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火的学者

玩火的学者 作者 乔纳森 发表于2012-01-14 22:25 2010年，亚当·席斯曼（Adam Sisman）写的休·特雷弗-罗珀传记在英国出版。 　　乔纳森 　　2010年，亚当·席斯曼（Adam Sisman）写的休·特雷弗-罗珀传记在英国出版，《伦敦书评》2010年8月19日号刊登了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撰写的评论。2011年，席斯曼的书又出了美国版，书名改为《一个可敬的英国人：休·特雷弗-罗珀的一生》（An Honourable Englishman: The Life of Hugh Trevor-Roper），这名字起得真糟，好像生怕读者不知道休·特雷弗-罗珀是哪国人似的——假若连他的国籍都不清楚，谁又会买这样一本史学教授的传记呢？《纽约书评》2011年12月22日号上有一篇学者包骚客（G. W. Bowersock）对此书的评论，一年前，特雷弗-罗珀遗作集《史学与启蒙运动》的书评就是由包骚客执笔的，也登在《纽约书评》上（参考2010年12月12日本版刊出的拙文《吉本的粉丝》）。包骚客的这篇新文章，照我看来，比阿舍森那篇差远了。阿舍森全面评述了传记的关键内容，并对特雷弗-罗珀一生中的重大问题作了判断，而包骚客实际上只集中谈了特雷弗-罗珀的两本书，也就是都已译为中文的《希特勒末日记》和《北京的隐士：巴恪斯爵士的隐蔽生活》，这两本书当然都是有意思的读物，但是从特雷弗-罗珀的学术生涯来看，这两本书实在只能算是旁逸侧出的作品。包骚客这样评价特雷弗-罗珀：“他是个玩火的学者，总是闯进从未探研过的陌生领域，向同行猛烈开炮，最终被自己引来的闪电烧灼得遍体鳞伤。他是现代史学界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 　　特雷弗-罗珀毕业于牛津Christ Church学院，古典学素养甚深，但是他的兴趣很快就转到早期近代史方面，包骚客说，这是有预兆性的一步，一方面是他不断扩张、难以遏制的知识兴趣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显示特雷弗-罗珀希望进入更大的社交范围的世俗兴趣。1940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这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洛德的传记，这也是他生前出版的三部著作中唯一一本纯学术性的。二战期间，特雷弗-罗珀在军中服役，参与破解德军密码。战争刚刚结束，他被朋友邀往废墟中的德国，调查希特勒是否确实死了。特雷弗-罗珀欣然前往，做了广泛的查考，结果写了一本《希特勒末日记》，轰动一时，连中国也很快出版了译本。包骚客评论道：“此书是特雷弗-罗珀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但它也是一次危险的成功。它埋下了过分自信的种子，也让他开始了对同僚愈来愈猛烈的攻击。” 　　特雷弗-罗珀针对的有一老一少两个有名的打击对象，一是汤因比，一是劳伦斯·斯通。汤因比因《历史研究》一书暴得大名，史学界许多人都看不惯，特雷弗-罗珀挺身而出，指责汤因比不仅文笔糟，而且观念“违反理性、缺乏教养”（antirational and illiberal）。汤因比此后名声急坠，再没有浮上来过。劳伦斯·斯通本是特雷弗-罗珀的弟子，因在《经济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提出所谓“伊丽莎白时代贵族没落”论点的长文而引来广泛关注，但斯通使用的一批史料原是特雷弗-罗珀正在研究的，斯通是从特雷弗-罗珀这里才接触到的，而特雷弗-罗珀认为斯通对史料中的贷款体系理解大误。1951年，他给一位同事写信，曾提到：“我已决意打垮斯通。”特雷弗-罗珀写了一篇摧毁性的长文，言辞激烈地批判斯通的论点。斯通与特雷弗-罗珀缠斗多年，终于1963年离开英国前往普林斯顿执教，并成就一流史家的声名。英国另一位著名史家克里斯托弗·希尔在多年后评价说：“斯通无疑是一位更出色的历史学家。相形之下，特雷弗-罗珀的出品太可怜了。”其实，特雷弗-罗珀有许多著作计划，甚至不少已经着笔撰述了，但因为兴趣转得太快，世俗的牵扯也多，最终计划都未实现，阿舍森在他的书评里写道：“我在席斯曼写的传记里找到至少九部未完成的著作，包括那部关于清教徒革命的‘三卷本大著’，这部书也许一直是被他自己当成是毕生杰作的。” 　　1973年，特雷弗-罗珀接触到曾长期寓居北京的巴恪思爵士的遗稿，其中就包括最近刚刚出版中译本的《太后与我》。特雷弗-罗珀对这个怪人加以考察后，写成《北京的隐士》一书。包骚客认为，席斯曼的传记对此书的关注甚少，让人诧异，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特雷弗-罗珀的知识兴趣和文字技巧。不过，《纽约书评》2012年1月12日号刊出席斯曼的来函，他说自己对《北京的隐士》的叙述占了六页，篇幅虽略少于《希特勒末日记》，但比起那本洛德传记，留出的篇幅却多得多了。看来包骚客的这一指责无甚道理。 　　特雷弗-罗珀一生中最低落的时刻也许就是1983年4月25日了，那一天的新闻发布会承认他将“希特勒日记”赝品当成了真品。这次学术上的出丑，让他一蹶不振，可能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走近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这类唯利是图的商人没什么益处。玩火的人被火燎，也是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