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港

这将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周。工地上已经两个月发不出工钱，我们人心涣散，没有心情干活。工头也是躲着我们死活不敢露面。他吃过一次苦头，被我们二三十人围着讨了几个小时的工钱。有几个兄弟动了拳头，场面太过混乱，工地上也没有监控，最后工头只好自掏腰包付了医药费。

大概两周前，我们开始有组织的罢工。早上还是照样去工地，可是到了那儿却什么活都不干。没人敢来监工，于是我们就在那儿吸烟聊天，打发时间。说实话，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日子。谁不想认真劳动，赚一份体面的工钱，好回家过年？

塔吊还在正常运作着。可是当它将一捆捆建材拎到工地，却看不到我们的动静，坐在塔吊机里的哥们一定会十分纳闷。他属于高一级的技术人员，不和我们住在一块儿，所以摸不透我们的计划。

工头给出的理由是建设单位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短时间内资金供应不到位，影响到我们的工钱发放。他说不止我们，连他自己这两个月都没有收到一分钱。我们当然不信，如果他们不给工头发钱，他怎么还能这么卖力地为他们维护利益。

于是我们就在工地拖着，看谁能耗得过谁。也许我们中有很多人会暗自祈祷，希望工头所说是真，这样万一建设方的现金流恢复正常，我们的工钱就能到位了，之前欠发的也能悉数补上。我不相信这种有如天方夜谭的故事，于是我选择了在一周后离开。

当初背井离乡，来到这座城市，只因听了父亲年轻时的故事。他是一名码头工人，在当时招商局的组织下，修了十来年的码头。

从他口中说出的故事充满了魅力。他们那一代的年轻人，脑袋里没有那么多念头，来深圳就是为了干活挣钱，然后回家开始新的生活。

直到他三十岁离开深圳回到家乡，仍是单身一人，还是干着刚入行时的工作，只是手下多了几个徒弟。口袋里多了些钱，回到家乡就有了颜面，很多人来提亲，全村的适婚姑娘差不多都由他来挑选。他每说到这一段时就眉飞色舞，神采飞扬。我听得也身临其境，就好像目睹了他和母亲相识的那一幕。

后来，父亲用结婚后还剩余的钱做起了买卖，把乡下的特产运到镇上去倒卖。生意不温不火，但也够父亲攒足盖房子的钱，这才有了后来的我和弟弟。在父亲的回忆里，这是座充满机遇和激情的城市，所有的变化都在高速的发生。好比他所劳作的那座码头，每一天，都有新的进展，像是一枚初生的婴孩，长起个头来，令所有人兴奋又惊讶。

正是因为父辈的这些经历，我当时才下定决心来到这座城市。我有机会去一所普通的大专院校读几年书，可是我放弃了这次机会。我想将这几年宝贵的岁月用来看世界，而不是浑浑噩噩地耗费在不太上进的校园里。

刚好，父亲有个当时的工友现在当上了工地的负责人，于是在他的引荐下，我一到深圳就有了工作。他们让我填个表格，想弄清楚我适合做什么。我实事求是地填了，然后第二天就被派到了工地上。有个师傅带我。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每日的工作和生活是简单的。师傅都会给出明确的指示，我只要照做就好了。我脑子还算好，领悟得快，所以一般师傅示范个一两次，我就能领会其中要领，上手比其他新人快得多。师傅很喜欢我，有时候出去吃饭喝酒也会带上我。

他长我五岁，但已经在工地上待了八年。他说自己上完初中就出来做工了。那时他还没满十六岁，所以是托人找关系在工地打了一年黑工。他是那种做事雷厉风行的人，做任何事都不拖泥带水。就连喝起啤酒来也是，能一口喝完的，绝不分两口。所以每次他都是第一个醉倒的，就只能靠我将他背回宿舍。

偶尔有休息日的时候，我们也会一块儿聚在工友之家打牌消磨时光。有些人会玩钱，而我们只是图个乐子。每个人出二十块钱，谁最后把这些钱都赢了，就请大家出去吃一顿。

工地边上到了夜里有很多路边摊。城管十一点准时下班，然后这些商贩就在城管眼皮底下蓄势待发。等城管们训完话解散回家，商贩们就立刻退出自己的小车，不肯耽搁一秒钟。

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令我吃惊，直到后来才弄清楚缘由。因为有好几次，我们坐在路边摊喝酒聊天的时候，边上坐着的人会有些眼熟。看了好一会儿，回忆了半天，才恍然醒悟，原来他们就是那些脱去了制服的城管。没了这些路边摊，他们下了班也没地方找便宜的好东西吃，难怪执起法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准老板还会给他们打点折扣，讨好讨好他们。

在工地上待久了，我们几个要好的，也会洗上一个热水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搭上地铁，去到市中心，或是福田，或是南山，看一眼这城市繁华绚丽的模样。他们有几个在其他大城市做过工，说只有在深圳，走在热闹的商业街上，才会觉得自己不是异类。

在这里，虽然找不到归属感，但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异乡作客。这种感觉很奇怪，明知道自己留不下来，却还能开开心心地为自己的未来努力，看着这座城市慢慢成长，就像我们不明显的年纪。我们都明白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所以和我们才合得来。

建筑工人的生活虽然苦，但是看着工地上的建筑一层层地朝天空冲去，我希望自己的大楼永远不要封顶，能一直长，长到刺破云霄。我们风雨无阻地白天早早起床，来到工地上勤勤恳恳，那一点微薄的工钱自然是主要原因，但我们的心里还是装着一份愿望和期盼，希望我们的劳动能转化成一座光辉耀目、受人喜爱的高楼大厦。

大多数晚上，收工后，吃完饭，我们会去到港口边，吹吹清凉、带着海腥味的风。身旁就是那座身为游轮码头的庞然大物，白日的喧哗此时落下帷幕，透过大面的落地玻璃逃出来的光，似乎也忍受不了里头浑浊的空气。好几次，站在高空望向它，真觉得像只睡熟了的大蛤蟆。乌黑的背，摊平了的躯干，还有朝向大海那态势，像极了一直等待被喂食的巨蛙。

我们常常会取笑它，但同时也明白，游轮码头所提供的生活，是我们这辈子都无福消受的。我有时也会想，会不会是因为嫉妒，才加深了我对它的厌恶？

前几年在工地上的生活，虽然辛苦，可是一到年底，拿到了奖金，心里还是十分满足。过年回到家，父亲总是投来羡慕的眼光，说他是没生在好年代，要是现在和我一个年纪，赚的肯定不会比我来得少。我说该羡慕的人应该是我，现在的工地上，人就像是一台台没有生命的机器，被固定在一个岗位上，每天做着同样的活。

父亲听了，说工作虽然枯燥，但也有枯燥的好处，只要完成一件件简单的事情就好，不用动脑子。不像他们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经验，需要一点点去琢磨，一点点去尝试。我争辩说这才有意思呢。父亲笑了笑，举起了酒杯，说大过年的别在家里吵了，把这杯酒干下去吧。

过年在家待不了几天，就得坐上返程的火车，耗上一整个夜晚，在宿舍休整一天，就开始新一年的工作。今年年初的时候，在闲聊中，偶尔会听到一些风声，不是哪里的工地解散了，就是认识的朋友找不到工作。我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危机正在朝我们汹涌地扑来。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乐观，相信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悲剧不会降临在我们的脑袋上，直到工头传达停发薪水的消息。

我们没有幸免，而是成为了这个时代又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我们想要申诉，想要找到途径宣泄我们的不满。可是闻到了一丝风吹草动的工程承包方，立刻报了警，十来辆警车大张旗鼓地停在了工地门口，下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将我们的计划扼杀在萌芽。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警察就立刻锁定了领头者，将他们几个上手铐带进了警车。那一夜，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议论，想象着在我们的同伴身上会发生些什么，还有人提出了几套营救计划，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绘了一番。显然，这就是平日里看多了警匪片的表现。

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醒利索，他们几个就被放了出来。我们问他们，在警察局里都发生了什么。他们说警察什么话都没问，只是将他们关在房间里，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然后天一亮就把他们给放了。我们问难道就不用签保证书。他们听了就笑了，说要是签了保证书，就说明我们的行动事出有因，倒是给我们找了合法的维权理由。这样什么都问，纯粹是为了给我们留一个教训。

再后来，就是工头挨揍的那件事。这次警察出面，想带走动手的那几个，只是碍于没有证据，工头又认不出到底是谁出手伤了他，警察最后只能悻悻而归。

在深圳的最后一周，将在无意义的生活中煎熬着度过。我明白罢工丝毫不会起到作用，工程承包商丝毫不会理会我们的不配合，等到现金流补上，到时候发份通知，让我们选择，是继续干，还是拍屁股走人。继续干，之前的工钱就不结；拍屁股走人，再招一批新人就好。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全国的农村都输送着新鲜火热的血液。

过年前的这几周，深圳的夜有些凉了。晚上坐在海边，吹久了风，身体也有些受不了。也许是因为对这座城市有所留恋，毕竟我和父亲两代人的汗水都渗进了这里的土地。我也不明白这次离开后，今后会不会再回来。对这座城市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就像这座城市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的，多了我们不嫌麻烦，少了我们不觉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