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影响 戴前伦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影响 戴前伦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影响 戴前伦 内容提要：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梵我同一”观影响了我国现代早期创造社的郭沫若和文研会郑振铎、王统照的诗学观，泰戈尔“泛爱论”影响了文研会的郑振铎、冰心和新月社徐志摩的诗学观。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影响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机理包括“三种路径”，即通过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含诗学）而受到影响，阅读泰戈尔的作品（含诗学）而受到影响，与泰戈尔密切交往而受到影响；“两种哲学”，即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老庄哲学，以“仁”为本的孔子哲学；“一种背景”，即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提倡个性解放的时代元素。 关键词：梵爱和谐；诗学生态；泛神论；爱的哲学；影响机理 作者简介：戴前伦（1955—），教授，四川资中人，现任教于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 Influence of Tagore’s Harmony of Universal Love on Ecology of Chinese Early Prose Style Dai Qian-lun Abstract: Tagore’s harmony of universal love influences the ecology of Chinese early prose style directly, forming three eco-types: active to accept, accepted criticism, and rational criticism. The profound ecological influence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hanges of creating ecology structure for the prose style: transplanting and reforming Tagore’s thoughts and creating a lot of poetry, and it is popular to create the “verses” by imitating Tagore’s style of “ Stray Birds”; Second, the changes of the theme of creating ecology: Tagore’s “Philosophy of Love”---maternal love and children’s love greatly influence the theme of Bing Xin’s poetry, the natural love and Pantheism--- Tagore’s “the Unity of God and Man” are implanted into the theme of Guo Mo-ruo’s proses, the love and charity--- Tagore’s harmony of Universal Love have popular effects on the theme of prose created by Creating Society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agore’s harmony of Universal Love also makes Chinese early “verses” content ecological evolution for the harmony of Universal Love of loving children, loving life, loving nature and pursuing the pure love of the simplicity, and claims the new prose changes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bjective outside world to the inner subjective spirit. Tagore’s harmony of Universal Love gives several inspirations on the developing ecology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prose: the Contemporary prose creating should be diversified and commonly prosperous,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poetry should be made from more poetic aspects,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in China and India should be shared from all kinds of platforms. Keywords: ecology of prose style; harmony of universal love; influence; poetic ecology; creating ecology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Dai Qian-lun,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s, Neijiang Nornal University, the memb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the director of Sichu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现代的伟大诗人，自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外对他的研究热烈而持久，研究成果广泛而丰硕。但是迄今尚无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和专著问世。因此，研究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影响，对我国当代诗学生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借鉴泰戈尔“梵爱和谐”的思想，为我国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和爱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本文所谓“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时间阈值是指从1915年10月《青年杂志》首次刊载泰戈尔的译诗，到1929年泰戈尔第二次访华为止所发表、出版的有关诗学文章、言论和著作。所谓“诗学生态”是指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界形成的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诗学形态和文化景观。对于泰戈尔的哲学思想，一般学者将其分别概括为“梵我同一”和“爱的哲学”。泰戈尔崇信奥义书中“梵我同一”的哲学，把“梵我同一”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因为“梵”是婆罗门教指不生不灭的、无所不在的最高境界或天神。 笔者认为：“梵我同一”是指人与自然或客观事物的和谐统一，“爱的哲学”是一种“泛爱”思想，包括爱母亲、爱儿童、爱恋人、爱自然、爱人类、爱祖国等；“梵我同一”与“爱的哲学”的本质是“生命”，因此这两种重要思想是和谐统一的生命整体，即“梵爱和谐”的生命整体。“爱”将“梵”的体验引向一种审美体验，使自然山水具有了万象化一的生命整体意识，包含了生命与环境一体性的美学意趣。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产生过直接而深广的影响。 影响研究认为，“流行学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的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文艺思潮、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① 其中“理论思潮的影响”“可以是哲学、政治、文学理论等多方面的”。② 根据流行学的原理，本文将深入研究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包括“梵我同一”的泛神论和“爱的哲学”的泛爱论）这两大生命元素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影响。 （一）泰戈尔“梵我同一”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影响 在印度婆罗门教看来，“梵”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不在的“天神”，泰戈尔崇信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的“梵我同一”观，因此泰戈尔“梵我同一”思想的实质是泛神论。“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③ 泰戈尔“梵我同一”的“泛神论”思想在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一点出发，指向多个终点的影响”，④ 即“一对多”的辐射式影响，接受这种影响最典型的文学社团是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 —————————————— ①、②、④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3，71，72页 ③ 张娟.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4) 在我国现代诗学界，创造社领军人物郭沫若最早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他早在留学日本的1915 年就接触、接受了泰戈尔的“泛神论”，他说：“既嗜好了泰戈尔，便不免要受他的影响。在那个时期我思想是倾向着泛神论的……我因为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泰戈尔，于泛神论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① 泰戈尔泛神论带给郭沫若的，不是哲学的考量，而是老庄的领悟，但并非宗教徒式的修行膜拜，而是在老庄与诗学之间的心灵对话，人与自然之间的自我遨游。郭沫若曾高屋建瓴地指出：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的思想……‘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全部”。② 泰戈尔的泛神论比较复杂，更多地表现为对“梵” 本体的精神领悟，力图挣脱物质欲望的束缚，净化自己的灵魂，从而自我完善，在有限中达到无限。郭沫若认为“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③ 于是他依托“五四”精神，对泰戈尔泛神论进行主动选择和改造，在诗学领域主张讴歌反抗行为、创造精神、个性主义和主观自我。“郭沫若从其泛神论中，吸取了追求自由反对封建压迫的力量，使其诗歌气势磅礴，热烈奔放” 。④ 郭沫若对泰戈尔泛神论的主动选择和改造，是五四精神和时代主流思想对泰戈尔“泛神论”的选择和改造。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郑振铎(即西谛)也接受了泰戈尔“泛神论”的影响。他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曾经先后三次集结出版“泰戈尔专号”，使《小说月报》成为我国介绍泰戈尔的主要阵地。在诗学方面，郑振铎接受了泰戈尔“泛神论”的影响。泰戈尔强调文学的主体性，认为心灵是从自然中聚集起来的。郑振铎对此深表赞同，他接受“泛神论”主要倾向于自然的“泛神”，即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弥漫于富有生命力的万物之中。文研会的重要成员王统照在《泰戈尔的思惟与其诗歌的表象》中有一段对“泛神”的经典阐述，“他们所信为‘神’的，并非全能的主宰者，统于一尊而容有个人情感与思惟之发越的想象中的偶象，‘神’即无上人格之表现，无仪式、无羁绊，是大快乐大自在的对象。”⑤ 王统 —————————————— ① 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文集第11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40 ② 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J].创造周报，1923年第23号 ③ 郭沫若.文艺论集[C].上海:光华书局，1930:209 ④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2 ⑤ 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表象[N].小说月报,14卷9号，1923年9月 照深得泰戈尔泛神论的精髓，他强调作家创作必须具备深厚的修养和崇高的人格，使自己的精神人格与宇宙合而为一，因为我们生活在宇宙中，所以我们的精神就须同宇宙精神化为一体。“冰心接受其泛神论，则以歌颂母爱、童真、自然美为主，字里行间流露出恬静与柔和”。① 冰心和王统照接受泰戈尔泛神论是由“自然直感”来表达的，他们的诗学观强调自然万物的相互融合，强调人的精神与宇宙精神的融摄化一。 （二）泰戈尔“泛爱论”对我国现代早期诗学生态的影响 “爱的哲学”是泰戈尔诗学的核心，他说：“人在本质上既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世界的奴隶，而是爱者，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成都在于‘爱’，爱的别名就是‘包容一切’，由于这种容纳力，这种生命的渗透力，使人类灵魂的气息与弥漫于万物中的精神才能结合起来。”② 这就是说，“人”与“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爱”的情感，“爱”支配着人类价值的最高境界“自由”和人类价值的最低境界“人性”，换言之，如果人类一旦缺失“爱”的情感，那么就会缺失自由与人性。因此文学作品必须普遍重视爱的情感和生命，这就是“泛爱论”。 文研会的代表学者和诗人郑振铎、王统照、冰心、瞿世英，新月社的代表诗人和学者徐志摩、闻一多的诗学理论都受到过泰戈尔“泛爱论”的影响。泰戈尔在《人的宗教》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情感” 诗学观，他明确指出：“人有着情感能量的蕴藏，这种能量并不完全用于他的自我生存”，“一切真正的艺术都起源于情感”。③ 在这里，泰戈尔不仅指出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而且强调了情感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情感”观是文研会成员创作文学的重要观念，也是他们评论文学艺术的重要范畴。因此文研会的诗学观自然容易受到泰戈尔“情感”诗学观的影响。郑振铎认为：“文学以真挚的情感为他的生命，为他的灵魂”，“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是以真挚的感情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④ ———————————————————— ①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2 ② 泰戈尔：人生的亲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③ 泰戈尔：人的宗教[M].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17：11 ④ 西谛（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N].时事新报，1922年5月11日 郑振铎的这种“情感”诗学观与泰戈尔的“情感” 诗学观一脉相承，他将情感视为文学的“生命”和“灵魂”，认为情感是文学的基本价值，没有情感就没有文学，情感是沟通客观世界与人的内心世界的桥梁和纽带，文学的终极目的是“以真挚的感情来引起读者的同情”，使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陶冶读者的精神，净化读者的灵魂，激发受众的行动。这样的情感诗学观与泰戈尔以“爱”为基础的“情感”诗学观是理同义通的。 徐志摩和冰心的诗学观受泰戈尔“泛爱论”的“情感” 诗学观的影响最为深刻。 徐志摩与泰戈尔交情甚笃，其诗学观受到泰戈尔诗学观的明显影响。他代表新月社团体发表在《新月》杂志创刊号上作为“宣言”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与泰戈尔的诗学思想是意趣相投的，他说：“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人的灵感”，“ 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① 徐志摩的宣言否定了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主张文学应当“为人生而艺术”。“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理想的源泉是生命，生命的基本元素是情感，情感的内在冲动和外在表达是“爱”，“爱”的最高境界是“爱的哲学”，这与泰戈尔“爱的哲学”的诗学思想所蕴含的“泛爱论”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泰戈尔“泛爱论”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爱者”，爱使人类灵魂的气息与弥漫于万物中的精神结合起来。“泛爱论”包含热爱生命的重要元素，具有生命神秘主义的色彩，它认为生命是自由的不断爆发，并在不断返回死亡之中寻到自己的韵律。徐志摩所追求的超越生死的爱的神秘境界与泰戈尔的“泛爱论”诗学是息息相通的。 冰心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深受泰戈尔“泛爱论”的影响，而且在诗学方面也受到泰戈尔的“泛爱论”的深刻影响。泰戈尔说：“我感到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宗教——人的宗教，在这类宗教中，无限在人道中变的有限，并与我逐步接近，于是这也需要我的爱恋的互助。”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泰戈尔是一个“爱”的崇奉者，他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人类进步的是“爱”，是互信和互助。冰心诗学中的泛爱论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情感表现为献身精神。但冰心也和泰戈尔一样，认为“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 —————————————— ① 徐志摩：《新月》的态度[N].《新月》创刊号，1928年3月 ② 泰戈尔：人的宗教[M].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17：19 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爱涵盖了自然之爱、母爱、儿童之爱和人类之爱。泰戈尔和冰心都把“爱”看成是拯救人类的精神宗教，只不过冰心更关注人的情感意义，希望通过“爱”来唤起人类的理智行为，从而达到世界的共生和谐。 泰戈尔的“泛爱论”还包含着丰富的“爱自然”的精神，这对郁达夫、许地山、冰心的诗学观有明显影响。郁达夫是一个天生的自然崇拜者，正如他所宣称的：“对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① 许地山从自身生命无常的感受中提升出推及万物的悲悯胸襟，他以这种的慈悲心去体认有情世界生命体的佛法精神。冰心对自然更是迷恋，她说：“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② 她把自然作为诗歌的表现中心和主要内容，倾注对自然的情感与认知，使她那“自然的图画”染上了热烈的主观情调和深妙的哲理灵光，成为诗化的自然。 （三）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影响我国早期诗学生态的机理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将文学和诗学的影响传播过程确定为三个元素：放送者、传递者和接受者，从影响的角度对接受者进行了研究。通过接受求证影响的“事实”，将接受视作起点，对影响进行原始性探寻，研究影响的渊源和机理。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影响我国早期诗学生态的机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影响我国早期诗学生态的路径 概而言之，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影响我国早期诗学生态有三种路径。 一是通过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包括诗学理论）而受到的影响，如郑振铎、许地山等人的诗学观。郑振铎是泰戈尔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之一，他译的《飞鸟集》、《新月集》是我国出版最早的泰戈尔诗集。他先后撰写了《太戈尔研究》、《太戈尔的艺术观》等诗学文章和《太戈尔传》。他的《太戈尔的艺术观》一文对泰戈尔的诗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在译介过程中受到泰戈尔诗学较为深刻的影响。许地山也翻译过泰戈尔的论文、诗歌，并拜谒过泰戈尔本人，是深刻理解并自觉接受泰戈尔诗学理论的学者，他接受泰戈尔“爱的哲学”，在诗学观中则表 —————————————— ① 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M].上海：天马书店1933：16 ② 冰心.《繁星》一四[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25 现为“爱”的宗教，主张宗教的人间性、人道性和宽容忍耐。 二是阅读泰戈尔的作品（包括诗学理论）而受到的影响，如郭沫若的“泛神论”和冰心的““爱的哲学”。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早期最先受到泰戈尔影响的诗人，他的诗学思想直接受到泰戈尔泛神论的影响，这是举世公认的，他在留学日本时如饥似渴地阅读泰戈尔的作品后说：“那清新的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① 冰心早年以虔诚和崇拜的心情深入阅读了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和《园丁集》，被泰戈尔“爱的哲学”深深吸引，并由衷折服，于是逐渐构建了以母爱、童心和自然三大主题的冰心诗学“爱的哲学”。 三是与泰戈尔密切交往而受到的影响，如徐志摩。徐志摩与泰戈尔过从甚密，交谊深厚，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40多天里，徐志摩时时伴侍泰戈尔左右；1927年秋天，泰戈尔在美国、日本讲学后，途经中国，私访徐志摩，吃住均在徐志摩家中；1928年10月，徐志摩从欧洲回国途中专程到印度去看望泰戈尔，在国际大学住了三个星期。泰戈尔非常喜欢徐志摩，在形影相随的日子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且经常互相交换赠送作品。徐志摩认为泰戈尔其人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甚至亲昵地称呼他为“戈老爹”。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流、心灵的对话和理念的浸润。因此，泰戈尔的“梵爱和谐”思想对徐志摩的影响至为直接而深刻。 2、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影响我国早期诗学生态的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尤其是老庄和禅宗崇尚自然，强调“天人合一”。 在老庄看来，“道”是万物的本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②“道”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人应遵守的生活总则。“道”是老庄哲学的核心和逻辑起点，老庄的“道”有三层含义：一是世界之本根，二是最高的认识对象，三是最高的人生境界。老庄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天”。老庄的“天”多指与人类共存的自然。老庄之道的精髓是“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③ 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中国诗学也崇尚自然，认为心灵向往着宇宙万物，宇宙万物统摄着作者的心灵，作者的心灵与外在自然景物契合为一，即沈佺期所谓“一草一木栖神明”。 ——————————————— ①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文集第11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40 ②《老子.下篇.德经》第四十二章，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77 ③《老子.上篇.道经》第四十二章，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44 汉儒的哲学思想合理吸收了老庄和禅宗思想，主张“天人感应”，认为宇宙万物、自然神明是人的主宰，人是宇宙万物、自然神明在人间、地上“感应”所产生的结晶。泰戈尔的泛神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同一，强调爱，强调和谐，具有潜在的东方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通，所以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我国早期学者的诗学延续着古代老庄、禅宗和汉儒崇尚自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很容易与泰戈尔的泛神论产生契合，从而接受泰戈尔的泛神论。如郭沫若接受泰戈尔“泛神论”就与喜欢庄子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中国儒家文化以孔子为宗，孔子的哲学是以“仁”为本的哲学，“仁”的核心是“爱人”（《论语•颜渊》），“爱人”的根本是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就是爱父母，“悌”就是交朋友、爱朋友。“爱人”的范畴极广，“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就是说“爱人”包括爱父母，爱朋友，爱众人，爱一切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冰心、王统照、徐志摩等人的诗学观延续着孔子哲学思想的仁爱精神，很容易与泰戈尔的泛爱论产生心灵契合和哲学共鸣，从而接受泰戈尔的爱的哲学。 3、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影响我国早期诗学生态的时代元素 我国现代早期的诗学，正面临着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文化转型和话语转型的文化背景，也面临着外国诗学的影响浸润与主动接受外国诗学影响的语境选择，因此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基和西方诗学影响的毗邻的印度泰戈尔诗学，自然就会作为我国早期诗学的选择，因为“泰戈尔信奉泛神论思想，毕生追求‘梵我合一’的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在所共知的有限的空间中认识无限，把自己的生命融会于伟大的自然中，从而找到了生命永恒的意义”，“泰戈尔崇拜爱，认为生命的起源、价值与意义就是爱，他的毕生的愿望就是为人类宣传爱的福音，让爱的光普照全世界”。① 泰戈尔的“泛神论”认为宇宙世间万事万物都由至高无上的“梵”即天神主宰，“梵”是自由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往的，它可以冲破一切世俗凡尘而存在。我国上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和“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大力倡导冲破一切传统和世俗的藩篱，维护人的尊严，争取人的平等自由，获取个性解放的权利，所以郭沫若、郑振铎、冰心等学者的人生观充分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其诗学观极易接受泰戈尔“泛神论” ———————————— ① 郭翠林：泰戈尔泛神论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N].语文学刊，2001（3） 的影响。 泰戈尔爱的哲学为中国人所钟爱直至接受，与五四思想界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对人道主义之爱的推崇和信仰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中国出现了思考的一代，“五四”青年的思想“渐渐地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①。在我国现代早期学者看来，正确的人生观应当包括爱祖国，爱和平，爱自由，爱母亲，爱儿童的思想。而泰戈尔的“爱的哲学”就包括爱国反帝、热爱和平、爱自然、爱母亲、爱儿童、爱恋人的精神。冰心的思想包含浓厚的爱母亲、爱儿童的思想，所以她的诗学能主动接受泰戈尔“爱的哲学”的影响。冰心提倡“爱母亲”，为什么不提倡“爱父亲”？因为父亲是父系世界的代表，父权的象征，而父权是封建宗法制的重要体现，所以提倡“爱母亲”实际上包含着反父权、反封建的思想，这与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冰心提倡“爱儿童”，因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人类的希望；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正积极探索国家未来的道路，寻找中国人未来的希望。至于徐志摩和郭沫若的“爱恋人”、 王统照和许地山的“爱自然”的“爱的哲学”，无一不与五四时期大力倡导“爱情至上”、“爱自然”，“爱祖国”的时代元素密切相关。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影响我国早期诗学生态的机理可能还有其它因子，但以上三个方面的机理是其主要构成因子。 —————————————— ① 瞿秋白.俄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36 参考文献： 泰戈尔：《泰戈尔的诗》，徐翰林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年版 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商务印书馆,1996版 泰戈尔：《人的宗教》，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17版 郑振铎译编：《太戈尔传》，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郭沫若：《郭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 郭沫若：《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30 郁达夫：《忏余集》，天马书店，1933版 冰心：《繁星》，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老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版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版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版 《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 《小说月报》,14卷9号，1923年 《时事新报》，1922年 《新月》创刊号，1928年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4) 《语文学刊》，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