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检秋：坤角如何走红——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民初京剧

坤角如何走红——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民初京剧 作者：罗检秋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点击数： 6 更新时间：2012年01月30日 内容提要：晚清京剧长期由清一色男伶演出，坤角则被禁止或限制登台。但至清末，京剧坤角迅速增多，并在民初盛极一时。此现象显然不是政局变化所能完全解释的，而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它既受京剧商业化潮流推动，又受观众性别审美倾向、艺术欣赏水平的支配，而社会与梨园的礼俗变迁亦为其重要语境。坤角走红是近代京剧生、旦地位转换的过渡。 关键词： 坤角 京剧商业化 性别审美 礼俗改良 晚清京剧日趋繁荣，但长期由清一色男伶演出，乐师及后台人员也是男性。清末京剧坤角迅速增多，至民初红极一时，受捧程度超过男角。近年有论著注意及此，[1]而其社会与文化蕴含仍待研究。坤角扮演的角色绝大多数是旦，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京剧生、旦地位的变化。有论著认为，晚清老生走红是内忧外患呼唤男性雄风的产物，程长庚、谭鑫培等人表现了时代需要的阳刚之美；换言之，老生盛行体现了晚清面临的帝国主义压力，而进入民国后，随着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体现阳刚之美的英雄形象已退居次要，在与“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调适中，产生了不同性别形象的需要，旦角因之兴盛。[2]这种阐释不无道理，却局限于政治环境而论。在传统社会，戏剧作为文化娱乐而存在，与政治的关系不像20世纪下半期那样密切。不必说清代江南的戏剧娱乐与王朝政治相去甚远，即使在京师，戏剧与政治的关系也被后人夸大了。坤角走红是京剧生旦地位转换的过渡，也是剖析旦角盛行的重要参照。坤角走红与旦角胜场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两者社会文化蕴含多有相同或相似。探讨坤角走红现象或可有助于认识清末到民国生旦地位的转换。 坤角由禁而盛 满清皇帝对戏曲的喜好不一。乾隆帝恢复了女优承应之例，南巡时又带回了江南昆班。嘉庆帝则禁止官员蓄养优伶，京师内城演戏的禁令也时有发布。虽然京师内城戏馆日渐增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场，但嘉道以后，女伶大体从京城民间舞台上消失了。19世纪末年，北京一度出现坤班，齐如山说：“西城口袋底胡同，从前有两个坤班，原先即名女班，也常演堂会。鄙人曾看过几次，也还不错。光绪庚子后就散了，各脚有许多往天津谋生。……于是女脚在上海、天津就膨胀起来。民国初年，坤班来京，其势也汹汹。”[3]清末京师禁止坤班，刺激了津、沪坤班迅速扩展。晚清上海的青楼女子为抬高身价、招揽顾客而兼习曲艺，一些戏班也聘用女伶以招揽观众，有的地方戏已有专门女班。至光绪中期，上海的女伶京班接踵产生，1894年又出现了第一家京剧坤班戏园——美仙茶园。随后又出现了迎仙、美凤、群仙、女丹桂、宝来、大贵、如意、大富贵、居之安、四美园等坤班戏园。上海女伶多来自苏、皖，以至清末有人感慨：“广陵一片繁华土，不重生男重生女。碧玉何妨出小家，黄金大半销歌舞。”[4]天津作为北方最大商埠，娱乐业情形类似上海。1900年前后，来自青楼的天津梆子艺人已经为数不少，带动一些贫家女子到戏班学戏。与上海梨园反对训练女伶不同，天津的男伶更愿意培训坤角，女伶数量增长迅速：“天津自庚子后，女优盛行，女子之学歌唱者，日多一日……且有无女角不能成班之势”。[5]清末天津的京剧坤班有陈家坤班、宝来坤班等。光、宣之际，津、沪的京剧坤班纷纷到北京、东北演出，受到观众欢迎。 咸丰年间，上海的广东戏班和花鼓戏班已出现男女合演，清政府曾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光绪年间，上海的广东戏班也一再出现了男女合演，有的京戏班援例实行，屡禁不止。光绪末，公共租界的丹凤茶园援东西洋各国男女合演之例，呈请当局开禁，得到允准。但仅男女合班而不合串，每剧仍是男女分开，绝不配入同一场戏。随后，各戏园联名再请放宽，得到批准后，“乃大张旗鼓，男女演员并入一戏登台，法租界凤舞台亦然”。[6]竹枝词云：“巾帼须眉两样材，优伶男女本分开。首先出演雌雄挡，法界应推共舞台”。[7]宣统年间，上海的一些戏园（如丹凤茶园）仍以“男女两班一齐登台”作为招揽观众的广告辞。清末天津女伶多，开放程度不亚于上海，甚至有人认为男女合演源于天津：“嗣以女伶繁衍盛行于津沽，始有男女合演之作俑。今之关外三省及燕京等处之有男女合演者，莫不由津沽输入之文明耳。是以名伶之产者，燕京为佳，女伶之产者，津沽为多”。[8] 清末京城之外，坤角演戏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京师一隅，坤角仍被禁止登台。辛亥革命之际，京城市面萧条，京剧武生演员俞振庭为扩展生意，大敢地从津、沪约聘女伶入京同台演戏。此时，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的控制相对放松，也不再明禁女角演出。1912年5月22日，俞振庭的双庆班在广和楼演出的《红梅阁》、《杀狗》、《打杠子》、《失街亭》等均实行了男女合演。北京观众“耳目一新，趋之若慕羶之蚁，嗣移文明，生涯益盛，各园闻风兴起，群作业务上之竞争。……嗣后来者益多，坤伶魔力遂弥漫于社会，此老名伶王瑶卿所以有阴盛阳衰之叹也”。[9]外地女伶挤身京城舞台，对梨园的利益和观念产生了冲击。由于梨园担心“阴盛阳衰”，加之有些人观念守旧，京剧界出现了反对男女合演的声音。在此压力下，1912年11月，民国政府内务、教育两部下文禁止男女同台演戏，自1913年始实行。男女合演遭到禁止，女伶只得另组坤班。北京政府又于1912年底公布了《管理排演女戏规则》，规定女子出嫁后尚欲继续演习者，须有该夫主之同意；教演戏曲，均需用妇女为教师。须用男教师时，须择年长老成者报厅候核。 各地限制坤角的办法不一。继北京之后，上海华界、英租界也禁止男女合演，而法租界不禁。淞沪警察厅还在剧场设立警官监视处，取缔女子登台，并注意台上台下“有碍风化”之举。汉口的丹桂戏园出现男女合演之后，由省议会通过了禁止提案，至1915年湖北都督段芝贵仍据此明令禁止。[10]但事实上，京、 沪等地较小场合（如堂会）并未禁止男女合演。1918年，上海“大世界”新开“乾坤大剧场”也是男女合演。至于其它城镇乡村，此类情形更是不一而足。从官方规定来看，直到五四之后，尤其是“民国15年左右，男女合演才复出现。然此时政府亦未发布准予男女合演之明文规定。男女合演之禁的重开，是在民国十九年一月”。[11] 北京正乐育化会议禁男女合演时，“原想若男女一分演，则女脚人才配脚等等都不足自立，定必消灭。岂知女脚独立后，虽然脚色不足，也可对付成班”。日子长了，又排练出许多配脚。[12]这时，前门外粮食店中和园主薛翰臣“默察北平人士惑于坤伶者甚众，念此时成立坤班定能获利倍蓰”，乃组办坤班，从天津约来小翠喜、金凤奎、张小仙等女伶，“诸坤角卷土重来，呈准在中和献技，三庆、庆乐、广德等园群起效之，而坤班盛极一时矣”。[13]天津女伶刘喜奎于1913年底来京演出，那时北京“风雪交加，戏园子门前，早已挂出客满的水牌，唱个《杜十娘》这样的小戏，也照样座无虚席”。当她在第一舞台演出新剧目《新茶花》时，“观众趋之若鹜，剧场门前拥挤不堪”，一场下来，剧班收入大洋一千五六百元。民国三四年间，刘喜奎演戏座价之贵压倒谭鑫培，以至谭感叹：“我男不及梅兰芳，女不及刘喜奎”。[14]随后，天津女伶鲜灵芝等人纷纷来京，为坤角热推波助澜。民国初年，京中各类坤班、坤社有庆和成、小天仙、福春和、荣仙、鸿顺、普芳、正德、志德、崇林、凤鸣、德仙、维德、玉仙、育德、崇雅等20多家。这些坤班、坤社的女伶多则几十人，少则10多人，演出之外，多兼授徒学艺。虽然其演艺参差不齐，存在时间大多很短，但接踵而起的坤班一改男伶独占北京京剧舞台的局面。北京坤班极盛时，“男班除梅兰芳一班可以与之抵抗外，其余男班可以算是都站不住”。[15]一些戏园在广告中标明由坤角演出，以招揽观众。于是，“京师歌舞连津畿，女伶日盛男伶微。女伶歌台已六七，男伶歌台仅三四”。[16]一些戏园为维持生意，不得不加请坤班演出。 坤角逐渐为男名角接受，并受其指导。清末京、津地区的女伶本以唱梆子戏者为多。北京剧界名人田际云曾反对男女合演，但发现坤角备受观众青睐时，便于1916年8月创办女子科班“崇雅社”，兼授京剧和河北梆子。其子田雨农任社长，招收女生50多人，不久便开始在天乐园演出，其后主要在北京城南的新世界演出。该社于1919年解散，因其存在时间相对较长、学员多而引人注目。至20年代末，王瑶卿、梅兰芳等人打破了不收女弟子的行规，培养出坤旦名角。30年代初，京剧界形成了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杜丽云“四大坤旦”的说法。 京剧高度商业化 坤角之所以能在种种限制中兴盛起来，显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晚清民初，京剧作为文化娱乐而存在，而非教化工具。在观众、演员和剧班之间运行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利益，而非政治权力。女班的雏形——髦儿戏在晚清上海等商埠的盛行正是适应了娱乐业的需求。这些演出与宫廷、乃至京城戏剧舞台的着眼点有所不同。以至清末士人感慨：髦儿戏演艺虽然不错，“若说到那爱国心，就一点没有了”。[17]女艺人并非完全没有爱国心，而是没有明显的社会关怀和政治意识，与清末改革者的期望不相适应。 京剧的兴盛与商业化潮流分不开。清代商业发达地区如扬州、苏州也是娱乐业的中心，那里的花部戏本来具浓厚的商业气息。徽班进京后，京师坊间演戏的商业色彩随之增强。清末京剧的繁荣反映了官方引导与民间文化的交融、互动，而民间文化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宫廷演戏不自觉地接受了民间流行的剧种、剧目。进宫演戏虽是荣誉，而演员走红还依赖民间，进宫演出者多是民间走红的伶人。宫内演戏原本皆用高腔，同光年间坊间皮簧兴盛后，光绪十八年“则有二黄，亦颇有民间优伶应差，语多扰杂不伦，此盖三十年来所无也”。[18]供奉内廷的演员除了获得巨大声誉外，“每月有月俸三两银子及一石多米”。每次“传差”，另有赏赐。“好的，每次五六两银子，次的也有一二两”。[19]西太后喜欢的“谭鑫培奉视六品秩，每赐金四十两，恩遇最优”。[20]民初，梨园来自宫廷的收入已经减少，实际收入却迅速增多了。原因之一是，比一般演出费高得多的堂会戏泛滥开来。达官富绅以此为时髦，竞相效颦。清代京官家均不能随便演戏，否则便遭非议。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几乎是每一个做官的，每一个银行的人员，都要演回堂会戏”。[21]这为民初梨园增加了财源和人气。 更重要的是，民初票房收入增长迅速。清末京、津、沪等城市人口增长迅速，为文化娱乐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晚清沪、京等地茶楼、酒肆与日俱增，咸、同以后又出现了营业性戏园。民国初年，北京有第一舞台、文明茶园、广德楼、同乐茶园、庆乐茶园、三庆茶园、中和茶园、开乐茶园、广和楼、燕喜堂、广兴园、广乐茶园、丹桂茶园、吉祥茶园、中华茶园、德泉茶园、天和茶园、庆升茶园等20多家戏园。在激烈竞争中，茶园为了制造人气，需要一些艺人助兴；艺人则为了生活来源而需在人群密集的场所演出。茶园乃与剧场合而为一，京剧成为商品。清末京师戏园的经营商业气息明显增强，时人感慨：“从前戏价各园一致，今则不然。此园之价与彼园异，今日之价与明日又异，惝恍离奇，莫可究诘。”[22] 在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民初赴上海、天津、河北、山东、东北等地演出的京班迅速增多。20世纪初,上海大小戏园达百余家,其间最普及、最时髦的剧种是京剧，著名的丹桂及满庭芳茶园就以京剧为盛：“茶园丹桂满庭芳，到底京班戏更强。出局叫来终不雅，避人最好是包厢。”[23]上海的职员、教师、报人及下层民众都不乏京剧爱好者。当北京的戏班还在以“供奉内廷”或“堂会”为荣时，上海的戏班则已经更加市场化运作。为了招徕观众,各戏园竞相以新角、新剧和新舞台装置相号召。这要求演员更为直接地面对观众，为观众熟悉和欢迎，演出广告随之迅速兴起。 在戏剧商业化过程中，报刊成为演出市场的重要媒介。戏园广告最初依靠街头海报或上门推销，即所谓“某日某园演某班，红黄条子贴通阛”。[24]至同治十一年五月，《申报》开辟专栏刊登戏目告白，列出丹桂茶园、金桂轩和九乐戏园三家演出的剧目，字体不大，夹杂在各种拍卖及货物广告中，并不显目，[25]而戏剧与近代媒介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沪、京等地报刊上，京剧广告逐渐占据醒目位置。“戏园在报纸上所刊之告白常占全报告白之大部分，舍新角登台或新编本戏不计外，即平常戏目亦多用碗大木戤刊出艺员之名字”。[26]戏园之所以愿意投资，正如当时剧评者所云：“近来吾国人颇知注重广告学，而戏馆尤甚。盖知广告与营业有莫大之关系，较传单收殊途同归之效。是以风声所树，互相效尤。《申》《新》两报之第三张，纵横排列，不留余隙，五花八门，各显其妙。……但开戏馆者，无不抱金钱主义，含吹牛性质，一般广告家亦自言不讳。”[27]迅速增长的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唱片、电影等改变了京剧以往的传播机制，报纸尤为演员与观众沟通的重要环节。1913年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时，随即拜访了《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新闻报》的汪汉溪。缘此，他在上海文艺圈的影响迅速扩大。如果说，清末演员还可通过“供奉内廷”抬高身价，那么民初以后名角则更依赖于商业运作。 北京戏园以演艺和观众内行而著称，科班众多；上海则更注重市场运作，以重金聘请京城名角，重视报刊广告宣传，注意更新戏剧内容和表演形式，以吸引观众。因此，京剧名伶纷纷南下上海一显身手，获得数倍于京城的薪酬。这自然提升了上海京剧的演出水平。另一方面，上海的商业气息熏染着京城梨园，不仅使北京步上海之后，利用报刊登载演出广告，改建新式剧场，而且促使京城演出机制发生变化。在以戏班为组织形式的“集体制”下，演员之间艺术水平差距不显著。观众入园看戏一般都只知戏班，不熟悉演员。演员收入是包银，每年与班主约定固定报酬，收入多少与市场无关，名角的年薪最多为纹银几百两。到“光绪初年，杨月楼由上海回京，搭入三庆班，非常之红，极能叫座。他自己以为拿包银不合算，所以与班主商妥改为分成，就是每日卖多少钱，他要几成。从此以后，北京包银班的成规算是给破了”。[28]收入分成增加了名角收入，加速了名角制的形成。 戏园为了招揽观众，纷纷以名角相号召，导致戏班经营机制发生改变。1884年谭鑫培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就自己另组戏班，班中成员各自居住，也有专门的琴师、乐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谭鑫培首次以戏班台柱演员的名义聘请场面艺人，后来视为京剧“名角制”形成初期的一个标志。[29]此后，京剧演出形成“行家得眼争前看，遍贴优名预作标”的风气。[30]商业化有利调动演员的积极性，促进表演艺术的个性化发展，这种趋势又反过来增强了京剧对观众的吸引力，繁荣了市场。 在商业利益和名角制驱动下，捧角成为风气。名角走红虽与演艺相关，却离不开捧。捧角现象的出现主要不在艺术嗜好，而在商业价值。演员需要人追捧，戏班更需要名角来支撑门面，以角造势，增加票房收入。捧角的方式五花八门，一些文人为喜爱的演员写作剧本，在报刊撰文介绍其演技和特长，颂扬其品行。 1914年北京创刊了《戏剧新闻》，1915年又出现了北京评剧社，这些组织和刊物主要品评京剧坤角。有些名报人也不能免，“在文明园时，《庸言报》主任黄远庸君曾与园主约，每日于池座留一全桌，按月预给包费九十元。其他小团体之结合，大多数之追随，……记亦不胜记也”。[31]民初名旦多与报界关系密切，其经纪人不惜重金在报刊开辟专栏。1928年梅兰芳在上海演出时，《申报》开辟《梅讯》专栏，对其进行跟踪报道和宣传。据天津《北洋画报》披露，梅氏每天花100银元请人为《申报》专栏撰文。20年代走红的上海须生孟小冬被人称为“冬皇”，“当时一些报刊，每在孟演一剧后发表剧评时，对孟的唱白，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推崇备至”。[32]如此剧评显然超越了艺术的范畴。 捧角需要经济实力，富商政客、社会闻人、名票成为捧角中坚。为增加观众，一些富商不惜花费巨资请人吹捧，有的富人或票友还买票请人看戏，一般市民捧角则主要是在戏园为演员“叫好”。民国年间，捧角之风集中于旦角，二三十年代旦角的更衣室总是放满了花蓝、花瓶、装饰的镜子，舞台周围也总是放置着花蓝，上面写着赠送人的名字。而民初，“北京专有一班重女轻男之顾曲家”，专看中和、三庆等戏园的女班演戏。[33]女旦刘喜奎被人封为“刘王”，还有所谓“刘内阁”，竹枝词有云：“寻常一辈少年郎，喜为坤伶去捧场。金字写来如斗大，崇街唤作某亲王。”[34]上海的京剧票友不如北京之多，捧角的狂热不逊于北京。有的“名士少年”因喜爱多名旦角，一天之内只得赶场捧角：“是谁捧角兴偏高，丹桂天蟾日数遭。气竭声嘶犹喝采，座中笑煞郑樱桃。”[35] 商业运作导致演出机制发生变化，京剧舞台从依附于官僚贵族而全面走向市场。清末京城一些戏班还根据宫内喜好编演新剧目，以得赏赐。而在更加市场化的上海，剧目内容、演出形式和演员都更受商业利益的支配，适应市民社会的娱乐需要。京剧商业化也导致演员性别比例发生根本变化。一方面是女艺人报酬较男角、乃至儿童都少，戏班费用低廉，另一方面是坤班“缠头之费，所得不赀”，有时甚至“十倍于男伶”。[36]因为，一些人进戏院看戏，纯粹是为了看女伶。舆论嘲讽他们“专务胡调吊膀，不问唱做如何，惟以好姆妈、好妹子献媚”。[37]有些人看戏，“不是说鲜灵芝的手好，就是张人仙的脚好。等到散戏时，还要站班行个注目礼”。有的人天天在广和楼富连成科班里鬼混，“寸步不离的跟着，甘心做个特别的高等跟包”。[38]故坤角尽管受到演艺和相关政策的限制，却在民国初年迅速走红，在都市社会赢得了广泛市场，受捧程度超过依赖艺术功底的老生。 男性审美的外化 艺术是生活的象征，梨园的净、丑角色向来不如生、旦走红，生、旦地位正好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两性关系，但清代戏剧舞台上的生、旦地位几经变化。清初至道光年间，京师上演的昆腔、京腔、秦腔均以旦角为主。咸丰到光绪初年，京剧形成之初，生行的重要性取代旦角，出现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老生“前三杰”，光绪中期又产生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老生“后三杰”。至光绪末年，孙、汪都已离开舞台，谭氏独享盛名。 从清末到民初，京剧旦行技艺日精，推陈出新。除原有的青衣、花旦、老旦、武旦、刀马旦之外，新兴了介于青衣、花旦之间的“花衫”。加之，谭鑫培于1917年逝世，旦角地位更加凸显，出现“无旦不成班”的局面。到五四前后，“戏园里的压轴戏，几乎没有一出不是让给旦角去唱的。在昔日梨园行中最擅胜场的须生，一降而为配角地位。即使生旦同演，在海报上那位旦角的名字，至少也得比须生的名字大上半倍”。[39]乃至有的剧评家感慨：“吾友秋星谓上海之剧界，已成一旦角之世界。吾谓不仅上海，京师何独不然。混而言之，即谓全中国之剧界，已成一旦角之世界，又胡不可。后生可畏，人才辈出，佳丽天成……。虽然，须生为梨园之正宗，真能寻声辨律者，罔弗以须生之唱为嗜好。今则老成凋谢，……譬之于家，牝鸡司晨，岂佳兆乎？”[40]牝鸡司晨的慨叹无济于事，观众的喜好却具有重要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中，观众的好尚决定戏曲演出市场的走向。清末民初仍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对于新兴的近代都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拓展了戏曲市场，但这些以男性为主的新增人口加重了性别比例失衡，加深了城市曲艺娱乐对男性审美嗜好的依赖。茶楼酒肆、剧场书馆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男性群体的娱乐需要。新增的观众显然不像京城的王公贵族、官僚富商那样看重唱、念、做、打的艺术程式，而更直接地倾向于初级的审美情趣。 梅兰芳以扮相之美而在男旦中脱颖而出，又不断研摩，创造了众多美女形象。五四前后，梅兰芳的艺术照遍布各大商埠，乃至流播于美国纽约等地。好讥谈时风的鲁迅揶揄道：“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41]鲁迅反感照相馆以梅兰芳的剧照作广告，批评盲崇国粹者，属于个人见解，但从两性心里分析旦角“挂在国民的心中”的缘故则触及艺术的重要特征。时人指出：爱美为人之天性，而自民初以来，因受外界之影响，“爱美色的观念似乎益加显著，即谓社会上爱美之思想渐渐发达亦无不可。就最浅近者论之，社会上之交际多尚外表仪容之美观。……此梅兰芳所以应运而起，而旦角乃渐成戏班组织上之要素也。”[42]戏剧家刘豁公认为，梅兰芳之所以风靡一时，其主因在于“他的扮相、装束、作派等项是恰恰合于美底原则的”。[43] “异性大抵相爱”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本能和潜意识。男旦因扮相美而被人欣赏，包含了潜在的重色因素。礼教森严之时，“异性相爱”的潜意识不能鲜明地表现在舞台上，只能以“内敛”的文学方式流露出来。即使在老生盛行的晚清，一些文人对女伶的偏好也是屡见不鲜。王韬在《申报》等报刊写了不少介绍女伶的文字，怜香惜玉的心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当局查禁女乐，大小女伶均由官鬻卖，王韬对此愤愤不平，特为其中十余位色艺俱佳的女伶撰写小传。他认为，山东“档子班”“所演杂剧，足与菊部诸名优相抗衡。至其靓妆炫服，妙舞清歌，则有过之无不及也，以故趋之者如鹜”。而当局严禁演出，甚至将女伶拘归官鬻，“亦可谓煮鹤焚琴，锄兰刈蕙，大杀风景者矣。”[44]王韬对文化专制的批评饱含了人道主义情怀，与士大夫的主流伦理意识不无疏离。清末民初，京、沪等地不乏偏好女伶的文人，其尤著易顺鼎声称：“若谓天地灵秀之气原有十分存，请以三分与男子，七分与女子，而皆使其荟萃于梨园。”他甚至认为，拜清初遗民思想家孙夏峰、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等人，不如拜陈圆圆、马守贞、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等歌妓。[45]这种偏好与清末士人的思想主流大相径庭，折射了女伶之盛的社会基础。 旦角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男性审美的心理需要。就异性审美而言，坤角较男旦自然而真实，更能满足男性观众的好尚。有人认为：坤班之所以膨胀，不是因为女伶的演技超过男伶，“一言蔽之，无非重艺者不敌好色者之多，遂致阴盛阳衰，成为如斯之现象”。[46]这种说法虽不免偏颇，却也言之有据。那些被捧的坤角中，总以年轻未婚者居多，相貌美丽与否尤其重要。故就部分观众来说，“好色”确实是其审美需求的根本所在。 但综观之，坤伶有色无艺者毕竟不多。女伶盛行无疑也蕴含适应观众艺术审美的成分。事实上，就演艺来看，女伶并非毫无优势。女性往往有声音、韵律、表演优势，饰演生、净等角不如男伶，饰演旦角则比男伶自然而亲切，容易达到淋漓尽致的效果。相反，男旦的错位式表演只能提供性别审美的赝品，与男性观众的心理期待存在不小差距。除了一些演艺高超的名角外，一般男旦表演的疏漏之处更是显而易见。当时有剧评者认为，“男子饰旦角，尤不如女子之自然”。“女儿心事细致柔密又非男子所能体贴得到，更非男子所能代言”。故女伶演生丑不能望男伶之项背，而“旦角当然视男子为优也”。[47]有的提出：“盖男装女或女装男，皆有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即间有一二善乎摹拟反串的名角，也只是例外，且不知其费去若干时之研究，始能臻此。“何如以男为生，女为旦，庶可免去一层困苦，省去若干时之光阴乎？”[48]再则，民初女伶的演艺水平已有较大提高，时人评论：“自近年之女伶登场后，一时风尚，遂大为变易，生旦净末丑诸角色，或文或武，女伶几无一不通而且工。”[49]事实上，民初“北平坤伶之艺术进步极速，新艳秋之唱，雪艳琴、孟丽君之作派，更非畴昔一般专以色相媚人者所可同日而语”。[50]这些都是坤角走红的艺术依据。 礼俗改良：梨园与社会之间 人性大体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在传统社会机制中，女伶的艺术潜能和男性审美好尚往往被压制和扭曲，难以表露。而当社会失控、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时，政府的禁令必然大打折扣。民国初年，传统社会进入天崩地解的时代，礼防驰废，乱象环生，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丧失殆尽。加之，民初法律名义上肯定了男女平等，“男外女内”传统习惯也就变得苍白无力了。这些对梨园风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也由于女性在报酬及某些技能方面的优势，晚清妇女外出就业日见增多。戊戌时期，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大中城市，茶楼酒肆禁用女性的规定已经失效，纺织、茶栈等行业的女工更是有增无已。据载，到19世纪末，上海女工约有六、七万人。[51]晚清以降，城市的娱乐方式日趋多样化，以上海为代表的烟馆、赌馆、跑马场、球场等畸形发达起来。这些场所不仅吸引着男性，而且不乏女性的身影。1912年的报刊还出现了倡用女店员的主张。 从民初到五四，妇女参政、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婚恋自由的新潮接踵而起。一些思想家重视发挥女性的社会作用，甚至视之为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女性的社会角色更显重要而无所限制。梨园与社会舞台上的女性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比如，民初刘喜奎曾在妇女领袖沈佩贞的安排下，招收、培训一批女演员，以便为“女子生计会”筹款。一些知识女性登台演戏，正如她们走进社会一样，本质上体现了经济独立、男女平等的观念。五四以后的剧评者认为：“本来人类中男女性别之分，无阶级高下、地位轩轾之意义。戏剧既欲表演人生，自须有专饰女性之角色。人类中无女性将无有人类，戏剧中如无搬女之角色，殆亦不能成为戏剧，初不必借重男女平等之学说以抬高女性地位。”[52]这种评论说明，本来合乎情理的女伶演戏，却不得不借重“男女平等之说”，反映了女伶初上舞台的真实情形。民初许多女童到梨园拜师学艺，往往遇到家庭和社会的阻力，不得不借重男女平等学说。当民初女性日益走上社会大舞台之时，限制坤角的规定和习俗也就逐渐丧失了社会基础。故男女同台演出的禁令亦不待政府取消而变得有名无实了。 舞台形象与社会角色是相适应的。女性不出闺门、严守闺训之时，其舞台形象集中体现在端庄静淑的“青衣”。在晚清，“青衣”是皮簧梆子里的“正旦”，又叫“闺门旦”，“都是呆呆板板的唱”。[53]而当妇女融入社会潮流，甚至参与改良旧俗、女权运动和反清革命时，呆板的青衣形象已经远离角色的生活原型，因而日益不能适应观众的审美要求。于是，余紫云“打破青衣花旦之界限，采取花旦之身段做表，以济青衣之呆板，于是观众耳目一新”。王瑶卿创新旦角戏装，又极讲究字音，并创新声。梅兰芳吸取了王瑶卿的唱法和昆腔的做法，又“以编排新剧、改良化装独树一帜，显然造成一种花衫地位”。[54]“花衫”因扮相美，唱、做生动，备受观众青睐。民初“花衫”取代“青衣”而成为旦角主流，既是艺术更新的结果，又是女性社会形象的体现。有人谈到王瑶卿的改革时说：以往“为了表现妇女的端庄文静，演员演唱时水袖不动，唇不露齿，老是捂着肚子唱，吐字当然真不了”。王瑶卿吸取刀马旦的表演技术，青衣“改成张口唱”，又注意“按照人物性格、身分和规定情景，处理好人物的形体动作”，于是创造了“花衫”。后来经过梅兰芳等人的发展，这种旦角形象“能更多表现不同的妇女性格”。[55]在梅兰芳崛起之前，一些坤角已在戏剧舞台上广泛地呈现了“花衫”角色，重塑了女性形象，恰好反映、适应了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 在清末改良风气中，梨园习俗亦趋于改善。长期以来，官绅禁止坤角或反对男女合演的主要理由是有伤风化。但事实上，清廷禁止女伶登台，却不能杜绝官商的冶游嗜好。晚清男伶或出自科班，或出于“私寓”，而后者又称“堂子”，往往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一些男伶自幼在“堂子”里生长、学戏，成为嗜戏者和同性恋者的相好，被称为“像姑”。自庚子（1900）以后，“私寓”教戏之风趋于低落，科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1908年，田际云、谭鑫培、王瑶卿等名伶呼请当局禁止“像姑堂子”，因遭一些官员反对未果。民国建立后，田际云等人又“于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曾递呈于北京外城总厅，请查禁韩家潭像姑堂，以重人道。外城巡警总厅乃于同月二十日批准”。[56]梨园的“私寓”随之剧减，演员的培养机制发生了变化，有利于增强伶人、尤其是旦角自尊、自重的职业意识。 民国初年，梨园的改良行动不断，净化舞台成为潮流。北京正乐育化会曾对禁演淫秽剧目提出建议，有的已由教育当局实行。清末戏园后台均曰某班某班。1913年冬，正乐育化会认为，“班”字近于妓馆之名，应当更改，于是议决改为“社”，于1914年正月初一实行，有的还将原来班名一并改换。[57]民初以后，优妓不分的状况逐渐改变。许多女演员也力求洁身自好，自尊自重。比如，刘喜奎对许多人的肉麻吹捧不以为然，主张演员和观众互相尊重。她喜好读书，矢志婚姻自由，一再逃脱守旧军阀张勋等权贵的纠缠。她在民初演出了《新茶花》、《铁血彩裙》、《水底情人》、《虎口鸳鸯》等宣传妇女解放、针砭时弊的新戏，20年代以后过了30年的隐居生活。这样有节操的坤角在民初以后已不罕见。随着梨园环境和社会礼俗的变迁，即使观念保守者也默认坤班存在。1917年谭鑫培去世后，反对男女合演的北京正乐育化会（谭氏为会长）也不像从前那样坚决了。 戏曲舞台离不开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观众的构成亦对舞台角色产生了影响。传统社会强调男女有别，男外女内。茶馆、剧场、曲艺馆都少有女性观众，“不出闺门”成为妇道的体现。清政府对戏园管理严格，但有的禁令时紧时松，也随地而异。乾隆帝嗜好女乐，却是清廷强化管束妇女的关键人物。本来，“乾隆以前，京中妇女听戏，不在禁例，经郎苏门学士奏请，才奉旨禁止。所以一百多年以来，妇女不得进戏园听戏”。[58]嘉道年间，朝廷和地方政府的类似禁令时紧时松。“道光时，京师戏园演剧，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某御史巡视中城，谓有伤风化，疏请严禁，旋奉严旨禁止”。[59]京城如此，一些地方官也如法示禁。世家大族的宗谱族规大多禁止或限制妇女入庙烧香、入场看戏。妇女到人多嘈杂的戏园看戏就更不容易，一般只能在家中看看堂会。 这些禁令至晚清逐渐在京城之外失效。都市社会的新兴娱乐不仅吸引着男性，也使许多女性成为茶楼、酒肆、书馆、戏园的新消费群。“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沓来纷至。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60]有些妇女外出游玩时首选时髦的戏院，所谓“第一关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娘姨寻客司空惯，不向书场向戏院”。[61]“入园观剧”引起了妇女的好奇，也为男女交往提供了机会。上海出现了“演戏刚逢十月朝，家家妇女讲深宵”的情形，有些观众看戏之后，“姊笑郎痴郎笑姊，各猜心事过黄昏。更深独坐剔银缸，悄悄凭空六幅窗。玉漏惊魂孤枕冷，犹疑人影一双双。”[62]在近代商埠，妇女入园看戏渐成风气，观众的性别构成及舞台风尚随之发生变化。 1908年10月，注重改良京剧的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及潘月樵等人在上海租界之外建成了第一个新式剧场——新舞台。台屋构造步武欧西，有三重楼，可坐数千人，皆绕台作半圆式，台形亦如半月。布景时有变化，悦人心目。新剧场卖票入场，剧场秩序更为规范，也不像茶园那样池子座、边座等级分明，适应了一般市民观众的需要，淡化了身份特征。新舞台被称为“中国第一家创造的新式剧场，也是第一家唱改良戏剧者，所以外面底名声特别大”。外国团体到新舞台看戏，“每月总有好几次”。当时的剧论家认为，其原因之一是“瞻仰这东亚大陆底第一剧场”；二是“他们入国问俗，先到戏场参观戏剧，就可以知道中国底社会情形和文化程度”。[63] “新舞台”建成之后，一时间“座客震于戏情之新颖，点缀之奇妙，众口喧腾，趋之若鹜”。[64]上海的“茶园”纷纷更名为“舞台”，有的则更西化，改成“剧场”。新式剧场随后在沪、京、津等地接踵出现。晚清的“茶园”变成了新式剧场，不只是硬件设施有了改良，而且经营方式由付“茶钱”变为卖票入场，观众的公共空间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使剧场的管理更加规范、严密，有利于形成新的戏园秩序和风俗。五四时期，《申报》等报刊曾就改革剧场管理和剧场习俗进行了广泛讨论。社会舆论中提倡男女平等、公开社交的言论日益增多，一些人更主张大学男女同校。1921年开张的北京真光剧院就作出了保持剧场安静、说话低声、不准“叫好”、不随地吐痰、不妨碍他人看戏等一系列规定。一些关注、支持戏剧舞台的社会名人也有意识地改良礼俗。如张謇建立的“更俗剧场”，不仅拥有现代剧场的设施，而且名称上也显示了改良意图。这些行动收效有限，却有利于改良梨园风气。 礼俗改良创造了有益的文化氛围。在此背景下，男女分座的习俗有了改变。1918年，正当一些人反对男女合座时，一些戏园事实上已实行男女合座。1918年建成的北京城南游艺园就取消了男女分座的限制。又如北京平安电影院：“来到平安电影园，微闻香泽最消魂。此间男女无拘束，扑朔迷离笑语喧。（北京游戏场，类皆男女分坐，惟平安电影园无此例。）”[65]北京“自文明茶园创立，始有妇女赴园观剧之事。当时仅以楼上下为区别，随后包厢可混合杂处。及第一舞台成立后，正厅亦可男女合座矣”。[66]20年代以后，男女分座的现象实际上已经很少了。这些限制的取消无疑为女性入园观剧提供了便利。 观众的性别构成对舞台形象的取向不无意义。男观众主导戏园之时，“听戏”者对演员的艺术功底要求较高，必须唱得好，腔圆字正，扮相的美丽与否倒在其次。这与上海观众的“看戏”形成反差。俗云：“上海人看戏，先注重女角，尤其要扮相美丽，举动灵活，行头漂亮，眼锋传情，一家子老老小小、大太太、姨太太都要来赏光赏光”。[67]当时剧评家讥讽上海人不会欣赏京剧，体现了京、海观众的审美差异。随着南北戏曲文化交流增多，正如京城戏班提升了上海舞台的演艺一样，南方观众的审美偏好也会对北方观众和演员有所影响。民初梅兰芳到上海演出后，直接感受到上海舞台贴近观众的演出风格。他汲取海派之长，回北京后对自己的化装、表演进行了改革，并在齐如山、李释戡等人的帮助下编演了一系新剧，使旦角艺术有了新发展，从而超越了一般坤旦的表演水平。 民初，对于初进剧院的京城女观众来说，其好尚与上海人“看戏”更为接近。梅兰芳回忆：民国以后，京城“大批的女看客涌进了戏馆，就引起了整个戏剧界急遽的变化。过去是老生武生占着优势，因为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经有他的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生武生的艺术，很普遍地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像”。[68]民初京城女性不像清末男观众那样重视“听戏”。她们喜好旦角，为旦角走红推波助澜，也为女伶登台提供了广阔空间。社会礼俗与梨园风气相互影响，梨园风气亦成为社会礼俗变迁的标杆。 余论 民国初年，坤角在京剧舞台迅速走红，成为近现代值得注意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根源于近代社会的内在变迁，与20世纪早期社会文化广有关联。其中受娱乐商业化潮流推动，也折射出人伦观念和社会礼俗的变化。当然，清末民初的思想环境也值得注意。清末启蒙思想家和革命人士均对戏剧给予了关注，尝试改编、演出新剧目，推动了梨园的京剧改良。清末民初的“改良新戏”不同程度地浸染于新潮，客观上创造了有利于坤角发展的思想环境。 尽管如此，坤角仍受社会环境和艺术水平的限制。有的坤角虽演生角，却因生理条件所限，艺术水平不高。２０年代有舆论认为：“坤角须生，十有九个脱不了脂粉气，扮起戏来，简直就是挂髯口的花旦。唱念都是另一个道路，听起来决不是正经须生的滋味；至于做工，那更是随随便便，说不到体贴戏情上去。”[69]这种评论虽近苛刻，却是事出有因。坤旦较之男旦不无优势，而一旦结婚生育，练功、演出均受限制。且缺乏梅兰芳、程砚秋那样的后援力量，艺术的提高和创新难乎其难。再则，许多女艺人易受社会恶势力的欺凌、控制，不少走红的坤角最终成为官僚富商的小妾，其社会地位仍不能与男角比肩。 坤角的艺术和社会局限为男旦带来了发展良机。在京剧舞台需要旦角，而男旦艺术尚未发展之时，坤角因时而兴。反之，男旦成熟的演艺、独出心裁的创新、挖空心思的商业运作，又为男旦更胜一筹提供了可能。从艺术形象而言，舞台上的旦角，不论由女伶或男伶扮演，其受观众追捧的心理基础、社会蕴含大致相同。故从根本上说，1917年梅兰芳被封为新的“伶界大王”及后来“四大名旦”的崛起，可以看作是民初坤角走红的延续和变异。进而言之，在民国京剧舞台上，旦行取代生行而胜场都是基于广阔的社会变迁，而非帝制转变为民族国家这一政治背景，或者日益增强的“殖民现代性”语境所能完全解释的。近代文化现象虽与政治环境相关，但或许不像20世纪下半期冷战时代那样如影随形。 -------------------------------------------------------------------------------- [1]北京市艺术研究院、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中国京剧史》上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提到京剧女伶的出现；黄育馥《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1902—1937）》（北京，三联书店，1998）从性别结构注意到京剧女伶增多的现象，但此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2] Joshua Goldstein ,Drama Kings: 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 ,1870-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54. [3]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第96页，北平国剧学会1935年版。 [4] 易顺鼎：《哭庵赏菊诗》，见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第73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5] 《伤风败俗》，《醒俗画报精选》第1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6] 海上漱石生：《上海戏园变迁志》（十），《戏剧月刊》第2卷，第2期，1929。 [7] 叶仲钧：《上海鳞爪竹枝词•共舞台之男女合演》，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8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8] 《女伶之发达》，《申报》1912年9月12日。 [9] 醒石：《坤伶开始至平之略历》，《戏剧月刊》第3卷，第1期，1930。 [10] 《讨论维持风化议案》，《申报》1913年11月16日；《段巡按禁开男女合演戏园》，《申报》1915年4月25日。 [11] 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第20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12]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第96—97页。 [13] 醒石：《坤伶开始至平之略历》，《戏剧月刊》第3卷，第1期，1930。 [14] 王登山：《侠骨冰心的女艺术家刘喜奎》，《京剧谈往录续编》第92页。北京出版社，1988。 [15]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第97页。 [16] 易顺鼎：《哭庵赏菊诗》，《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第763页。 [17] 醒狮（陈去病）：《告女优》，《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1904年。 [18]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六”，第五册，第2533页。中华书局，1997。 [19] 齐如山：《戏界小掌故》，《京剧谈往录三编》第428页。北京出版社，1990。 [20] 陈房衡：《旧剧丛谈》，《戏剧月刊》第3卷，第11期，1932。 [21]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第24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22] 倦游逸叟：《梨园旧话》，《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第836页。 [23] 《春申浦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第55页。 [24] （清）佚名：《都门竹枝词》，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一）第1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25] 《各戏园戏目告白》，《申报》1872年6月18日，第7版。 [26] 徐耻痕：《戏剧与与广告之关系》，《戏剧月刊》第1卷，第2期，1928。 [27] 剑云：《上海梨园广告谈》，周剑云编《菊部丛刊•品菊余话》第78页。 [28]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第95页，北平国剧学会1935年版。 [29]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中国京剧史》上卷，第150页。 [30] （清）袁翔甫：《续沪上竹枝词》，《中华竹枝词》（二）第818页。 [31] 醒石：《坤伶开始至平之略历》，《戏剧月刊》第3卷，第1期，1930。 [32] 陈维麟：《余叔岩生平回忆片断》，《京剧谈往录》第168页，北京出版社，1985。 [33] 《未焚以前之北京第一舞台》，《申报》1914年3月6日。 [34] 叶仲钧：《上海鳞爪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85页。 [35] 刘豁公：《上海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54页。 [36]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戏剧类》第11册，第5051-50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7] 玄郎：《论沪上之坤班》，《申报》1913年2月20日。 [38] 《看戏的目的》，北京《晨报》1918年12月7日。 [39] 《戏院里的“女权”》，天津《大公报》1930年3月7日。 [40] 剑云：《第一台之两生两旦》，《菊部丛刊•粉墨月旦》第53页。 [41] 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1卷，第1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2]　梅社编《梅兰芳》第３５页，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０年。 [43] 豁公：《从梅兰芳说到群众心理的变迁》，《戏剧月刊》第2卷，第6期，1930。 [44] 王韬：《东部雏伶》，《淞隐漫录》第498页。 [45] 易顺鼎：《哭庵赏菊诗》，《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第761-763页。 [46] 秋侠：《汉上梨园五年记》，《菊部丛刊•歌台新史》第21页。 [47] 菊园：《女新剧家志》，《菊部丛刊•俳优轶事》第23—24页。 [48] 马二先生：《男女合演》，《菊部丛刊•品菊余话》第96页。 [49] 《闲评二》，天津《大公报》1915年1月15日。 [50] 味莼：《坤伶兴衰史》，《戏剧月刊》第1卷，第5期，1929。 [51] 《女工志盛》，《女学报》第9期，1998年10月。 [52] 何一雁：《说旦》，《戏剧月刊》第3卷，第11期，1932。 [53] 齐如山：《戏剧脚色名词考》，原载《戏剧丛刊》，参见《丛书集成》三编，第32册，第823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54] 啸父：《旦角之革新者》，《戏剧月刊》第1卷，第4期，1928。 [55] 郭永江：《王瑶卿的舞台生涯》，《京剧谈往录续编》第121—122页，北京出版社，1988。 [56] 张次溪：《燕归来簃随笔•请禁私寓》，《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第1243页。 [57]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第98页。 [58]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第13页。 [59]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1册，第5065页。北京， 中华书局，1986。 [60] 《邑尊据禀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申报》1874年1月7日。 [61] 张春华：《洋场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第360页。 [62] （清）佚名：《续刊沪上竹枝词》，《中华竹枝词》（二）第1020－1023页。 [63] 汪仲贤：《剧谈（十九）》，北京《晨报》1921年1月26日。 [64] 玄郎：《剧谈》，《申报》1913年3月13日。 [65] 《都门竹枝词》，《申报》1918年7月3日。 [66]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卷，第1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67] 笛风：《昆腔班的女伶问题》，《申报》1941年4月24日。 [68] 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梅兰芳全集》第一卷，第114-11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69] “新明剧场广告”，北京《晨报》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６日。 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1年第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