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文】辽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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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4 21:53:31

  二、辽代建筑研究的分期对辽代建筑研究的分期，大体可以1932年为界。1932年以前，对辽代建筑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欧洲人和日本人进行；1932年以后，对辽代建筑的研究工作才主要由中国人自己进行。从19世纪最末几年开始，欧洲人与日本人已对辽代建筑展开了研究，其中日本人的研究更为主要。20世纪初期，以中国营造学社初期成员为主的中国人也开始对辽代建筑的相关文献作出整理、考订，然而他们并未对辽代建筑开展实地考察研究。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等对辽代建筑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实地考察测绘并发表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首次用科学方法对辽代建筑进行的研究，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科学阶段由此开始。从1932年到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最主要力量。他们实地考察了大量华北的辽代建筑遗存，发表了重要的调查报告和测绘图。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研究成员们离开华北，转移到西南，失去了对辽代建筑实地研究的条件，对辽代建筑的研究被迫暂停。1942年至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执笔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其中辽代建筑及其相关部分是以1932年以来中国营造学社对辽代建筑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66年，各地文物单位对已知辽代建筑进行勘查和维修工程，从而发现更多新材料，并对以往某些认识作出修改；发现了新的辽代建筑实例，其中以考古发掘的墓葬、城址等为多。1959年至1966年，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当时已知辽代建筑实例为基础，对辽代建筑情况进行了总结综合和升华研究。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陷于近十年的停顿，1975年开始才逐渐恢复。随着新材料的增加，随着对《营造法式》研究的逐步深入，随着研究思路的开阔，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不断产生新的综合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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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4 21:53:44

  三、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一）背景 如前所述，在中国人对辽代建筑进行研究之前，欧洲人与日本人已涉及此领域。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可视为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背景。1、欧洲人的研究较早涉足中国建筑领域的欧洲人的著作有[英] James Fergusson的《建筑史图说手册》（Illustrated Handbook of Architecture of All Ages and All Countries，1855年）及《印度及东方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1867-1910年）。作者并未亲自考察中国建筑，而主要从当时欧洲有关中国的旅游手册等有限的资料上了解情况，并从西方建筑的传统出发，认为中国没有可称其为建筑的东西。1910年[英]Banister Fletcher发表的《世界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其“建筑之树”将东方建筑列入主干，引起东方建筑研究者如伊东忠太的强烈反对。[德]Oskar Munsterberg的《中国艺术史》（Chinasische Kunstgschichte）则认为中国建筑的民居、宫殿、寺院皆同型，千篇一律 。然而同时，[德]Ernst Boerschmann的《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Die Baukunst und Religioese Kultur der Chinesen，1911年），《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1925年），《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and Landschaft in China，1926年）和《中国的建筑陶器》（Chinesische Baukeramik，1927年）是经过实地考察后才提交的报告。总的来说，欧洲早期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没有形成体系，实地考察很少，更不用说文献研究了。尽管如此，他们对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考察产生了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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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4 21:54:58

  （晕 上一段要审核..） 1935年刘敦桢的《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就是采用几年间学社探索出来的已渐趋成熟的工作方法写出的。这时已基本不在行文中讨论和总结方法论的问题，学术论文的重心在于已知辽代建筑实例间的比较，从中尝试总结一些规律；同时也在尝试解答此前的学术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比如，刘在本文中就探讨了南北朝佛寺布局和辽代佛寺布局遗址，是对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提出辽代院落布局已不可考的问题之探索。1936年刘敦桢外出调研写下的《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是有别于调查报告的日记体。除纪行和记录工作进度外，主要记录所考察实例的特别之处和现场的想法。其中，作者在现场的思想点滴更是实时产生的精华，值得后来的研究者重视。这种体例篇幅不长，但各种研究方法，如文献、碑记、实例比照等基本齐备，是撰写调查报告的极好准备，是今后调研工作必须延续和发扬的。实例比照上，刘敦桢除了像先前一样对比各时代各地区建筑，以及石窟的造像、壁画等材料之外，更比照日本已发现的早期建筑的手法，辅助推证年代。这种新的比照方法是建立在作者对日本建筑的深刻了解和掌握上的。在分析建筑手法时，刘敦桢继续从时空限制对建筑营建影响的角度分析问题：他发现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的手法异于已知辽例而类似《营造法式》；究其原因，他从历史上易县地处辽宋接壤之地、自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割让后直到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才实际归辽所有的特定时空背景，推想易县乃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多。此处他更加深入地运用了从历史的时空背景上探究建筑做法的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刊登了日本人关野贞和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之建筑及佛像》。关野和竹岛比学社早一些起步专注辽代建筑，考察大同华严寺、蓟县独乐寺等地的时间均比学社早。这篇论文从题目上便显出与众不同：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对单体建筑的研究和发现，而意欲综合它们，得出断代史性质的结论了。事实上，日本人却并未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刘敦桢在同期刊物上所写书评指出：该篇上册自独乐寺观音阁以次收辽金木建筑九所，多见于营造学社汇刊，唯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未经国人介绍 。现在有学者亦指出，日本人的这本书的确较详细地阐述了个别建筑的特点，但是对整个辽金建筑的时代背景和建筑特征勾划得不够充分；更重要的是关野和竹岛未谈到《营造法式》 。此处显示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局限，即他们能够实地考察，但因语言与资料来源所限而无法很好地进行文献研究；总结的目的也没能很好地达到。同时，此处也表明虽然中国营造学社在选择调查对象上受到日本人的影响，但是在方法和成果上已经超过了日本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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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4 21:58:08

  各地文物部门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普遍开展，最重要的发现是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 。又一处珍贵的辽代木构建筑被找到，这也是迄今最晚发现的辽代木构建筑。考古工作者钻探、试掘、清理和主动发掘的收获相对更大。仅内蒙古一省在1957-1960年就在内蒙古中、南部调查或发掘了包括辽上京、辽中京在内的11个辽代城址 。大同近郊及山西东北部、辽宁、河北、内蒙古均发现辽代墓葬，以辽代中晚期为多 。考古工作者在撰写发掘简报时大多注意到建筑上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对建筑学有辅助作用的部分；但他们中不少没有从建筑史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记录不够详尽，角度不够全面，不利于建筑史的判断与总结。对于如何在考古发掘中做好对古代建筑研究有用部分的记录，一直未见有研究者系统地分析总结一套方法论，这种对考古材料和方法论均缺乏总结和回顾的情况必然影响了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和发展。1957年刘致平出版的《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 一书行文简洁而较多综合性的思考。该书对建筑先按照类型分类，在每种类型内再以年代为轴叙述，这种体例与此前的建筑史不同，然而具有别样的优点：在每种类型内可以大跨度联系和对比各年代的同类建筑，依年代演变的线索显得更清晰更连贯。同时，作者对类型的划分严谨而精准，对模糊之处做了考证。此外，作者比以往的研究者更注重从社会经济、技术、宗教等方面探究建筑演变的缘由，由此产生了更深入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涉及经济技术宗教等诸方面时是紧扣着建筑形式与结构的演变考虑的，其推证方向是从实例到实例总结，再结合社会背景分析的，而不是直接从背景漫无目的地拉扯到演变规律上。这点是值得当今某些研究者反思检讨和深刻学习的。遗憾的是，也许囿于篇幅，作者的一些观点没有展开，只作了结论性的叙述，因而有些观点论证不够清晰。另外，限于当时条件，已知材料仍不够充分，对已知材料的了解仍不够全面，有些观点只能是推测性质的；当然，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研究线索。

  1966年陈明达经过详细实地测绘和对数据的分析研究，发表了《应县木塔》 这部专论。在实测所得精确数据的基础上，作者从数据中总结规律，以材为祖，寻找决定全塔设计手法的模数，并由此推测当时塔的设计方法与原则，得出了新的结论，比如，当时可能以周长作为全塔高度的设计比例。这种研究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它将古建筑研究工作从现象调查与形制总结的表面，深入到设计手法理论的层次。由此，陈明达总结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后来不少研究者也深受其启示，开始探讨中国古建筑的设计方法 。从1959年到1966年，刘敦桢主编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 。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首次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明确分期。由于唐代及其以前的建筑实例稀少，而辽代建筑是从唐过渡到宋、金的关键，所以辽代建筑实例是衔接唐代以前和宋代以后建筑历史的重要部分。可见，此前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成果不仅构成中古时期建筑研究的主体，还使整个古代建筑史分期成为可能——由辽代建筑实例承上启下，结合其它时期的资料，才使研究者们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整个构架和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在实例分析上，该书分析总结了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观音阁、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北京天宁寺塔、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庆州白塔和河北涿县云居寺、智度寺砖塔的情况。这些材料都是建立在以往研究材料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该书对木构建筑、辽塔的分类、特点等分析总结比以往深入，概括增多；对辽代建筑与唐代、五代的相承关系多有总结，并分析了辽的某些做法对金、元的影响；对辽代建筑受地域的影响也有分析。文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作者提出独乐寺和佛宫寺都采用了以建筑体量的视觉范围定总体布局的设计方法。这些新观点都表现出中国研究者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更深入认识。可惜的是，由于编史的篇幅限制，有的新见解只能是论断性的叙述，没能加以解释。另外，已毁的天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山西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以及新发现的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都没有介绍。在体例上，《中国古代建筑史》将宋、辽、金划为一期，在大的时间段下，依然沿用了梁思成的方法，按建筑类型叙述，但类型更为全面丰富。然而，在城市、住宅（包括家具）、园林、经幢、陵墓这几个重要建筑类型上，仍然未专门介绍辽、金的情况，只是偶尔提及，远不如对宋代建筑类分析得那样全面。可见，当时尚无时间精力对新的考古发现和一些辅助材料（如墓葬、石窟、壁画、绘画等）进行关注和分析，对佛教建筑（木构和塔）以外的辽代建筑仍未开始深入研究。不过，该书将建材、技术、艺术（塑像、彩画等）单列为一节进行综述，重视辽代木构建筑的分析，是胜于以往研究的。 1975年至今十年***后的头几年可视为过渡时期，相关文章多为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介绍性文字 ，基本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发掘中最大的收获是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公社辽代砖墓里发现的棺床小帐，这是继薄伽教藏壁藏之后又一例辽代小木作遗物，对研究辽代建筑原貌和《营造法式》小木作部分的研究都很有价值。曹汛发表的《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 采用测绘、查阅文献、研究碑文题记、比照实例和《营造法式》、分析附属艺术、分析功能等多个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沿用了营造学社对大木作研究和薄伽教藏壁藏研究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作者注意到当时工匠施工技术的一些做法并加以分析探讨，是以往研究较少重视和论及的，为研究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古建研究者发现了新的研究思路：分析抗震性能。罗哲文的《谈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 和孟繁兴的《略谈应县木塔的抗震性能》 就对这两座辽代高层建筑在历代大地震中保持不倒的力学原理作出分析。这不仅仅对古建筑研究有所进益，更是对当时如何改进新建筑的抗震性能提供了参考。两位作者均从现代建筑力学原理分析古建筑的结构作用，这种思路其实在梁思成最早的研究中已有初步体现，在此后得到了更多的应用。他们也没有忘记辩证地分析问题，对古建筑不利于抗震的部分也作了分析。1981年陈明达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基础和发展》 。这是从中国人开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以后第一篇专注于建筑史学科本身发展的文章。陈明达首先指出：为明白古建史需要继续研究什么，必须先回顾这一学科的创始、评价迄今的成果。可见，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是不可或缺的。文章对从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以来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解放前营造学社的工作、解放后已有的学术进展都作了概括。他认为：

  1. 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始于1929年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2. 起初学社只做文献搜集、考订工作，1931年梁思成到社后才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将古建史作为物质文化史、建筑科学的一部分，研究古建形式、结构等技术的创始、发明及发展过程，研究它的建筑学理论等等；为此首先要认识建筑的时代、形式、类型、构造方法、构造法与构件的名称、功用、尺度确定的方法等，故第一项具体工作便是测量实例，绘制成图。3. 其次是读懂两部技术专著：则例与《营造法式》，以了解技术实况。则例由老匠师对照实例讲解；《营造法式》则参照清法，对照实例证实。花费近几十年读懂全书，梁思成才开始写《营造法式注释》。4. 解放前的工作成就是完成了大量实例调查测绘，积累了图纸资料，读懂《营造法式》与则例，使从表面形象上认识古建形式、结构、构件名称与尺度；也做了部分单项专题与断代分析。总之，此阶段为研究古建史积累了基本常识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梁思成写出他的中国建筑史。5. 解放后，文保与考古工作者完成了大量实地调查等基础工作，积累了很多资料；但他们多从文保、考古、修理角度测绘，不能完全满足建筑史研究需要。对《营造法式》与则例只知表面，故古建研究者仍需对其建筑设计、结构原则与理论进行研究，知其所以然——这也是基础工作。文章还对已有的三本建筑史（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简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作出总结。陈明达认为：已有三本建筑史都重现象少实质，重艺术少技术，更无总结建筑学理论，可见当时每写后一本都未先讨论前一本之优缺点，无计划性；后两本只注重基础材料数量之增加，忽略实质内容提高，以致第一本中已涉及的建筑设计理论、结构等问题未得到实质性深入，反而因简化文字而泯灭。其实，每本中都能找出应深入研究的课题，并且还有许多空白点都未得到关注和研究。作者提出，古建研究者应把已有的建筑史看作一定阶段工作的检阅，看看其基本资料有否不足，单项研究是否抓住要点关键、有何不足。书中富启发性的论述常是供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然后，分轻重缓急拟定下一阶段继续研究的目标和研究计划，待完成这个新计划后就可以写新一本建筑史，以此总结工作，发现新的问题。 陈明达对建筑史学科自身发展的总结和建议，恰好成文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这其实是对旧阶段工作的总的回顾，也是对新阶段的寄望，是从宏观层面对建筑史研究方法提出的建议，为80年代至今的研究工作指出了基本方向和任务。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年提出的任务仍未完全解决，而且出现了新的任务和问题；现在，这些都急待学术史研究加以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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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4 21:59:56

  1983年，《营造法式》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出版 。梁思成从1940年前后就开始对《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中途停顿了一段时期后，于1961年到1963年间完成了“卷上”，即石作、大木作部分 。由于历史缘由，直到1978至1980年间，梁思成的文稿才被整理出来。这不仅是梁思成的研究结晶，也是从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中国人的实例调查研究的结晶。辽代建筑作为实例中的重要部分，成为注释《营造法式》的关键之一——对辽代建筑的认识和研究不断发展，帮助研究者不断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营造法式》，然后才有能力对《营造法式》加以详尽注释；同时，《营造法式注释》对研究者进一步理解和分析辽代建筑实例又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者正是从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中拓宽了对辽代建筑的分析方法，进而加深了对辽代建筑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徐伯安、郭黛姮承继了对《营造法式注释》整理和编校工作，终于在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中将《营造法式注释》上、下合卷出版，构造了《营造法式》研究最重要的基石。《营造法式注释》（卷上）整理出版后，对《营造法式》和《营造法式注释》的研究持续开展，成为此后的学术热点 。1980年开始潘谷西陆续发表《〈营造法式〉初探》之一、二、三、四 ，其中作者从已经掌握的大量唐、辽、宋实例和对《营造法式注释》的研究，提出《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关系更加密切，和冀、晋一带疏远的观点。由此可见实例研究的重要性——从实例入手才能真正搞清辽代建筑的时代性和地区性，《营造法式》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套用的模子。联想到有的文物部门在整修古建筑时不认真考察原状，或不重视原状所体现的地方性，而搬弄《营造法式》条目的错误做法，我们尤应强调地区性的分析。1981年陈明达发表了《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延续了他注重实例数据的研究方法。书中他将《营造法式》原文的各部分内容集中起来，归纳各种规定的共同点，除了从文字上详细推敲分析外，还将唐、五代、辽、宋、金、元各代重要实例的各部分数据详细列表，在实例之间、实例与《营造法式》之间相互比较，由此推算出一些世纪存在而《营造法式》没有明确记载的设计规定和手法。由此，既加深了对《营造法式》的理解，亦推进了对实例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均有重要突破，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对辽代重要木构建筑的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分析上。1984年是观音阁重建千年纪念（公元984年-1994年），多篇文章从各角度对独乐寺进行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看法。其中，曹汛的《独乐寺认宗寻亲——兼论辽代伽蓝布置之典型格局》 将独乐寺与同类型的伽蓝相联系，并从仅存遗址和文字资料推证辽代伽蓝的典型格局，画出两种方案的复原图。张家骥的《独乐寺观音阁的空间艺术》 从建筑学设计的角度对观音阁的空间处理作了分析，是以往少见的分析方法。宿白的《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 通过历史文献和碑文题记等材料严谨而详细考证了独乐寺观音阁的重建背景，对理解观音阁的类型、做法等具有重要作用。陈明达的《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建筑构图分析》 继续采用了以材分进行模数分析的方法，尤其从美学比例考虑，对观音阁、山门的外部立面构图和内部空间处理作出分析，其分析方法又深入了一层。韩嘉谷的《独乐寺史迹考》 引用科技考古中碳14、热释光等方法对构件年代的测试结果，对独乐寺和观音寺白塔作出重修和历代修缮的年代判断，其研究方法是创新之举。郭黛姮的《独乐寺观音阁在建筑史的地位》 就观音阁的结构及结构类型、抗震性能等问题，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纠正一些错误说法，并提出：观音阁虽非年代最早者，但其地位远超于年代地位；其科学结构和抗震性能在世界建筑史上极为重要。198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驭寰主编出版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由于该书偏重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古建筑实例，所以部分解决了陈明达指出的三本建筑史 “重艺术轻技术”的问题。其中在辽代木结构建筑部分，该书不仅从用材、截面比例、斗栱、梁架结构、受力情况等方面分析主要单体建筑，还总结了同时代的一些技术手法、手法来源和影响，并且附有许多实测图。被该书列为辽代木构建筑的包括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山西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河北涞源县阁院寺文殊殿、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天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和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殿 。1990年陈明达出版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 一书，再次从技术角度分析和总结建筑实例。该书更加注意各时代之间的技术发展与联系，还保持了列表对比实例数据的一贯特点。其中，作者首次将已知唐、五代、辽、宋、金重要木构的梁架结构分类为“海会殿形式”、“佛光寺形式”和“奉国寺形式”，这种分类方式和思路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参考或引用 。作者认为辽宋建筑表现出了材料力学和数学的成就，体现了宋代科技发展的水平，将古建筑技术上升到科学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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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4 22:00:09

  上世纪80年以来，考古方面的新材料依然丰富，包括砖塔、城址、重要墓葬等。一些新的建筑遗址、祭祀遗址的发现虽然不属地上建筑遗存，但有助于丰富辽代建筑的类型，扩大研究者的理解。在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 、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塔 、北京天宁寺塔 、辽宁朝阳北塔 、辽庆州释伽佛舍利塔（即庆州白塔） 、山西灵丘觉山寺砖塔 的修缮工程或保护工作中，文物工作者通过考古钻探、考古发掘、近景摄影测量技术等方法，对这些建筑及其附属遗址进行年代分析和形制判断，为进一步理解各个实例的发展演变，及其反映的时代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比如，依靠考古发掘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的修建年代的认识就从最初仅推测白塔与独乐寺规划有关 ，最终发展到辨识了白塔始建、多次修葺等整个沿革过程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能运用他们在宗教、制度、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分析塔和墓葬的建筑功能等情况，而这正是不少建筑研究者所缺乏的；所以考古报告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辽代建筑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知识和思路。1999年傅熹年发表的《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首次专题讨论了官式建筑和地方传统的关系。此讨论思路更加明确了建筑地区性特点的重要性，是以往研究思路的发展。其中对辽代建筑遗存中官式建筑与地方传统的区分，对继续分析辽代建筑遗存有重要影响。2001年傅熹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循陈明达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提出的线索，将陈明达的方法从单体建筑向建筑群落、城市布局推广开去，对现存实例的精确实测图进行分析，发现了城市规划、建筑群落和单体建筑设计采用扩大模数的设计手法。这对更深入认识辽代建筑提供了方法和观点的指导。在对辽代实例的分析中，他还发现了不少以往单纯靠形制分析无法发现的特点，核实或改变了对以往某些实例的沿革、发展演变的判断。比如，他推算出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所用的基本尺为29.8cm，略大于观音阁辽尺，由此判断山门的建造年代可能比阁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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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4 22:00:22

  四、对辽代建筑的文物保护解放前，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实地调查时已注意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在学社的调查报告中，他们不仅记录下当时的建筑状况，还注意区分每个单体建筑的价值，以利于之后的保护工作。辽代建筑年代久远，颓坏情况相对于稍晚的建筑物更为严重。以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为例，解放前学社调查时善化寺曾充女校，当时成操兵之地，柱架北倾；非急与修治，恐颓毁期不远。1951年雁北文物勘察团调查时，大雄宝殿颓毁尤甚，最严重的是由于殿后有大水塘，殿基浸软，梁架向后倾斜。至1953年罗哲文再次前往考察，水塘已干涸并准备填平，但台基坍塌，梁架北倾，角柱劈裂等损毁严重。如前所述，在梁思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他提出了文物保护的几个基本思想，对后来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很有影响：一是根据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材料特点，在文物建筑保护时应先考虑防水、防火、避雷的问题。这一条在解放初期的文物保护普查和基本保护维修中已经得到保障。二是不宜轻易考虑建筑复原，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之最良方法。对于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或主持工程者却未能与梁思成一般远见，因种种原因造成了一些古建筑维修反成破坏的后果。三是修缮保护的主持者需“有专门智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这一条更加不容易达到，应该是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个理想和目标了。1950年7月，政务院发出《切实保护古物建筑的指示》，指出山西大同华严下寺海会殿等古建筑被拆除破坏是和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相违背的 。这一建国后首个文物建筑保护的政策，即与辽代建筑的保护密切相关。此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也逐步发展。受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文物部门在保护文物建筑的时候基本沿用了学社的建议和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限于当时的国情，文物建筑保护只能分出轻重缓急，对重要保护单位进行普查，开列各细部损毁状况清单，然后为每个单体建筑订出近期一般保养和长期修缮目标。大型修缮工程要挑选重点中的重点作为保护对象，在制订修缮方案前要通过多次勘察 ，比较谨慎。50年代以来，文物部门修缮了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等，及时保存了这批极为重要的辽代建筑遗存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文物部门又再次对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做了修缮保护的工作，其中除辽代木结构建筑外也包括一批辽塔。对于一些工程上的重大问题，如应县佛宫寺释伽塔的保护，国家文物局还多次组织专家会议讨论 。不过，也有个别地区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不尽人意，如随意以复原名义改动了建筑原状，或拆毁了其它时代的相关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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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4 22:00:36

  五、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意义与成就中国最早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机构是“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机构的主要研究人员是梁思成和刘敦桢。1932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梁思成的第一篇古建筑学术论文，也是中国人第一篇采用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古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而这些第一的研究对象——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就是辽代建筑。正是从调查辽代建筑开始，中国建筑史进入了科学研究阶段。中国人开展古建筑研究之初，所发现早期古建遗存中年代、规模、等级、数量均极重要的古代建筑就是辽代建筑，因此，对辽代建筑的调查研究成为早期中国建筑史调查研究的主体。在对辽代建筑的调查过程中，中国营造学社，以调查辽代建筑的经典著作《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代表，开创、积累、明确了一整套研究古建筑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此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石。其中，对实例进行实地调查、测绘，是中国建筑史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自中国营造学社提出和应用这个研究方法以来，实践不断证明了这个方法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同时，历史文献能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内容与线索，并对实地考察成果加以核查、解释和补充，亦不可或缺。在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不断增多和更新，研究思路不断拓宽，由此对辽代建筑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深入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对辽代建筑实例进行的研究，为早期解读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文献《营造法式》作出极为关键的贡献；后期，对辽代建筑的深入研究又大大推动了对《营造法式》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此外，一些学者运用考古学、科技史、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结合实例对辽代建筑的若干方面作出分析，为加深对辽代建筑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重要帮助。中国人对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视也是从辽代建筑的保护开始的。解放前中国营造学社为保护辽代建筑而提出的基本要点至今仍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思想之一。解放后，对辽代建筑的文物保护和修缮工作不仅为保存辽代建筑起了重要作用，还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依据，使辽代建筑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现有的辽代建筑遗存，无论规模、等级、数量和保存质量，均构成中古时期古建筑遗存的最重要部分。辽代建筑上承唐代、五代建筑，与宋代建筑关系紧密，而下启金代、元代建筑；从辽代建筑到金代建筑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古代建筑承唐启宋这一重大过渡与转变的反映。对辽代建筑的研究和总结，使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基本分期成为可能，从而构建起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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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律 (鸡同鸭讲：“我曾与兔同笼。”) 组长 楼主 2012-01-25 09:10:11

  首先，时值梁刚完成《清式营造则例》，而对《营造法式》尚未解读甚了，故梁多将被调查的实例同已知清官式建筑做法、清则例规定，以及已知的辽代建筑和清式建筑相互对照比较，意即参照清法，对照诸实例，以解读《营造法式》；所以他不仅提出要与已发现的辽建比较，也提出要与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尤其是已知较多的清式建筑比较；不仅要与《营造法式》比较，也要与则例比较。同时，若纯粹从治学方法的科学性而言，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某一个时空的历史必然由之前的历史而来，并对其后的历史走向产生影响，也必然与同一时间相关空间内历史状况有所关联。建筑史亦如是。所以，为更好地理解辽代建筑的来龙去脉考虑，也应该联系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而比较分析。梁的这个分析方法还蕴含着他欲构筑建筑史的思想。他在美国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求学时的经历促使他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为构建中国建筑史全局考虑，研究分析辽代建筑就不可只局限于“辽”字所控制的时空概念，也不可只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段。此外，梁思成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调查报告体例：一、行程；二、寺史；三、重要单体建筑：首先阐释研究方法论，然后分部讲解平面、立面、柱、梁枋及斗栱（a.外檐构架：各铺作、槫枋、角梁；b.内檐构架：乳栿、三槫栿、四槫栿、平梁、太平梁、两山上平槫及枋、两山中平槫及枋、顺梁、前后上平槫及枋、下平槫）、举折、屋盖、墙壁、装修、附属艺术（塑像、匾额、碑、佛具）；四、结论。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文章体例相比，该文结构更加清晰，对建筑各部分的分类叙述更加细致分明。

  次年（1933年），以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和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二人为首的一些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前往大同调研，之后梁、刘共同发表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纪行部分的一段话可谓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我国建筑之结构原则，就今日已知者，自史后迄于最近，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大木手法之变迁，即为构成各时代特征中之主要成分。故建筑物之时代判断，应以大木为标准，次辅以文献纪录，及装修，雕刻，彩画，瓦饰等项，互相参证，然后结论庶不易失其正鹄。本文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于梁架斗栱之叙述，不厌其繁复详尽，职是故也。” 这段话首先指出了中国建筑不同于西方建筑的最显著特点即是“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建筑的年代判断方法，“应以大木为标准”，其次才是文献纪录等等；然而文献、装修、雕刻、彩画、瓦饰各项也是有辅助作用的，要“互相参证”。这个年代判断方法决定了研究者的调研报告要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所以调研的时候要对“梁架斗栱”的情况有最清晰详尽的掌握，以准确说明判断年代的依据。这就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年代判断方法和调研方法作出了方法论总结，奠定了此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石。《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对学术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在于其分析方法上的变化：不再对照清官式建筑与清《工程做法则例》分析辽代建筑，而更重视已知辽代各实例间的比照；并且更进一步，尝试对大同地区的辽金建筑作出时代性与地区性总结。就辽代建筑来说，在时代性上对辽所受唐影响、辽建的特点、辽宋的区别、唐辽宋金的过渡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看法；在地区性上，指出燕云一带可能具有地方做法，首次开始从地域限制来分析做法异同及其原因。这些新的总结分析方法乃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得以分期的基础，是从现象深入实质的最基本方法，开创了此后建筑史研究最重要的思路。另外，该文在以往报告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文字叙述上，由于辽代术语无由探悉，故以宋《营造法式》所载代之，或以清式术语承乏其间。在具体测量上，由于辽代建筑年代久远，木构件容易产生变形，故实测尺寸取三次之平均值，方为科学。另外，经过此前多篇调查报告的摸索之后，该文形成了成熟的体例：一、纪行；二、寺的概况：位置与方向、创建年代考据、历史沿革与修缮变迁；三、重要单体建筑：功能类型与重要性、台、平面、材栔、斗栱、柱与柱石、梁枋、屋顶、墙、门窗、平棊藻井、彩画、附属艺术、碑、小木作；四、结论。该体例成为后来调查报告模仿沿用的范例。 总之，《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是中国人首次对特定地区的辽金建筑进行总结的学术论文。该文不仅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年代判定的根本方法，还提出了时间性和地区性总结的分析方法，这二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分期的必需，使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构建成为可能。同时，通过对已知辽宋建筑的区别，逐渐加深了对《营造法式》的编修目的、应用范围、应用方式、与实例的异同等问题的认识，有助于《营造法式》研究。 由该文开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明确了测绘调查方法、年代判断方法、分析方法、总结方法、表述方法和行文体例等各方面，该文成为后来中国研究者揣摩、学习和深入探究的经典。1935年林徽因、梁思成发表了《平郊建筑杂录（下）•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如文题所述，该文以北京***门外天宁寺塔为例，从各方面详细阐述了鉴别建筑年代的方法。在文章开头，作者指出鉴别年代不能靠一般人的传说，亦不能不加考证地引用碑记文献；随即，将鉴别年代的正确方法概括为“按塔的式样做实物比较，将各部构件逐一与各时代其它砖塔对比，再由多面引证反证所有关于该塔的文献，……不难以实物比较的方法，用科学考据态度辩证其确切年代”，而“这本为今日治史及考古者最重要的工作” 。这强调了以实物比较的方法鉴别其确切年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对实例的观察上，作者提出观察的两个方面：一为整个建筑物之形式（平面和立面），一为建筑各部之手法或作风；其中位置最重要的莫过于斗栱，“斗栱演变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结构法演变史”，只须看斗栱便差不多对年代知七八分。这些虽然是对非大木结构的古建筑的年代判定方法，但实际延续着与木结构建筑判定的一贯精神。 文中不仅强调了正确的研究方法，也对南北朝、唐、五代、辽、宋、元、明各时代构件形式与风格有一定的分析与总结，可以说是梁、林乃至学社成员几年来调研的心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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