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罗马，我与海德格尔在的最后一次会面

这一段节选自《1933年前后我在德国的生活》。这本书已经出了汉译本《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我在看到汉译本之前从英文转译了一下。后来拿到汉译本两相对照，发现英译本做了一些删节。应该说我从英译转译的文字没有什么意义了，但还是发上来，大家随便看着玩玩吧。 1936年在罗马，我与海德格尔在罗马的最后一次会面[注释一] 卡尔·洛维特 1936年，当我逗留在罗马的时候，海德格尔在德-意文化协会做了一次关于荷尔德林的讲座。之后他陪我回我们的公寓，并且明显为我们室内陈设的寒酸感到惊讶…… 第二天，我妻子和我陪着海德格尔，他的夫人，和他两个儿子——他们还小的时候我常常照顾他们——去弗拉斯卡蒂（Frascati）和图斯库卢姆（Tusculum）远足。那是个明媚的下午，尽管无可否认双方都有所保留，我还是为这次最后的相聚感到高兴。甚至在这种场合，海德格尔也不把他西服翻领上的党徽取下来。他逗留罗马期间从头到尾都佩戴着它。很明显他没有意识到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纳粹十字徽是不适当的。 我们聊到了意大利、弗莱堡、马堡和哲学方面的话题。他既友好又亲切，然而避免提及德国的处境和他对此的看法，他夫人也一样。 在回去的路上，我试图激他讲出关于德国处境不加防备的看法。我把谈话引向《新苏黎世报》（Neue Züricher Zeitung）上的争论，并且解释说我既不同意巴尔特（Barth）对海德格尔的政治攻击，也不同意斯岱格（Staiger）的辩护，因为我认为他身上的民族社会主义（按：即纳粹主义）的党派性深入到他哲学的本质之中。海德格尔毫无保留地同意了我，而且他补充说他的“历史性”（historicity）概念是他政治“介入”（engagement）的基础。他也毫不遮掩他对希特勒的信仰。他只是低估了两件事：基督教会的活跃和与奥地利联合的障碍。他现在和以前一样深信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的正确航道，只要人们“坚持”（hold out）得足够久。只有一个方面困扰着他，那就是不停的“组织起来”（organization）在以牺牲“活力”（vital forces）为代价。他不能够注意到整场运动的毁灭性的激进主义和所有相关“乐力会”（Strengh-through-joy[Kraft durch Freude]）[注释二]机构的小市民习气，因为他自己就是个激进的小市民。 与我的评论相应，我能够理解他在许多事情上的态度，但除了一件事，他怎么可以跟尤里乌斯·斯台谢（Julius Streicher）[注释三]这种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在德国法学学会）。一开始他保持沉默。然后，多少有点不舒服地，就接着辩护起来……要不是至少让一些有智识的人（intelligent persons[Wissenden]）投入进来，事情会变得更糟。他用对知识界的苦涩的怨恨来总结自己的解释：“如果不是这些绅士们太有教养到难以参与进来的地步，所有事情都会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样，我现在是彻底孤立了。”针对我的回答——一个人不需要特别“有教养”就能拒绝与斯台谢一起工作，他回答说：“人们不需要为斯台谢费言辞，《前锋》（Der Stürmer）就跟淫秽物是一样的。他搞不懂希特勒为什么不摆脱这家伙——一个海德格尔担忧的家伙。 这些回答都是典型的，因为对德国人而言当事情进到理念层面而对现实因素漠不关心时，没有什么比激进更容易的了。为了把所有更具决定性的东西和他们的整体的概念结合起来，也为了把“事实的真相”（matters of fact）和“人”（persons）区别开来，他们成功地忽视了所有个别的事实（individual Fakta）。实际上，“淫秽物”的计划[例如，像《前锋》这样的排犹出版物所展示的——英译注]被实现了，而且在1938年成为了德国的现实[注释四]；谁都不能否认斯台谢和希特勒在这件事情上意见一致。 1938年，胡塞尔在弗莱堡去世了。海德格尔没有花费一个词进行缅怀和吊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底下的，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的“敬意和友谊”的（这是他将他1927年作品《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题献给胡塞尔时的献词）。 [注释一]理查德·沃琳（Richard Wolin）英译。节选自卡尔·洛维特《1933年前后我在德国的生活》（斯图加特：美茨勒版，1986）（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1933, Stuttgart:Metzler Verlag, 1986）56-58 [注释二]纳粹掌权后，于五月解散所有工会，以“德国劳动前线”（Deutsche Arbeitsfront）取而代之，雇主与劳工均纳入会员，而这组织本身又被纳入纳粹党，成为党附属机关以及社会统战的一部分，德国劳工自此完全失去争取自己权益的可能。这个名为“乐力会”（Kraft-durch-Freude）的组织，就是“德国劳动前线”的休闲娱乐部。“德国劳动前线”后来于1945年被盟国占领军裁定解散。——区译本第72页脚注② [注释三]一个纳粹宣传者和流行的排犹出版物《前锋》（Der Stürmer）的编辑。 [注释四]我们必须想到洛维特的回顾是在1940年。他提及1938年无疑是以水晶之夜为参考，那时纳粹的排犹宣传成了血腥而恐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