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计划：多方观照：近代早期欧洲与东亚在视觉、物质文化上的交会互动

總計劃摘要 多方觀照：近代早期歐洲與東亞在視覺、物質文化上的交會互動 這個為期兩年的計畫企圖透過六位學者的共同努力與合作，研究近代早期中國、歐洲與日本之間複雜且多層次的交會互動關係。六位來自不同學術機構的學者彼此為朋友，在這幾年來分享著共同的學術興趣，其中之一便是這次整合計畫的主題。我們都認為這個整合計劃能夠進一步推動對於歐洲與東亞藝術交流的研究，並且凝結與加強我們作為一個研究群體的共同意識。我們將會持續舉辦兩個月一次的專題討論，討論個人研究的進展，以及主題上引起我們興趣的書籍。 我們總計畫的主持人王正華，在總計畫的撰寫中，已經清楚地討論計畫主題的分析架構、整體計畫相關議題的概念結構，以及六個個人子計畫的重點與彼此的配合。綜合說來，這個整合計畫首先要檢視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新形勢，尤其是歐洲與東亞藝術交會互動的新脈絡。所謂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是指十六世紀晚期到十八世紀晚期的這段期間，同時也意指在地理聯繫和文化交流的新組織模式。如同Timothy Brook所指出，在全球網絡中的人與物，都是連接的點，且此種連接有各種方式，產生一個多層次的空間網絡，並且點與點之間可以相互影響與折射。我們的整合計劃將從全球化世界的多層次網絡，定位歐洲與東亞之間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交會互動。 此外，我們企圖探究特定文化交會互動之所以發生與定形的脈絡，包含異文化接觸、傳播管道為何，以及特定人物與組織如何扮演中介者的角色等議題。當給予者與接受者的角色在全球化世界中可以互相置換，以中介者與能動性（agency）的觀點取代固定不變的給予者與接受者，應是比較適當的研究方法。第三，我們討論當地社會與環境如何協調、挪用來自異文化的藝術元素。這個新的研究方法用「協調」、「挪用」取代過去以「影響」為統攝概念的作法，並且將研究重點放在當地社會或環境的能動者（agents）與能動性上。 Project Abstract Perspectives on Art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1600-1800 This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Perspectives on Art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1600-1800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ex and multi-layere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Europe, and Japa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six art historians. The six researchers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have shared similar scholarly interests over the years. This joint research project encourages further study into the field of art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It also enhances the strengths of the individuals taking part in this collaborative research group. This joint project first examines the new configurations of artis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that developed from the new histor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first wave of globalization. This phrase, “the first wave of globalization,” refers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when a new organizational mode of geographical affilia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gan to take place. In this new mode, as Timothy Brook has pointed out, every point in the global networking of objects and people was connected in a multi-lateral way and could be mutually influenced and refracted. Our joint research project will seek to place the meeting and interaction of visual cul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within the multi-layered networks of this newly globalized world. Secondly,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 projects attempt to study the context in which specific cultural interactions took place and became codified. This includes, for instance, the nature of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encounters and transmissions occurred, and also how specific personalities and organizations played the role of agents in this process. As givers and recipients could be reversed in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of a globalized world,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discuss the roles of agents and agency than to take for granted the fixed roles of givers and recipients. Thirdly, this joint project examines how local society or environments negotiated and appropriated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elements from alien societies. This new methodology seeks to replace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 with one of “negotiation” and “appropriation,” and lays emphasis on the agency of local societies or environments. 總計劃內容 多方觀照：近代早期歐洲與東亞在視覺、物質文化上的交會互動 一、緣起 晚明描繪南京市井的無名繪畫中，二位戴著眼鏡的人物正觀賞著街頭雜耍，旁邊商店的標語寫著「東西兩洋貨物俱全」，隨著節慶表演的喧譁與廣告標語的飛揚，南京繁華的都市性成為觀畫的重點。即使這幅作品的品質低下，不屬於士人階層之物，仍參與晚明中國因輸入日本與美洲白銀而帶來的繁榮景況。[1]畫中的蛛絲馬跡宣示全球化已然降臨，晚明高度消費化的社會，隱隱傳來航行於遠方大洋船隻破浪而來的聲音。 藝術史家更熟悉的故事恐怕發生在海洋的另一端，一如學者所言，十七世紀中葉荷蘭畫家維梅爾的畫作中，中國景德鎮出產的青花瓷盤在歐洲織品紋樣的圍繞中特別吸引觀者目光。[2]十七世紀為荷蘭的黃金時期，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世界地圖、世界城市圖與世界民族圖像，幾乎不變地出現在江戶初期日本繪製的一雙八曲屏風中，[3]而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所生產的同類城市地圖早在十六世紀晚期即因耶穌會傳教士的東來，成為晚明畫家們的學習對象與風格選項之一。[4] 類似的故事在十六世紀末期到十八世紀末期的兩百多年間持續發生，我們目前所知道的只是單獨的圖點，位於底部的整片圖樣才正要浮現出來。正因為我們不清楚此一持續進行的多方交會與互動，包括它的頻率、廣度與深度，我們往往將觀察到的現象視之為邊緣、特殊或單一。事實上，自十六世紀末期以來，根植於全球航路大通後的各種交會，正逐漸改變不同文化區域原本所熟知的世界，而且此種交會並非以單一路線或兩個定點之間的交會為基本模式，也不一定是帶有確定目的的交流對話。正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言，當時地球上的主要文化地區皆是華嚴經世界觀中因陀羅網上的一點，彼此相連，其間的連接路線與彼此交涉方式可有多種，層層交錯，織成複雜的多重空間，也是近現代世界組織方式的原型。[5]此種多方交會互動所織成的網絡是觀察與研究眾多視覺與物質文化現象的脈絡，唯有正視此一脈絡，交織在其間的現象與物品才呈現更廣大與多層次的生命。 上述的觀察與研究感想促成我們一群朋友企圖整合彼此的研究，形成研究群體。主持人王正華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其餘五位參與學者相識，有些甚至是超過十年的朋友。王正華以往曾經參與由李孝悌教授所組織的中研院整合型計畫與熊秉真教授所組織的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熟知整合型計畫的優點與運作。王正華也曾經組織過讀書會與主辦過工作坊與國際研討會，對於學術群體如何透過學術活動達到彼此切磋的目的頗有認識，對實際事務也有相當的經驗。更何況，我們的整合計畫並非由一位資深學者號召而成，有單獨與絕對的領導者。我們原本即是朋友，王正華因為較為資深，再加上具備各種學術活動的經驗、協調溝通能力與對於本計畫相關研究的多年心得，能夠擔任主持人的工作。我們期望的運作方式並不是在一位主持人的領導下工作，而是以協調與溝通的方式達成參與學者的共同目標。 我們雖然在不同的機構任職，但經由長期的意見溝通，逐漸產生某些共識。因為研究的議題涉及最少兩個文化區域，無論對此方或彼方的文化與語言皆須有所理解，在研究上的困難相形增加，如果能夠以群體的力量，相互幫助，當遠超過個人單打獨鬥所得。再加上國內相關藏書有限，一個機構的圖書館往往不足以應付所需，研究上需要不同機構學者的互相幫助。更何況，相對於社會、政治等社會學科或文學、歷史等人文學科，藝術史的研究在台灣人文社會學界中仍屬於小眾，整合型計畫正可集合藝術史學者之研究專長與資源，除了對於個人研究有所助益，也可深化相關議題在台灣的研究。 二、成立目的與題旨說明 本整合型計畫的成立目的有二，第一是研究近代早期因地理大發現與全球航路大通後，歐洲與東亞地區諸種視覺與物質文化交會互動的現象，以及其政治、社會與文化意義。由於六個子計畫的彼此配合與關連，整體構成一個議題網絡，希望對於視覺與物質文化交通史的研究有新的進展與較為重大的貢獻。第二，本計畫參與的六位學者，自以往學術討論的經驗中發現彼此學術取向與議題上的關連，也學習到彼此的長處，遂以整合型計畫為名，開展此後學術上的合作。此種內部合作也可延伸至對外的合作，包括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群體的接觸與互相了解。 本計畫所指的「近代早期」即是英語學界所習用之early modern，大約是十六世紀初到十八世紀末的三百年時間。不過，因為本計畫著重於歐洲人自海路東來後，歐洲與東亞地區的交會互動，所以大致上所涵蓋的時間是十六世紀末期到十八世紀末期。本計畫所包含之「歐洲」並非概念含糊的「西方」或鐵板一塊的「泛歐洲」，而是依據各個子計畫的內容而來的某一歐洲宮廷、社會文化環境或代表該社會文化的能動者（agents），具有時空特殊性，也就是具體存在的歷史性。因此本計畫所涉及的「歐洲」，應是複數，既包括神聖羅馬帝國宮廷、耶穌會傳教士所代表的歐洲，也包括遠至日本長崎進行貿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至於本計畫所指稱的「東亞」包括中國與日本，某些子計畫二者皆涉及，某些則僅及於中國。 取名為「多方觀照」即希望彰顯本計畫在兩方面的特色。其一，一如前述，近代早期歐洲與東亞交會並非一對一式的雙方交會，而是複數的「歐洲」與複數的「東亞」之間的多方交會，所以研究者需要觀察各方之間的關係。藉由各方交會互動關係的對映照看，方能突顯近代早期世界多方與多層次的組織特色。其二，就參與的六位學者而言，由於各人的議題彼此相關，透過整合型計畫，也形成彼此的多方對映照看。 由於各個子計畫所牽涉的物品並非侷限於傳統的「精緻藝術」，還包括地圖、民族圖譜、壁紙、玻璃儀器與庭園設計圖樣，所以計畫名稱以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取代藝術。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角度也比較能夠統攝近代早期歐洲與東亞在物品上的多種交會互動，拓展原本集中於上層藝術品或宗教藝術的討論。 除了上述的考量外，就題旨而言，此節最後要說明的是選擇「交會互動」而捨去其他相關研究辭彙的原因。辭彙的選擇本身即代表本計畫的研究取向，以及希望透過此種研究取向而到達的研究遠景。「交通」一詞見於較早期的海洋或陸路交流史研究，強調的是二地之間的往來路線，一種實質存在於地表的交通路線網。[6]顯而易見的是，就今日研究異文化互動的學術取向而言，「交通」一詞過於狹隘。「交流」一詞則相當普遍，可運用於任何關於異文化影響與文化因素交換的研究，等同於英文語境之exchange。近年來，該詞所代表的意象受到若干質疑，因為無法投射出異文化互動間的動態感，再加上過於強調有意識的互動，無法涵蓋異文化間偶然發生、甚至陰錯陽差的交會。[7]「相遇」（encounters）為2004年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所舉辦的相關展覽，隨展覽而出版的圖錄概略總結近代早期歐洲與亞洲不同區域在藝術上的交流，但因為範圍廣大，許多議題僅是點到為止。[8]「相遇」的意象本就強調遇會之實，較少指涉更深度的文化接觸。早在其前一年，「相遇與對話」的研討會將「對話」的意象加入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討論中。[9]但一如「交流」，「對話」偏向有意識且目的性強的互動，並強調對話參與者的平等。此種意象無法傳達多方交會時，各種有意識與無意識或甚且意外的互動狀況，更何況來自多方社會文化的能動者交會時，常見強弱勢力之分，往往不是外交場合中的平等對話。「匯聚」（convergences）一詞見於今年五月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舉辦的關於交流史的研討會，該會自交流史的角度觀察亞洲的形塑，因為聚焦亞洲，以多方匯聚於一地的意象統攝該研討會，但此一意象並不適合其他種類的議題。 基於上述的討論，本計畫選擇「交會互動」為題旨，強調的是多方社會文化與其能動者在有意識、無意識或甚且意外狀況下的遇會。此種遇會涉及到物品與人，二者皆可扮演能動者的角色，並因各種的互動情況，在此方或彼方甚至雙方或多方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上產生歷史意義。 三、觀念架構 承續上述的觀點，本節將對計畫的觀念架構作更進一步的討論，並透過新架構的提出省視原有的研究成果。首先闡述的是「近代早期」的時間框架，與此框架所帶有的全球史觀點。「近代早期」作為歷史研究的分期與分析析架構在西洋史研究中早已成立，用來討論從文藝復興到近現代時期的諸種轉變。相對於上古、中古、文藝復興、近現代與當代等歷史時期具有較為明確的時代特徵，「近代早期」似乎顯得模糊，但也因為如此，「近代早期」的研究反而更具挑戰性，也牽涉到如何定義文藝復興與近現代特質。關於後者的討論，就包括近二十年來學界的巨大議題—「現代性」（modernity）。無可置疑地，自1980年代初期以來，「近代早期」是西洋史研究的顯學，從Writing Early Modern History等以研究回顧為主旨的專書也可見到，「近代早期」作為研究範疇，已經發展出史學史的研究，才有回顧與展望的必要。[10] 「近代早期」的研究除了與「現代性」議題息息相關外，近十年來，因為全球化議題群的興起，交流史的研究更趨興盛，「近代早期」作為研究分析架構，更取得新的優勢。在跨社會文化的研究中，如何以同一歷史架構討論不同社會文化的交會互動或同質性發展（analogous developments）實為研究的重要基礎，「近代早期」是第一波全球化的歷史架構，正提供此一基礎。2006年，日本期刊《歷史研究》就以專號討論「近代早期」如何運用在研究西洋、東亞（中國與日本）與伊斯蘭歷史的研究中。[11]其中岸本美緒的文章指出此一歷史分析架構在全球史的研究中，提供歐洲與東亞的共通時間框架，其觀念雖然來自歐洲史研究，但具有新的意義。在日本史的研究中，「近世」為一習用的歷史分期，用來指稱十七世紀初期開始的江戶時代，岸本即認為「近世」與歐洲史研究的early modern可互相通用。[12] 就中國史的研究而言，研究晚明到清代盛期的歷史發展有二個分期概念，分別是late imperial China 與early modern China。如果自中國本位的觀點討論該段時期的外來因素，late imperial或許可以作為分期架構，但是如果以全球的觀點來討論歐洲與中國的交會互動，必然會牽涉其他地區，而無法單以中國為唯一討論主體，例如前引日本與美洲白銀透過西班牙與荷蘭人輸入中國。雖然仍有漢學研究者表示疑慮，但過去十多年來以early modern 為時間框架的中國史書籍所在多有。[13]即使部份書籍並未直接討論現代性，也未在全球史的觀點下，討論晚明到清代的歷史現象與轉變，但「近代早期」作為歷史分期與分析的架構在中國史範圍內，顯然已經成立。 以「近代早期」為時間框架，在全球史的觀點下，交流史的研究可有新的取向。台灣研究近代早期中歐文化、科學交流已有多年的歷史，多半集中於討論明末到清代中期因耶穌會傳教士東來傳入中國的科學與視覺文化。本計畫除了思考如何拓展原本視傳教士為唯一中介者的角度，也希望在全球史研究的架構下，跳脫一對一的交流史模式。一如前述，近代早期有如因陀羅網的世界，並非以一對一的方式所組織。本計畫中的若干子計畫也顯示一對一的交流史並不適切，反而是全球史觀點下的多方交會與往復來回更適合我們的研究對象。例如，林麗江的研究以日本江戶時期的長崎為觀察中心，探究當地生產的視覺物品如何描繪前來貿易的中國與荷蘭人。長崎當地為日本、中國與荷蘭的交會地，最少可見此三方的互動。更何況，荷蘭人所帶來的物品並非侷限於自身所產，還包括歐洲其他地區的物品，而中國人所輸入的物品中，也有轉運自西洋的物品。 全球史的研究近來頗受注目，但也遭受相當的質疑。在全球史興起之前，世界史也以普世性的議題為研究對象，世界史可自上古開始，並不預設跨文化的交流，遑論全球化下的多方交會。相對而言，全球史在全球化的框架下思考因陀羅網式的交會互動，其所引起的疑問也環繞於此。其一是全球化導因於歐洲的地理大發現，帶有歐洲擴張論甚且是帝國主義的色彩。十六世紀末歐洲人的東來是歷史事實，東亞地區的社會文化也確實留下歐洲的痕跡，但在十九世紀之前，中國與日本相對於歐洲並非處於弱勢，中國對於歐洲啟蒙思想與洛可可藝術的影響已是學界共識，不應以十九世紀後的帝國主義擴張看待近代早期的歐洲與東亞交會。更何況中國與日本對於歐洲文化的容受，具有相當的能動性，並非被動地或被迫地通盤接受歐洲單方面的強力推銷。 第二點疑慮在於近代早期許多異文化的交會遇合並未真的包括「全球」，而所謂的「全球史」研究也必須有一具體的地理範圍為基礎點，在此基礎點上跨大到其他社會文化地區，如此一來，為何不用早有的「跨文化」交流觀點進行研究？[14]所謂的「全球」並非如世界史一般必須交代地表上所有的社會文化，而是在近代早期後，各地理地區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因為全球化的現象而形成一種新的組織方式，此種組織方式無法用原有的「跨文化」研究架構來理解與涵攝。以本計畫而言，各個子計畫確實有其地理與社會文化的基礎點，但「跨文化」的研究架構即使能包括二個以上社會文化的討論，仍缺乏「全球史」架構下類似因陀羅網般的交會互動與組織方式，難以處理多方往復來回或歧出交錯的現象。例如，子計畫中的盛清宮廷可以是承載歐洲視覺、物質文化的接受端，也可以是挪用歐洲視覺、物質文化的主體與傳播歐洲視覺、物質文化到江南等地的能動者，而江南等地既是歐洲視覺、物質文化的承接者，也是中介者，因為商人將歐洲物品轉運到日本長崎，而日本也可能轉運歐洲物品到中國宮廷或民間。若再加上子計畫中以德國地區與英國為研究對象的討論，歐洲傳教士與荷蘭、英國東印度公司（或許還有廣州十三行其他外國商人）將中國與日本的物品輸入歐洲等地，荷蘭與英國等既是承接者，也是轉運者與挪用者。這樣複雜的圖像難以「跨文化」的觀點描述統攝，「全球史」觀點較為適切。 觀念架構中第二點提出討論的是，從「影響」（influence or impact）的觀念轉向挪用（appropriation）與協調（negotiation）的觀念，並在此轉向下，討論輸入管道與中介者等議題。「影響」意味著傳播端掌握所有的能動性，而接受端被動地接受，二者的主客位置涇渭分明，強弱之勢也清楚立判。「影響」論也不需要找出特定的影響來源，只要約略知道來源是歐洲或中國即可，因為諸如「透視法」或「中國風」的風格形式均顯而易見，不須落實在具體的歐洲或中國原型。也因為如此，特定風格與觀念的輸入管道或中介者的作用在不須追究原型的狀況下，也不需要深入探究。但是，任何交會互動都有多方的能動者，彼此依照自己原先的理解架構去挪用及協調新來的社會文化因素。在近代早期，無論是張省卿的德國庭園、謝佳娟的英國別墅、林麗江的長崎唐館與蘭館，或施靜菲、王正華與賴毓芝的盛清宮廷，在接受與消解外來因素時，皆有其能動性與因各自脈絡而來的社會文化或政治經濟考量，而且外來因素有其輸入的管道與中介者。我們希望在子計畫的研究中能夠具體呈現跨文化物品的移動管道與其中介者，並深入討論某一時空環境下個別具體的能動者，如何協調與挪用各方而來的異文化因素。 此種研究角度應可深化我們原先熟知的關於近代早期中國、日本與歐洲藝術交流的敘述。以日本為主體而言，研究江戶時期中國書籍、藝術的輸入已有長期歷史，前者以大庭脩最知名，後者或以岡泰正為代表。至於日本蘭學的研究更是源遠流長，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屢見關於醫學、科學與藝術方面的研究。然而，同為江戶時期的外來因素，研究中國與荷蘭的學者卻互無交集，屬於不同的研究領域。事實上，就本計畫的觀點看來，這二股外來因素在江戶日本頗見互動，三方的關係十方複雜。例如，在林麗江的子計畫中，長崎地區畫家所描繪的唐館與蘭館圖像顯然無法一分為二、分別研究，自二者之間的交涉與異同更可見出江戶日本如何觀看唐人與荷蘭人，以及更普遍的「他者」與自我建構。 以中國為主體而言，以往的討論集中於歐洲對於晚明時期南京地區畫家的零星影響，以及盛清宮廷中西折衷畫風與工藝技術。[15]這些影響多半隨著耶穌會教士而來，被認為是整體傳教活動的一環，對於中國主流藝術無甚影響。更甚者，即使就皇帝的喜好與帝國的政治而言，歐洲來的物品被認為不過是奇技淫巧，以供居上位者玩好而已，代表著膚淺的文化交流，不曾留下深層的痕跡。[16]近年來，科學史的研究者已經正視歐洲科學對中國主流思潮的影響，[17]就藝術史而言，對於清宮藝術的研究也有新的趨勢。如果以本計畫中的子計畫為例，我們可見重要的改變。施靜菲、賴毓芝與王正華的研究除了擴大前人研究的物品類別範圍，加入玻璃與琺瑯、地圖與銅版畫外，皆具體討論來自歐洲的外來因素，確切找到原型、輸入管道與中介者。如此一來，原先以傳教為主的研究架構遂加入政治與商業的新架構。政治架構彰顯在清宮與歐洲宮廷的來往與比較，商業架構主要根基於荷蘭、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廣州十三行的東亞貿易。一如前述，以往研究認為清宮中的歐洲藝術文化因素與大事無關，但施靜菲的子計畫強調即使是對於歐洲畫珐瑯與玻璃製作的學習，除了工藝技術的交流外，還可能蘊含著政治意味，因為當時認為光學玻璃的成功製作為科學進步的象徵，而畫琺瑯及玻璃則是基於科學技術而來的藝術，皆代表王朝的興盛與強大。賴毓芝的子計畫也顯示由珍禽異獸繪畫所再現的乾隆皇帝的世界觀，確實含有與歐洲宮廷一較長短的政治意圖（political agenda），因為同樣的珍禽異獸與其繪圖也出現在歐洲重要宮廷的收藏內。王正華關於銅版畫的子計畫認為盛清宮廷長期以來有意識地尋求銅版畫的技術，因為此發源於歐洲的工藝技術，不僅可彰顯清朝的偉大，銅版畫所再現出來的一系列景象遠非木版畫及繪畫可比，也是歐洲宮廷必備的收藏品。也就是說，盛清皇帝心中已經有歐洲宮廷的存在，在他們的政治宏圖中，與歐洲宮廷的比較佔有一定的位置，就像明宣宗想與宋徽宗在文化事業上爭鋒比高。 賴毓芝與王正華的研究也企圖討論透過貿易商業行為而來的異文化交會互動，盛清時期的廣州作為中國與歐洲的貿易港口，輸入許多生產於歐洲的圖像、視覺儀器與工藝品。對於鼻煙壺等工藝品的討論雖然已有相當的成果，但輸入的圖像仍少見研究。此一商業架構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同時與中日貿易而可延展至江戶日本，例如，賴毓芝的子計畫中就提到日本也有許多類似於清宮的珍禽異獸圖像。無論是荷蘭、英國東印度公司或廣州十三行，皆從事著多向貿易，其中包括買入中國物品而將之輸入歐洲。謝佳娟的子計畫研究英國鄉間別墅中用於裝飾牆面的中國壁紙，主要的議題包括這些別墅的主人如何在室內空間中營造中國風情、這樣的中國風情代表何種階層的品味，以及當時輿論對於中國風情美學品味的看法。張省卿的子計畫觸及中國傳入歐洲的庭園設計圖像，其中有的圖像或許也透過貿易進入德國地區。再者，歐洲複製或改造中國庭園圖像出版時，其商業目的也顯而易見。無論是中國壁紙或庭園圖像的傳入歐洲，正是中國與歐洲商業貿易興盛的證明，此種商業架構或許比傳教更能點明當時歐洲與東亞交會互動的常態，貿易行為對視覺、物質文化的影響應該遠大於傳教。 若以歐洲為主體討論近代早期歐洲與中國的交流，眾所周知的是啟蒙運動中的中國思想，這也是早期研究者關心的問題，成果較為豐碩。[18]相對於此，關於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交流雖然也有長遠的歷史，正是所謂的「中國風」，其研究重點多半在中國陶瓷器等工藝品如何影響歐洲裝飾藝術與洛可可繪畫。[19]近年來因為交流史受到更多的注目，研究者也開始思考如何擴大與深化「中國風」的研究；例如，裝飾藝術不僅在於日常生活所見的實際用品或生活空間，也是當時美學品味的一環，可用以觀察更廣大的美學論述。[20]本計畫中張省卿與謝佳娟兩個子計畫，也思考如何在「中國風」的研究基礎上，開拓新的研究角度與深化原有的研究成果。張省卿的研究將原本關注於中國庭園對於英國的影響，轉移到歐陸的德語地區。此研究的特色在於注意到中國庭園圖像具體的複製與流傳，包括成為歐陸出版書籍的局部，並且運用「他者」建構的角度，觀察德國地區中國影響的庭園如何理解、詮釋與挪用來自中國的元素。謝佳娟研究中國壁紙如何裝飾英國的室內空間，營造出中國味道與風情。更重要的是，她進一步討論該種中國風情如何參與英國某階層的品味塑造，並且成為當時討論美學品味與藝術正典的一環。相對於前述「中國風」研究中關於美學品味的討論，謝佳娟更將美學論述具體地落實在中國壁紙所裝飾的室內空間上，自中國壁紙的輸入英國到英國的室內空間設計，再到中國風情的營造、品味的塑造與美學的討論，從小處細緻的觀察到宏大的議題。因此，可以預期的是她的研究將在輸入管道、英國某些居住空間的設計與壁紙的使用階層等議題上，獲致相當具體的成果。無論是張省卿或謝佳娟的研究，皆因為具體而微並有重要的議題討論，可以深化「中國風」的研究。 四、子計畫的內容與連結 其前的討論已經提到各子計畫的若干內容，此節除了再說明子計畫內容外，也回顧各位參與學者的學思歷程，以見其選擇子計畫題目的前因後果。透過這些學術因由，本節也交代各子計畫的連結。 任職於故宮博物院的賴毓芝與曾於故宮工作的施靜菲，因為故宮收藏原為清宮收藏的特殊關係，數年來的研究重點在於思考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盛清宮廷藝術與歐洲宮廷的關係，包括此種關係的聯繫管道與中介者，以及盛清皇帝如何觀看歐洲統治者在藝術文化上的作為。前者專長在圖像，後者則是器物，二人多年來即在學術上互相討論與合作。賴毓芝近年來的研究集中於討論乾隆朝的各式圖譜如何再現與形塑皇帝的世界觀，這些圖譜所描繪的對象包括許多透過與歐洲互動交流而來的珍禽異獸與異民族概念。此次子計畫延續前幾年的研究，並將範圍擴大到乾隆宮廷關於珍禽異獸的卷軸畫，類似的繪畫也可見於歐洲及日本，應該是十八世界全球共通的一種圖像模式。這些「他者」的圖像正是最好的切入點，讓我們了解乾隆皇帝對於世界的認識與建構，而且從這些歐洲、日本與中國的共通圖像模式，可以見到全球化下的視覺文化共通性，也更可討論乾隆皇帝挪用與協調外來圖像模式的特殊性。 施靜菲對於盛清宮廷工藝美術的討論已有相當的貢獻，尤其集中於外來的技術與工藝。她關於象牙球的研究相當具有創新性，以往認為是中國工藝品代表，其實是輸入歐洲的車床技術，並透過數學計算方能達成。此外，她也注意到與多寶格有關的歐洲收藏與技術觀念。施靜菲研究中所關連到的「歐洲」並非以往認為與清宮關係較為密切的法國宮廷，反而是位於中、東歐的神聖羅馬帝國宮廷。在此次的子計畫中，施靜菲以盛清時期康熙、雍正、乾隆朝宮廷玻璃與琺瑯的延伸觀照為研究對象，繼續討論歐洲輸入的技術與工藝。該計畫強調這些技術與工藝並非單純為了製造精美的工藝品而存在，康熙皇帝具有科學的興趣，而其大臣也認為這些技術關涉到王朝的聲譽，甚至到雍正朝，仍持續著追尋某些科學技術的精進。因此，施靜菲試圖跳脫原有自工藝美術史研究清宮工藝品的角度，嘗試帶入科學技術史與政治的角度。 賴毓芝與施靜菲子計畫的關連，自上述摘要即可清楚見出，而王正華的子計畫也與之直接相關。王正華目前正撰寫關於近代早期中國城市圖像的專書，此書的第三部份涉及中國與歐洲、日本城市圖像的共通性與關連，遂逐漸涉獵交流史相關議題。此次的子計畫將討論銅版畫作為歐洲與東亞交會互動的媒介，並以中國為主體，討論銅版畫作為一種工藝技術與作為圖像的載體如何為盛清宮廷認識與挪用，產生新的意義。受到施靜菲的啟發，王正華引用雍正朝的史料證明當時清宮認為銅版畫技術並非奇技淫巧，而與王朝的聲譽、成就息息相關。自康熙到乾隆朝，皆可見到盛清宮廷有意識地追求銅版畫的技術，最後因為無法如歐洲宮廷般完美呈現銅版畫的效果，乾隆朝的戰圖送至法國製作。此種追尋代表盛清皇帝對於歐洲宮廷在技術工藝的成就有一定的認識，也對於這些技術工藝在歐洲所代表的政治意義有所理解。另一方面，銅版畫在歐洲與東亞視覺文化的互動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相對於繪畫，銅版畫的流通遠為頻繁，在文字記錄上，我們發現極多的記載顯示歐洲銅版畫透過荷蘭、英國或廣州十三行的遠洋貿易大量進入中國。這些來自歐洲的銅版畫對於清宮與民間的視覺文化有相當的啟發，包括城市圖像、「職貢圖系」的民族圖像與戰爭主題有關的圖像等。這些圖像中的某些題材與風格，也在江戶時期的日本見到。再者，雖有大量的文字記載，現今中國收藏中並未發現早期輸入的歐洲銅版畫，因此必須自日本收藏的近代早期歐洲銅版畫中推測曾經輸入中國的同類銅版畫，畢竟荷蘭在中國與日本扮演同樣的中介者角色，將當時歐洲興盛的銅版畫製品銷售到東亞。 上述三人的子計畫中，賴毓芝與王正華均同時包括歐洲與中國、日本，也都觸及全球化下歐洲與東亞共通的繪圖模式。在二人的計畫中，荷蘭東印度公司扮演著中介者的角色，將歐洲視覺物品帶到東亞，而林麗江的子計畫則以長崎當地日本、荷蘭與中國三方的互動為其研究重點，與二人的計畫有著密切的關連。任教於師範大學的林麗江自其博士論文開始，即長期關注交流史課題。其博士論文討論到晚明墨譜中的天主教圖像，已經進入中歐交流史的範疇。其後，林麗江有數篇論文研究中國輸入日本的版畫，包括墨譜、「帝鑑圖說」與長恨歌題材。因為這些研究，她對於長崎一地匯聚日本、中國與歐洲多種藝術文化因素早有興趣，也蒐集相當的資料。林麗江的子計畫將以長崎地區所繪製的「唐館圖」與「蘭館圖」系列圖像為研究重心，討論這些圖像如何呈現中國與荷蘭。如前所述，透過中國與荷蘭的對照，我們方能更具體的探究日本、中國與荷蘭如何在長崎交會互動，以及當時日本對於中國與荷蘭的認識與建構。此種建構可以與較早期的「南蠻圖系」相比較，見出日本「他者」觀的歷史發展。 以上四人的基本訓練根基於中國藝術史，近年來雖往歐洲與日本方向擴展，但一如上言所述，近代早期的世界有如因陀羅網，以中國或日本為主體的單向觀察並不夠周延，也缺少多層次的空間感。更何況，歐洲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多個文化區域並存，與東亞之間的關係也是錯綜複雜，不能一概而論，必須更具體的找到特定的能動者與中介者。在本計畫中，有二位專長在西洋藝術史的參與者，分別是張省卿與謝佳娟。除了對專長於中國或日本藝術史的其餘學者來說，他們是很重要的諮詢者外，張省卿與謝佳娟取得博士學位的國別與專長皆不同，彼此之間也是很好的互補。再者，他們的子計畫也與前述四人的子計畫在研究議題與資料上有著深切關連。 張省卿任教於輔仁大學，自其博士論文開始，即自德語歐洲的觀點，探討中國視覺物品在歐洲的流傳與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其後，張省卿研究歐洲出版品中的北京圖像與台灣建築中的歐洲風格因素，皆與交流史議題有關，也涉及在跨文化的觀看中，具有主體性的一方如何透過挪用與協調去詮釋與建構「他者」。延續長期以來的關心點，張省卿的子計畫將以中國庭園圖像在歐洲的流傳為重心，這些圖像包括康熙宮廷所製作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該計畫並且討論到德語地區的歐洲如何透過這些圖像完成中國式庭園的建造，尤其是位於波茨坦（Potsdam）的無憂宮（Sanssouci），為普魯士國王菲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於十八世紀中期所建。由此可見，張省卿的子計畫也涉及歐洲宮廷與清代宮廷，主體雖在歐洲宮廷，但與前述賴毓芝、施靜菲與王正華的子計畫關連密切，觀察點的不同正可彼此對照，得到更多的啟發。《避暑山莊三十六景》為銅版畫，正可說明王正華所關心的主題，也就是銅版畫如何在歐洲與東亞視覺文化的交會互動中扮演角色。最後，張省卿關於異文化詮釋與「他者」建構的角度，也與林麗江的子計畫相關。 去年才取得博士學位返國任教於中央大學的謝佳娟，長期以來所研究的就是近代早期的歐洲藝術，尤其是英、法、義大利。其博士論文探究近代早期英國在繪畫藝術環境上的重大發展，從「繪畫出版」這一角度探討藝術作品與知識的流通與建構，進而闡釋英國藝術在十八世紀前期的發展與塑造過程。由於其博士論文涉及當時英國的中國熱，此次子計畫更加深入討論十八世紀中期英國室內設計中的中國壁紙與中國風。此計畫以該波中國風熱潮為起點，進一步探究該風潮流行的原因、具體的風格與其在當時英國建築與室內設計中的位置。除此之外，謝佳娟並計畫將其研究拓展至文化史的層面，探究該波風潮推動與使用者的社經階層與角色地位，以及當時美學品味的論述如何看待此一風潮。一如前述，謝佳娟所討論的議題牽涉到異文化交會互動的管道與中介者，也觸及對於異文化因素的詮釋與挪用，與其他子計畫皆有關連。更細緻地說，其子計畫中所關心的中國壁紙為英國室內設計再創造的過程，與張省卿計畫中所討論的無憂宮再創造中國庭園圖像，皆思考到物品在跨文化的移動中，如何被新的社會文化或政治環境所改造。謝佳娟的子計畫也涉及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商業貿易行為，正可和王正華所討論的銅版畫因貿易輸入中國交相對比。最後，謝佳娟的子計畫是本整合型計畫中唯一討論到社經階層與美學品味論述的研究，應該能為其他的子計畫帶來更多面向的思考。 五、預期的進行方式與學術活動 除了個人的研究外，整合型計畫必須有一些共同的學術活動，參與者方能彼此學習與互相幫助。我們已於十一月份舉辦過一次讀書會，閱讀的書籍是德國藝術史家Horst Bredekamp的名著The Lure of Antiquity and the Cult of the Machine: The Kunstkammer and the Evolution of Nature, Art, and Technology。該書討論好奇箱（cabinet of curiosity）的收藏、分類與陳設如何影響歐洲科學觀念的發展，與本計畫中施靜菲、賴毓芝與王正華等的子計畫有直接的關連，建議閱讀該書的是張省卿，可見共同的討論已經有所作用。我們會持續以讀書會的方式，討論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 另外，我們希望在讀書會的時間內，也討論大家具體的研究進度與困難之處，可能是兩個月一次。在兩年計畫時間截止前後，我們希望舉辦一天到兩天的工作坊（workshop），發表我們兩年來的成果。此工作坊希望跳脫大型研討會的缺點，能夠有足夠的時間討論單篇論文，並仿照美國學界工作坊的舉行方式，邀請兩位重要的學者擔任全部論文的評論人，同時也邀請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學者參與發表意見。我們也考慮組織panel，參加歐洲或美國藝術史年會。 -------------------------------------------------------------------------------- [1] 畫作為《南都繁會圖》，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相關研究見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收於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文化公司，2005），頁1-42。標語中的「西洋」也可能指印度洋的小西洋，非歐洲的大西洋，但由眼鏡入圖觀之，歐洲的可能性大增。關於晚明時期因全球化而來的白銀輸入，以及其與晚明經濟狀況、國計民生的關係，見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台北：遠流出版文化事業公司，2009），第六章。 [2] 相關研究見Julie Berger Hochstrasser, Still Life and Trad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 4. [3] 此處所指的地圖為布勞家族(Blaeu family)於十七世紀初期所出版的世界地圖，該圖有Petrus Kaerius 的仿製，日本宮內廳所藏的《萬國與二十八都市屏風》即以Kaerius之圖為原型。相關研究見三好唯義，〈Ｊ．ブラウの１６４５／４６年版世界地図について〉，《神戸市立博物館研究紀要》，第11期 (1994)，頁1-6；〈Ｐ．カエリウス１６０９年版世界地図をめぐって〉，《神戸市立博物館研究紀要》，第13期 (1997)，頁7-16；〈万国絵図屏風の原図について〉，《神戸市立博物館研究紀要》，第19期 (2003)，頁1-9。杉森哲也，《描かれた近世都市》（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頁33-52。 [4] 1572年開始發行於科隆的Civitates Orbis Terrarum（世界都市圖集）極有可能為耶穌會士攜入中國，並影響晚明畫家張宏與吳彬等人的繪畫。見James Cahill, 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ters 1 and 3. [5] 見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頁38-9。但本文對於因陀羅網的闡釋，與卜正民稍有不同。 [6] 例如，嚴耕望有名的巨著《唐代交通圖考》。 [7] 見陳慧宏，〈「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台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07年12月），頁263-64。 [8] Anna Jackson and Amin Jaffer, eds.,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London: V&A Museum, 2004). [9] 見卓新平主編，《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10] Garthine Walker, ed., Writing Early Modern History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5). [11] 該專號題名為「近世化を考える(1)」, 見《歴史学研究》，第821號（2006年十一月）。 [12] 岸本美緒，〈中国における近世の概念〉，《歴史学研究》，第821號，頁25-35。 [13] 2004年出版的論文集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即是清史學者從各個角度，討論明末到清代中期研究的時間框架問題。見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 相關討論可參考Pamela Kyle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15] 例如，Mayching Kao, “European Influences in Chinese Art,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Thomas H. C. Lee, ed.,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51-304. [16] Harold Kahn的研究為此說奠定基礎，見”Imperial Taste: The Monumental and Exotic in the Qianlong Reign,” 收於氏著，《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7-56。 [17] 見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例如，David E. Mungello以「偉大的相遇」為標題的書幾乎全然討論思想的交流，完全未論及其他方面。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19] 以chinoiserie為標題與主旨的書所在多有，此處不特別舉例。關於「中國風」的總結介紹，可見Lothar Ledderose, “Chinese Influence in European Art,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China and Europe, pp. 221-50. [20] 例如，David Porter, “Monstrous Beauty: Eighteenth-Century Fashion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Chinese Tast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5:3 (Spring, 2002), pp. 395-411. 關於此文的評論，詳見本整合型計畫中謝佳娟的子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