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普及与历史观念的变化

如果我们想列举一下最近二十年以来所发生的影响人类生活和世界历史的大事，那么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发明和迅速普及，是其中之一。互联网的普及既然已经影响了世界历史，那么它是否也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呢? 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在当今国际学界并不太多。现有的一般论著，比较注意互联网的运用如何有助于历史知识的获取和传授，但并不侧重其在历史观念层面的影响。依我管见，互联网的普及同时也造成了历史观念的显著变化。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第一个方面与人们的历史观相关，而第二个方面则有关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形式。当然，这两个方面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我下面的讨论，将以西方或者英语世界的变化为主。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是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相应地促进了历史观的变化。近代以来人们的历史观念，基本都以民族—国家为视角。与此相应，历史写作也以国别史或民族主义史学为重。兰克学派之所以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上半叶能引领一时风骚，不仅因为它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通过运用档案和考证史料来凸显历史著述的真实可靠) ，同时也因为兰克本人身体力行，写作了诸多国别史。但有趣的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完全是政治行为，或政治层面上的自上而下的运作，而是与民族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后者的形成，与古腾堡印刷术的运用及其所引发的公共场域( public sphere) 的建构有关。换言之，如果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么这一共同体的形成，既掺杂了统治者扩疆拓土的政治野心，也结合了这一共同体成员中间所形成的公民意识或者民族主义的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形成，借助了民族语言( 所谓“国语”) 的运用以及用该语言写作的历史、文化的著作( 包括一些通俗读物) 的普及。古腾堡的印刷术，显然在其中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因为它的运用，有助于做到“书同文”，也即“国语”的推行。从这一意义上说，20 世纪初的梁启超提倡“新民说”和胡适推行“白话文”，都是为了提升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为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服务。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识字，各自讲自己的方言，又抱有“天高皇帝远”的心态，那么共同的民族意识，如何通过沟通来形成? 在西方文字中，“民族”和“国家”是两个概念: 前者指的是“人民”或“民众”( 如德语中的”Volk”) ，后者则代表一种政治权力。而将“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并称，就显示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 虽然“民族—国家”并称，却并不表示它们之间没有张力。相反，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印刷术的运用和国语的普及，显然也可为政治服务。而且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统治者一般也正是这样做的。比如由国家出面规划、制订教科书等等，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如果说印刷术的普及有助于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兴起，那么当今互联网的普及，则让人们开始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看待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到了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文化之间的频繁互动和交流。这些交流和互动，借助互联网，常常突破了国家( 边境管辖) 的限制，甚至根本就不为国境所束缚。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还在逐步增加。比如电子邮件的传送，目前的情形是，无论你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那里有互联网，你就可以查阅你在某地、某国注册的账户。现在的 3G 手机，也同样有这样的功能。你可以在世界各地与人通话。而在经济、商业甚至政治的层面，互联网的普及，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比如当代国际金融市场，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国家“热钱”的流动，迅猛异常。而一些跨国公司，利用现代社会信息传送的发达和便利，其各个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电信技术和互联网加以沟通。比如用 Skype 打视频电话，开跨国的商业会议，从而避免出境、入境手续的烦琐和省去国际旅行的费用。现在的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也同样开始采取视频的技术，让未能亲自赴会的外国、外地学者，也能在会场上发言并参与讨论。 简而言之，当今的世界已经成了一个文化交流、沟通日益便利的时代。这些交流和沟通，已经不再为民族—国家所限( 当然民族—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时有呈现，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无法忽视) 。目前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全球史研究，就是希求突破民族—国家史学的一个潮流。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全球史的提倡者杰瑞·本特利( Jerry Bentley) 便指出，自兰克学派以来的西方近代史学传统，强调“文化的独特性、认同的排他性、知识的区域性和社会的个别性”，但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史的研究，已经让人走出了这些传统课题的藩篱，看到了区域间的互动、文化的多元、知识的流通、认同的多样等等。比如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将江南这个区域与英国国家相比较，就是让人熟知的全球史研究的尝试。其实目前的社会史研究，已经常常突破了国别史的框架，因为诸如家庭结构、两性关系、婚姻状态、犯罪行为等研究，都具有全球的意义，并不为一个国家的经验所限。同样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譬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甚至历史学科的专业化，也可以从跨国度的角度来比较研究。我与伊格尔斯和穆赫吉教授合著的《全球史学史》，就主要从区域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研究模式和学科专业化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异同。 以互联网的普及为核心的信息时代，也改变了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形式。西方史学的基本模式，以叙述体为传统。这一传统创自希腊、罗马时代，到了中世纪为编年体有所取代。但即使在中世纪，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传记史学，仍然十分重要。文艺复兴以来，叙述体重振旗鼓，再度成为了西方史学写作的主要体裁。民族—国家史学的兴盛，更突出了叙述体在历史写作中的中心位置。一般国别史的写作，都力图追溯该国家历史的渊源，并将这个国家的历史演变，由远及近，用叙述的方式娓娓道来。同时，由于强调科学的客观主义，史家在运用这一叙述体裁的时候，不但希望所用的史料准确无误，而且在叙述的时候也希望做到不偏不倚、立场客观。因此他们都使用第三人称，让作者置身于叙述之外，力求让读者直接与他们所叙述的史实相接触。兰克那一代的史家，强调运用第一手的、原始的史料来编织、叙述历史，便是这个道理。 但是信息时代的降临，削弱了叙述这一手段在现实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因为信息爆炸，随手可得，人们的阅读习惯随之改变。史家阅读史书和研究史料，也相应地受到了影响。当今已经很少有人会有像以前那样的闲情逸致，拿出一本史书来，从头至尾地阅读一遍，欣赏其叙述的委婉动人和辗转曲折。相反，由于知识的生产过剩，加上历史学科的专业化，历史研究者必须迅速了解和掌握同业者的研究成果，以求在研究中与之有所交接，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创新的可能。因此在阅读史学论著的时候，就需要尽快地知道作者的论点，而对于历史著述的叙述部分，则往往加以省略。现在有愈来愈多的专业刊物，在每篇论文前面都加上了摘要和关键词，其目的显然不是让读者细嚼慢咽，仔细琢磨作者的论证，而是想加快阅读的速度，让读者能迅速掌握作者提出的观点。而关键词的设置，更是希望读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浏览相关的研究成果，获得对这一领域现有成果的粗略了解。 上述变化，亦可以称为一种史学上“叙述的转折”。这一转折的意义就是，原来阅读史书，是希望通过叙述来达到对所叙述的史实的一种认识，但现在阅读史书，则往往是由一种叙述转移到了另一种叙述，因为阅读的重点是在了解那个作者对某段史实的叙述，并与之切磋、交流和互动，而不是在掌握、理解那个叙述背后的历史事实。用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可斯密特的话来形容，历史研究已经成了一种“平面的移动”( 从一种叙述到另一种叙述) ，而不是“纵向的深入”( 透过叙述来展露历史事实) 。 这一“叙述的转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突出了叙述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实不然。近代史家原来运用的叙述体裁，无论多么委婉曲折，其实大都想呈现一种历史的因果关系，也即关注历史运行背后或之上的层面。这一层面，可以是“元叙述”(metanarrative) ，抑或是“宏大叙述”( grand narrative) 。而现在从一种叙述到另一种叙述的平面移动，则基本忽视了历史叙述中的因果关系。史家更为重视的是作者的“立场”或“位置”( position) ，也就是作者的主观解释以及为了阐述这一解释所运用的叙述方式。虽然从职业训练而言，评价一部史书的质量，还多少取决于该部史书是否能准确地展现历史事实，但事实的情形却是，一般的历史从业者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核对史料和叙述的准确，而更多地注意作者是否能开宗明义，迅速阐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并展现其观察角度的独特和新颖。中国的成语“语不惊人誓不休”，似乎是对此情形比较贴切的形容。显然，当今史家如何在信息爆炸、知识过剩的时代达到一语惊人，除了要对历史知识有深入的掌握，还必须掌握表述这一知识的最有力的表现方式。总之，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但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同时也在改变历史研究和著述的模式。以上只是我的一点粗浅观察，望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