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的两个怨敌说些好话

鲁迅先生一生，怨敌可谓多矣。有的人，鲁迅不依不饶地骂，骂得他们灰头土脸，甚至身败名裂。比如顾颉刚和杨荫榆就是两个挨骂极多的鲁迅的怨敌。鲁迅所骂，当然绝非无缘无故，而是有道理在的。不仅骂顾颉刚和杨荫榆有道理在，骂其他怨敌也并非无 故，这是我们认识鲁迅骂怨敌的基点。 如今，骂仗的硝烟早已消散，鲁迅和怨敌都去了另一世界，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评说他们了。 对鲁迅的评价无须多说，他的文学家、思想家、学问家、革命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也是不可动摇的。但鲁迅在与怨敌交恶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狭隘、多疑和尖刻，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由于鲁迅的伟大，所以被他骂的许多怨敌，几+年来，甚至到了现在，依然是灰头土脸，翻不过身，为世人所轻蔑，所鄙视，所另眼看待。其实，被鲁迅所骂的人并不都是坏人，即使是不大好的人，有严重缺点的人，也未尝没有值得肯定之处。因此，看鲁迅的这些怨敌，需要全面地看，辩证地看，要按照鲁迅自己所说的察人之法去看，即要看“全人”。 按照看“全人”的原则，顾颉刚和杨荫榆这两个鲁迅的大怨敌，都是很有长处可以表一表的。 先说顾颉刚。鲁迅的挚友曹聚仁说：“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曹聚仁《鲁迅评传·南行——在厦门》）就是说，鲁迅认为顾颉刚不仅人品不佳，学问也不好。其实，顾颉刚固然有缺点和错误，如他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剿袭”（抄袭）的，就很不对（鲁迅并未抄袭）；这大伤了鲁迅的心。但他在做人和做学向上还是很有值得肯定和夸赞之处的，不能一概抹杀。比如他在关心提携后学上无微不至，常令后学铭感寸衷，他的学生对他有“胸怀闳廓醇厚，从他向学如坐春风”的评价；在做学问上他更是大师级的。正如曹聚仁所说：“顾颉刚也是笃实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曹聚仁《鲁迅评传·南行——在厦门》）“顾颉刚先生倒是颇有学究气味。”（曹聚仁《鲁迅评传·他的师友》）他认为顾颉刚是个忠厚实在的人，学问也做得很好。曹聚仁的这个意见，是不应当忽视的。 鲁迅还把顾颉刚写人《故事新编》加以嘲讽，还常嘲弄顾颉刚的外貌，把顾形容得很猥琐，在给亲友的信中常以“红鼻”“鼻公”代称顾，这自然也是不妥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点评说：“鲁迅有一封信形容顾颉刚在广州时的猥琐样儿，也是有点过分的。”（曹聚仁《鲁迅评传·南行——在厦门》）这个批评是对的。实际上，顾颉刚的外貌还是不失大学者的气度的。 我读过顾颉刚先生的一些书，对他的学问是很佩服的。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是中国史学界和民俗学界公认的。他与鲁迅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大师。 顾颉刚的著述，最获我心的是洋溢在其中的汪洋恣肆的恢弘气度，他学域宽广，所研治的多是史学的大题目，触摸的是历史的大脉络，他堪称史林中的战略家。他还“以学问救国”，致力于边疆和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为挽救民族危亡尽了一份历史学家的责任。 顾颉刚的许多著述，充盈着胆识和奇气，敢于推倒前人成说，敢发前空古人的创见，令人击节叹赏。在学术观点上，他备受赞扬，也饱受误解和争议，是个让众人喧哗的史学家。 顾颉刚的目光，既宏大又精微，大至三皇五帝，小到一字一唱本，都能烛照洞明，抉隐发微。读顾书，遥远的古事，仿佛近在昨日；乱麻似的万象，令人觉得分明清晰。

顾颉刚研究问题，常向低处广处看，老百姓的历史是他经常关注的课题。他的笔端，常带着对平民百姓的热烈感情。他作的《民俗·发刊词》，堪称热血文字。 顾颉刚以擅治佶屈聲牙的《尚书》闻名，但他自己作文却爱写晓畅平易的自话。高深的学术问题，他常用娓娓的白话道出。与扬雄的“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正相反，他是以浅白道艰深，化玄奥为平常。 顾颉刚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标点工作的“总其成”者。周恩来总理曾有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仅此一个任命，就可知顾颉刚的学术地位。 虽然鲁迅看不上顾颉刚，尖刻地讽刺过顾颉刚，但这绝不影响顾颉刚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曹聚仁说，顾颉刚与鲁迅,劓“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说得很对，他们二人的学问和写作，确是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当然，若论对中华民族的总体贡献，鲁迅还是大于顾颉刚的。

再说杨荫榆。杨荫榆在鲁迅史事的语境里，是个地道的反角，中学教科书里留下了她的坏形象，《鲁迅全集》注释说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这其实并非她的“全人”。

杨荫榆曾在多所学校教过书，获得过学生的好评，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又曾创办名为“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私立学校，自任社长即校长，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家境贫寒的女工或女童。杨荫榆在中国教育事业上，还是有劳绩的。许广平曾对她的教育工作有过这样的评价：“关于她的德政， 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许广平承认杨荫榆也有优点，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杨荫榆最值得称扬的，是她在抗战期间有过抗敌的勇敢行为。杨荫榆是作家杨绛（钱钟书夫人）的三姑母，杨绛在《将饮茶·回忆我的姑母》中写道： 日寇侵占苏州……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1938年1月1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枪，另一个兵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三联书店，1987年版）

杨荫榆曾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日语非常娴熟，所以她能用日语与日本军官做面对面的抗争。据说杨荫榆还向日本军官递交过用日文写的抗议书。 杨绛的这段记述，是可以视为信史的。这段记述看似平实，实则惊心动魄，使人不禁想起日寇随意屠杀中国平民的场景，想起南京的难民区。这段史事,发生在1937年到1938年这段时间，此时正是日寇气焰万丈之时，南京大屠杀也正发生在这段时间里。想想看，杨荫榆面对的该是怎样一群穷凶极恶的兽兵！日本兵何以要杀杨荫榆？就因为她阻碍了他们的奸淫掳掠。杨荫榆，不过一弱女子，面对凶残的日本兽兵,竟能当面斥之，这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为了保护受难的中国妇女，她把自己的家当成了“难民区”，这是多么可贵的救人于危难的精神。 关于杨荫榆的直接死因，有一些不同说法。—说是因日寇强占了杨荫榆家的房舍。杨去诗要，斥责日寇，被杀；一说是因日寇强占了杨荫楠的邻居家的房舍，杨去交涉讨要，斥责日寇，被杀；一说是日兵抢走了杨荫榆家的名贵家具，杨去讨要，日兵怀恨在 心，骗杨离家，杀之。这些说法的来源有二，一是据说是杨荫榆的某邻居提供的；二是无锡诗人杜兰亭所写的长诗《哀榆曲》里说的。这些说法，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说了杨荫榆曾当面斥责日寇，二是都说了杨荫榆因反抗日寇而被害。这两点也与杨绛的记述相同。不同的是，杨绛还记述了杨荫榆保护妇女，斥责日兵奸淫的勇敢行为。综合观之，杨荫榆的死因，是因为她反抗了日寇，让日寇的奸淫掳掠受到了阻碍。 网上有文章说，日军侵占苏州后曾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了杨的严词拒绝。若果真如此，这也是杨荫榆勇敢的抗敌行为。 杨荫榆斥敌而死，固然比不上战场上的抗敌牺牲壮烈，但性质却一样。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葫榆的斥敌和不任伪职，正是抗日的勇敢行为。在民族大义上，杨荫榆是无愧的，是有气节的。 杜兰亭所写的长诗《哀榆曲》有这样几句：“捋须虎口语铮铮，却得胡酋声唯唯。奴隶如何有主权，回头性命片时捐；淙淙桥下清波浅，凄咽声嘶说可怜。铜驼荆棘悲如许，彤管何人传烈女？”记下了杨荫榆的抗敌行为和惨死。这是民间的悲悼，是老百姓 的纪念。 我敢肯定，鲁迅先生若是死在杨荫榆之后，对她在日寇面前威武不屈的行为一定是会赞扬的，鲁迅绝不会拿杨荫榆过去的错误抹杀她闪光的晚节。 《 读鲁迅》李乔著 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