泉。 不过我把事情夸大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地理学者写出了相当一部分书，这些书对自然的本质、山水、荒野，还有我们对过去的理解，都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我本来可以向大家介绍这些书的梗概，可是这似乎没有太大必要，大家可以自己来读这些书。所以，我想多介绍一些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即在人本主义地理学方面做出的微薄贡献。我所写过的书对很多主题进行了探讨，不过其中三个是核心：地方的感受性质、奴役的心理学、和想象力所产生的文化。 地方的感受性质 描述地方的感受性质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著作中详细的介绍这个地方。我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住了20年，应该是有资格这么做的了。但是我没有小说家或诗人那样的语言技巧来把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感性层面的东西切实的展现出来。很少有地理学家有这种功底。所以我就没有采取这个途径。我选择了从相反的方向来着手研究感受性质，即以人类普遍拥有的官能感知、通感和语言来入手。 谈到感觉，我想到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通过官能感知，我们领会理解事实真相。当然，这是老生常谈。那什么是新的呢？或至少看上去像是新的呢（有些理论太为我们所熟悉而被淡忘了）？那就是地理学家用文字、图片、地图所展现给我们的真实世界。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概括的世界，与常人所知的完整的世界相去甚远。地理学家依靠视觉观察，有时也依靠听觉。这些远距离感知器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而有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却被忽视了。这些事情，日复一日地通过味觉、触觉和嗅觉，而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传递给我们。正是身边这些丰富的现实，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图像，丰富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作为世界的观众而存在——我们已被深深地植入它的色香味等一切性质中了。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热带雨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了解，因为我们见过那些图片和文献资料。但当我们确确实实置身于森林中时，我们可能会震惊地发现有些景象与我们想象的背道而驰，无法抗拒的绿色、环绕四周的稠密植被——这些在图片中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但是有些东西出乎预料：猿猴啼叫不休、鸟类啁啾私语、大象穿行林间呼气声宛若吹号，还有生长和腐烂的刺鼻气味以及像一条湿毛毯包裹着我们的溽热潮湿。 这种复杂的体验，我将其称为对于一个地方的“感知性质”。但是这些感知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更神秘的方式作用。我所指的是心理生理学现象，即通感。通感是多种感知的混合作用，例如，当一个人听到一种声音的同时会看到一种颜色。一般来说，音调低沉的声音，比如深沉的嗓音、鼓声、雷声，产生黑暗和圆形图像；而高亢的声音，如女高音、小提琴声和尖叫声，产生明亮和尖锐的图像。在语言中，通感体现了这种感知关联性。比如，英文中的“你怎么选了这么一条颜色张扬的领带？”，或常说的“刺骨的寒冷”，而在中文中，惯常的说法有“金嗓子”，还有宋代张元干诗中的“细风丝雨”。毫无疑问，还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例子。 通过通感，主体可以获得一种生动的感知并能产生共鸣，这是其他的方式无法做到的。对于青少年来说，这是一种优势。它帮助他们去定位自己或聚焦其他事物。然而，当发展过快时，它也会产生幻觉。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人，语言表述渐趋流畅，通感就会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比喻，它同样能够使世界更加丰富完满。 什么是比喻？如果说通感是几种感觉的混合，比喻就是几种想法或者观念的复合体。比喻使我们将一些散乱的事物具体化，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例如，自然界看上去是危险而纷繁复杂的，当我们将其比喻成我们所熟悉的身体各部分时，情况就好多了。比如我们说“海角”、 “河口”、“山脊”、“海湾”等等。有些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都和我们很疏远。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人造物也都和我们的身体结构相联系，例如“针眼”、“书脊”，“桌子腿”、“椅子背”。 当然，我上面所说的只是英文中的习语，我不知道在中文里是不是都能找到相似的词汇：有一些确实能够找到，而且不只是相似，简直是完全相同。比如中文里也说“河口”、“山脚”、桌子“有四条腿”等等。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去探求各种语言如何用不同的比喻方式来把我们不熟悉的事物转化成我们熟悉的事物。 不仅仅是比喻，语言的各个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如诗人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诗人——用情感将我们自身和大自然连接在一起。尽管基本上这个世界是由实实在在的事物组成的，但也不乏一些抽象的实体，比如空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如何用语言来描述空间的无限性，使其更加具体更加生动？一种方法是使用专业是的数字词汇。 比如，一本中世纪的著作（South English Legendary）是这样形容宇宙之广袤无垠的：“即使一个人能以每日40英里的速度向上行进， 8000年后他依然无法到达天空的最高处。”但更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空间性的词汇，这种空间性词汇的使用促进了我们的空间想象力。有两首诗，一首由汉朝无名氏所作（已由罗伯特·派恩译成英文），另一首由英国诗人渥兹华斯作于19世纪，我惊异于这两首诗的异曲同工。中文诗是这样的：“……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胡马北驰燕南飞，一南一北，在我们眼前形成了强烈的方向反差，空间上的距离隔断跃然纸上。在渥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中，割麦女究竟是何等孤独？笼罩着她的空间又是何等的无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如同中国诗人，渥兹华斯也举出两个反差较大的画面：一边是“沙漠的绿茵间疲惫的旅客”，另一边是“杜鹃轻啼，在遥远的赫市利底群岛，打破大海的寂寥。” 奴役的心理学 我所要谈的第二个主题是奴役的心理学。地理学家更多的是关注人类是如何改造地表的。他们不断地探索着如何将林地、草原、沼泽改造成可耕田地、乡村和城市。这些改造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地理学家和环保者都忽略了一点，即我们奴役着自然，并从中寻求快乐——我们从建造园林、饲养宠物中都能得到这种快乐。地理学家，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园林和宠物，较之贪婪而自负的大型机械工作和经济发展，相对纯真自然。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以自然为乐，限制的仅仅是人们幻想的空间，显示出的却是对奴役自然更为强烈的渴望。 拿水来举个例子。当我们任意支配它的时候，它便是我们的玩物。然而，我们只能以我们也无法抗拒的力量来操纵它：水利工程和军权强制下的众多劳动力。在欧洲，为著名园林引以为荣的那些喷泉，都是在17到18世纪独裁力量的主持下修建的。修建过程中，许多工人累死了；为了不扰乱人心，他们的尸体要到半夜才被运走。如今，当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去观摩这些杰作时，他们为眼前的美景所麻痹，却遗忘了隐藏在美景背后的强权统治。我们如此轻易地便掩盖了喷泉俗丽、做作的本质。然而我，有一点异想天开地看到，在未来，那些真正热爱水的人将涌入园林，捣毁这些喷泉，将水从这受奴役中解放出来。 水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有生命。所以我们来看看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植物，动物，还有人类。一个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就是灌木修剪艺术。这种艺术在15~18世纪的欧洲十分繁盛：人们把独立的植株和整个一小簇树丛修剪成繁复的几何形状，有方形的有球状的，或是剪成各种动物甚至是人的形状。简直没有比这更有悖于天道的了。另外一种为了娱乐而糟蹋植物的形式是微缩景园。提到这种艺术形式，我很遗憾，因为它好像是中国发明的，后来被日本引进并传承；然后其他国家，像越南，也不遗余力地从事。然而，盆景，或者用个日文词bonsai，究竟能否称为一门杰出的艺术？这该是怎样的一门杰出的艺术啊，居然会使用刑具作为自己的工具——枝剪和削皮刀、铁丝和断丝钳、铲子和镊子、棕绳和配重——去阻止植物的正常生长，扭曲他们的自然形态！ 与将水和植物作为玩物不同，我们对驯养动物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毋庸赘述。在此要说的只是豢养动物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驯化，另一种是选择性繁殖。驯化可以使体型巨大、身体强壮的动物，比如说大象，变成驯良的可以负重的劳力。驯化还可以将其变成玩偶，比如马戏团或动物园中被迫穿着短裙用后腿站着的大象。选择性繁殖是一种更荒唐的扭曲自然的方式。经过几代的选择繁殖，动物们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却符合了鉴赏家乖僻的口味。比如说金鱼。人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饲养方式能使鱼长出像圆形鱼缸似的外突的大眼睛，然而这种眼睛有碍鱼的游动，而且一旦撞在缸壁上就破了。还有就是京叭儿，被改造得只剩下一撮狗毛儿，重量不足5斤，为主人的膝头御寒；还有猎鹬犬的耳朵是被故意养长了的，垂在两边显出一副奴颜婢膝的嘴脸。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奴役的快感源于性虐待的时候，这种快感便达到顶峰——也就是当人类自身也变成了玩物的时候。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们养着一些侏儒。他们给这些胖墩墩的侏儒穿上华美的服饰，令其在主子们用膳的时候绕着桌子转；有时也把他们当作礼物赠送给重要的朋友。在奴隶制和其他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家里的奴隶和仆人如果长得漂亮，就能享有宠物的地位。在英国，画肖像画时，黑人男孩可以穿上滑稽的制服，与纯种狗一起坐在主人身边。到18世纪末，太多的男爵、伯爵夫人都将黑人男孩养作宠物，以至于这种风尚转向了中国和印度的宠物男孩。因为中国和印度的男孩不容易得到，因此标榜了更高的威望。继而，便是女人。在专制的东方社会，女人是权贵的装饰物件和性玩具：她们“娇小、美貌而无助”。中国女人缠足便是女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最好例证。即便是在相对文明的西方社会，女人也不过是合法的孩子，她丈夫的孩子——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如此写道。 我来这里难道只为了讲过去吗？时间难道没有改变什么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统治、领导的欲望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根除的。今天，这种欲望在我们国家体现为对待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体现为对待“我们的有色小兄弟”。更一般的，它体现在对待一切相对低级的事物中。狗的主人喜欢命令小狗，然后看着小狗颠颠儿地小跑着去“取回”他们抛出的东西。任何有支配权力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乐趣。老板说“拿过来”——当然，他会说得客气些——于是，他的下属便去端茶倒水或是取来几百万美元的订单。在我看来，地理学家的眼光太过僵死在经济发展上了。作为人本主义者，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在玩弄自然、玩弄弱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为了纵容我们内心权力欲与控制欲的邪念。 文化与想象力 我的第三个研究主题是作为想象力的产物的文化。这里说的想象力是指能看到本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比如说，一个木匠看到一块木板就能看到一条板凳。如此，平凡就创出了奇迹：正如米开朗基罗看到了一块大理石就看到了一尊不朽的艺术巨作——大卫像——一样。另外一个知识性的常理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动物因此地的推动力而迁徙到彼地，人也如是。但是人还会因为彼地的拉力而发生迁移：也就是说，当他们设想一个地方——比如说新世界——会更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就迁移了。他们也可能留在原来的地方，于是这股拉力就成了人们头脑中的幻想或是计划，人们会努力使其变成三维的、物质的现实。 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到了新的世界以后，移民们的不满也会与日俱增。他们会设想西方更远处有更好的地方，于是拔营起寨继续迁移，就这样循环往复。人们也可能在老地方建起新房子，不过他们也不会满足，而是不断地去改进它，或是再重新设计建造一个更新的。就算是猎人们——他们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身边的物质环境——也要在故事和宗教仪式上做出改进。文化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前进着。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提一个对地理学者而言很普通的问题：环境质量和生存质量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沼泽地都被弄干了，疟疾被战胜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是提高了。同样的，在一个被改造过的环境中，掉了皮的墙被重新漆好，淤塞的排水管被疏通了，房间和家用的设施也都添齐了。可是，房间和家用设施搞到多好才算是改进了我们的生活呢？会不会实际上在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可不只包括物质生活，还有精神上的生活。 我刚才在一幢房子的尺度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学者常在小区的尺度上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研究小区是如何更新的、新的乡镇和城市该有多大规模等等。他们希望新生的社区能够自组织，使其人文的、社会的性质与其实体外壳的性质相匹配。这样的事情实际发生了吗？成功的例子无疑是有的，尤其在新的城镇有着适度的规模的时候。霍华德在英国和德国掀起的“花园城市”的运动，还有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兴起的新都市化运动，就产生出了很多好的例子。不过，那些平地而起，作为国家的展览柜的城市，还是问题居多。看看18世纪建起来的圣彼得堡，19世纪建起来的华盛顿，以及20世纪的堪培拉、巴西利亚和伊斯兰堡。一开始，他们都因为视觉效果出色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不过这些城市富足、明快的生活定位却使得其历史变得光怪陆离。 我们知道，物质财富只能带来束缚而不是解放。艺术品怎样？难道他们不能使精神富足吗？哲学和宗教这类非物质又如何呢？难道他们没有提高生活的质量？首先，比如说建筑和艺术力量的扩大和艺术品的丰富——或具体一点，以建筑为例。考虑一个全人类都知道的基本的美感的体验——内部的空间。这种本来是很内在的体验的质量，随着人们对建筑精品的接触而显著变化。古代的埃及人知道外部空间的崇高（让我们想象月光下的金字塔），但是他们的建筑内部空间是黑暗和混乱的。古希腊人在雅典的卫城顶上建有帕特农神庙，但是它内部的空间几乎和当时的太平间一样大。欧洲人不得不等到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设计建造万神殿（公元118-128年）的时候，才第一次感受到既优雅又庄严的空间感——一个被转动的太阳照亮的巨大穹顶。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建筑和人们对其内部空间的欣赏在继续发展。 建筑美学发展的故事，引起我问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标准和秩序如何？这些是文化和想象力的产品。每个社会有道德标准，但是只有其中一些把它们具体化为秩序——也许可以叫做道德大厦。在巨大而复杂的道德大厦下生活的人状况更好吗？他们比生活在更简单的结构——比如叫做道德棚屋——下的人更能认识到自己的全部潜力吗？答案一点也不清楚。一个原因是巨大的道德大厦不可避免的与复杂的物质文化连在一起。历史充满了包括神殿、庙宇、教堂和清真寺在内的文化产品是如何腐化的例子。那些东西不是鼓励人们提升道德修养，而是怂恿人们争权夺势。在另一方面，那些道德大厦如棚屋一样朴实的人们却被发现是文雅和人道的，他们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物质财富。于是可以理解，东西方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一直试图把他们传奇化，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美德。 但是这幅图景站不住脚。狩猎者和其他靠近自然生活的民族毕竟也是人类。如果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而按照现在广泛被接受的道德标准，他们表现出的行为特点一定也会被视为缺乏道德的。一个缺乏道德的惊人的例子是他们对族群内部残疾者的残忍倾向和对族群外情况的漠不关心。对于在精心设计的道德大厦下长大的人而言，全球性的宗教和哲学——比如佛教，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学派——都有广为人知的明显错误；但是他们有与众不同的美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提倡帮助陌生人。这一美德表现在为旅行者、穷人和病人提供客栈和收容所。当然，上述证据超过了建筑学本身。作为直接的行为，这一美德最明显的证明是对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的帮助——即使是他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天。 结论 我所涉及的三个主题是广泛的，覆盖了人文地理学家一般不涉及的领域。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更概括的说，人本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我认为，他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本地理学家应该是这样一个亚历山大·洪堡，掌握着海量的事实——也就是名词。但是他还必须爱好自然、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意义，就像他哥哥威廉·洪堡一样。“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永远藏在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意识里，从而使他同时能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