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冈到万佛堂：北魏石窟寺东渐往事

一提到石窟，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朝代就是北魏。

北魏佛造像是中国最巨大、最珍贵、最具艺术价值的佛教艺术遗存。

然而，对于这个开启了佛教东传鼎盛时期的王朝，大多数人却不甚了解。

让我们从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三国末期开始，先来理一理佛像东传的开端。

图片来源：网络

一段历史

大家都知道，魏统一三国后，政权不久就被司马家族篡夺，建立晋朝。

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由士族（司马家族并非王族）建立的王朝。

依靠士族支持上位的司马家族，却在转换身份后开始忌惮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

司马懿的孙子，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自登基起，便开始扶植家族力量。

通过分封宗室对抗士族，最终因权力的分散，不可避免的导致王位争夺战——史称八王之乱。

三国时期不断的战争使中原人口锐减，魏晋始终奉行着招抚中原以外的民族补充人口的政策。

再加上八王之乱的契机，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与司马家族分封的各个分支政权结合，参与到这场大瓜分的争夺战中。

公元5世纪初11国并立的局势/图片来源：柏杨《中国人史纲》

这个被后世人称为“五胡乱华”的时期持续了135年（公元304-439年），

期间先后出现了至少16个政权，

最终以公元439年拓跋姓的鲜卑族统一整个北方而告终

南北朝时期北魏版图变化/图片来源：柏杨《中国人史纲》

这是一次亚洲胡汉民族的大融合，正是这样一个契机，使佛教这个在中原默默传播了几个世纪的信仰，得到了空前的绽放。

佛教东传的地利·天时·人和

从地缘上讲，整个西域和北方是连接印欧文化的东西大走廊，游牧民族的信仰空白也使他们更易于接受外来的传教。

相比于中原地区更加完整的文化体系，佛教早期在少数民族中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不意外。

从时间上讲，数百年的战乱使人们心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寻求从现世苦难中解脱出来的方法。

正如佛教诞生自印度的动荡时期一样，信仰给了人们精神上无尽的抚慰。

从人的因素讲，北方民族各个政权急需一种聚拢和稳固民心的工具。

他们很快意识到佛教在百姓和民族之间逐渐增加的影响力，推崇佛教以巩固统治也是顺理成章的操作。 公元401年，后秦（五胡乱华时期的一个国）国君姚兴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入长安，系统性的将印度佛法引入中原，为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始建于鸠摩罗什时期的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当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时，佛教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原的儒道文化匹敌。终于，佛教和儒道开始了剧烈的交锋和融合，

中国本土的佛教石窟艺术正绽放于这个历史节点。

造像东传的开端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采纳了尊奉儒道教的宰相劝谏，开展灭佛运动。

都城的僧人惨遭屠戮，许多僧人向西回撤到凉州。

有趣的是，拓跋焘的儿子太子拓跋晃，和孙子（也是下一任皇帝文成帝）拓跋濬都笃信佛法，佛教随即复兴。

亲历了这场动乱的高僧昙曜也从凉州回到平城，被拓跋濬尊为国师。

除了翻译和传播佛法，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信仰刻于石崖上，令其以看似更加不可摧毁的方式留存万世。

云冈早期第20窟主尊，俗称露天大佛，高鼻大眼，两肩宽厚，身着袒右肩袈裟。

于是，昙曜不仅作为一名高僧，也成了一位伟大的设计者和工程师。

他探访北魏境内的奇山断崖，为北魏都城兴建皇家佛窟（云冈石窟），终于将曾只见于边塞的石窟寺（早有敦煌莫高窟、凉州地区石窟群）带向中原。

在云冈石窟第一期和第二期前期的造像中，那些面相丰满立体、体格健壮的佛造像风格正是昙曜从都城的西边带来，具有浓郁的异域人风格。

云冈早期第19窟主像，昙曜五窟中最大的一窟，佛像面含微笑，衣纹贴体。

云冈中期 第3窟 倚坐佛及胁侍菩萨

云冈中期第3窟后室，左胁侍菩，冠饰花束与兽面纹，面相丰腴。

历史并没有记载这位高僧的太多生平。

也许是僧团势力的渐强引起了统治者的忌惮，

也许是在历代帝王不断汉化的政策下南北僧团斗争中的挫败，

或者仅仅是因为年事已高从政治舞台退隐，

在云冈石窟工程的中、晚期，昙曜的名字消失了。

一种新风格的造像也开始逐渐取代旧风格——

面容清秀扁平、身体清瘦修长，穿着中原人的服制，带着一丝仙风道骨。

云冈中期第5窟西壁立佛 ，褒衣博带式开始流行。

云冈晚期小窟群龛窟，造像体态修长，面容清瘦，细颈削肩。

北魏汉化的顶峰，伴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而来。

随后，新都兴修的另一座皇家石窟寺龙门石窟

开始进一步延续这种新的造像风格。

龙门石窟佛造像中的褒衣博带

从云冈到万佛堂

昙曜去了哪里呢？

有人说迁都之前，他从平城出发，一路向东，

在今天辽宁锦州下辖的义县境内，留下了一座石窟寺。

而这也许是他留存于世的最后印记。

这座被人们命名为“万佛堂”的石窟，始建于公元495年，

正是史书记载中昙曜逐渐淡出的时代。

这座远在东北的石窟寺意外的与中原规模最大的两座石窟寺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建立起联系。

作为中国境内最北的北魏石窟，

成了北魏晚期佛造像风格未受太多汉化影响的特例，

更因昙曜在政治舞台离奇的消失添加了一分神秘色彩。

1500年后，人们以“万佛堂”命名这座留下了大大小小万方佛像的石窟寺。

目前仅存的佛窟分东西两区， 东区7个，西区9个，均为北魏时期开凿。

另有两方珍贵的开窟碑文记载了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景明三年(公元502年)的两次修建，堪称魏碑中的精品。

万佛堂的规模和完好度虽不及云冈、龙门，

但仅存的佛窟中仍不乏看点，

因游客稀少，也没有太多严格的参观要求，

反而给了人们进入石窟近距离参观的难得机会。

西一窟中央塔柱窟

【中央塔柱窟】是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室内空间，中央立有仿木结构佛塔的塔柱，塔柱四面开佛龛，顶端与屋顶相连。

中央塔柱窟在云冈和莫高窟等著名石窟群均属早期珍贵遗存，是北魏时期出现的特有石窟寺建筑结构。

万佛堂的这座中央塔柱窟虽然下半部分损毁和重建较多，却保留了上半部分塔柱的众多佛龛和原有的塔柱与室内空间布局。

西一窟的形制与云冈石窟二期和同时期的莫高窟一致（公元471-494年），

在此之后修建的龙门石窟则不再有这样的布局。

莫高窟中的中央塔柱窟结构

圆形穹窿顶下，中央塔柱四面开龛

每面有上下两层龛，下层龛巨大而深，上层则小而浅。

龛眉梁尾，鸟兽盘桓

主像背景中，浅雕着飞天和千佛

处处展现着云冈的风格。

西四窟千佛洞

千佛洞是我给这座形如走廊的洞窟起的名字。

走进一人高的洞窟，如果不打光很难发现凿刻在崖壁上密密麻麻的小佛像。

灯光一开，才发现自己周身被大大小小扑面而来的佛像包围，仿佛进入神秘的禅修结界。

在漆红衣的小佛像环绕之中，有三组佛座像格外显眼。

最左侧的佛像由两个跪姿的胁侍菩萨围绕，主像头戴宝冠，开面丰圆，宽肩细腰，呈北魏常见的交脚坐姿，长袍贴体，虽已严重风化，依然可观曹衣出水的雕工。

右侧的两组侧身半结跏像

相比之下就显得开面清瘦了许多，

下颌略尖，或作思维状，或作指点状。

面相清秀、身体修长的新式样初露端倪。

西五窟大龛

西5窟虽然损坏严重，但顶部的飞天和宝盖却保存的最为清晰和完整。

藻井的莲花线条精美，

两尊双手合十的飞天造形奇特。

莲花四周围绕着飞天，

面相丰满，裸上身，下着裙，

是云冈石窟二期之前的典型莲花风格。

西六窟交脚佛陀

西六窟高达3.5米的交脚弥勒佛像，

是万佛堂石窟中现存最大的一尊造像。

丰圆的脸庞，长长的眉毛，

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

这是典型的西域造像传入中原早期的风格，

带有较多的西方人特征，

也是云冈石窟中期之前开面的主要特征。

主佛像与四周的胁侍菩萨均身形健硕，

身披袈裟如出水般紧贴着躯体。

这个造像群也是整个万佛堂最早的佛造像

约造于公元495年

与云冈石窟早中期的风格最为接近。

随着北魏王朝汉化程度的逐渐加深，首都平城的佛造像也受到了中原服制的影响。

褒衣博带（宽袍，系阔带；亦指古代儒生的装束）逐渐取代了袈裟出现在佛像的身上，造像的五官一改过去立体丰满的西域人样貌，越来越接近于中原学士大夫的清瘦面容，人物身材也开始变得瘦弱起来。

这种风格早在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之前便已流行了数年，迁都之后新风格更是全面取代了旧风格。

然而，修造于北魏迁都之后的万佛堂石窟却几乎完完全全采取了汉化前的旧样式，仅仅在石窟修建的尾声才出现了一些尚未完工的“新式”佛像。

这也许暗示着一场帝王改革的派别之争——

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体现在了造像艺术的偏好，

而万佛堂，显然是以更保守派的风格修造的。

这个保守派的工程师是谁呢？他会是从凉州一路创建伟业，晚年来到帝国东部边土的昙曜么？

1500年后，

万佛堂再无法回答这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从都城平城出发，

来自凉州的佛教艺术一路向东

远播至今天的辽宁境内，

见证了佛教传播在中原最鼎盛的时期。

平城佛教艺术东渐路线来源：刘建华《辽宁义县万佛堂北魏石窟分期研究》

公元523年，塞北柔然因饥荒向南侵袭北魏，

成了北魏王朝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

也正是在这一年，万佛堂石窟的东窟草草收尾，

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佛像。

他们隐约浮现在石崖上，

嘴角带着一抹浅浅的微笑，

飘逸的汉制长袍包裹着纤瘦的身躯，

为一个王朝隐隐画上了句点。

在流淌千年的大凌河畔，

这座残存的石窟忠实的记录着天灾人祸，

以一种摧败的方式，

继续镌刻着永不停歇的历史。

-----------------

【参考文献】

刘建华《辽宁义县万佛堂北魏石窟分期研究》

王南《塔窟东来》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柏杨《中国人史纲》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全集——塑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