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魏玛共和国神探甘纳特（佛陀） by 陆大鹏

2021/04/15 | 作者 陆大鹏

摘要：甘纳特跨越了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亲身经历了现代警察在组织和刑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

近年推出的德剧《巴比伦柏林》（Babylon Berlin）是难得的精品，以魏玛共和国为时代背景的刑侦犯罪剧，注重准确还原历史，细节相当考究。比如对柏林警察局谋杀调查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恩斯特·甘纳特（Ernst Gennat）的刻画，非常忠于历史。甘纳特是个大胖子，酷爱甜食，男主人公、年轻的侦探格里安·拉特去找领导谈事情时，甘纳特面前果然摆满了各种蛋糕甜点。

格里安·拉特是虚构角色，但甘纳特是历史人物，是柏林警察局的历史、柏林市的历史、德国警察史乃至世界刑侦史上的传奇大佬。

甘纳特的胖，是他传奇的一部分。体重达到135公斤，同事给他取的绰号是“佛陀”或者“丰满的恩斯特”（Der volle Ernst，这是个文字游戏，也可以理解为“非常严肃、半开玩笑”）。黑道中人经常管他叫“亚历山大广场的胖子”，亚历山大广场是柏林警察局的所在地。

胖只是外形，甘纳特的真正传奇之处在于，从警三十多年，经历过三种政治制度即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破案成功率极高，而且德国的现代刑侦技术与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可以说是现代德国的凶案调查之父。

甘纳特出生于1880年，与警察结缘是因为“家学”，父亲奥古斯特是著名的柏林普勒岑湖监狱的狱长。他小时候就和父母一起住在普勒岑湖监狱的员工宿舍里，小小年纪就接触到了19世纪末柏林这个工业化大城市的许多社会问题、犯罪现象与底层群众的疾苦。普勒岑湖监狱在纳粹时期是主要的执行死刑的场所，参加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密谋的很多义士，在这里被处死。

甘纳特于1898年高中毕业，不知为什么隔了3年才去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注册，也许他在这三年里服了兵役。他在大学读的是法学，但于1905年7月退学，这位肄业大学生决定直接从警。他在1904年加入了柏林警队，1905年5月通过了预备警官资格考试，8月1日正式成为刑警探员。

1900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的警察局（红色建筑）

柏林警察局总部和大部分最重要的部门，都在亚历山大广场的一座红色大楼内，所以柏林警察局被称为“红堡”。这座大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损毁，1960年被彻底拆除，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柏林警察大多出自两类人：退伍军官和家道中落的贵族。刑警探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或甘纳特那样的肄业生，专业一般是法学或医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经济萧条，很多大学生，甚至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为了谋生只能选择警察这种铁饭碗。例如1932年柏林的132名刑警探员中，有22位博士。

在甘纳特大放异彩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警察局分成好几个大的处，用罗马数字表示。其中IV处是刑警；I处A科是政治警察，在纳粹时期发展为秘密国家警察即盖世太保。

刑警分成两个部分，地方分局和技术部门。地方分局是按照地区划分职权范围的，权力较小；技术部门是更重要的部分。一般来讲，技术部门比地方分局更有前途，而技术部门里“失宠”的人往往会被“下放”到地方分局。

技术部门一共分成九个科，按照负责的案件类型划分：A科，谋杀与人身伤害；B科，抢劫；C科，盗窃；D科，诈骗与伪币；E科，风纪（扫黄）；F科，商业犯罪与破产；G科，女警（主要负责调查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尤其是性犯罪）；H科，搜捕与缉拿；I科，技术鉴定。

甘纳特在1904年入职柏林刑警时，柏林刑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的谋杀调查科。如果发生凶案，警方一般是按照当时可调遣人员的情况，临时抽调探员和警力。任何一位警察都可能被派去调查凶案，而没有专人负责谋杀调查。

甘纳特对这种弊端看得很清楚。在他的努力下，柏林警局的A科建立了固定、常设的“谋杀案中央调查组”，于1926年1月1日正式开展工作，他本人担任组长。他此前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但晋升很慢，因为他的民主思想和随时批评警局弊端的习惯很容易得罪人。直到1925年他45岁时，才被提升为刑警参事。“谋杀案中央调查组”也逐渐和A科融为一体，很多人将它们混为一谈。甘纳特担任A科科长，他的副手是路德维希·维尔纳堡博士。

A科由一个“现役”调查组和两个“预备”调查组组成。“现役”调查组有1名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刑警探员，1名年纪较轻的探员，4到10名刑警，1名女速记员，警犬管理员和鉴定科人员组成。“现役”调查组负责整个柏林市的所有凶杀案调查。两个“预备”调查组分别由一名探员、两到三名刑警和速记员组成。为了培养和发现人才，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有凶案调查的经验，9个科的人员都要到A科轮岗，4个星期一批。

电视剧《巴比伦柏林》中1920年代末的柏林警察

案发之后尽快抵达现场、开始调查是最重要的。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甘纳特自己做设计，请戴姆勒奔驰公司专门制造一辆谋杀调查执勤车，它被大家简称为“谋杀调查车”。甘纳特总是坐在副驾驶的后方，因为他的体重过大，为了汽车的安全，还专门作了加固。

车内有办公设施和鉴定设备，包括打字机（配备一名女速记员）、折叠桌、折叠椅、用来标记现场物件的铁杆和小旗、探照灯、手电筒、照相器材、剪刀、金刚石刀具、斧子、铁锹、计步器、测量卡尺、橡胶手套、橡胶围裙、镊子、探针、用来收集液体的吸量管，以及用来保存证据的各种容器。

甘纳特建立的“谋杀调查中央档案”，也是闻名遐迩。这套档案系统性收录了几十年来已知所有凶案的材料，不仅仅是柏林的案件，还有全国各地的。档案涉及的案件不仅仅包括“常规”谋杀案，还有因为受到诽谤或诬告而自杀、遭到诈骗或欺骗而自杀、遭到敲诈勒索而自杀等情节的案件。档案人员还制作了检索卡片，可以根据凶器、作案情节等范畴来检索相似案件。为了搜集更多资料，甘纳特还“借阅”了其他地方警察局的资料，有时就“忘记”归还。1945年前，除了柏林警察局，没有一个地方的执法机关拥有规模如此庞大、分类安排如此精密的案件档案系统。

1931年，A科一共接手114起凶案，破获108起，破案率达到94.7%。这是相当高的成功率，在拥有DNA鉴定技术、网络技术和摄像头覆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凶杀案破案率在85%到95%之间。而同样在1931年，B科（负责抢劫案）的破案率仅有52%。甘纳特本人在三十多年的从警生涯中一共侦破了298起谋杀案。

建立了高效组织与制度、加强管理，以及刑侦技术的进步之外，甘纳特本人的个性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以惊人的毅力、耐心，超强的记忆力、通晓人情世故和对人性与心理的深刻洞察而闻名。他坚决反对在审讯时使用暴力，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武器是大脑和神经！”

甘纳特虽然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人，很多方面却显得非常“现代”。他强调犯罪的预防而不是事后侦破，很懂得严重犯罪对公众的影响以及媒体的力量，所以在调查工作中有意识地与媒体合作。

甘纳特在“红堡”一楼的办公室，用历史学家雷吉娜·斯蒂里科的话说：“这是舒适宜人的起居室与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陈列馆的混合体。谋杀调查科没有第二个办公室的布置如此怪异。”办公室正中央，一个陈旧的绿色沙发和两把同样陈旧的绿色软垫椅子。上方一米处有悬空的架子，上面摆着一个女性人头的标本，是从施普雷河里打捞出来的，现在被甘纳特当作放香烟的容器。沙发旁的角落里摆着一把斧子，是一起谋杀案的凶器。墙上贴满了凶手和受害者的照片，还有一张被烟熏黑的柏林地图。

甘纳特在第二帝国时代破了很多案子，但扬名立威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成了柏林家喻户晓的明星，只要是他出马的案件，各大报纸都会密切关注。只要是他出席的公开活动，一定会成为社交新闻。柏林刑警因此闻名世界，很多名人会到警察局拜访，比如大作家海因里希·曼、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和英国作家埃德加·华莱士。

甘纳特参与调查的案子当中，最有名的一起就是彼得·屈滕连环杀人案。这个案子算得上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有名的与政治无关的谋杀案，不仅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还引起了国际关注。

屈滕出生于科隆一个子女众多的贫困工人家庭，父亲酗酒且经常殴打妻儿，对女儿还有性侵行为，屈滕从小就生活在暴力和不正常性关系的环境里。据说他5岁时目睹捕捉流浪犬的人溺死两只小狗，感受到快感，从此对杀戮产生了兴趣。他8岁时，有一次父亲对母亲大打出手，小屈滕离家出走，靠小偷小摸流浪了三周，直到被警察发现并送回家中。

电视剧《巴比伦柏林》里大胖子甘纳特在吃蛋糕

1913年5月25日，他第一次杀人，入室盗窃时杀死了一个正在睡觉的9岁小女孩。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对暴力和杀人“乐此不疲”。根据警方统计，1929年2月到11月，他在杜塞尔多夫及其周边地区共杀害8人；1929年2月到1930年3月他被捕前的一年多里，他犯下20多起预谋杀人罪行。这还只是证据确凿的案例。

屈滕喜欢在夜间游荡，袭击落单的小孩和年轻女子，常用的凶器是剪刀、匕首和锤子。杀人得手后，他喜欢在次日回到现场，观察人们的反应，享受自己的“成功”。他的杀人欲望显然有一种性变态的成分，比如他喜欢在尸体旁自慰。他有一次杀死了一只天鹅，喝它的血，还多次喝死者的血，因此被媒体称为“杜塞尔多夫的吸血鬼”。

这些情况，公众是破案之后才知道。例如，他在1913年第一次杀人的真情，直到将近二十年后才真相大白。屈滕的相貌不算英俊，但彬彬有礼、有亲和力，而且爱打扮，衣冠楚楚，所以他经常成功搭讪陌生女子。他喜欢在案发后混到看热闹的人群中，甚至与调查案件的警察聊天，却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他看上去是个人畜无害的普通人。

彼得·屈滕，1931年警方拍摄的照片

长期没有办法破解的连环杀人案，造成了轩然大波，再加上媒体的添油加醋，杜塞尔多夫地区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歇斯底里情绪。当地警方承受不了压力，中央政府的内政部成立了专案组，从柏林请来了甘纳特。正是他发明了“连环杀人狂”（Serienmörder）这个术语。

案子的转机始于一封送错的信。1930年5月14日，屈滕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附近转悠，寻找新猎物。他跟踪一位名为玛丽亚·布特利斯的年轻女仆，她在路上遭到一名男子的纠缠和骚扰。屈滕“英雄救美”，赶走了那名男子。布特利斯十分感激，放下了戒备，在屈滕的甜言蜜语下跟着到了他家。进屋之后，屈滕开始纠缠她。她激烈反抗，屈滕答应把她送走。经过一处森林时，他企图将她扼死，但不知为什么放弃了，把她带到一处电车站，放她走了。

布特利斯把自己的遭遇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没想到这封信投递错了，收到信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将信交给了警方。

警方找到了布特利斯，让她去指认屈滕的住处。费了一番周折，布特利斯找到了屈滕的房子，见到了屈滕，但没有认出他来。屈滕认出了她，察觉大事不妙，就离开了自己租住的房子。警方找到了屈滕妻子工作的咖啡馆，联系到她，了解到屈滕失业并且外出的情况，向他发出了传票。后来，警方高层有人批评了这种策略，认为这等于是向屈滕发警报。

屈滕回到住处，从妻子那里得知自己受到警方传讯，在与妻子争吵时激动地说：“都是我干的！”他向妻子和盘托出了全部罪行，妻子大受震动，建议如果万不得已可以一同自杀。屈滕不肯自杀，决定离开杜塞尔多夫，暂避风头，约定与妻子于次日见面。

彼得·屈滕使用过的剪刀

屈滕虽然一度翻供，但铁证如山，不得不再次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被判处死刑，按当时德国的习惯被用断头台处死。科学家取走了屈滕的大脑，来研究他的变态行为。他的头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带到美国，今天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博物馆内展出。他的故事被改编为许多小说、影视剧、舞台剧和音乐作品。

这样骇人听闻的血案，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还有很多。根据纳粹党人的观点，魏玛共和国的腐败政治体制必然导致道德败坏和犯罪滋生。

甘纳特是一个不特别关注政治的专业人士。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仍然留在原职。新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纳粹党人赫尔曼·戈林给了他一个任务，调查1931年3月29日柏林警察保罗·苍凯特被杀的悬案。甘纳特证明，1932年12月逮捕的一名嫌疑犯（德共党员）是凶手之一。

甘纳特还调查了著名的比洛广场谋杀案，比洛广场是当时实力强大的德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1931年8月8日，德共在比洛广场上组织游行示威，警察强行清场，在混乱中打死了一名年轻工人。为了报复，两名德共党员埃里希·梅尔克和埃里希·齐默尔在次日枪杀了两名巡逻的警官。

甘纳特的墓

甘纳特的讣告

这起谋杀是德共领导层计划和组织的，主谋是德共的国会议员汉斯·基彭贝格尔和海因茨·诺伊曼，以及另一名干部米夏埃尔·克劳泽。后来成为民主德国国家领导人的瓦尔特·乌布利希，也在幕后支持。梅尔克和齐默尔杀人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往苏联。警方虽然怀疑是德共党员开枪，并大肆搜查和逮捕，但案子一直没破。

甘纳特领导下的调查组找到了凶手丢弃的手枪，他还亲自审理一些嫌疑犯，最后认定了两名凶手的身份。1933年4月23日，柏林地方法庭发布了针对梅尔克和齐默尔的逮捕令，他俩已经逃往国外。克劳泽被判死刑，后来他向希特勒请求开恩，被改判终身监禁，1942年在狱中自杀。齐默尔作为共产主义志愿者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在那里阵亡。基彭贝格尔和诺伊曼，于1937年在苏联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梅尔克的人生更为“精彩”，后来成为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即“史塔西”部长，掌握这个要害部门三十多年。1993年，统一之后的德国法庭重审比洛广场谋杀案，判处梅尔克6年徒刑，他在1995年即获得保释，2000年在德国一家养老院去世。

因为在这起案件中的作用，戈林提升甘纳特为刑警总监。虽然甘纳特始终与纳粹党保持距离，但纳粹政府一再提拔这位明星侦探，他不久后晋升为政府与刑警参事，被视为“柏林刑警领导层的主要代表”。

纳粹统治的早期，柏林警察局A科的任务有所增加，规模也在扩大。1936年，A科拥有9个调查组。同年，柏林刑警在编制上脱离了柏林警察局，直接归中央政府领导。此时的甘纳特因为体重问题，已经很少亲身到一线，而是坐在办公室里领导案件调查。他还培养和提拔年轻人，组织和安排调查工作，审核部下的工作，并撰写论文和报告，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他从来不使用纳粹术语，部下绝大多数是传统的专业刑警，没有同情纳粹的人。

甘纳特当了一辈子的单身汉，出人意料在1939年与年轻女警察埃尔弗丽德·丁格尔结婚。不久之后的8月21日，他就去世了。他患有肠癌，但死亡原因可能是中风。很多人猜测，他之所以结婚，是为了给这位年轻女子留下丰厚的抚恤金。也有人说，他之所以娶丁格尔，是因为她不愿意继续在纳粹领导的警队中工作，而她与经济条件很好的甘纳特结婚后就可以辞职。

甘纳特的老同事伯恩哈德·维纳尔博士，这样描写甘纳特的葬礼：“在他的灵柩后方跟随着他曾经的学生们，那些已经成熟起来的年轻刑警，他们大多穿着党卫军制服，仿佛是在嘲讽这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送葬队伍的最后方是他手下的探员们和他们的领导维尔纳堡。他们全都戴着大礼帽。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上级认为有资格穿党卫军制服。两群人的差别极其明显。”一共有2000名柏林警察为甘纳特送行。

甘纳特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人，亲身经历了现代警察在组织和刑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他不是福尔摩斯和波洛那样的推理“天才”，而是依靠有条不紊的调查和组织工作来断案。毕竟天才是罕见的，真实生活中的破案更多依靠高效的组织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甘纳特的破案过程并没有什么浪漫色彩甚至神话色彩，现代警察就是这样的。

他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天，没有亲眼目睹和经历战争的劫难，德国人的癫狂丑态，以及他心爱的柏林城化为瓦砾的悲惨命运。他死后不久，德国整个警察系统都被纳入党卫军架构，就连调查普通刑事案件的刑警也不得不穿上党卫军制服，连伯恩哈德·维纳尔那样的专业侦探也免不了为虎作伥。这个层面上，甘纳特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