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纯粹语言的幻象

梅洛-庞蒂著，杨大春译

载《世界的散文》，商务印书馆，2005年。

我们在地球上说话已经很久了，而我们说过的四分之三的话都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了。“一朵玫瑰”，“天在下雨”，“时光美妙”，“人是要死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表达的纯粹情形。在我们看来，当它没有歧义地指示事件、事物状态、观念或关系时，表达就处于其顶点，因为，它在这些情形下没有留下任何可求的东西，它不再包含任何它没有揭示的、使我们滑向它指称的对象的东西。而在对话，叙述，语词游戏，知心话，许诺，祈祷，雄辩，文学中，总而言之，在这类具有第二力量的语言中，我们只是为了打动某人才谈论事物或观念，语词在这里回应的是语词；这类语言引起的是它自身，它在自然之上把自己构造成一个嘈杂而狂热的王国；我们把它看作是那些陈述某种东西的标准形式的简单变种。表达不外乎是以一个宣布、展现、简化某一知觉或某一观念的约定俗成的信号(signal)来代替这一知觉或这一观念。当然，并非只存在着惯用语，而且一种语言能够指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但是，如果新的成分不是从那些旧的、已经被表达的成分中构造出来的，如果它不能够由正在使用中的语言的词汇表和句法关系获得完整的界定，语言如何能够实现这种功能?语言使用一定数量的基本的、与关键含义任意地连接在一起的符号。它能够从这些关键含义出发重新组织任何新含义，从而能够用同一种语言说出它们。最后，表达能够表达，是因为它把我们全部的经验重新引回到了我们在学习语言时就已经掌握了的这个符号和这个含义之间最初一致的系统中；语言之所以是绝对清楚明白的，是因为没有哪种思想会在语词中残存，也没有任何语词会在关于某种东西的纯粹思想中残存。我们完全秘密地尊崇这一语言理想，总而言之，语言通过把我们引向事物而使我们从它本身那里解放出来。语言对于我们而言乃是这一令人惊异的装置(appareil fabuleus)；它允许用有限数量的符号表达不确定数量的思想或事物——这些符号被选用来准确地重新组织我们打算说的一切新东西，被选用来向我们通报事物最初命名的证据。

既然这一装置的运作成功了，既然人们在说，人们在写，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语言——就像上帝的知性(l'entendement de Dieu)一样——包含了全部可能含义的胚芽；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注定要被语言说出；出现在人的经验中的任何含义在其自身内就包含着其用语，就像在皮亚杰(Piaget)的儿童们眼里，太阳在其中心就包含着其名称。我们的语言实际上从事物那里重新发现了一种扮演这些事物的言语。

这些信念并不仅仅归属于常识，它们主宰着精确科学(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并没有主宰语言学)。人们总是重复地说科学是一种正确地构成的语言。这也就是说语言是科学的开始，而算法(algorithme)是语言的成熟形式。于是，算法把精心而圆满地获得界定的含义赋予给选定的那些符号(signe)。它确定了一定数量的透明关系，并为表述这些关系而构造符号(symbole)——这些符号本身并不表示任何东西，它们从来都只表示我们习惯上让它们表示的那些东西。算法就这样摆脱了引起错误的意义转移，它原则上确信，能够在每一时刻都通过诉诸于那些最初的界定来完整地为它的陈述作辩护。在涉及用同一算法去表达某些关系，而该算法不是为了它们而构成的、或者表达如人们所说的那些“另一种形式”的问题时，或许就有必要引入新的界定和新的符号。但是，如果算法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它打算成为一种严格的语言并在每一时刻都控制它的运算，那就完全不需要引入任何暗含的东西。各种新旧关系最终必须一起构成为一个单一的家族，我们看到它们从可能关系的某个单一系统中派生出来。这样一来，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打算说的超出于我们实际所说的，或者我们实际所说的超出我们打算说的这样的情形。符号停留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被完整地解释和证明的某种思想的单纯简化。表达唯一的却是决定性的效力因此就是用我们真正为之负责的那些意指行为(actes de signification)来代替我们的每一思想对所有别的思想的混乱暗示(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准确范围)，就是为了我们而恢复我们的思想之生命。而算法的表达价值停留在派生含义与原始含义、原始含义与本身没有含义的符号的毫无歧义的关系中，思想在这种关系中找到的只能是它置于其中的东西。

算法这一普遍语言计划，乃是对于既定语言的一种反叛。人们不想依赖于既定语言的混乱，人们打算依据真理的尺度重新构造它，按照上帝的想法重新定义它，从零开始言语的历史，或者毋宁说使言语摆脱历史。人们不再能够在各种现存语言中找到上帝之言(parole de Dieu)、我们总是以之为前提的这一语言之前的语言，它也没有混杂于历史、世界之中。正是内在之言(verbeintérieur)成了这一外在之言(verbe extérieur)的评判者。在这一意义上，这些人是那些将太阳一词置于太阳之中的魔术般信念的对立面。与此同时，语言是随世界一道由上帝创造的，它由上帝传递并被人们作为弥赛亚接受，或者它在上帝的知性中由种种可能性的系统酝酿(这一系统明显包纳了我们的混乱世界)并且被人的思考重新发现(人的思考以这一内在要求的名义规整各种历史语言的混乱)——它总的来说与它表达的事物和观念相似，它是存在的替代者，我们不能设想无言地来到世上的事物或观念。不管是神秘的还是可知的，总有那么一个地方，任何存在的或将要存在的东西在这里都准备着同时让自己被说出。

在作家那里，这乃是对现状的某种信念。我们应该经常重读让·波朗(Jean Paulhan，1884-1968，法国作家)从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那里引述的这几句惊人的话：

在能够传达我们的某一独特思想的种种不同表达中，唯有一种是最好的。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在说或写中遭遇到它：然而它存在着却是真实不假的。（让·波朗，《塔布之死》，伽利玛出版社，1941年，第128页）

他究竟从中知道了什么?他仅仅知道：说话者或写作者先是沉默着，紧张地朝向他要表示的东西，朝向他想说的东西，突然，语词的大量涌现救助了这一沉默，并且给予它一种如此准确的、能够在作家忘掉其思想时向作家表达其思想的等价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一思想已经在世界的背面被说出来了。如果说语言作为对一切目标都好使的工具存在于此，如果说它总是以其非常有用的词汇、措词和形式回应呼唤并准备表达一切，这是因为这一语言就是我们可能要说的一切的宝库，因为在这一语言中已经写下了我们全部的未来经验，就像人的命运已经写在星辰中了一样。我们要做的只是在语言的朦胧状态中遭遇这种惯用语，窃听存在悄然诉说着的低沉言语。在我们看来，这就像我们的朋友，作为他们之所是，只能按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称呼。给予他们一个名字，我们仅仅辨认出了由眼睛的颜色、面孔的神采、身子的步态所要求的东西——尽管某些人被叫错了名字，并且就像带着假发和面具一样终身带着一个骗人的名字或者假名。表达和它所表达的东西奇怪地交换角色，并且由于一种误认，使我们似乎觉得表达永远寓于它所表达的事物之中。

但是，如果人类挖掘出了在事物中被道出的史前语言(1angage préhistorique)，如果在我们结结巴巴说话中存在着语词取决于事物本身这样一个语言的黄金岁月，那么交流就没有任何神秘。我在我自己之外指示一个已经在说话的世界，就像我用手指指示一个已经处于他人视域中的某个对象一样。有人说面部表隋的表达本身是有歧义的：脸红可以表示愉快、害羞、发怒、狂欢造成的发热或红斑，这取决于指示它的情境。同样，语言的手势表达(gesticulation linguistique)对于注意它的那个人的精神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性，它只是沉默地向他指示他已经知道其名的那些事物，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它们的名字。但是，让我们把关于事物的语言的神话放在一边，或者毋宁在其升华的形式中，在普遍语言的形式中理解它——它预先包含了它必须表达的一切，因为它的语词和句法反映了那些根本的可能性以及它们的关联。结论是一样的。言语本身没有任何效力，没有任何能力掩蔽在言语之中。它是一种代表纯粹含义的纯粹符号。说话者将自己的思想编成密码，他用一种发声的或可见的排列——这不外乎是空气中的声音或者写在纸上的墨迹——取代他的思想。思想是自知和自足的，它借助于一种并不携带思想、只是把它毫无歧义地指示给别的思想的信息来宣告自己。别的思想能够阅读这一信息，因为它能够借助于习惯、人们的约定或者神意的机制把同一含义与相同的那些符号联系在一起。不论如何，我们在别人的话中寻找到的从来都不过是我们自己置于其中的东西，交流是一种表面现象，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真正新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己不拥有交流向我们展现的那些符号的含义，那些符号就不会向我们说出任何东西。那么交流如何能够把我们引到我们自己的思考能力之外?的确，当我观看像Fabrice这样的夜间信号，或者注视霓虹灯广告牌上缓慢的和快速的字母在静止的灯泡上移动时，我在那里仿佛看到了消息的诞生。某种东西在闪烁，它获得了生机，而人的思想隐匿在远处。但这最终说来不过是一种幻象。如果我没有亲临那里感受其节奏并辨认出移动着的字母，在那里有着的就只是一亮一灭的灯光的无意义闪烁——如同星星的闪烁，因为经过的电流要求它这样。电报告诉给我的关于死亡和灾难的消息本身，也绝对不是一种消息，我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我知道死亡和灾难是可能的。当然，人们关于语言的经验并不是这样，他们狂热地喜欢与著名作家闲谈，他们拜访他就如同瞻仰圣·皮埃尔(Saint Pierre)的雕像一样，他们因此暗中相信交流的秘密功效。他们完全知道：消息只是消息，只要他们没有得知他们所爱的某人的死亡，任何消息都无助于他们经常想到死亡。但是，一旦他们思考语言而不是体验之，他们就不明白人们如何能够为语言保留这些能力。总之，我们明白向我们所说的东西，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人们向我说出的那些词的意义。最终而言，我只能理解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我只向自己提出那些我能够解决的问题。考虑一下封闭在他们自己的含义中的两个思考者的情形：一些信息在他们之间循环着，但它们不表达任何东西，它们只是使他们中的每一个注意到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的契机；最后，当其中一个说而另一个听时，他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地、非正面遭遇地彼此再现。如此一种关于语言的普通理论，正像波朗所说的，将会导致这一结果：“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最终发生的一切仿佛是语言没有存在过。”（让·波朗，《塔布之死》，伽利玛出版社，1941年，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