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生机与笑意

刘铮

司马迁说过，“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其实，不妨以是否可以“想见其为人”为标准，把古今东西的作者群划分为两组：一组是读其书则可，一见其人，却感觉生意萧索，或者发现其实一身俗骨，与书中大不同；另外一组，当然就是见其人，不仅与书中无异，甚至比书中更生机盎然、更有力量。

说起来，米原万里无疑属于后面这一组。前年读了她的两本书—《旅行者的早餐》《米原万里的口译现场》，今年春节假期又读了“读库”出的小册子《米原万里》(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版)。前面两本，算是“读其书”罢，后面这本，却等于“见其人”了—斯人已逝，看到书中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照片，还有她留下的衣服、首饰、用具、玩偶，也就跟见到她本人没多少区别了罢。米原是那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人。读她的随笔，看她的相片，于平日生活寡淡之人，就像是寒冷冬日就火取暖，热量喷薄，气息扑面。当然，火烧得旺，哔啵作响，火焰消灭下去的速度可能也快些。五十六岁，米原就死了。

米原讲作为俄语口译员参与的外事活动，我当然有兴趣看。但《米原万里》小册子里最好玩的好像都是谈“吃”的，而且也不一定是米原自己亲历的“吃”，她讲别人的故事，一样生动，如在目前。比如，她讲她妹妹在意大利的飞机上遇到中国人，那会儿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欧洲的亚洲面孔还很新鲜。双方用汉字笔谈，她妹妹写自己来自“日本东京”。对方写的是“四川省”。“这时妹妹几乎条件反射般叫道："噢！麻婆豆腐！"然后写下麻婆豆腐几个字。那位一脸憨厚相的四川大叔一下子笑开了花，浑身颤抖着激动地高叫："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妹妹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强，于是拼命搜索脑海里其他四川菜名，结果一个没想起来。没法子，只能继续"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互相点头……不一会儿，大叔带着两个人来到妹妹的座位旁，来人笑容满面，伸出右手招呼道："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妹妹当然连忙握手，回应道："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从罗马到威尼斯的整整一个小时，都被麻婆豆腐填满了。”我读这一篇，感觉那飞机上跟人笔谈的不是米原的妹妹，简直就是米原自己。说起好的文笔，我们平时总往修辞华丽繁缛的方向想，其实，像米原这样，把一件事写活了，让人牢牢记住场景，却记不起具体的表述如何，也是一种极好的文笔。当然，好，不光是因为文笔，更是因为文章后面有人，那个人，令人难忘。一想到米原万里死了，总记起“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两句。好在她留在文字里的，全是生机，全是笑意。

读过《米原万里》后，又读另一位日本女作家太田治子写的《向着光明：父亲太宰治与母亲太田静子》(新星出版社2018年11月版)。太田静子的地位颇尴尬：太宰治本有妻室，后与太田静子有了一段情，太田怀了个孩子，就是书的作者太田治子，但太宰治很快就喜欢上别人了，过了没多久，他就跟山崎富荣投水情死。太田静子可谓“两边不靠”。

《向着光明》，书名光明，但内容简直阴惨凄楚。太田静子对太宰治的期待和怨怼，都让人有不忍读下去之感。“看样子，您也把我给舍弃了。不，是逐渐忘却了。然而，我是幸福的。我的心愿实现了，我怀上孩子了。如今，我感到失去了一切，可是，肚子里的小生命，正是我孤独微笑的动力。”像这样写在纸上，总是容易的，可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说“我是幸福的”，那就太不容易了。太田静子有时称太宰为“恶魔”，有时又会称他为“神明”。不管是神是魔，对太田静子来说，都像是把握不定的超自然力量。这样的巨大阴影里的女人的命运，太可怜了。

拿太田静子跟米原万里比较，对太田未免太不公平。可是一面是刺骨的冷雨，一面是热情的火，我们总归会向火那边移动罢。时代也没白变迁，从昭和女性到平成女性，生命的温度到底升高了些。

《海上新世界：近代日本的欧洲航路纪行》(和田博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版)讲的，以明治、大正时期的事为主。同一时期，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也走出国门，坐轮船去欧洲开眼界，许多材料收在《走向世界》丛书里，可惜多是文言写就，基础不够的读者未必有爬梳的耐心。像和田博文这样，将种种稀见的材料拆散了，揉在自己的叙述里，眉目清晰，让人容易读下去，倒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书中提到，歌剧女歌手三浦环，乘船去新加坡投奔自己的丈夫—“橡胶园的医生”。森三千代曾在书中记载，橡胶林里，在薄雾飘荡的清晨和凉爽的傍晚时分，三浦环喜欢随性歌唱。听到她的歌声，当地人还有中国来的劳动工人就会停下正在采集橡胶汁液的双手，听得入了神。为此，橡胶园的工头担心工作效率下降，请求她，在工作期间不要唱歌。这一橡胶林里唱着歌剧咏叹调的大正女子形象，还真令人神往。

19世纪后半期开始，很多日本女性到东南亚操皮肉生涯。生于贫穷农村、渔村的女性，被送到新加坡，诗人与谢野宽在当地看到她们低着头的样子，心生一丝怜悯之感。有些日本人对此甚为愤慨，《板垣(退助)君欧美漫游日记》里就说：“此地所居日本人，男子十多名，女子二十多名，女子多居烟花巷中，谈何振兴东亚，直是自取其辱。”高田善治郎《出样日记》里则说，这些女性的存在令“日本国民的信用一落千丈”。与谢野宽倒不是这么看的。他说：“国内的日本人一般认为这些女性生活得十分痛苦、堕落。但我认为完全相反。她们的收入与老板对半分，除衣服外，包括伙食费在内的一切杂费都由老板负担。”从横滨、神户等城市来的女性，很多是因为男女情爱的关系逃离的，而出身长崎的女子则与此相反。她们意志坚定，如果工作四五年，就能存下2000-3000日元寄回家乡。在与谢野宽看来，在日本国内走投无路的女人被送到海外，对日本其实是有利的。

橡胶园中的放歌与烟花巷里的俯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过，同样作为大正时代女性的豪放与洒脱，似也有相通之处。

《米原万里》小册子里摘录过米原写的一段话，她说：“我想让那些埋没在历史字里行间的人们复苏，想写活生生的他们。当你看到他们的行走坐卧，这些人就不再是陌生的他者。”我想，我在这三本书里，倒也真见到了几个活生生的日本女人，虽则她们都已死了。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出版时间：2019.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