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良品本无印

良品本无印 MUJI提供的只是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却恰恰成为了 无印爱好者的审美标杆。 文｜CBN记者 严悦 陈锐 图｜林舒 李骁 在 无印良品（MUJI）刚开张的北京西单大悦城店里，与收银台正对着的货架上挂着一排特殊的袜子。如果没有产品介绍，也许很少有人会发现这些袜子是呈90度的。从日本赶来参加新店开张仪式的良品计画株式会社社长金井政明站在货架前，指着袜子的说明图片解释道：“大多数普通的袜子都是120度，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是为什么呢？” 无印良品的设计师在捷克偶然地注意到，这里的老妈妈们有织袜子的习俗，她们会同时使用六根毛线针织出90度的袜子。接着MUJI在中国工厂里找到了生产90度袜子的机器，于是将这个设计应用在了棉质的袜子上。只有穿过的人才知道，这30度的工艺上的差别，带来的却是非同一般的贴合与舒适。 这便是无印良品寻找最合适的素材、加工方式及审美价值的“世界合理价值”逻辑。从1980年代创立之初的40余种商品到今日的7500余种，从牙刷到汽车，从食品到电器，从眼镜铺到Meal MUJI餐厅，从实品商店到网络世界中的muji.net，无印良品完整的生活提案概念，延伸到个人生活的所有角落，成为世界各地木几人群的生活志趣所在。 从创始之初至今，良品计画内部从不曾设置过企宣部门，无印良品从没有炫目的logo，它的广告宣传画上鲜少出现广告语，它所有的商品手册和网页上，拍摄商品的角度都非常端正。以这样的方式，无印良品试图对消费欲望进行没有偏颇的引导。有趣的是，MUJI用再生纸制成的产品手册也都成为无印爱好者们珍贵的收藏。 无印良品并不是培养“除了它就不行”这种单一嗜好的消费品牌，它并不是指向“这个好”，而是仅仅指出“这样就可以了”——提供的只是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却恰恰成为了无印爱好者的审美标杆。在标签和夸张手法被过度运用的商业社会，安静与简单反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力量。虽然木几人群的选择代表一种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他们却吝于分享这种个人的感受。或者他们同无印良品一样，追求的是一种了无痕迹。 生活必需品 方振宁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无印良品。他说“我的周围充满了我喜欢的东西。” 方振宁（独立策展人、艺术家、批评家）是一位“资深”的木几人。从1988年第一次见到无印良品店开始，到现在已有20年，他几乎见证了无印良品的整个发展过程。5年前他从日本回来北京定居，在他家里，最有MUJI特色的是各种式样和规格的收纳柜，名片、CD、袜子、毛巾等等都被整齐地收进盒子、屉笼、架子里，各种收纳容器再被自由地组合在一起。他曾经想在上海买一个体积较大的收纳柜，但由于不能托运、又不放心交给递送的公司，最终放弃。北京店开张的当天他在赶工画册没能去，第二天从工作室出来便驱车直奔西单。 北京MUJI店里的商品相对日本店里的还是偏贵，每一件商品的价格都包含了15％-50%的税。方振宁看中的一个垃圾桶，在日本卖450日元（约合50元人民币），这里要卖90元。在日本，无印良品卖的食品、饮料会比其他店里便宜，比如别家店里可能会卖120日元的同类型饮料，在MUJI里可能只卖80日?元。 不过在他看来，无印良品之所以风靡与价格的低廉无关，MUJI是一个文化现象，它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方振宁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无印良品，他愿意从日本买它的商品带回北京，勺子、铲子、手电、订书器、CD播放器、打气筒、加湿器、枕头、毛巾、清洁浴缸的刷子、装浴液的瓶子，不一而足，当然还少不了他最喜欢的收纳柜。 方振宁说：“我的周围充满了我喜欢的东西。无印良品的产品几乎都是单色，白色或者半透明，材料多是亚麻布为主，家具接近原色。”被无印良品没有任何多余的、讲究的设计围绕，他会把吸收到的细小的感觉用到工作中大空间的设计上。 MUJI传染病 每次去日本，葛仰骞都忍不住要怂恿大家去无印良品的店看看， 葛仰骞是《24格》和《动漫贩》两本杂志的编辑，每年都会组织读者去日本进行动漫主题的旅游。2005年去东京参加东京国际动画展，回程之前他在成田AEON JUSCO的商场里看到了一家“很不错”的店。一般日本商店的招牌都花花绿绿的，无印良品的素雅反倒很鲜明，“我很讨厌外露的商标和无意义的花纹，也不喜欢纯色上突然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花纹，所以一看到“什么都没有”的无印良品就马上扑进去了”。无印良品没有商标、花纹以及繁琐的装饰，这让他颇为倾心。 店里放着一个巨大的藤筐，所有帆布鞋都扔在里面。他和一对日本夫妇蹲在藤筐跟前翻腾了半天，找到各自合适的尺码。他挑了一双黑色一双灰色的帆布鞋，在收款台付了3000日元（折合人民币小于200元），出了店就直接换上了。他当时是想着可以先买两双穿着玩儿，穿坏了下次来就买新的。但这两双鞋到现在也没穿坏。“又素又经穿，这两点很难结合在一起，况且还便宜。”每次带读者去日本，他都忍不住要怂恿大家去无印良品的店看看，有人专门跑到东京原宿去参观无印良品的旗舰店，回来之后对他说“感觉整个人被净化了”。 属于80后的王雪语在北大艺术系工作，高中时，叔叔从日本带来一件衣服送给她，这是她的第一件无印良品。两年前去香港的时候，她第一次自己买无印良品的产品，一买就是一堆。除了衣服、给爸爸买的领带之外，还有一堆文具，比如经典记事本以及可以装化妆品的小罐子。她的房间里大约80%是无印良品的东西：床单、笤帚、懒人沙发??她等着搬新家的时候要把床和桌子都换成MUJI。 脱下商标 MUJI的商品又便宜又有品质，只要你能想得到的生活用品，那里基本都有。 在知名日本设计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工作的任博在日本读的大学。生活在福岗的时候，任博很自然地买了很多从食品到电器的MUJI产品。回到中国以后，她还是会不时拜托朋友从日本给她带回一些用习惯了的东西：棉质的床单、素色的睡衣、喜欢的和式零食、化妆品等等。 在日本无印良品没有像中国内地这样新店开张带来的光环和热闹。在内地，无印良品只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有三家店，在日本，无论大小城市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不是在为大城市的纷繁提供一个简约的解法，也不是在为小城市提供一些时尚元素，它就是个简简单单的卖有品质而且便宜的商品的店，只要你能想得到的生活里能用到的东西，那里基本都有。“无印良品真的很平常，在日本很多人会用，它针对每一类人、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不同的产品。”这个简约生活的概念不是高高在上的设计，它离生活很近。 “无印良品绝对不是作为一个品牌让人追随的。”它也很难被作为一个品牌让人追随，因为它缺少多余的东西。没有必要包装的MUJI商品上基本没有任何符号；商品包装上唯一的符号就是原色纸搭配暗红色的价签，上边写着价格、产地、货号等一些重要信息以外；服装类产品领口处没有商标，只有尺码。 作为结尾，摘录一段偶然发现的博客里的MUJI故事，一个用名牌手袋、梦想住上小豪宅的女孩写道：“我的物质化根深蒂固，我习惯了穿上附带着很多东西的当季时裳走进办公室。这周，我买了无印良品的T-Shirt，发现它很适合我。我常常在生活里面临的一个压力，就是很不喜欢自己。像无印良品的衣服，表面上是一件衣服，对我这种物质偏执狂是一种心理上的舒缓。它让我在摸到它的时候,看到它的时候,穿上它的时候，让我感觉我跟自己相处得没那么难过。” 这些并不是MUJI的初衷，无印良品量贩的只是便宜又有品质的种种商品，恰好，这些成了我们生活里那些启发、欣喜、慰籍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