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众与大众——从昆曲受众衍变看新时期昆曲发展

内容提要：昆曲作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它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正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笔者将结合时代背景来阐述昆曲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受众衍变情况，并接此提出个人对于新时期昆曲发展方向的粗浅看法。 关键词：昆曲受众 大众 小众 昆曲，作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它对中国戏曲的意义和影响正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作为一门有着六百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剧种，昆曲集文学、舞蹈、音乐、戏剧为一体，并经历代名家的发展和完善，目前它已成为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并且由于它对中国其他剧种产生的深远影响，因此还被世人尊为“百戏之祖”。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戏曲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受众群，昆曲也不例外。接下来，笔者就将从昆曲受众的衍变入手，结合时代背景来谈谈个人对于长期存在于学界的“昆曲受众群的大小众之争”的一点看法。 一、草创期的昆曲受众。 目前，学界对于昆曲的起源的主流观点都是说昆曲是源于元明之际流传于苏州昆山地区的昆山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流传于昆山千墩附近的地方曲种，开始之初应该也就是当地人顺口而歌的民间音乐，既然是民间音乐，就必然带有民间地方曲艺的影子，是当地“俗”文化的体现，苦于这方面的资料的缺乏，时至今日我们尚不能对当时昆山腔的具体情况做出详细的分析，只能大致猜测它的表演者应该也是像流行于苏州民间的“吴歌”一般的民间歌手，而它的受众则不外乎就是当地的普罗大众，应该说当时的昆山腔是流行于昆山及其周边相对较小区域中的一种地方曲艺，它可能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声誉，但是相对于后来鼎盛时期的受众群，当时的昆山腔还只是在“地方小众”中的“大众”曲艺。 明朝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特点，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的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曲。 魏良辅的改革创新，既是昆曲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昆曲由农人之戏走向文人之戏的标志，自此，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进来，成为昆曲的创作者、表演者、欣赏者、批判者，文人的参与昆曲，不仅使昆曲可以展示的剧目大大增加，同时也改善了剧目质量；提高了演出质量，并使昆曲的发展日趋理论化，成熟化。 二、盛世元音下的昆曲受众 自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之后，昆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十年间，昆曲从元末明初的一个地方小剧种一跃成为明中晚期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剧种，这种强劲的势头一直延续到清中叶才慢慢消褪，可以说这段时期是真正意义上的昆曲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苏州靠农业、商业、手工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几乎全市各行各业都进入了全盛时期。经济的发展迅速催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市民阶级，他们从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就从各个方面对昆曲的表演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很快成为可以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阶级分庭抗礼的一股新兴力量。由此昆曲的受众结构再次发生了变化，“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昆曲业已冲破文人士大夫深宅大院的束缚，进入市井，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娱乐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1、 昆曲家班的出现。 至万历年间，苏州一带的士大夫阶层家中蓄养家庭昆曲班成为风气，如当时比较有名的相国申时行家班、进士范长白家班、常熟钱岱女班等等，家班的出现使得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地主贵族阶层可以随时欣赏昆曲，同时这也是高贵的标志，是身份、地位、修养的象征。开始之初，这还只是出现在文人出身的官宦士大夫阶层的私家宅院之中，但后来，随着市民阶级的日趋成熟，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给了他们中的佼佼者们优厚的回报，使得他们也可以涉足原本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享受的昆曲家班，市民阶级在取得经济上的地位之后，急于洗脱政治、文化上的劣势地位，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旦拥有了大量的物质生产资料之后，就急于蓄养家班，成为昆曲受众中的一分子。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文化修养的欠缺，尚不足以完全领会昆曲中的绝妙好辞，但也不妨碍他们成为昆曲的拥趸，为昆曲的发展推波助澜。 2、 职业昆班的发展。 随着昆曲家班的出现，昆曲作为一种象征身份、地位、文化素养的高雅艺术日益被世人推重，同时，由于当时文化娱乐活动相对匮乏，昆曲作为一种时尚新颖的社交娱乐活动，也日益影响到粉墙黛瓦、深屋大院之外的市井小民之间。一时间，吴人凡庙会集市、婚丧嫁娶，有经济实力的大户都要争相请人唱戏，这就成为了职业昆曲戏班成长的温床。同为万历年间，苏州从事戏曲职业者，“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职业昆班的出现，不仅催生了专为市场演出服务的折子戏的出现，而且戏班的流动性也将昆曲带向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地域，更重要的是，戏班的出现又把原本只为贵族上层独享的昆曲重新还给了普罗大众。这种回归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原物奉还，而是让昆曲作为一种被文人加工过，为士大夫阶层所激赏的所谓作为上层文化的衍生物的形式回到普罗大众手中。如果说，新兴的市民阶级中的有钱人还只是通过接近昆曲来拉近他们和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级的距离的话，那么，在这里，普罗大众对于昆曲的感情，除却单纯的对文化娱乐活动的渴望之外，多少还带有一点对上流生活的崇拜心理。 盛极必衰，这是世间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自然昆曲也不例外。经过了近两个朝代的繁荣之后，到清中叶，昆曲渐渐走上了下坡路，进入民国，随偶有中兴之势，但总的环境还是步履维艰，难以为继。 三、建国初的昆曲大众化尝试 至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昆曲的发展又翻过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的成立给昆曲带来了新生。鉴于昆曲的宝贵价值，对昆曲艺术的保护和振兴是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1956年，浙江国风苏昆剧团编演了昆曲《十五贯》，毛主席看了两遍，周总理观看后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座谈会。《十五贯》进京之时，曾在北京连续演出四十六场，观众达七万人次，获得巨大成功，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人民日报》为此特发表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社论，这不仅为之后的昆曲院团的发展创造了契机，同时也是为昆曲走大众化路线进行了铺垫。 随后，浙江苏昆剧团、江苏省苏昆剧团、北方昆曲剧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江苏省昆剧院、湖南昆剧团相继成立。这些昆曲院团大力培养人才，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艺术人才。他们既具备昆曲传统的深厚功底又富有创新意识，同时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已成为保护和振兴昆曲的中坚力量。另外，各院团以饱满的热情，对传统剧目进行了大量的整理、改编、加工，使昆曲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可喜景象。 这一时期，由于旧的阶级观念的彻底打破，使得昆曲由少数人的贵族文化、文人文化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触昆曲，喜爱昆曲，但是，这一时期，昆曲作为古老的文化样式也不能幸免的受到内部（昆曲的唱词对文化要求相对较高，且以苏州-中州韵为主的唱腔不易为非吴语系大众所接受）和外部（自清末以来，西方文明的进入，市民阶级的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和这些新兴文娱活动的竞争中，昆曲常常处于劣势）的因素的制约，终究还是难以恢复之前的荣光。 四、新时期昆曲发展的探索 “文革”中，昆曲和其他戏曲剧种一样遭受摧残，所有昆剧院团都被迫解散。粉碎“四人帮”后昆曲又重获新生，但元气俱伤，步履维艰。面对昆曲惨淡的状况，国家文化部进行了一系列昆剧汇演，并提出了“抢救、继承、革新、发展”的昆曲工作八字方针，并于1985年颁发了《关于保护和振兴昆剧的通知》。1986年成立了文化部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举办了四期培训班，在抢救继承传统剧目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昆曲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由中国走向了世界，影响日益扩大，关注日益增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昆曲受众越来越狭小的现状。老一辈的昆曲受众因为年龄等的关系慢慢的消亡，而本应接上的中青年受众群又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侵蚀等一系列原因而出现了断档，以致出现了观众越来越少，演出因为观众减少而减少，观众又因为缺少观看演出的机会而对昆曲缺乏了解，缺乏兴趣的恶性循环，前景艰难。 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中外众多有识之士都为昆曲的振兴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牡丹亭的尝试，以及前些时候热议的“皇家粮仓”厅堂版《牡丹亭》。青春版《牡丹亭》在大陆两岸获得的成功，告诉我们，想要振兴昆曲，想要观众不断档，并日益年轻化，就要“打青春牌，用年轻演员吸引年轻人，做一出为年轻观众制作的戏”；而厅堂版《牡丹亭》高额票价的争论其实也就是一场昆曲受众的“贵族化”和“平民化”之争。 将上面两者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我们寻找未来昆曲发展方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次定位未来昆曲受众的过程。在这里我要引用顾聆森先生在《昆曲与人文苏州》一书中的观点：“昆曲生存发展的一个古老法则，就是面对和迎合愿意欣赏自己的社会阶层，如果一味‘媚雅’，它必将失去最广泛的市民观众；如果它一味地‘媚俗’，又必将消解它的贵族品位，而动摇其生存的‘基因’。”从前文笔者对于各个时期昆曲受众衍变的简单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昆曲的六百年实际也是一个在大众小众中摇摆的六百年。“雅”是昆曲的生命，这就意味着现阶段的很多时候，昆曲只能为小部分有相当文化基础的特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大学生阶层等）所理解和接受，成为新时期下的“家班曲艺”。但与此同时，“俗”又是昆曲赖以发展的血液，昆曲要发展，就应该走回明清盛世的基本路线，来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下，从小众开始推广，使之成为和西方的歌剧、交响乐、芭蕾舞一样的高端艺术形式，并由此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接触昆曲，爱好昆曲，并形成适应各级观众需求的新型“戏班”体系，即不同经济条件者都可以欣赏到与各自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昆曲表演，（毕竟，即便是在明清两季，也不是所有的昆曲受众都可以经常欣赏到顶级的昆曲表演的，时至今日，这样的现状一时也难以改变，也应允许它在一定时期内的存在。），最终将昆曲重新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使它真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不朽的具有蓬勃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书目： 1、苏州戏曲志 古吴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昆曲与人文苏州 顾聆森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 3、昆曲与文人文化 刘桢谢雍君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 4、昆曲与明清社会 周育德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 5、昆曲的传播流布 宋波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 6、20世纪前期的昆曲研究 吴新雷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