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如何当家？怎样做主？——重读鲁煤执笔的话剧《红旗歌》 1

内容提要：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公演的第一部正面表现工人新生活的大型话剧《红旗歌》，在社会主义文艺史上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前瞻性地以直接描写即将成为新社会主人的工人日常化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叙事形态，来展示对未来生活的描绘和向往，表达工人当家做主的愿望和试验。在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明显被边缘化的今天，重新阅读和阐释《红旗歌》，重温半个多世纪以前革命即将胜利、新政权即将建立之际，一个25岁的青年诗人尝试描写的那个梦想般的工厂乌托邦，会生出什么样的感想呢？ 关键词：鲁煤 《红旗歌》 当家 做主 1948年底，25岁的青年诗人鲁煤完成了大型话剧《红旗歌》初稿。这个戏的创作形式很有意思，著作的署名有六个人，注明是集体讨论，鲁煤执笔。据鲁煤介绍，这个戏最初由陈淼、鲁煤和辛大明三人讨论提纲，分头写作，鲁煤负责统稿。后来证明这样的创作形式是失败的，改由鲁煤负责写出初稿。在修改和演出过程中，又有三位参加执导的人员刘沧浪、陈怀皑和刘木铎加入讨论，基本上是提供剧本的修改意见，真正的执笔者仍然是鲁煤。 鲁煤参与了接管石家庄的大兴纱厂的工作，并通过在实际工作中与工人的接触，或者说，根据鲁煤本人对于未来工人新生活的独特理解，创作了这个作品。鲁煤的回忆录《从石家庄出发，“打着红旗进北平”》中记载了这段生活的主要内容。 2 当时，鲁煤作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刚刚毕业的一个创作人员，为“深入生活”去参加接管大兴纱厂的工作，并不是负责实际的工作。鲁煤自己也说，因为他不懂技术管理，无法担任车间干部负责具体的劳动生产，他所参与的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清理阶级队伍、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二是在战备的背景下负责转移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作，三是参与筹建工会和树立、开展工会日常的宣教等工作，包括组织文艺活动、扫盲班等，四是配合厂领导做些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从时间表上来看：1947年6月，鲁煤于华大毕业留校；1947年11月12日，解放军占领了石家庄；三天以后，鲁煤来到石家庄参加接管工作（其实是“深入生活”，进行文艺创作）；1948年9月以前，鲁煤创作了话剧《里外工会》并准备排演，后因故停演；1948年12月，鲁煤完成了话剧《红旗歌》初稿；1949年2月，《红旗歌》在石家庄公演；1949年5月，《红旗歌》剧组进京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接着，随全国解放，《红旗歌》在各大城市相继公演。第一部正面表现工人新生活的大型话剧就这样在中国两个政权交替之际诞生了。 无论如何，《红旗歌》在社会主义文艺史上应该有它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部用话剧的艺术形式来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如何当家做主、如何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单纯出卖劳动力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下的企业主人转变的作品。鲁煤“下生活”的大兴纱厂是一家有近二十年历史的老厂， 3 在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兴纱厂，并进行党化教育，所以解放军占领以后，一度将其作为官僚资本而没收，鲁煤参与的接收就是在这个阶段。但不久后，1948年秋，有关方面已经查清该厂系民族资本的产业，1949年又将其归还给资本家经营。鲁煤创作《红旗歌》的时候，应该是1948年底，大兴纱厂还属于接管时期，尚未归还资本家经营。而那个时候，鲁煤显然已经知道这个厂将作为民族工业的产业归还资本家经营 4 ，以后中国究竟将走什么样的工业发展道路还不明朗。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想，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那么，民族工业的经营领导权还可能属于资本家，刘少奇于1949年5月的“天津讲话”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1949年5月举行的，关于革命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决策在战火纷飞的1948年还没有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将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前景，并不像农村进行剥夺地主阶级土地以及一切财产的土改运动那么清楚。鲁煤站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立场思考一种现实生活中尚未成形的新的生活状态，即解放了的工人们，作为未来社会的领导阶级的成员，他们如何看待并参与新生活。在这个前提下，根据鲁煤在接收工作中接触到的四个方面的工厂生活，《红旗歌》的故事创作大致可以表现这样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描写接管工厂初期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因为这个工厂在国民党时期受过党化教育，许多职工都被迫加入国民党，也可能混入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或破坏分子，鲁煤在工厂也确实参与过清查国民党分子的“肃反”工作。要从这方面来表现暗藏的特务如何挑拨离间、破坏生产，肯定是符合当时主流的阶级斗争思想。第二种形态，描写战争背景下的工人护厂活动，这也是1950年代初当时比较流行的题材，鲁煤直接参加过在国民党飞机轰炸下护厂以及转移机器等实际工作，这方面内容可以表现得紧张、激烈，也可以写出暴力和牺牲等等，能够吸引当时的观众。在战争状态下写战争下的故事，也有实际的教育意义。周扬最初看了《红旗歌》的剧本，一方面非常支持鲁煤的创作，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其中就要求作者把故事放在战争的背景下展开，但鲁煤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叙事形态都可以说与具体的现实生活斗争有直接关联，也比较符合戏剧要求有非凡故事的艺术特点，而且在往后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从阶级斗争和战争背景角度来创作的思路，依然是主流的方向。如《红旗歌》里有一个细节，落后工人故意将白花放入竞赛对手的车斗里，造成了对生产的破坏，相似的细节后来出现在样板戏《海港》里，变成了阶级敌人有意破坏，将玻璃纤维放入出口大米袋里。我这么分析的意思是，鲁煤在创作《红旗歌》时存在着多种叙述形态选择的可能性，但是，鲁煤没有按照一般的流行的表现形态来创作，而是采取了第三种叙事形态——既没有战争背景，也没有阶级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而是直接描写了即将成为新社会主人的工人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用日常化的生活形态来展示作者对未来生活的描绘和向往。这不能不说，是作家对变动中的社会生活的前瞻理解和主观热情所致。在题材选择上，前瞻性似乎比主观热情更重要，主观热情可以同样用来描写战争和肃反，而只有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的理解，才可能导致作家对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竞赛情有独钟，围绕了劳动竞赛来展开描写工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鲁煤确实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这一点，作为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虽然，他自己对于未来生活图景以及如何切实地用文艺创作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具体的想法，而且，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前，沉湎于战火中的最高当局也未必对未来社会的工人阶级如何发挥主人的作用有过成熟的思考，但是周扬在鲁煤的创作中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部代表未来方向的剧作：鲁煤以他特有的政治热情，已经从生活中发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劳动形式和生活态度，及时地把它用艺术形态表达了出来。工人的劳动竞赛，既是一种被社会主义国家明文确定的组织劳动生产形式，又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形态下不可能实行的劳动形态，它只可能产生在新的社会制度，即工人阶级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有了当家做主的感受，才有可能从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巨大的劳动热情。 5 当作家选择劳动竞赛作为叙事主题时，他已经充分感受到工人在这样一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与以往被动地出卖劳动力所不一样的劳动态度和热情，并且有力地把这种态度表达了出来。周扬显然是注意到这一特点，他在赞扬《红旗歌》的文章里特意分析了围绕劳动竞赛的场景： 《红旗歌》第一次把工人在生产竞赛中所表现的高度的劳动热情及在生产竞赛中所发生的问题搬到了舞台上。剧本一开幕就展开了生产竞赛的热烈的场面。女工们完全卷入了红旗竞赛的热潮中了。当细纱组生产组长也是工会分会主任的老刘说：“这些小闺女们哪！看着那红旗比命还值重哪！” 一个女工马上答嘴：“我们自个儿为了积极生产，发动的竞赛，自个儿流汗挣来的红旗，为什么不值重啊！”这些女工们为了争取红旗，饭不吃、水不喝地干着活。正如组长老刘所说的：“半年以前没解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过的这么痛快，也没想到这辈子还有这么大心劲儿……”工人们一经解放，他们的政治觉悟就很快得到启发和提高；他们蕴藏的劳动的创造的热情和精力就会像源源不绝的泉水一样喷射出来，他们凭着这股劲儿就能够改变世界的面貌，创造出历史的奇迹。在竞赛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他们和落后分子划分了明显的界限。一切工人，先进的和落后的，都将在竞赛中受到严重的考验。 6 尽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以工人为题材的作品，描写工人武装起义、罢工斗争的创作也不少见，但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政党与城市工人结合斗争的印迹，随着1930年代中共改变了城市暴动路线转而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以后，中共与城市的工人运动的关系基本上隔裂了。这一点，周扬非常明白，他明确地说： 我们进入城市第一个遇到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依靠工人，恢复与发展生产工业生产，学会管理工业。由于我们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退入农村，在农村坚持斗争二十年之久，在这二十年当中敌人一直占据了城市，因而造成了共产党与自己的阶级——工人阶级长期隔离的状态，以致我们胜利回到城市的时候，不但许多工人受了敌人长期欺骗宣传的影响，对自己的政党不能立刻认识；同时我们的许多干部，他们大都是农民出身，或是长期在农村斗争过来的，对于自己的阶级群众、城市产业工人也一度发生了生疏的、“格格不入”的感觉。许多干部缺乏明确的“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7 其实，周扬面对的困扰，正是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自认为代表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党经过了二十年的农村斗争，其主要干部也都是来自农民，现在要通过武装斗争来夺取全国政权，要面对真正的自己的阶级群众，它将如何依靠工人阶级来探索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回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个任务，也就如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的，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彻底、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 8 周扬在这个意义上充分肯定了鲁煤的《红旗歌》的创作。这也是当后来鲁煤因为胡风冤案的牵连受到批判和打击时，作为胡风的敌人周扬却一再保护他以及《红旗歌》的原因。 9但是，还是因为受到胡风冤案牵连的影响，以及后来中共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的主导理论，也没有淡化战争文化心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影响，所以，鲁煤的《红旗歌》的前瞻性及其寓含的共产主义的因素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在一般现代文学史上，1940年代后期的解放区戏剧创作中，《白毛女》是一枝独秀的代表，而《红旗歌》很少被提起。如果解放区文学基本上可以定义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党的文学”的话， 那么从中共革命的历史任务而言，反映民主革命农民翻身的《白毛女》和反映新社会工人阶级领导生产的《红旗歌》，应当是当时革命舞台上的“双璧”——从民歌为主旋律的新歌剧到西方文艺形式移植的话剧，从旧社会的农民翻身故事到新社会的工人当家宣言，从传统的“人鬼”传奇到新型的劳动生产画卷，反映了历史过渡时期的两个重要的时代主题。10 一部优秀的作品的构成，不仅仅靠社会意义的前瞻性和题材的先进性，而是要求文本自身的艺术力量。构成戏剧的主要因素还在于如何表现矛盾冲突和人物塑造，而表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题则很难使这些因素达到完美的境界。劳动竞赛本身是一个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人们克服私有制造成的劳动异化、使劳动回归人类本质的设想之上，正因为意义重大，当苏维埃工人在义务劳动中爆发出巨大热情时，列宁及时地抓住这一新生事物，给以高度的表彰。但是这样一种劳动形态要构成戏剧冲突则有很高难度，（如田汉后来创作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就是一部失败之作）。所以，鲁煤《红旗歌》的成功，不但是因为在舞台上第一次表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题，更主要的是他围绕了工人劳动竞赛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的描写，表达了一个工人日常劳动生活和时代大趋势结合起来的主题，那就是工人当家做主的愿望和试验。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尤其是真正的无产者产业工人）究竟如何从一般的劳动力出卖者转换为劳动对象的主人，如何从社会底层的被统治阶级转换为社会所有制的主人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实践的尖锐问题。回顾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工人当家做主有没有真正地实现并且完善，也是一个值得质疑的尖锐问题。正因为它所含的乌托邦和现实社会主流意识之间构成的鲜明对立，我才以为《红旗歌》所表现的主题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同样激发我们对于现实社会中某些劳动态度以及工人（包括所有的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严肃思考。 如果说，《白毛女》讲述了一个农民翻身的传奇，那么《红旗歌》所要探讨的是工人如何当家做主的故事。这个话剧避开了一切可以构成戏剧冲突的传奇要素，如战争、飞机轰炸、特务破坏等，集中描绘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工人在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中，如何当家？怎样做主？这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全新的命题。革命的硝烟尚未结束，新生活的序幕刚刚拉开，中国未来的道路十分迷茫，新的社会形态究竟如何形成，都没有标准的答案。一切都需要从实际出发，从最初的起点上进行探索和实践。这个任务对于25岁的鲁煤来说似乎有点沉重，我们至今还不太了解，鲁煤在创作《红旗歌》以前接受过哪些教育和影响，使他自觉地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工人阶级新的生活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国家生产所有制以后，工人当家做主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它主要体现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如工厂企业）不再属于任何形式的私人所有，而是由工人为主体、工厂企业的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利益攸关的生产单位，为了克服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切实表现为工人与劳动、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工人与企业管理、工人与工人四大关系的重新调整。《红旗歌》正是在这四大关系调整中组织剧情矛盾与人物冲突，它所展示出来的，是真正的新的艺术世界。 首先是工人与劳动的关系的调整，这是剧本最主要的剧情和矛盾线索。大幕拉开，舞台上一派热气腾腾的工厂劳动竞赛场景，工人们被热情所驱使，提早三刻钟冒雨来到工厂车间准备上岗，剧本故事特别提醒观众：这是争夺红旗的劳动竞赛而不是一般的上班出工。剧中主要人物、落后分子马芬姐与先进分子的矛盾冲突也是来自于对待劳动竞赛的不同态度。马芬姐是一个有经验的看车工人，用彭管理员的话说，“马芬姐的工龄比你们哪个都长，马芬姐手艺比你们哪个都好。”因此，在劳动的技术和经验方面，马芬姐并不落后，关键还是对待劳动态度，尤其是对待集体主义的劳动竞赛的态度。马芬姐与积极分子张大梅吵架时有过这样的表述：“张大梅，你不提竞赛算没事儿，你一提竞赛咱们是解不开的冤仇！以前工友多好哇，各干各的活儿，各挣各的钱，谁也不找谁的岔儿。偏是你们这些积极分子、干闺女们，发动什么竞赛，分什么这个积极、那个顽固，把这个圈在墙里、把那个推到墙外……”11 请注意，马芬姐不反感一般形态的劳动，在一般形态的生产劳动中，劳动方式是个体的，每个工人只对自己岗位的生产任务负责。每个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虽然他的工作可能处在生产的流水线上，但是他仍然是个体劳动者，与别的劳动者不发生横向联系，他们的劳动只是纵向的对工厂、工厂主、管理人员负责。但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每个工人的劳动不再是孤立劳动，而是汇入到一种集体性的、你追我赶的指标考核中，个体的劳动与个体的劳动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如剧本描写的，小组与小组的竞赛使小组成员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工人落后就影响了全组的竞赛指标，工人的劳动不仅对自己和工厂负责，同时也对整个小组成员负责。于是，作为劳动单位的小组内部就分出了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有了高下之分和等级之分，也有了矛盾的冲突——积极分子为了争夺先进就开始歧视、排斥甚至要求调离落后工人。本来是孤立封闭、处于隐秘状态的个体劳动被暴露在集体的眼睛之下。马芬 姐在另一个场景里自怨自艾：“哼，竞赛才不过两个星期，总共也只有二十天，就让你们弄得我站没站处，立没立处，没处藏，也没处躲！？……你们把我当成大粪车似的，谁见了谁恨，走到哪儿哪儿臭！？ ……”这样的语词和语气，让人联想落后分子在工厂发起竞赛后遭遇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紧张的人际关系。 事实上，集体劳动竞赛不仅刺激生产积极性、促使提高生产力，同时也是把生活中存在的积极、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人群捆绑在一起，通过鼓励积极、团结中间和孤立落后，让工人在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生产机制里，整体性地提高劳动积极性和思想觉悟。正如彭管理员教育大梅的：“搞红旗竞赛，要完成生产计划，达到指标数，必须要进步工友带动落后的呀！”生产竞赛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通过生产活动来进行的组织动员、思想教育以及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剧本取名“红旗歌”的意义很具体，就是指班组之间的红旗竞赛，通过生产竞赛争夺红旗的意思，但“红旗”本身的象征性，也包含了“解放”、“革命”、“新中国”等意义，两者结合起来看，作家赋予了社会主义生产竞赛全新的历史使命和重要意义。 其次，是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工厂）的关系的调整，这是从工人与劳动关系的改变生发而来的。由于工人在生产竞赛中有了当家做主的良好感觉，劳动才可能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在竞赛的过程中，工人不知不觉地与工厂站在同一个立场。《红旗歌》故事发生的时期，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还没有真正形成，舞台上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工厂”仅仅作为模糊的背景存在着，具体表现的是一个很小的生产单位——班组，最高领导是“本班生产管理员”彭管理员。在“班”下面还有两个以上的“组”，其中一个是细纱组，领导是生产组长兼分工会主任老刘。这样，我们从舞台上看到了这个小小的“班组”存在着两个领导系统：一个是生产系统，一个是工会系统。舞台上彭和刘都非常忙碌，不断地召集或者去参加各种会议，暗示了当时的新时代特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彭的工作是领导班组的生产活动、组织竞赛考核以及负责政工方面的工作，是主要领导，而刘的工作是沟通工人与班组领导之间的信息，反映工人意见，负责工人各种福利（分发配卖米面的票证、分发各种竞赛奖品）等等。当工人之间发生纠纷时，工会与管理员同时参与处理。班组里只有两个中共党员：彭管理员和先进工人金芳，因为战争环境，他们的党员身份都没有公开，共产党对工厂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工人在群众中建立威信来体现的。工会的活动中，非党员的刘主任不停地反映工人对工厂管理的意见，协调工人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代表了工人民主管理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工人与工厂的关系，是通过倾向共产党的工会来调整，通过具体党员以先锋模范作用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逐渐改变工人与工厂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工厂之间是对立的，这是劳动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工人们以破坏机器设备、消极怠工、罢工等不同形式体现了仇恨情绪。但自解放军占领接管了工厂以后，这种仇恨、对立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党员工人金芳对马芬姐说：“芬姐，要是解放以前，我也不这样劝你；那时候，咱们受国民党压迫，吃不饱、穿不暖，我也偷厂里的纱，我也跑茅房去歇着；那时候，咱们那样做是对的，可今天还这样做就完全错啦。”12 就是说，落后分子马芬姐在“半年前”所做的消极怠工的一切行为，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金芳也同样做过，并不认为是“落后”，而在半年以后，工厂属于共产党了，工人再这样做就是落后了。这里完全回避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素质教养和职业道德，只是将“工人”作为一个与“工厂”相对立的群体符号来塑造。那么，作为“落后分子”的马芬姐要向金芳提出质问：你凭什么这么说？马芬姐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时代两次被开除出厂，作家描绘她是“一个被旧世界的剥削、压榨、凌辱所歪曲了的性格，一个痛苦、孤僻、倔强甚至有些无赖的性格”13 的工人，显然，仅仅靠金芳用共产党来后配发打折的生活品作例子，是不能完全让马芬姐这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落后分子”信服的。这就构成《红旗歌》的主要矛盾冲突——厂方如何处理已经犯了“破坏竞赛”的错误、并与生产管理部门发生激烈冲突、自行辞职、又陷入绝境的马芬姐。按照一般情况，作为劳动力的工人与作为组织生产管理的助理员之间发生冲突时，厂方从利益考虑也是站在助理员一边的，更何况工人马芬姐的“落后”行为已经构成了“破坏竞赛”的事实。但是，剧中情节还是出现了转机，第三幕，代表厂方的彭管理员、代表工会的老刘、代表工人的金芳，分别三次去马芬姐的家，访贫问苦，并且请她回厂工作。当然，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已经明白，马芬姐的所谓“破坏”行为并不严重，可以接受处分，但不可能接受开除，剧情的最后结果，与观众的预期是一致的，由此让观众与剧中人物一起相信：工厂的主人是工人，不仅是属于先进工人，即使是被认为不合作的落后的工人，仍然是工厂的真正的主人。在剧中，彭管理员是最高的班组领导，因为故事是在工厂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管理员也可以象征为工厂的实际领导。剧中工人金芳对马芬姐说：“今天工厂是咱们国家的，是咱们工人的，管理员他们代表咱们工人管厂的，……咱们不是常盼着有这么一天，工人受了欺侮厂里给咱撑腰，管工的犯了错误厂里不护着他吗？——咱们盼的这一天早来啦！”14 这一段话很值得分析，在作家的理念里，工厂属于国家（新政权），也是属于工人，但工人本身并没有管理工厂，而是让新政权（彭管理员）代表工人管理，并且在管理中保护工人不受欺侮。工人在新的工厂体制里，劳动积极性来自于工厂是“咱们的”，但工人对于工厂的管理意见则是通过工会来向厂方沟通。这个模式及其 理念，大约以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是被贯彻下来了。 其三，工人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又是从以上的工人与工厂的关系生发开来的。其实，剧本所提供的工厂管理的模式与理念，并没有真正体现工人为企业主人的精神实质。因为工人没有直接地参与企业管理，“代表”工人管理工厂的领导也不是工人选举出来的，而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劳动形式的红旗竞赛，仅仅是作为工人劳动热情的体现，没有能够比较彻底地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工人在生产劳动中的权益并没有与工厂的利润直接挂起钩来。所以，剧本体现的工厂乌托邦，是作家在战争期间对未来工厂体制的一个粗糙设想。15 但是，作为一部探讨工人在企业里当家做主的剧本，作家必然要涉及到工人与工厂管理制度之间的矛盾。于是，剧中就出现了一个被留用的旧管理人员万国英，一个有技术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新政权抱有好感，他自觉想在新体制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助理员万国英与工人之间展开的矛盾冲突，体现了旧式企业管理模式和理念与政治上已经翻身的工人的劳动热情的冲突。万国英明确表示，“管理和工人根本是矛盾的”，因为“工人生来的就是想多挣钱、少干活儿，管理上就是想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低成本”，所以他认为“真要提高生产，达到标准数，只要管理上订计划、下命令、有魄力、有信心、勤查勤管、有错就罚，就会完成任务，根本用不着发动群众、根本用不着让她们自个儿管理自个儿！”16 从今天的企业管理学的发展来看，万国英的话虽然简单朴素，仍有几分道理，代表了一种现代管理制度的理念，但它又是比较原始的、陈旧的管理模式和理念，作家把它与另外一种比较先进的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管理模式作为相对立的管理模式，在剧本里展开了讨论，这是相当前沿性的问题。可惜当时还在战争期间，现代工业管理的思想还没有被真正地关注，工厂的现状里也不存在这样的探索，剧本里的矛盾冲突仅仅局限在如何看待工人转变了社会地位以后的劳动热情、领导是走群众路线还是走旧式管理路线等等方面，不能进入深层次的思考。17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所出现的新变化，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剧中有一个细节，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反感落后分子在生产上拖了集体后腿又批评无效时，积极分子使用了“开除”的建议。剧中有这样一个对话（人物是积极分子大梅，落后分子小美姑）： 大 梅：（过度气愤，反而说不出什么来，声音也不高了）好，好，好，小蘑菇，我们惹不起你们，我们怕起你们了，（推小美姑）你们请出去吧！请出去吧！ 小美姑：（退，惊异）请出去？ 大 梅：反正我好话也跟你们说完啦，我也没劲儿跟你们吵啦，把你们开除完事儿——你们请出去！ 小美姑：（大惊）开除？ 大 梅：嗯！以前我劝过你们多少回，叫你们进步，叫你别老跟着死顽固屁股后头跑，你不听，到这会儿要开除你们啦，我再也没法儿救你啦！ 小美姑：（急得要哭）谁要开除我们？谁要开除我们？ 大 梅：（声音突然高起来）我们！——我们要开除你们！ 小美姑：你们！？ 大 梅：嗯！我们！（向四下看看，见无人，大声）金芳、月香、仙妮，我们刚才在西段开会决定的，你们要再不好好看车，多出了白花，影响我们达到标准数，我们全组要求管理员开除你们！…… 这个文本非常有意思，按照前面引用的马芬姐的话，以前工人受压迫、反抗压迫的时候，“以前的工友多好哇！”那时候工人的目标是相一致的，立场也是一致的，都是被压迫阶级。但是解放军占领工厂以后，实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工人当家做主，一部分人积极性焕发出来，成为积极分子，另一部分人仍然把工厂看作劳动异化的象征而仇恨，成为落后分子。工人之间分出了不同的阵营。然而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分子从歧视、排斥，最后发展到集体要求把他们开除，这一观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工人中真有把自己当作工厂的主人的意识，同时也反映了普通工人中间，仍然存在着普通农民群体相似的群众暴力的倾向，潜意识里希望能够用群体暴力（或转换为制度的暴力）来排斥、惩罚与自己不合作的人们，哪怕他们也是同样的工人。这种复杂的群众心理极为生动地反映在积极分子大梅、美兰等形象的言行里。 在这方面，作家鲁煤显示了敏感的分辨能力，他在剧本里把如何对待落后工人作为戏剧冲突的主要线索，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工人积极分子当中急躁的左倾幼稚病，正面描写了努力团结落后工人一起进步的共产党员金芳、彭管理员等形象。我的理解是，每一次局势大变动之际，总是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得风气之先，利用时代风气而呼风唤雨，成为积极分子，也总是有一部分有经验的坚守者、观望者采取保守的态度静观其变，这些人通常被积极分子视为落后分子。但是，现代工人的劳动要真正克服异化而回归人性本质，首先要让所有的工人（而不是一部分积极的工人）获得解放，真正地成为工厂的主人，让他们真正地为自己的价值和自豪而劳动，这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必须认识到的。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然后才能够解决工人与企业管理、与工厂所有制等问题。虽然，在当时的时代局限下，鲁煤在《红旗歌》里涉及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没有进一步深入描写，作为正面人物的金芳与彭管理员的形象也不够饱满，不能让观众从这些形象中感受到一种新的理想正呼之欲出，但是，《红旗歌》毕竟在社会主义政权完全建立之前已经提出了这个时代前沿的问题，描写了丰富、形象的戏剧冲突，激励人们对未来作出新的思考。事实上，《红旗歌》发表半个多世纪以来，描写工人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是就社会主义工业发展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和基本问题而言，并没有太大的超越。 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从未产生过像前苏联时期的《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这样的描写社会主义工人题材的力作，因为我们即使在社会主义全盛时期也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认真探讨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应该如何当家怎样做主的问题，那么，在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明显被边缘化的今天，我们重新阅读《红旗歌》，重温半个多世纪以前革命即将胜利、新政权即将建立之际，一个25岁的青年作家尝试描写的那个梦想般的工厂乌托邦，会生出什么样的感想呢？ 2010年12月28日于鱼焦了斋 注 释： 1 2010 年8月里，中国戏剧家学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为七月派诗人、剧作家鲁煤先生举办其创作六十五周年的研讨会，鲁煤先生给我发了请柬，但是，因为我当时正忙于筹办复旦大学中文系八十五周年庆典，安排不出时间写论文，就没有出席会议，但我答应在会议出版论文集时将写一篇讨论《红旗歌》的文章，谈谈一个当代的研究者如何理解六十多年前的一部作品。本文就是为鲁煤先生的研讨会论文集而作。 2 鲁梅《从石家庄出发，“打着红旗进北平”》，收入《鲁煤文集2·话剧卷·红旗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3 大兴纱厂全称“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总公司——“裕大华公司”（其前身即“楚兴公司”）设在汉口。1922年在石家庄建厂，以生产“山鹿”白布和“双福”纱等产品，在我国北方地区享有声誉，也是石家庄产业工人数量最多的企业。1937年以后被日本侵略者强占，1945年国民党接收。1947年解放军占领石家庄以后，大兴纱厂起先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被没收，由新政权接管。但在1948年以后，有关方面逐渐查清其为民族资本产业，1949年又归还给资本家经营。50年代以后才公私合营，今为石家庄市第七棉纺织厂。 4 鲁煤在1948年秋完成剧本《里外工会》，把以大兴纱厂为原型的工厂背景写成官僚资本企业，“但此刻发生了重要事情，我们党和政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证实原以为是官僚资本的大兴纱厂，实属民族资本，按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应即发还资本家。而《里外工会》是按官僚资本写的，这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结果《里外工会》停止了排演，鲁煤转而创作《红旗歌》。（鲁煤：《从石家庄出发，“打着红旗进北平”！——回忆〈红旗歌〉创作的前前后后》。 5 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如下：“社会主义国家为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所开展的，以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为目的的群众性竞赛活动。”在该词条的相关举例中，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经验具体地解释了它的精神：“苏维埃国家建立初期，劳动竞赛的形式为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1919年 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第一次举起了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的旗帜。同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25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把它确定为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一种主要形式，并一直沿用下来。在1930年代初期，劳动竞赛的形式为突击手和突击队运动，特点是充分利用工作日，提高产品质量。1935年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影响最深远的劳动竞赛形式。1935年 8月30日，顿巴斯“中央－伊尔明诺”煤矿采煤工Α.г.斯达汉诺夫（1906～1977）在一个工作班的时间内采煤120吨，超过定额13倍，创造了当时世界上采煤的新纪录。……联共（布）中央在1935年11月17日召开了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同年12月并在中央全会上确定了各部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具体措施，从而使这一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得到推广。（内容有删节） 6 7 周扬《论〈红旗歌〉》，收《鲁煤文集2·话剧卷·红旗歌》，第311～312、311页。 8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1页。 9 关于《红旗歌》受到当时《文艺报》的批判，以及周扬保护鲁煤和《红旗歌》的经过，可参阅鲁煤的回忆录《〈红旗歌〉与胡风“七月派”——胡风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专稿》、《为〈红旗歌〉，周扬与胡风冥冥中合作——我与胡风恩怨实录》，均收入《鲁煤文集2·话剧卷》。第423～451页。 10 这个观点，最早是胡风提出来的。据鲁煤在《为〈红旗歌〉，周扬与胡风冥冥中合作——我与胡风恩怨实录》第九章中说到一个细节：“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当时，苏联为中国拍摄的两部彩色纪录专题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介绍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取得革命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介绍新中国掀起和平建设的热潮），正在上演。当时，胡风住在北京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里，我们谈到《解放了的中国》中有歌剧《白毛女》舞台演出的镜头。胡风忽然说：‘反映新中国的建设，应该采用《红旗歌》么，《白毛女》应该放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同前，第444页。）他也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肯定《红旗歌》。 11 12 13 14 16 本文所依据的《红旗歌》版本，是《鲁煤文集2·话剧卷·红旗歌》所收的剧本，第180、188、153、271、214页。 15 关于这个问题，周扬在《论〈红旗歌〉》里也注意到了，他专门分析：“在《红旗歌》中，工厂的正规的民主管理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这种制度是必须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人代表会议等等组织形式才能正式建立起来，这个工厂不过在管理民主化上走了第一步。”第318页。 17 这个问题后来在社会主义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当时的工厂企业领导坚持用“管”“卡”“压”一套旧式管理制度来对待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把这套旧式管理制度的责任放到刘少奇的身上，认为刘推行了资产阶级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