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九死其犹未悔——关于为什么会沉迷于GL作品的自我剖析

一.长久以来的困惑 从高中时起，我就痴迷于各种女同性恋主题的漫画、小说等作品，迄今已9年。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沉迷其中，并能从中汲取巨大的活力与能量。这类作品如同一簇篝火，为我蒙昧混沌的青春期带来光和温暖。我知道很多百合作品事实上是男性向、媚宅的，为了满足异性恋男性的审美情趣，我喜欢的并不是那一类。 作为一名性别认同与性取向似乎正常的男生，为什么会对部分女同作品中的主角产生广泛而深远的认同？这是理解自身成长的一个重要问题。生长在父母恩爱的家庭，对主流男女爱情作品毫无兴趣，却对女同题材作品情有独钟，实在令人费解。现实因素难以解释这一偏好，意味着这类作品必然存在某些精神特质吸引着我。为了解开这一疑惑，多年来不断求索，想要找到答案。 二.原因 要解开沉迷女同作品之谜，就必须要厘清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什么，为何会如此吸引我。个人认为，这些作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暗含弱者自强的力量 部分女同性恋因在性/别位阶上的双重边缘，更亟欲符应主流社会价值中的优秀定义，自我要求较常人数倍以上的优秀与菁英。例如女同志观点刊物《女朋友》中的这段话“十二岁发现自己恋上女孩，战战兢兢，于是开始要求自己绝对优秀……我想打造出绝对优秀的人格肉身，对抗在旁虎视眈眈等我出错的不友善势力。这么想，给了我很大压力——如果我优秀至极再恐同再恶毒的人也侮辱不得我！”。 某种意义上，我认同的不是女同，而是“身处弱势边缘却拒绝向主流低头，保持本色还能过得风生水起”。不少女同作品主角多少带有拜伦式英雄的色彩，正是这种弱者自强的信念，激励我取得学业与工作上的成绩。 2.反映存在主义者抵抗主流价值观的倾向 任何亚文化都是对主流某种程度的抵抗，而女同的抵抗色彩尤为明显。邱妙津、几原邦彦等人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作品多流露存在主义色彩。 女同作品中，最令我动容的，就是在男权社会、异性恋双重压力下，不向社会规范妥协的不屈与真挚。如陈雪在《恶女书》文末所写“我们自小在社会中成长，各种教育、讯息、知识都告诉我们，男生爱女生，女生爱男生是天经地义的事，人可以对一只狗、一只猫产生亲人一样的感情，却不能容忍人对相同性别的人产生爱情和性欲，我因为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人而惊慌不已，甚至害怕得逃离，只是不愿和别人不一样而已，结果呢？结果让自己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空洞地在世上飘来荡去，谁又认同我了呢？真是愚蠢至极”。或如邱妙津所言“唯有不限于外在环境才能得到心灵的自由。自由是我精神上构筑出来的终极追求，我要去海边流浪，追逐那种随生随灭的生命，那是日日夜夜敲打我心灵的深层渴望，从人类社会巨大的价值体系和自己心灵结构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去往我思思慕慕的心灵故乡。绝对的自由意味着不需要任何成就、秩序、归属来肯定我，我能解离于所有人的价值和体系之外”。 3. 深刻反映出“中心与边陲之间”的矛盾 对比以上两条，矛盾显而易见。想要寻求自由，期待朝着“解放”的道路前进，不被社会价值所捆绑；但得到这份“寻求解放”的资格，却来自于具有随时把自己打扮得光彩夺目的实力。换言之，寻求的目的与资格的来源是互相矛盾的。两者都无法放手，只能捉襟见肘，遮遮掩掩。 与漫画、轻小说相比，现代女同小说要严肃悲伤得多，流露出无路可走、无处可逃的困境。即使是春风蝴蝶式的张亦绚、曹丽娟，其作品中也无可避免的反映出社会规范与同性恋取向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更遑论文本大胆直白的邱妙津、陈雪。 林佩苓的《依违于中心与边陲之间：台湾当代菁英女同志小说研究》对邱妙津、曹丽娟等作家作出精妙而一针见血的剖析。她指出，邱、曹等笔下的女同角色，虽具有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却又自虐般的沉浸在极具边缘气质的忧伤氛围中。自我深层的挣扎，潜藏着化为悲剧之庞大能量。围绕“社会规范”与自身不被认同的倾向，内心早已成为致命的战场，受苦与挫折演化为孤绝自恨，终致自我流放甚至绝罚。 4. 薄弱的男性主体认同/社会化 不少女同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男性缺位，即使有男性角色，大多也处于弱势状态，没有多少阳刚气，时常表现出内在的软弱无能，与惯常孔武有力的男性想象完全不同。 杨若晖在《少女之爱》中写道“正如BL作品中同性恋男性不能被女性主体凝视下的男性客体所满足，异性恋男性亦难以在百合作品之中，被女性主体凝视下的女性客体所满足，造就大部分男性无法对百合作品忠诚进而成为百合控；其二是反推观看百合作品的男性通常要封女性主体产生认同，才可能成为百合控。也就是说，男性百合控的男性主体认同较为薄弱，并非指男性百合控可能多为同性恋倾向，因同性恋男性并不缺乏男性主体认同，极端地说，男性百合控的心态可能反而比较接近同性恋女性。另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即无视女性具备主体性的男性，将女性视作男性附庸的前提下，为满足独享女性的欲望，而希望其他男性不存在，百合作品遂成为极具幻想性的男性理想世界。” 我大概是属于前一种情况。 何以至此，或许根源于自身成长经历。年幼时父亲工作繁忙，经常出差。母亲则曲解了育儿书中的一个概念“跟孩子做朋友”。这个理念本意是强调平等不居高临下，而非真的“做朋友”。她总是跟年幼的我埋怨父亲，回过头来看，那些话甚至称不上抱怨只能说是吐槽，跟她的同龄闺蜜说再正常不过，却给当时尚年幼的我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而父亲不仅是男孩性别认同的榜样，更是社会化的关键。身高较矮，喉结不明显等或许也在不经意间成为男性主体认同薄弱的辅助因素。 三. 危机与希望 “身世流离”是女同叙事中一个重要特点。它是次文化凝聚的驱力，亦是源自生命体验的原始创伤。“离散”作为一种意识、历史过程、论述概念，挑战的是一种被“本质化的认同”，直接影响主体的生命面向。流离/放逐是一种穿越异性恋主义规范框架的自身愿望和选择。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 GL作品大多呈现出一种背对社会的拒绝姿态。一些批评家认为，作者和角色们太过自我，一切只向内求，不接受外界的劝解。这种批判忽视了正是因为社会价值使她们感受到迫害和不自由，在这样的扞格下，只能向内求索价值。然而，生命本就交织在各类复杂人际关系中，她们必须与世俗价值连上线，才能挣取体面活下去的资格，并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遗憾的是，即使为迎合社会规范付出巨大努力，但终究只能在孤独里得到绝对的安全与自由，正如邱妙津在《孤磐定行云》里所言“对别人孤独或许是块白骨生烟的凄凉之地，但它的最中央正是我心灵的故乡”。 “内向”的书写姿态不论最终关怀目的在哪，总也不免招致逃避社会、与现实世界脱离等评语，向内越走越深，于作者自身亦是危机。存在主义认为，“他人即地狱”，他人当然是地狱，但幽灵般的自我本身更是一个地狱，一个自我凌迟的无尽酷刑。在“有我无他”自我中心的自怜自溺中，蕴含着一种“何必有我”的极度自憎自虐，这是危及生命体验的慢性毒药。 一味地只发展和自己一方的关系，终究将与这世界越走越远，离开世界和现实的“自我”又能走多远?女同叙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主流价值体系的话语霸权，但同时也限制了“女性们”寻找真实可行之路的步履。如此，当作者们在这间自己的“房间”里获得最大程度的自我肯定的同时，仍然充满着对整个世界的极端不信任及自我生存的巨大焦虑。 反思9年的GL作品阅读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边缘人被边缘气质的作品所吸引，在获得共鸣与鼓舞的同时，心态却更加边缘。9年如一瞬，高中、大学、研究生相继毕业，工作2年，尽管表面上成为自立自强的“社会人”，内心却更加封闭僵化，人生体验贫瘠。这些作品是一把双刃剑，既是祝福亦是诅咒。一方面从中汲取到身处逆境百折不挠的巨大力量，使我能够一次次迎难而上，化险为夷；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与世界的疏离，在不经意间深陷“荒野无灯，人生孤绝”的境地。 本文是对自己多年阅读GL作品的自我剖析和回顾。无论最初意愿如何，木已成舟，这类作品带来的感动和勇气早已在我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我形塑了灵魂中最坚韧温柔的品质。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总有决心去捍卫所珍视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25岁生日在即，祝愿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找到生命的出路，抵达此心安处、此身归处，终获真实丰美、宽阔自由。

2022年2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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