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奥朗：瓦雷里面对他的偶像

瓦雷里面对他的偶像

埃-米-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5）

陈占元 译

得到了解对一个作者是真正的不幸。瓦雷里生前是这样，死后也是这样。他果真这么简单、这么“好理解”吗？肯定不是。可是他轻易对自己的作品作了过多说明，他暴露了自己、揭发了自己，他提供了许多线索，消除了那些对一个作家隐秘的魅力来说必不可少的误解。本该让人揣度他，他却把这种工作自己揽起来；他使自我解释的怪癖流为缺点。注释者的任务一定大大地减轻了；一开始就让他们知道他的意图和手法的要点，他使他们不爱咀嚼他的作品，较喜欢琢磨他对这些作品所作的阐释。因此想理解他，就需要知道在涉及他的某个问题，他是否吃了幻想的亏，还是相反，吃了“过分”明察的亏，而二者都是吃了判断脱离现实的亏。他不仅是他自己的注释者，而且他的全部作品或多或少还是一种伪装的自传，一种高超的内省，他的心智的《日记》，将他的经验，将他的不管什么经验提升为智力上的大事，抹杀他头脑里所能有的一切“闪念”，背离他的衷情。

能拆卸一切事物的结构，因为一切都是结构，都是手法，诀窍或者使用一个比较高雅的名词说：活动程序的总和。查看发条，把自己变为钟表匠，察看“内部”，不再上当受骗，这就是他心目中要紧的事情。他设想的人，要看他拒不同意的能力，他所能达到的清醒的程度，定见优劣。这种对清醒的要求使人联想到一切心灵上的经验必须有的“觉醒”的程度，这种清醒将以你对那个首要的问题：“你对非现实性的领会达到什么地步？”所作出的回答而确定。

人们可以一如在瓦雷里那里所见到的，有意识地在绝对的“这边”寻求清醒与为臻于绝对而寻求觉醒（这正是神秘主义者修行的途径）之间，备细指出二者之间的异同。两种行径都是意识急于抖落它拖拽着的幻想的意识的激化。凡是毫不容情的心理分析家，凡是戳穿表面现象的人，尤其是“虚无主义者”，都只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神秘主义者，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他不愿意给他的清醒一种内容，让它和一种超出它的事业结合起来，使它改变方向走向福地。瓦雷里被实证主义沾染过深，除却崇拜清醒“自身”，无法设想别的对象。

“坦白说，我把我的心智作为一个偶像，我可没有找到别的。”他的心智使他看到的景象永远使他惊讶不已。他只佩服那些把他们的心智奉为神明的人，他们的心愿是这样过分，它们只能使人着迷或迷失方向。马拉美该使他入迷的东西，是那种“不近情理”，马拉美在一八八五年给魏尔伦的信中说：“我永远梦想并且试图做别的东西，怀着炼金术士的耐心，不惜舍弃一切浮名和自满，就像从前有人把他的家具和脊檩烧掉，给那炼金术的炉膛添火一样。怎么！这说来不易：不过是一部书，有多少卷，一部像样的书，结构谨严和经过思考的、不是信手拈来、哪怕是神来之笔的文章的集子，我甚至说‘那部书’，确信实际上只有一部……”，在一八六七年，在写给卡萨里斯的一封信中，他已经表达了同样宏伟的和疯狂的愿望：“如果我与世长辞的时候，我事先没有完成我的事业，那是独一无二的事业，那炼金术，像我们的祖先那些炼金术士说的那样，我会心中苦涩难言。”

创建一种与世界“对峙”的事业，它不是世界的反映而是它的复制品，这种想法，马拉美并非从炼金术士那里得来，他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他只是从维利埃间接知道这个黑格尔，维利埃对黑格尔并无深入研究，然而恰好足以使他在有机会时引用黑格尔的话并且夸大其辞称他为“重新构成宇宙的人”。这个名称一定曾给马拉美留下了强烈印象，因为那部“书”正是旨在重构宇宙。但这种想法也可能是由于他经常接触音乐，由于来自叔本华，又经瓦格纳的追随者加以传播的当时的理论所启发得来的，这些理论把音乐作为惟一可以表达世界本质的艺术。再说，瓦格纳的事业本身，一如炼金术或黑格尔主义一样，就有着足以使人产生伟大梦想或狂妄自大的东西。一个音乐家，而且还是一个丰产的音乐家，时机有利，可以期望充当造物主；但是一个诗人，一个纤巧至于贫乏的诗人，怎么能产生这种期望而不流于可笑或疯狂呢？这一切都具有“想入非非”（借用一个马拉美喜欢用的词儿）的性质。而恰好在这方面他吸引人，他使人信服。当瓦雷里谈到他打算有一天起草的这出理解力的“戏剧”的时候，他继承了马拉美的衣钵并身体力行。对逾分的梦想容易使人耽于绝对的幻想。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三日，当马拉美把《骰子一掷》的修改过的校样给瓦雷里看，并且问他：“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吗？”的时候——“疯子”不是马拉美，而是瓦雷里。瓦雷里后来心驰神往，写道：“在这首版式奇特的诗篇里面，作者试图‘使一个页面放射出灿烂的星空的异彩’”。给自己指定一种无法完成甚至无法说明它的特点的任务，自己正在被一种难以言说的贫血折磨着却要显得精力充沛，在这一切里面都有一点点表演的意味，一种欺骗自己，在智力上做出超出自己能力的成就的愿望，一种要创造传说、甘于失败的意志，因为一个不成器的人，到了某种高度，比那个成器的人无比地更有魅力。

我们愈来愈感兴趣的不是一个作家说出来的话，而是他可能说出来的话；不是他的行为，而是他的计划，不是他真实的作品，而是他梦想写的作品。马拉美引起我们强烈的兴趣，是因为他符合一个没有成就的作家的条件，所谓没有成就是同他为自己规定的逾分的理想相比而言，逾分到这种程度，以致人们有时倾向于把那个事实上是一个有幻觉的人称为天真的或虚伪的。我们是一些醉心于作者半途而废、无法完成、心余力绌的流产的作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奇怪的是，这种事业还没有开始，因为这部“书”，这个“宇宙”的对手，实际上没有留下任何显示它的迹象；很难相信在马拉美使人毁掉的笔记里这部“书”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因为残存的笔记不值得一顾。马拉美是一种想思索的微弱愿望，一种从来没有成本事实、陷入了那可能出现的、那非现实的而无法自拔、摆脱一切行为、超出一切对象、甚至超出一切概念的思想……是一种对思想的期待。而他，反对含混的人，他所表达的毕竟是这种期待，它不是别的，正是含混本身。但这种“含混”是逾分的空间，却含有一个积极的方面：他允许人往“伟大方面”想象。马拉美就是在梦想着那部“书”时豁然臻于那独一无二的；他若是较为“明理”的话，或许会留下一部平淡无奇的作品。对于瓦雷里，人们也可以这么说，瓦雷里是他对于他的才能，对于假如有可能或有时间真正运用这些才能，他会从它们取得的成果的近乎神话的想法的结果。他的《记事本》不是他也要撰写的“书”的各处捡来的陈旧货色吗？他比马拉美更进一步，但是他也和马拉美一样，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意图，这意图要求人锲而不舍和非常耐得寂寞，据他自己承认，寂寞是这种不停折磨着他的创伤。而寂寞，正是不连续，是对坚持不懈的、有根据的推理的厌倦，是粉碎了的萦绕脑际的念头，是对系统（那部《书》只能是系统，“总体的”系统）的憎恶，是对于执着、对意念的“持续”的憎恶；寂寞又是东拉西扯、片断、“笔记本”，总之，是由于缺乏生命力，也由于惟恐做到“深刻”或似乎“深刻”而浅尝辄止。瓦雷里对帕斯卡尔的攻击，可以用他感到难为情加以解释；把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忧伤、自己的奥秘展示出来，不是不合适吗？我们不要忘记，对于像瓦雷里那样生长在地中海之滨的人，“感官”有它们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基本的范畴不是存在的和不存在的，而是不存在的和似乎存在的，“虚无”和“仿佛”；如实的“存在”在他心目中缺乏活力，甚至缺乏效能。

无论马拉美或瓦雷里都不具备写这部“书”的本领。在他们之前，坡本来能构想这部“书”的计划并着手写，而他也真的着笔了，《尤里卡》是一种极限的、尽头的、结尾的、巨大的和“实现了的”梦的作品。“我解答了宇宙的奥秘”。“我再也不想活了，因为我写出了《尤里卡》。”这是马拉美也许会乐意喊出来的几声欢呼；他没有多少权利这样做，即使他写出了《骰子一掷》这首没有前途的卓越的诗。波德莱尔曾把坡称为文学的“英雄”，马拉美更进一步，称坡为“绝对的文学事例”。现在谁都不会认可这样一个断语了，不过这毫无关系。每一个人，犹如每个时代一样，只有由于他的夸大、他过高估计的能力，由于他的神明们，才具有“现实性”。一个换一个的文学或哲学的时尚，证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崇拜的需要存在；谁在心血来潮的时候不想为别人树碑立传呢？一个怀疑论者总会碰到一个比自己更彻底的怀疑论者，而对之顶礼膜拜。甚至在十八世纪，当日诽谤之风盛行一时，“钦佩的衰落”也不像孟德斯鸠所说的那么普遍。

在瓦雷里看来，《尤里卡》探讨的主题属于文学范围。“宇宙起源论是一种经久不衰和种类繁多的文体，是最古老的体裁之一。”他对于历史甚至对于哲学也是这么想的，哲学是“以某些题材以及经常使用某些术语或者某些形式为特点的特殊的文体”。人们可以这样认为，除去实证科学之外，据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入文学，归入一种即使不是值得鄙视、也是值得怀疑的东西。但是哪里能够找到一个比他“文人气”更深、对用字的仔细、对词语的狂热更加刻刻放在心上的呢！自打耳光的自恋者，他蔑视那种同他的天性合辙的活动：“命中注定”同“语言”打交道的，他本质上是个文人，而这个文人，他却想扼杀他，消灭他；由于没能办到，他拿文学出气，把文学说成十恶不赦。这可能是他与文学的关系的心理简图。

《尤里卡》没有在瓦雷里思想的变化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反之，《一首诗的创作过程》是一个重大事故，一个首要的机遇。他后来对写诗过程的见解全都在这里了。当他读到《乌鸦》的写作丝毫不能归因于偶然或直觉，这首诗是“用同一个数学问题一样精密和严格的逻辑”构想出来的时候，人们不难想象他如获至宝。坡的另一句话，这一回是出自《旁注》的，一定也同样使他高兴：“某些思想家的不幸（瓦雷里会说‘大幸’），就是永远不会满足于想到他们能够完成一件事情，甚至不会满足于完成了一件事情；他们还要懂得并且向人指出他们是怎样完成的。”

《一首诗的创作过程》是坡在故弄玄虚。瓦雷里的全部思想来自一种天真的阅读方式，来自对一篇一个诗人在那里捉弄他轻信的读者的文章的热爱。这种对于一种彻头彻尾地反诗的论证的年轻人的兴奋证明，瓦雷里在他的内心深处压根儿不是诗人；因为面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对狂热的打击，面对这种对最基本的诗的反应、对诗的存在的依据的指控，他应该打心眼里起来抗议——但是他无疑需要这种狡黠的指责，这种对一切出于自然的创造的非难，以为他本人的缺乏自发性做辩白，“求得谅解”。有什么能比这种对“诀窍”的精当的阐述更使人安心的呢？那是一种教理，它并非给诗人使用，而是给作诗的人使用的，它必然会使瓦雷里身上技巧精湛这一面惬意，它迎合这种再四思维，对第二级艺术，对艺术“里面”的艺术的爱好，这种对于精雕细琢的崇奉，同样也投合了这种要时时刻刻都置身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之外，置身于诗的或者别的晕眩之外的意志。只有抱有清醒的怪癖的人，才能够对这种对诗寻根究底的矫情行为（它违反一切文学创作的规律），对这种精到的筹划，对这种惊人的绝技津津乐道，而瓦雷里却从这种绝技得到他的诗的信条的首要条款。他把不能自然地成为诗人敷衍成理论，并把它提出来作为圭臬。他为了掩盖他先天性的缺陷抓住技巧不放，他把诗学置于（这是无法弥补的大罪）诗之上。人们有理由想他的论点许会完全两样，假如他能写一首没有那么费劲的诗的话。他由于“无能”而推崇困难：他所有的要求都是一个艺术家的要求而不是一个诗人的要求。在坡只是游戏，在瓦雷里便是信条，文学信条，就是说他“接受了的”虚构。作为技巧高明的人，他试图抬高艺术手段和技艺而贬低“天禀”。他对“制作”，对那种缺乏必然性、不可逃避性和命运的新意着了迷，因此在一切理论（不必说是指艺术理论）中，他致力于寻绎出那最无诗意的结论，笃信不渝。他总是相信一个人可以做到不同于自己实际的另一个人，他一向也曾要做到不同于自己实际的另一个人，证据是他自恨不是科学家，对此耿耿于怀，并且发表了不少谬论，特别是美学上的谬论；也是这种恼恨，使他对文学采取一种俯就的态度：他谈到文学的时候似乎是降低身份，他埋头写诗只是凑合别人。实际上，他不是埋头写诗，他是“练习”写诗，正如他多次明白说过的那样。至少在他身上的那个非诗人，在阻止他混淆散文与诗，想效法象征派诗人，不惜一切代价到处写诗的时候，使他得免于陷进泥潭，写作过于露骨的诗的散文。当我们接触到一个像他这么机敏的思想家，我们体味到一种极为难得的乐趣，去识破他的幻想和差错，这些差错虽然并不明显，还是实在的，因为绝对清醒与生存与灵感的运用是不相容的。而必须承认，一个醒悟过来的思想家无论他摆脱世界到什么程度，都或多或少是生活在使人窒息的气氛里面。

在瓦雷里，坡和马拉美是“存在”的；列奥那多（译注：指达-芬奇），显而易见，只是一种借口，只是一个名字，没有别的，一个完全构想出来的人物，一个具备你想有而又没有的各种能力的怪物。这个人物满足这种要在你想象的一个人身上实现你自己的愿望的要求。他展现出你自己怀着的种种幻想的脑海里的缩影：一个做成你本人做不到的事情，“代你”超越一切限制，使你摆脱这些限制的英雄。

一八九四年写的《列奥那多方法导论》证明，瓦雷里一开始就是完善的，我想说，作为作家，是完全成熟的：那种有所提高、有所前进的苦役他一开始就免掉了。他的情况和他的同乡（译注：指拿破仑）不无相似之处，这位同乡在圣赫勒拿岛上可以断然说：“战争是一种不寻常的艺术。我向你保证，我曾身经六十次战役。好，我所学到的无一不是我在第一次战役中就懂得了的。”，瓦雷里到了晚年，本来可以肯定说，他也是在初次试笔时就全都“懂得”了，而在对他自己和对他的作品的要求上，他并不比二十岁时更高。在别人摸索，别人笨拙地模仿前人的年纪，他已经找到了他的手法、他的风格、他的思想的形式。不用说，他还钦仰别人，但是以“方家”的身份。像所有完善的思想家那样，他是“局限的”，就是说限于其几个主题而无法走出。或许是出于对他自己、对他那些这么容易察觉的界限的反应，他对于一个精深博大的思想家的这种现象，对于集众多才能于一身而各不相扰，共同存在而没有彼此抵消，这种难以想象的可能性感到困惑不解。他必然会“找到”列奥那多，莱布尼茨可能更合适。但是要和莱布尼茨打交道，除开他不具备的科学的优异才能和知识之外，他还需要有他无法做到的无我的好奇心。列奥那多是一种文明、一个世界或随便什么的象征，和他打交道，采取武断和从容洒脱的态度便容易得多。他不时谈到列奥那多，不过是为了更便于谈自己，谈他本人的爱憎，借一个英名来跟哲学家们算账，这个人杰把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完全具备的种种才力集于一身。在瓦雷里看来，哲学所接触的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方式无非是一些“语言的滥用”，是不出成果和可以相互替换的假问题，它们或在词语上，或在本质上，都不是严格的；他觉得一个意念一经哲学家们使用就变质了，更有甚者：“思想”本身经他们沾手便出毛病。他对哲学的行话的痛恶是那么令人信服，具有那么强的感染力，使你永远怀有同感，你以后阅读一个“严肃认真的”哲学家时只能抱着怀疑或厌恶的心情，你此后不再接受任何虚假地神秘的或学术性的术语。哲学绝大部分归结为亵渎语言，为扼杀语言的罪行。一切“流派”的语汇都应该予以废除和视为不法行为。任何人为了克服一种困难或解决一个问题而生造一个铿锵的、煞有介事的、甚至随便什么词，都是不自觉地不老实的。在一封给费迪农-波吕诺的信中，瓦雷里写道：“……省掉一个字比用上一个字需要更多的才智。”，如果把哲学家殚精竭虑的著作改写成“规范的”文字，还剩下什么呢？这样做会使他们中大部分人垮台。但是必须立刻补充说，这样做几乎同样会使一个作家，特别是会使一个像瓦雷里那样的作家垮台：假如你把他的散文的光泽，把他的某个思想压缩为光秃秃的轮廓，它还有什么价值呢？他也是吃了语言的亏，吃了“另一种”语言的亏，这是更为实在的、更加“存在的”语言，不错。他不会生造词语，这不用说，但是他的精神却几乎全部寄托在他特有的语言上面，因此他高出哲学家们的地方仅仅是他具有的非现实性较次于他们的罢了。他这么严厉批评他们，证明尽管他平素精明练达，却可以感情用事，自以为是。再说使他完全醒悟过来也许会不仅扼杀了他身上“那个思维的人”，像他有时自称的那样，还会扼杀了那个舞文弄墨、搬弄词语的丑角，损失就更大了。他梦寐以求的“镇定自若的观察力”，幸运得很，他并没有做到，否则他的“沉默”会一直持续到他死的。

仔细想想，他对哲学家们的厌恶有种不纯正的东西；事实上，哲学家们时常“缠绕着”他，他对他们不能无动于衷，他用一种近乎恼怒的讽刺磨难着他们。他一生都不让自己构想一个系统；他却像对于科学一样，心里依然对于他未能构成的系统怀着一种或多或少意识到的懊恨。对哲学的憎恶总是可疑的；仿佛他抱怨自己没有当上哲学家，而为了掩饰这种懊恨，或这种无能，他对于或者没有他那么多顾虑、或者天分较高，有机会建立一种条理井然的哲学学说——这个难以置信的小宇宙的那些人冷嘲热讽。一个“思想家”深恨自己没当上哲学家，这可以理解；可是这种遗憾把诗人们折磨得更加厉害，那就较难理解了；我们再想到马拉美，因为那部“书”只能出于哲学家之手。严格认真的、“无吸引力”的思想的魅力啊！是人们对此耿耿于怀，这是出自一种觍着脸在“那不大可能的”那里当门客所感到的羞耻。

教授们的哲学是一回事，形而上学是另一回事。人们原来指望瓦雷里对后者较宽大些。没有的事。他恶毒地揭露它，他几乎要像他在某些方面很接近的逻辑实证主义所作的那样，把它视为“语言的祸害”。他甚至把嘲笑形而上学的焦虑看作荣誉攸关的事情。帕斯卡尔内心的痛苦引起他的工程师的思索：“列奥那多不知道有启示。没有深渊敞开在他的右边。一个深渊可以用作机械的大鸟的试验。”——当人们读到像这样不可饶恕的轻佻话时，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放下一切事情替帕斯卡尔“昭雪”。帕氏搁置科学是一种精神“觉醒”的结果，这种觉醒比他以后可能作出的科学上的发现远为重要，所以责难帕斯卡尔放弃科学有什么意义呢？在绝对里面，在祷告极限的帕斯卡尔的困惑比从外面世界夺得的任何秘密更有分量。一切“客观的”收获都意味着内心世界的一次后退。当人达到他给自己指定的目标：征服“宇宙”时——他将是完全空虚的：上帝或幻影。惟科学主义，这种现代崇高的幻想，瓦雷里无保留地加以赞同，无任何盘算。他青年时代在蒙彼利埃，住在惟科学主义的理论家和语言者奥古斯特-孔德好些年前曾住过的房间，这纯粹是偶然吗？

在各种迷信中，最寻常的是对科学的迷信。不用说，你可以从事科学活动，但对科学的热忱，“你若不是行家的话”，至少是棘手的。瓦雷里自己创造了他的诗人——数学家的传说。而大家都点头认可，尽管他又自承他不过是“科学中那门最出色的学科的倒霉恋人”。他曾对弗雷德里克-吕费弗尔说：他年轻时未能参加海军，是由于“对数学一窍不通。我对数学一无所知。对于我这是比世界上不管什么东西更加陌生、更难以通晓、更使我发愁的学科了。谁都不比我当时更不了解会有哪怕是最浅近的数学的存在和近乎可能的了。”——后来他爱上了数学，那是无可否认的；但爱上数学和懂得数学，这是两码事。他对数学感兴趣，或是出于想把自己树立为一个在心智的力量极限的戏剧的主角的愿望，为自己创造一个无以伦比的智力上的地位，或是为了了解一门他不再每时每刻都碰上自我的科学。“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感觉到有一个自我完全消失的世界存在的愉悦。”他知道索菲亚-科瓦列夫斯卡娅有关数学的的这句话吗？或许，是一种类似的需要使他爱上一门与自我陶醉相去甚远的学科。但是如果我们对他心坎怀有这种首要的要求表示怀疑的话，那么，他和科学的关系使人想起他在《<波斯人信札>序言》里讲到过的这些启蒙时代的贵妇人的狂热，她们跑实验室，她们醉心于解剖学或者天文学。我们应当认识到，好对他加以赞扬，在他关于科学的谈吐里面，我们再见到那个伟大时代的雅士的韵致、旧日沙龙的遗风。人们在他对那不可企及的东西的追求里也发现一点点自虐狂的意味：热爱他永远做不到的东西，来折磨自己，惩罚自己，在“学问”这一门，只是一个普通的业余爱好者。

他作为行家里手与之交手仅有的几个问题是形式的，或者说得更恰切些，是文体的问题。“句法学的天才”，克洛岱尔论马拉美的这句话对于瓦雷里也同样合适（如果不是更合适的话）。瓦雷里自己承认马拉美使他“认识到并且置于‘一切事业至上’，即有意识地掌握了语言的功能和具有遣词造句挥洒自如的感觉，与这种功夫相比，一切思想都是芥末之事，都是细枝末节”——瓦雷里对严格的崇拜只限于遣词的恰当和力求句子具有“抽象的”光泽。形式的严格，不是题材的严格。《年轻的命运女神》据说打了一百多个草稿：作者为此洋洋自得，并且把它看作一种严格的运笔的象征。全不依赖即兴或者灵感（在他看来这是两个该死的同义词），字斟句酌，永远不要忘记语言是独一无二的现实——这就是这种一心志在表达的意志，推倒极致，变为对那些鸡毛蒜皮呕心沥血，变为对那种使人精疲力竭的无穷小的精确的求索。瓦雷里是“剖毫析厘”的苦役犯。

他的语言精炼到了极点，至此，语言轻飘飘的，纤巧得悬乎，只成为纤细活的“精华”，只是走到“非现实”的前一阶段。你无法想象有一种语言比他的更加精纯，更加美妙地苍白。他在不止一个地方雕琢或明显地修饰，何必讳言呢？他本人对于矫饰也十分重视，请看这句意味深长的自白：“莫里哀从前嘲笑那些‘语言矫饰的人’的时候，谁知道他有无扼杀了几个莎士比亚呢？”——我们可能指责矫饰的是它使作家过于清楚、深切知道他对他的工具能运用自如：他用纯熟的技巧搬弄他的工具多了，他使语言失去全部神秘和全部骨气。然而，语言必须“抗拒”，它要是退让了，它要是完全听从一个魔术师混出主意，它便分解为一连串新发现和突然转变，这当儿，它每时每刻都推翻自身，分裂自己直至消亡。矫饰是文体的文体：一种一分为二的风格，它成为它自己追求的对象。若把瓦雷里说成矫饰的作家未免言过其实；可是说他有时有矫饰的“冲动”是对的。在一个在语言背后察觉不到任何东西，任何现实的根基或积淀的人，这是十分自然的。惟有词语使我们免于成为乌有，这样似乎是他的思想的“实质”，尽管“实质”是一个无论在美学或形而上学上他都拒绝接受的术语。不拘怎样，他还是确确实实把宝押在词语上面，由于这，他便证明他还是相信某种东西。如果他终于把词语抛弃了，那时候我们才会把他看作“虚无主义者”。无论如何，他不可能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他非常明白谎言对于生存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谎言支持的话，你会失去勇气的”，封特耐尔说过。瓦雷里由于能把一个毫不重要的意念说得饶有风趣，他和这位作家最相近。

诗“面临衰落”，每当诗人们在理论上过分重视语言并把语言作为他思考的恒常主题，每当他们赋予语言一种特殊地位，那么，这种地位属于神学多过属于美学。在法国，对语言的迷恋向来相当剧烈，但它的流毒和使人文思枯窘的萦绕脑际的念头从来没有今天那么厉害：人们差不多把思想的手段，思想的中介提升为思想惟一的对象，甚至作为那绝对的替代，且不说作为上帝的替代。如果词语贸然替代了意念，如果把载体看得比负载物更加重要，如果把表达的工具当作思想本身的话，便没有抓住现实的、丰饶的、活的思想。要真正思考，必须使思想“黏附”在心智上，如果思想不依赖心智，如果它处于心智之外，心智便在一开始就受思想牵制，枉费心机，无补于事，它只剩下一个指望：倚靠自己，而它本该扎根于世界，从那里取得它的实质或依托的。作家不要对语言思索过多，要避免将语言作为萦绕心头的主题，不要忘记重要的作品“不顾”语言也写出来了。但丁一心想着的是他要说什么而不是怎样把“它”说出来。长久起来，我们也许会想说，从开始，法国文学似乎就迷于“词语”，就屈服于“词语”的专制。由此形成了它的纤细、它把一个传统推到极致并且预示一次衰竭；两者都是一个“讲究语法的”民族终结的征兆。一个语言学家甚至可以说马拉美把法语作为“他从来没有听人讲过的”死语言处理。还可以补充说，在马拉美那里有一点儿故作姿态，有一点儿克洛岱尔注意到的“爱挖苦人的狡黠的巴黎人”的东西，有一丁点儿极其高级的“自我标榜”，看破一切的人的消沉——这些特点我们在瓦雷里那里也看到，并且更加突出。瓦雷里“无休止地拒绝当不管什么东西”，这句话是理解他智力进程的关键，他的心智的指导方针、准则和座右铭。的确，瓦雷里永远不是“整个的”，他不会与人或者物成为一体，他将在一切的“旁边”，在一切的边缘，这样完全并非由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苦恼，而是由于对意识的作用的功能思虑过度。那个盖过一切的意念，那个使他的种种尝试都有它们的道理的意念，都围着这个意识面对着它自身的距离，围着这种主要在一九一九年的《笔记和题外话》里面明确提出来的“意识的意识”反思考。在他的这篇“哲学”杰作里，他在我们的感觉和见解中间寻找一个“不变体”，他在我们多变的个性里找不到它，却在那个纯我，那个“无所不包的代名词”中找它，“以此称呼‘这个’与面貌全部沾边”、“没有名字”、“没有履历”的东西，简言之它只是意识激化的现象，只是近乎虚构的、缺乏任何确定的内容和与心理主体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种底止的存在。这个不出成果的自我，拒绝的总和、乌有的精髓、有意识的虚无（不是虚无的意识，而是自知并且把偶然的主体的意外事故和人事变幻抛弃掉的虚无），这自我是清醒的最后阶段——一种将与各种对象和事故的关连都切断了的清醒，它同德国浪漫主义构想的“自我”——无穷尽的生产力，宇宙起源的力量——恰好相反。

意识介入我们的行为只能妨碍行为成为事实，意识不断使生命成为问题，意识也许是生命的毁灭。《作为天数的意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德国出版的一部书的书名，作者忠于他的世界观，自杀了。显而易见，在意识的现象里，有悲惨的、灾难的一面，这一点没有逃过瓦雷里的眼睛（请想一想《灵魂与舞蹈》里说的“致命的清醒”），但是他不能过于着重讲它，否则会与他惯常主张的、在文学创作中与难以捉摸的极度兴奋的状态相反的意识的有益作用的理论相矛盾：他的全部诗学不是对意识的赞颂是什么？如果他对那生机的与那意识的之间的紧张状态考虑过久，他会不得不推翻他所制订并且在他整个写作生涯中信守不渝的价值标准。

确定自己的特点，过长时间谈论自己心力的活动，瓦雷里把这种努力看作真正的知识。可是“自知”不是“知识”，或者说它只是知识的一种。瓦雷里总把“知识”与“明察”相混淆。况且要做到明察，下狠心矫正错误，他心里带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骄傲：他认识自己并钦佩自己认识自己。说公道话：他不钦佩他的心智，他钦佩作为“心智”的自己。他的自恋是和他所称的理解力的“激动”和“凄恻的”分不开的，它不是一种私人日记的自恋，不是作为“独一无二的”错乱的对自我的爱慕，也不是那些喜欢“倾听自己”（当然是指心理上的）的人的自我；不是，这是一个抽象的自我，更准确的说：一个抽象的个人的自我，与精神分析学的内省或猥亵思想的自我欣赏毫不相干。我们要注意自恋者的严重缺点，在瓦雷里身上丝毫不是天生的：否则如何解释后世异口同声肯定他惟一的领域是政治上的论断和预见呢？历史是他竭力加以摧毁的偶像，他很大部分却由于历史而传世，而继续存在，而且在现在还具有现实性。人们引用最多的是他有关历史的言论，这是他或许也会欣赏的一种讽刺。人们对他的诗作有所犹豫，人们不接受他的诗学，可是征引那个留心时事的道德论者和分析家的人愈来愈多。这个爱上自己的人是一块外向者的料子。各种表面现象，人们感觉到他并不鄙薄它们，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都不带有病态的、深沉的、极度内在的方面，甚至他从马拉美继承下来的“虚无”也不过是一种不会使人感到眩晕的蛊惑，丝毫不是通向错愕或出神的洞口。不知哪一卷《奥义书》里说过：“人的精华是言语，言语的精华是颂歌。”瓦雷里也许会同意头半句的说法，而不接受后半句的说法。必须从这种同意和这种拒绝中寻找理解瓦雷里的成就和他的局限的钥匙。

（完）

译者按：埃-米-齐奥朗出生于罗马尼亚，后定居法国并用法语写作。圣-琼-佩斯称齐奥朗“属于瓦雷里之后法国最出色的散文家之列”。不过，对于瓦雷里，齐奥朗也是个拆台的人。《瓦雷里面对他的偶像》发表于1970年，后于1986年收入文论集《赞誉的习作》。齐奥朗本人在谈到这篇文字时说：“瓦雷里以严谨使人入迷。任何心跳、过火都跟他的名字沾不上边。他只是失之高雅。我对他所作的不公正的评论，出自一种不纯正的愤激，这是我应该在这里加以揭发的。”齐奥朗行文练达，其文风得益于瓦雷里不少，但语气猛烈。二战后的二十年之间，法国知识和文学界各种文艺理论和批评家鹊起，理论和诠释盛行，概念与思想混淆，“马拉美与瓦雷里”也是潮流所举的旗帜，这也是齐奥朗写作这篇“故意”或者“过火”之文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