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 意大利城市共和国

早在十一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就开始发展出独特的政治制度。从那时起，意大利北部一些市镇已经自行任命它们自己的“执政官”，并赋予其最高的司法权力。而不顾教皇的权威和帝国的宗主权。据记载，这种变化最早发生在l085年的比萨，1100年以前，米兰、热那亚、阿雷佐任命了自己的执政官，波洛尼亚、帕多瓦、锡耶纳则子1140年前完成了这一转变。更为重要的发展是在十二世纪下半叶，执政官制度渐渐被另一种政治形式所取代，后者以统治委员会为中心，委员会的长官称为“最高执政官”，因为他们不仅在司法事务上，而且在行政事务上都拥有最高的权力或权威。这种制度最终确立的时间在帕多瓦是1170年，在米兰是1180年，在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和阿雷佐则是十二世纪末。 到十三世纪中期，伦巴底和托斯坎那的许多重要市镇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的地位，它们拥有成文宪法以保护选举的和自治的政府。对于仍处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社会结构之中的西欧而言，这些发展.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对当时流行的政治理念提出了明白无误的挑战;这种理念认为政府必须被视为上帝赋予的统治权力的表现，因此，只有世袭的君主制才是惟一合法的统治形式。所以，在现代欧洲史上，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榜样在后来的许多方面始终扮演着反对暴君和专制的激励者的角色，这绝非偶然。 然而，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做出没有历史依据的假设，即把城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当成现代民主制的直接源头。对此必须做两点说明。首先，城市共和国是高度不稳定的，其后果便是自治政府的实践令人遗憾而又几乎无一例外的短命。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在于大多数最高执政官由贵族指定或推荐，而这些责族从一开始就掌握了统治委员会的大小事务。这相应地促成了十三世纪上半叶城市共和国机制的进一步发展。那些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市民开始组织成不同的“社团”，并选举自己的委员会或“议会”以便同最高执政官的管辖权相对抗。到1220年代，这些社团在波洛尼亚得到了官方的承认，比萨到1230年代，佛罗伦萨、帕多瓦、阿雷佐到该世纪中期也取得了如此成就。 毫不奇怪，管辖权和忠诚度的分化将导致地方性的市民纷争与倾轧。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十三世纪前期蒙太古家族和维罗那城以凯普莱特家族为代表的古老贵族之间二十年的冲突，这一故事由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流芳百世，广为人知。然而在大量类似的争斗中，这还仅仅是属于其中的一例而已。正如1250年乔万尼•达•维特尔波在《城邦政治》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如今每座城市的内部都是分裂的，人们再也感受不到良好统治的结果了。” 偶尔地，派别之战被有效地控制了，例如在威尼斯。然而多数情况下，它促成了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而后者又反过来宣告了城市共和国的终结。从十四世纪起，许多城市开始以保护更大的实体与城市和平为名，剥夺或自愿地取消了自治政体，并把统治权交到世袭的“大公”手中。通过这种方式，维斯孔第先于1277年在米兰成为大公，接着又于1330年统治了波洛尼亚。与之类似，比萨城也在十三世纪末沦人一系列大公之手。卡拉雷西在1339年被正式接受为帕多瓦的统治者，而阿雷佐则最终于1384年失去了它对佛罗伦萨的独立地位。佛罗伦萨自己的共和国维持到十六世纪早期才屈从于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并于1 569年并入托斯坎那大公国。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的意大利城邦，只有威尼斯保住了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直到1797年它的崩溃.，然而，彼时的威尼斯已成为停滞萧条和褪了色的繁荣的代名词，正如拉斯金在《威尼斯之石》中所写，它仅仅是一座“助长虚华，滋生罪恶”的渊藪之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历史给早期近代欧洲的大多数政治理论家留下一个灰暗的教训:自治只是产生混乱的政治处方，要维护公共秩序，某种形式的强有力的君主统治必不可少。 我们所要做的的第二点说明是:城市共和国从未自视为 “民主政治”的信徒，即使是在共和国的极盛时期。这是一个可笑的时代错误，“民主”这一词汇在城市共和国诞生的头一个世纪内根本不为人知。城市从古罗马共和国的捍卫者那里极取了主要的意识形态支柱，尤其是西塞罗的道德论著与萨鲁斯特以及后来李维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叙述。但是，以上这些人从未提及过任何关于“民主”或“民主政治’的概念。十三世纪中叶，摩尔贝克的威廉首次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拉丁文，他选用Democratia一词来翻译(更准确地说，是照字面直译)亚里士多德在第三卷中所提到的“人民的统治”这一概念，至此以后。“民主”才成为欧洲政治学说的中心。 即使在“民主”这个词广为流传之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拥戴者们依然对把他们的制度安排描绘成“民主式的”说法感到惊恐不安。当亚里士多德论及民主时，他是用该词语来界定一种被摩尔贝克描写成好政体的“变态政体”的。依据《政治学》第三卷所写，存在三种正宗统治形式: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分别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或多数人为了公共利益进行统治。这三种政体的变态政体相应的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民主政体〕，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或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统治。“民主”一词就这样在摩尔贝克的翻译语汇中被用来命名那种“旨在维护穷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体形式”。 很快人们就以更深的敌意来诠释这一概念。1 270年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论王权》一书中发展了这种看法，他是持此观点的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奎那对其祖国意大利的自治共和国表现出极大的敬意，甚至在第四章中强调指出“人们可从经验得知，一个城市由选举产生的且每年轮换的官员治理，往往会比一个统治了三到四个城市的国王治理有效得多。但这丝毫无助于阿奎那去为民主说好话。恰恰相反，他在开篇中坚持认为“不公正的而且由大多数人控制的政体才被称为民主政体”，“民主”，他继续论述，“就是一种平民政体，其中普通群众仅仅依靠人数众多的力量而压迫富人，结果使全体人民都沦为某种暴君”。 尽管把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与民主等同起来的做法将是严重误导性的，我们仍然可以合理地来谈论城市共和国对于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们不仅孕育了丰富的政治学文献著作，其中许多赞成民主政府的观点在后古典思想中第一次得以清楚的阐释。它们也发展了一整套政治结构，不但为怀疑者也为歌颂者留下了一份永久的纪念，使之认识到自治政府并非乌托邦式的狂想，而是可以付诸政治实践的理念。 在城市共和国付诸实施的平民统治原则中，最显著的便是所有的政治机关应由选举产生，而且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期间内执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共和国实行了任何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定期的民主选举制。选举权局限于男性户主，他们必须表明自己在该城拥有可纳税的财产，同时必须出生于该城或至少在当地持续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在此界限之内，选举原则受到了广泛的尊重。选举制首先在确定大委员会的成员时得到普遍应用。一个惯用的做法是把城市按选区划分，以此为单位让具有选举资格的公民抽签决定谁应是委员会的选举人。通常委员会成员也相应地成为最高执政官的选举人，其一般程序是全体委员(600人左右)抽签产生一个大约包括二十名成员的选举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提出三个可能的候选人名单，最终的选择由整个委员会以投票方式决定。 在城市共和国时期出色的政治文献中，这种政治安排被大加赞美并合法化。现存关于城邦政治的最早论述产生于十三世纪中期，其中最著名的乃是但丁的老师布鲁纳托•拉蒂尼的著作。1266年拉蒂尼出版了百科全书《宝库》，其最后一章名为“城市政治”，该篇依据他作为佛罗伦萨公民和法国流亡者的亲身经历写成:在他的讨论之初，拉蒂尼就选举制的优点和世袭制的专制后果进行了令时人极为不快的对比。他评论道，“法国人民和几乎所有其它国家的人民都被迫服从于国王和其他世袭贵族的权力”，然而，这些统治者“只是把公职出卖给标价最高的人，几乎毫不顾及他们的公民们的福扯和利益”。这种腐败的政治恰恰与盛行于意大利的“按年数统治城市”的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公民、城镇居民和市镇有权选举自己的最高执政官或“大公”。拉蒂尼强调指出，这样的结果便是只有意大利的人民能够选择那些将最有效地服务于城市和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的人担当统治者。 城市共和国时期其它类型的政治著作对世袭政治提出了更为有力的挑战。十三世纪后半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广为传播之后，一些经院哲学家开始借用他的权威为自治政治提供新的辩护。当时最重要的理论家是帕多瓦的马西利奥，他于l324年出版了著名的《和平卫士》一书，其时适逢他的故乡之城帕多瓦处于由传统的选举制向卡雷拉西的世袭贵族统治转变的过程之中。马西利奥的论述首先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目的，接下来，他为世袭政治的对立物选举制作了激烈的辩护。他在第九章中说，所有的政府都是通过选举或者继承或者征服获得权威的，但是，凡是人们能够建立“稳健”的而非“病态”的政体的地方，其政府总是经由“臣民”的同意而上台执政的。在马西利奥看来，顺理成章的是“未经选举的国王总是统治着不太情愿的臣民”，因此选举出的政府总是比非选举的政府更具优越性。“只有通过选举的方式，人们才能指望得到‘最好的统治者’，从而保证把公正维持在适当的水平之上”。 令研究现代民主的学者更感兴趣的是，对选举制的偏爱通常以人民主权学说为理论支柱。依据城市共和国的辩护者的观点，之所以要坚持所有的公职均由选举产生，其根本的缘由是这将确保担任公职者的地位不会高于那些把他们选出来的受薪代表的地位。所以，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全体人民或所有的公民在任何时候都是主权或最高权力的所有者。 布鲁纳托•拉蒂尼在《论贵族》中开宗明义地为上述观点作了最生动的陈述:“政体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由君主统治，第二种由掌权者统治，第三种则由城市自己统治。在这三种政体中，第三种比其它两种好得多” 。然而对此问题最严肃认真的讨论仍需回到帕多瓦的马西利奥所著的《和平的卫士》一书。马西利奥在第十二章中断言:“最好的法律只能依据全体人民的申诉和要求制定。”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当法律看起来似乎是“每一个个人加于其自身时，法律将得到更好地遵守。”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民的全体会更有效地关注对法律的共同使用”，因为“人们能够分辨出审议中的法律是否倾向于维护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多数人或社会的利益，从而能够对此提出异议”。 马西利奥在这些论述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后来为他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赢得持久不衰的名望，但事实上这只是把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实践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宣称，“我们的结论与事实真相和亚里士多德深思熟虑的结果一致无二”，任何秩序井然的社会的最高立法者都必须是“人民或曰人民全体，或其中的大多数，他们通过选举或公民大会上的意见表达，以现时的痛苦和罪罚为后盾，就人类的一般行为要求或决定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 马西利奥由这一基本论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推论。当某个人民的全体同意经由统治委员会来选举行政和司法官员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任何主权。正如马西利奥论述的，公民的全部或整体仍然在任何时候都是立法者，“不管他是自己直接制定法律还是把此权力委托给某个人或某些人”。由此可知，我们选举出来统治我们自己的那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意义上的立法者，而只能是处于特殊时段内并遵从主要立法者权威的相对意义上的立法者”。同样，如果后来我们的统治者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不再为公共利益而治理国家，拥有主权的人民仍然有权力撤换他们并在需要时对他们进行惩罚。马西利奥在第十八章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即使存在上述坦率直陈的观点，我们仍然必须小心，以避免作出假定认为城市共和国的思想家们所信奉的理念与现代民主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学说有任何直接相通之处。我们已经知道，城市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家在本质上属于新古典派学者，其主要灵感来自于希腊城邦时期的哲学家和罗马早期的历史学家。因此，他们对自治优点的看法几乎总是与那些已深深印人他们脑海之中的小城市或城邦紧密相联。他们极少考虑在大规模的领土之上建立类似于人民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否有益或可行。况且，即使他们涉及到该问题，也只是在重复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可疑论点:既然大国很难被视为真正的城区，那么试图以城市自治方式来统治大国也就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毫无疑问，城市共和国不但发展出一种真实的人民主权学说，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为它的实践作了不懈的努力。这一点在城市共和国鼎盛时期大委员会与最高执政官之间的权力关系中表现得最清楚不过了。一方面，最高执政官拥有相当广泛的司法权。他不仅是城市的行政首脑和司法长官，而且经常被授权充任大使甚至总司令。另一方面，他依然保持着城市内一名受薪官员的地位。通常最高执政官被选出任职的时间只有六个月或顶多一年，而此后他至少要离职三年。在位期间他必须与城市统治委员会进行持续的磋商，任期满时还要对他掌权时的所作所为进行正式审查。 因此正如拉蒂尼、马西利奥以及其他学者所提及的，主权权威始终掌握在大委员会手中。大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约束大部分社区行政官员的成文宪法。而且很明显，尽管人数众多和行动不便，大委员会仍然时时提出倡议，对最重大的事务作出决定。例如，.史书记载1292年热那亚的大委员会大约600人经过连续七天的辩论，终于解决了与西西里的战争问题。开会期间，有100多人发了言。 城市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家们不仅对参与型政治推崇备至，而且对这种制度理应受到赞美的理由提出了有力的解释。他们的论证如此之重要，因而我们可以毫不违背历史事实地说他们对后世的许多民主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些论证的中心在于:如果一个城市要达到它的最高宗旨，那么某种形式的平民政治或参与政治就必不可少。城市的最高宗旨是使城市获得“光荣与强大”—强大的国土，强大的地位，强大的财富。这是与罗马人截然不同的理想，而且我们接着就可以看到，使这种理想得到最圆满的阐发的那些作家认为他们的思想继承于罗马的道德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不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城市共和国最早的思想家。包括布鲁纳托•拉蒂尼和乔万尼•达•维特尔波都强调，好的最高执政官的目标，如乔万尼说的，“必须是始终不渝地追求他所承担责任的那个城市的荣誉、强大和福利” 。 但是说到对此问题最不惜笔墨的描述，当数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佛罗伦萨共和国“强大”城市的兴起而产生的那些政治著作。我们看到，对城市“光荣”这一理想的追求体现了十三世纪前期列奥那多•布鲁尼，马提奥•帕尔米利，波吉奥•布拉乔利尼等思想家不断增长的信心。城市共和国行将没落的最后几年，学者们对它的论述也更为出色。其中马基雅维利就李维的早期罗马史所写的《十卷书》一书于1519年完成，该书之影响力无人能出其右。马基雅维利在书中说得非常清楚，他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罗马的诞生期，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发现这个城市通过什么方式从如此卑微的起点登上了如此辉煌的强大巅峰，并成就了整个世界的光荣。 的确，这些“光荣与强大”的理想已开始偏离现代民主制，甚至被认为具有内在的反民主性。然而，说现代的民主政府由于不愿意承认在那些能够为其参与者带来繁荣的活动中仅仅充当旁观者也能够获得某种成就和团结(国际竞技场除外)，就会使它的人民陷入贫困，这实在有待争论。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欧洲民主从文艺复兴时期追求“光荣与强大”的城市的先驱者身上汲取了难以衡量的好处。我们只需提一下最明显的例证—城市共和国时期的艺术与建筑，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产生干对城市“光荣”的争先恐后的追求，从而为现代欧洲留下了一份无法企及的辉煌的文化遗产。 城市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家以赞美的口吻所论述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通常都与城市的“光荣与强大”这些目标有关。这种论述在古典形式上包涵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点是除非城市努力促进所有公民的自由与平等，或曰遵循“自由生活方式”，否则就根本无法达到“光荣与强大”的目标。对该原则所做的最杰出的论证无疑当推罗马历史学家萨鲁斯特所著《与卡提利那的战争》一书。萨鲁斯特在序言中对卡提利那的阴谋所作的简短介绍同时又是对罗马共和国的兴起所做的独一无二的描述。他在文中写道: “只有在城市赢得了自由的时候，它才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达到如此的强大境地。”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每一位城市共和国的辩护者都接受了这一观点:自由的生活方式是构筑城市“光荣”所必需的条件。人民可以在马基雅维利的《十卷书》第二卷的开篇找到对于该问题的经典论述，他用通俗的话语清晰地阐明了自由与城市的强大之间的联系。他宣称，“人民当中激起对自由生活方式的挚爱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只有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才能够政通人和，富庶强大”。 萨鲁斯特的解释也是城市共和国时期理论家们在论证缺乏自由生活的城市里“光荣”是无法实现的这一命题时经常性的引用的重要来源。萨鲁斯特认为，“只有当文明的道德统治了一切，当公民之间最激烈的争斗是为了取得他们自己的荣誉之时，城市才会变得强大”。任何一个城市若是渴望沐浴到从它的公民的光荣之中所反射出的光辉，它就必须使它的公民摆脱一切不必要的束缚和限制，让他们享有尽可能多的自由，从而能够自由地发展和运用他们的天赋和本领。马基雅维利在《十卷书》第二卷开篇反复重申和阐明了同样的命题。他是这样开头的:“一切能够遵循完全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得到慷慨的回报，因为公民的个人和全体都知道他不仅是生来自由且不受奴役的，而且他有望依靠自己的本领和才能成为城市的领袖。”马基雅维利接着说，这便意味着“城市财富的增长和增殖是发展贸易与农业的结果。因为当人们相信自己可以自由地享用他所获得的东西时，他就变得乐于增加自己的所有物和获取更多的产品。所以在相互间的竞争中，人们不仅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考虑公共的利益，结果使双方的利益都开始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哪种形式的政体之下最容易达到自由的生活方式呢?这一问题使我们触及到城市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家所诠释的第二个主要原则。我们已经知道，萨鲁斯特确信在君主制下永远无法拥有使城市繁荣所必需的市民精神与竞争传统，对此他从反面进行了论证，而最明白无误的正面论述仍需回到马基雅维利的《十卷书》第二卷那至关重要的一页上去。他说，“雅典摆脱庇雪斯特拉托的僭政的结果是她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获得了强大，这的确令人叹服;然而更叫人惊异的是，一旦罗马把她自己从君主手中解放出来，便立即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由此看来上述原则的关键之处在于:为了维护自由生活方式，必需摒弃世袭君主制，采取共和制。这一原则对意大利城邦的自我认同如此之重要，城邦的拥护者最终声称自由事实上就是共和国的确认特征。当卢卡的市民赞美他们的自治政府时，他们在该城的大门上刻下了“自由”一词;当佛罗伦萨传统政治的维护者反对十五世纪美第奇家族权势的上升之时，他们把“人民的自由”作为战斗的口号;当锡耶纳人民想提醒议员们注意他们所担负的维护城市共和制的责任时，他们把“自由”二字雕刻在位于公共广场的议会厅的门柱上。 共和与自由之间的等式牢牢地确立下来，尤其是在英国的共和传统中，人们已习惯地把共和国简单地描绘成“自由国家”。当马奇蒙特•南德海姆于1656年撰文讴歌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事件时，他把他的文章命名为《自由国度的优点》。同样，1660年当约翰•弥尔顿思索如何才能通过把英国建成一个自治城市的联邦来防止国王查理二世迫在眉睫的复辟时，他的文章标题是《建立自由共和国的便宜之途》。 萨鲁斯特在《与卡提利那的战争》一书中的论证最有力地说明了城市共和国的倡导者是如何为他们的中心论点—共和制本身便可推动自由，从而获得强大的发展—辩护的。我们已经知道，萨鲁斯特坚信君主的统治永远都不会为他的臣民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以运用他们的天赋和能力。他把这归因于“君主对优秀的人总是比对邪恶的人怀着更深的猜忌，因为前者的天赋与才能对他来说总是像某种威胁”(7 .2)。萨鲁斯特还把鼓励自由和竞争行为看成是个人以及哺育个人成长的城市繁荣的关键。因此，他的结论就是，既然君主统治的城市视自由为威胁。它们就永远不可能强大。上述观点在马基雅维利的《十卷书》第二卷中又一次得以证实并被赋予了古典外壳。马基雅维利以一种颇具特色的口吻挖苦道:“只要僭主凌驾于自由的生活之上，发生在该城的最微不足道的不幸就是它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无论是在权力上还是在财富上它都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它通常，或者几乎总是开始陷人衰败之中。”他继续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即使偶尔出现了一个专制统治者，他具备真正的天赋和本领，依靠勇气和武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也丝毫无益于城市，而只有利于统治者本人”。他接着说:“由于君主不愿意使自己有理由去嫉妒处于他的专制统治下的人们，他已不能使其最优秀和最勇敢的公民各尽所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由于缺乏施展才能的必要的自由，公民们就无法通过为他们自己赢得荣耀来增进城市的光荣。 正如城市共和国的拥护者所认识到的，公民只有在自治共和国内才可能享有可靠的自由。这种观点包涵了一个重要的推论:参与政治过程以及在公共领域中追寻自己最高目标的愿望必然会成为保护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当马基雅维利论及那些由于太懒惰或太自私而不去履行公民义务的人时，他总是把他们形容为“堕落的”;而在他看来，堕落对自由来说是致命的，正如参与对维持自由是不可或缺的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让•雅克•卢梭，马基雅维利在后世信奉人民统治的理论家中最伟大的弟子，在《社会契约论》中声称英国人民只能被称为奴隶，因为除了自由投票权，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没有任何地位。然而卢梭也不禁补充说，英国人对自由的利用表明他们理应受到奴役。 从现代民主制下的公民的视角来看，最后这句话似乎是个悖论。近来，研究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自由派理论家一般倾向于认为投票行为已构成足够的民主参与，保证公民自由的最佳方式不是让我们自己也卷入政治，而是在我们周围竖起一道权利的警戒线，对此统治者绝不可以侵犯。这种做法不会损害我们的民主特性，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仍不得不诉求于选举活动，一方面则是因为据信(尽管一般而言不太确定)统治者们始终对那些选举他们的人承担着责任。然而，城市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家在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之间建立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联系，很可能是我们可以希冀从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现代大众社会的普通公民常常发觉自己无法让人感知他们的政治愿望，甚至无力为保卫他们的个人自由而采取行动。因此这就使现代政府，包括那些宣称恪守民主原则的政府，很容易置公民的政治愿望乃至政治权利于不顾，从而自行其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合理的认为，假如能够提高政治参与水平，拓展政治参与途径，就将为我们提供一条虽然迂回但是更安全的道路以维护我们的自由。城市共和国的思想家们给我们留下的绝非什么悖论，而是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在肯定民主制时不乏悲观色彩然而最有说服力的结论，用最简洁的话来表达，这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把政治事务交给个人或集团统治者，我们必然发现他们的统治将以私利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为基础。这些思想家的论证告诉我们的教训是，永远不要相信君主;如果我们希望政府的行为是以人民利益为主导，我们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我们也像自己的政府那样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