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出生更好：来到世上的伤害》第三章

第3章 出生有多糟

你可以把生活看作是一段无益的插曲,它扰乱了不存在状态的美好的宁静。

——阿图尔·叔本华

已然出生的事实对于永生而言是十分不祥的预兆。

——乔治·桑塔亚纳

我已经论证了，只要生活中含有哪怕最少量坏的事物，出生就是一种伤害。无论一个人是否接受这一结论，他都能够认可，包含大量坏的事物的生活是一种伤害。如果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有多糟，他们或许会肯定，他们的出生是一种伤害，即使他们否认要是他们的生活中只有最少量的坏事物的话，他们的出生也会是一种伤害。因此，本章提供了与不对称性及其意义无关的依据，来证明我们应该为一个人的存在感到遗憾，并认为现实中在任何情况下，出生都是有害的。

然而，本章的论证也可以被视作第2章的论证的延续。出生总是一种伤害的结论没有告诉我们伤害的量级。在本章中，我将思考出生有多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它所导致的生活有多糟。尽管每个人都被出生所伤害，但并非所有的生活都同等地坏。因此，比起一部分人，出生对另一些人而言会是更为严重的伤害。生活最糟糕，出生带来的伤害就越大。然而，我应当指出，即便最美好的生活也非常糟糕，因此出生总是一种巨大的伤害。需要澄清的是，我不是在论证所有的生活都糟糕到不值得继续。这个主张比我需要提出的要强硬得多。相反，我将论证：人们的生活比他们所认为的要糟糕得多，所有的生活中都包含大量坏的事物。

为何生活的质量不是好与坏的差值

许多人倾向于仅仅通过用生活中积极方面的值扣除生活中消极方面的负值来评估生活的质量。也就是说，他们会为我图表中的象限（1）和象限（2）赋值，然后用后者减去前者。然而，用这种方式来判断生活的质量过于简化了。生活有多好或者多坏不仅取决于存在多少的好与坏，也取决于其他的考虑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好和坏如何分配的考虑因素。

其中一种考虑因素是好和坏的顺序。例如，一段所有好事都发生在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则接连不断地发生坏事的生活，会比好坏分配更为平均的生活要糟糕得多。即使每种生活中好的总量和坏的总量都相同也是如此。类似地，一段朝着成功和满足平稳发展的生活也优于在最初的几年里一片光明但却逐渐恶化的生活。每一种生活中好和坏的量也许相同，但轨迹能让一种生活优于另一种生活。

另一种关于分配的考虑因素是好和坏的烈度。一段有着及其剧烈但却相应地稀少、不频繁并且短暂的快乐的生活，可能比快乐总量相同，但每一次的快乐不那么强烈、在一生中分配地更加频繁的生活要糟糕。然而，快乐和其他的好处也可能分配地过于广泛，使它们变得如此温和，简直无法和中性状态区分开来。这样的生活可能比拥有少量更能被体会到的“快乐时刻”的生活更糟。

生活中好与坏的分配影响生活质量的第三种方式来源于生活的长度。无疑，生活的长度会和好与坏的量发生动态互动。一段只有极少量美好事物的生活会充满大量坏的事物，因为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美好事物不够多会产生沉闷——一个坏事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设想拥有等量好与坏的各种长短不一的生活。一段生活可能有更加中性的特征，它们相当平均地分配在整段生活当中，不对好或坏的量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合理地判断更长的生活是更好（如果生活拥有足以让它值得延续的质量）还是更坏（如果它没有）。

还有一个（无关分配的）考虑因素能够影响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可以说，一旦生活中的坏事物抵达了某个阈限（同时考虑坏的总量和分配），那么无论多少好都无法胜过它，因为无论多少好都不值那么多坏。这正是Donald (‘Dax’) Cowart对他自己的生活——或至少是在一次煤气爆炸烧伤了他三分之二的身体后的那部分生活——做出的评估。他拒绝了极度痛苦的救生治疗，但医生忽略了他的意愿，还是对他做了治疗。他的生命得到了拯救，他实现了巨大的成就，他重新获得了满意的生活质量。然而，他始终坚持，这些烧伤后的好处并不值得他在接受手术期间付出的代价。至少根据他自己的评估，无论他康复后得到了多少好处，这都无法胜过他所经历的烧伤和治疗的坏处。

可以用更为一般的方式表达这一点。比较两种生活——X和Y的生活——并且，出于简化的需要，只考虑好和坏的总量（不考虑分配因素）。在X的生活中，好和坏的总量（相对）适中——或许15单位的正值和5单位的负值。相反，在Y的生活中有多到无法忍受的坏（例如，50单位的负值）。Y的生活也比X的生活拥有更多的好（70单位的正值）。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合理地断定X的生活更不坏，即使严格按照总量来判断，Y的生活拥有更大的净值——10单位正值比20单位正值。这进一步表明了为何（在上一章中）图2.4的赋值一定是错的。

根据上述思考，显然，对生活有多糟糕的评估一定比简单地好坏相减要复杂得多。因此，试图直接用象限（1）的值减去（2）的值来计算一段生活有多糟是无用的。

为何个人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是不可靠的

大多数人否认他们的生活从总体来看是糟糕的（他们也一定会否认自己的生活糟糕到令从未存在更可取）。事实上，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这种关于幸福的乐观自评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常常被认为对“生活是坏的”的观点构成了反驳。然而，有人问道，在多数生活着的人否认如此的情况下，生活还能是坏的吗？如果那些已经出生的人为自己的出生感到高兴，出生如何还能够是一种伤害？

然而，有相当好的理由质疑这些自我评估是生活质量的可靠标的。人类心理中有大量广为人知的特质能够解释人们为何总是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作出乐观评估。这些心理现象，而非生活的真实质量，解释了正面的评估。

首先，这些心理现象中最基础也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一些人所称的波莉安娜效应，一种超乐观倾斜的倾向。它有许多种表现形式。首先，存在一种回忆起积极而非消极经历的倾向。例如，当被要求回忆起他们一生中经历的事件时，多项研究中的被试者列出的积极经历都比消极经历要多得多。这种选择性回忆扭曲了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有多好的判断。被歪曲的不只有我们对过去的评估，还有我们对未来的预测或期望。常见于回忆与预测的波莉安娜效应也存在于对当前和总体幸福程度的评估当中。许多研究持续显示对于幸福程度的自我评估明显倾向于光谱中积极的一端。例如，极少有人说自己“不怎么幸福”。相反，绝大多数人自称“很幸福”或“非常幸福”。事实上，大多数人相信他们比其余的大多数人或者普通人要幸福。

大多数可以有效改善个人生活质量的因素并不等量地影响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例如，尽管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级与他们对幸福度的主观评估存在相关性，但通过生理征状判断的对健康状况的客观评估，却不能很好地预测人们对自身幸福程度的主观评估。即便是在那些对自身健康的不满的确导致自我报道的幸福度更低的人当中，多数报告的满意水平也倾向于积极的一端。在任何国家中，穷人的幸福程度都接近（但不是很）于富人。教育和职业也没有造成太多（尽管它们确实造成了一些）差异。尽管人们对于上述及其他因素各自对幸福度的主观评估产生了多大影响还有所争议，但显然，就连人们认为会让人“非常不幸福”的那类事件也只会对极少部分人产生这样的影响。

另一种使我们对幸福度的自我评估变得不可靠，并且部分（但没有完全）解释了刚刚提到的波莉安娜效应的心理现象，可以被称为适应、调和或者习惯化。当一个人的客观幸福度急转直下，起初会出现严重的不满。然而，接着就会出现适应新处境并相应地调整个人期望的倾向。尽管对于这种适应出现得有频繁以及适应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中的程度差异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公认的是，这种适应确实会发生。结果，即使幸福的主观感受没有回到初始水平，它也会变得比一个人以为的更加接近该水平，同时它在一些领域内比在另一些领域内更接近初始水平。由于幸福的主观感受更能体现一个人最近的幸福水平的变化，而非一个人客观的幸福水平，因此它并非后者的指标。

第三种影响幸福度自我评估的心理因素是与他人幸福进行的暗中比较。比起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如何，同他人的比较更能决定一个人对其生活过得有多好的判断。因此自我评估更能表示一个人生活的相对质量而非实际质量。它的一个影响是，那些所有人共有的的生活中的消极特性在人们对自身幸福度的判断中是惰性的。由于这些特性颇为相关，因此低估它们会导致不可靠的判断。

在这三种心理现象中，只有波莉安娜效应明确地是人们倾向于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产生更积极的评价。我们不仅会适应消极处境，也会适应积极处境；我们也不只把自己同比自己过得差的人进行比较，也会和比自己过得好的人进行比较。然而，由于波莉安娜效应的力量，适应和比较都从乐观的基准线开始发挥作用，受到乐观偏见的影响。例如，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同那些过得比自己差的人相比较，而非过的比自己好的人。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适应和比较强化了波莉安娜效应。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会减弱波莉安娜效应，但不会使它完全无效。当我们适应了美好，或把自己同过得比自己好的人比较时，我们的自我评估就会不那么积极，但它们通常不会导致评估变得消极。

上述的心理现象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并不令人以外。它们阻碍自杀，有利于繁殖。如果生活确实如我始终认为的那么坏，同时如果人们倾向于看到他们生活的真实品质，那么他们将大大倾向于杀死自己，或至少不生那么多孩子。因此，悲观主义不太可能被自然选择。

有关生活质量的三种观点，以及为何根据所有这些观点，生活都是糟糕的

一种有影响力的分类学区分了三类有关生活质量的理论。根据享乐主义理论，生活的好坏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积极或消极的精神状态——快乐与痛苦（广义的）。根据欲望满足理论，一个人生活的质量是根据他的欲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来评估的。欲求的对象包括精神状态，但它可以包括（外部）世界的状态。根据客观列表理论，生活的质量取决于它包含了多少客观的好与坏。根据客观列表理论，有些事物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无论它们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带来快乐，也无论我们是否想要它们。另一些事物对我们来说是坏的，无论它们是否带来痛苦，也无论我们是否想要它们。显然，各种客观列表理论可以依据它们列表上的好事物与坏事物来彼此区别。一位作者表示，好的事物包括成功、“人类存在的组成部分（包括主体性、基本能力和自由）”、理解力、乐趣和深厚的人际关系。另一位作者列举的有可能是好事物的候选者包括“道德善、理性活动、个人能力发展、生孩子并成为好家长、知识以及对真正的美的认识”。这位作者说，坏事物中会包括“被背叛、操纵、诽谤、欺骗，被剥夺自由或尊严，享受施虐的快感，或从实际上丑陋的事物中享受美感”。客观列表理论是这三类理论中最庞大的，它们可以包括受列表中其他内容约束的乐趣以及一些欲望的满足。

要表明生活有多糟，从而表明出生有多糟，并不需要在享乐主义、欲望满足和客观列表理论中做选择。相反，一个人无论选择哪种理论，都可以证明生活是非常糟糕的。

享乐主义理论

首先考虑享乐主义观点。这种观点需要区分三种精神状态——消极状态，积极状态，以及中性状态。消极的精神状态包括不适、疼痛、痛苦、忧虑、愧疚、羞耻、烦恼、无聊、焦虑、沮丧、紧张、恐惧、悲哀、忧伤和孤独。积极的精神状态——广义上的快乐——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从消极状态中解脱。这些解脱式的快乐包括疼痛（例如头痛）的平息，瘙痒的减轻，无聊的消除，紧张的缓解，焦虑或恐惧的消散，以及内疚的缓和。第二类是本质上积极的状态。本质性的快乐包括愉快的感官体验——味道、气味、视觉图像、声音和触觉感受——和一些非感官的意识状态（例如喜悦、爱和兴奋）。一些乐趣同时包含解脱和本质的部分。例如，在饥饿时吃美食既使人摆脱了饥饿，也带来了品尝美食的本质性的乐趣。（相反地，在饥饿时吃清淡的食物尽管可以解除饥饿，但却不含本质的乐趣。）中性的精神状态是指那些在解脱或本质的意义上既不消极也不积极的状态。中性状态包括疼痛、恐惧或羞耻的缺失（不同于从这些消极状态中解脱）。

由于先前提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我们倾向于忽视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部分是充满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即使常常只是相对轻微的消极状态。例如，请考虑一下那些每天乃至更为频繁地造成消极精神状态的情况。它们包括饥饿、口渴、肠道和膀胱膨胀（当这些器官被填满时）、疲劳、紧张、热度方面的不适（即感觉太热或太冷）和瘙痒。对于数十亿人而言，这些不适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长期的。这些人无法解除他们的饥饿，逃避寒冷，或者回避压力。然而，就连那些可以获得一些解脱的人也无法立即或完全得到解脱，于是每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经历它们。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每天都会有大量时间有这样或那样的状态。例如，除非一个人非常频繁地进食和饮水，以避免饥饿和口渴，或是在它们一出现时就抵消它们，否则他每天都可能会饿上和渴上几个小时。除非一个人几乎一整天都躺着，否则在他清醒的时候，他很可能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是疲劳的。一个人有多少时候感觉既没有太热也没有太冷，而是刚刚好？

当然，我们倾向于不去思考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大一部分包含这些状态。上一节中概述的三种心理现象，解释了为何会如此。由于波莉安娜效应，我们忽视了坏的事物（特别是相对温和的坏事物）。适应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们如此习惯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适，以至于他们完全忽略了它们，尽管它们是如此地无处不在。最后，由于其他所有人也都经历着这些不适，所以它们无法用来区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其他人的生活质量。结果是，对幸福度的主观评估无法察觉到这些寻常的不适。我们不去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少部分被提到的这些不适所渗透，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被它们渗透。根据享乐主义观点，存在如此多的不适这一事实肯定是有关系的。

然而，目前提到的消极精神状态仅仅是健康的日常生活中的基础状态。慢性病和衰老让问题变得更糟。酸痛、疼痛、嗜睡和有时由残疾导致的沮丧成了其他一切事物的经验背景。

现在再加上那些经历得不那么频繁或者只有一部分（尽管还是很多）人会经历的不适、疼痛和痛苦。它们包括过敏、头痛、沮丧、恼怒、感冒、痛经、潮热、恶心、低血糖、癫痫、内疚、羞耻、无聊、忧伤、抑郁、对体形不满，艾滋病、癌症或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摧残，悲痛和丧亲。消极的精神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广泛。

这不是在否认生活中也存在本质的乐趣。这些乐趣有时出现在消极精神状态消失时，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好的。本质的乐趣也可以和消极状态并存（只要消极状态没有强烈到完全抵消乐趣）。中性状态和解脱式乐趣显然同样可以影响生活质量。拥有中性状态比拥有消极状态要好，而如果一个人有着消极状态，（尽快）从中解脱比不解脱要好。尽管如此，为了中性状态或解脱式乐趣而活，或者为了创造更多的中性意识状态或产生更多解脱式乐趣而让新生命诞生，却有着荒唐之处。中性状态和解脱式乐趣只有在取代消极状态时才是有价值的。不出生更好的论点解释了为何为了生活中将会包含的本质性乐趣而让新生命诞生同样是荒唐的。原因在于，就连存在的本质性乐趣也无法构成相对于永不存在而言的净收益。一旦活着了，拥有它们就是好的，但得到它们的代价却是生活中的不幸——一笔相当巨大的代价。

欲望满足理论

上述内容不仅在享乐主义观点对生活质量的评估中是相关的，在欲望满足观点的评估中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的许多欲望是追求积极精神状态，并让消极状态消失。鉴于我们有如此多的消极精神状态，因此许多希望它们消失的欲望都受到了阻挠。我们同样想要获得乐趣，这些欲望中有一部分得到了满足。然而，正如我将说明的那样，和许多人认为的相反，存在着大量的不满，却没有那么多的满足。

尽管享乐主义理论和欲望满足理论存在重叠部分，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这是因为在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也可以存在积极的精神状态，而在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也可以没有积极的精神状态。前者可以发生在

a) 一个人错误地相信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时；或

b) 一个人发现他不需要靠满足这个欲望来获得积极精神状态时。

后者可以发生在

a) 一个人错误地相信欲望尚未被满足时；或

b) 一个人的欲望不是为了获得积极精神状态，因此其满足无法带来这种状态时；或

c) 一个人发现满足了的欲望没有产生他以为它能够产生的积极精神状态时。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欲望满足理论都要求我们根据欲望是否得到满足来判断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而非根据一个人是否拥有愉快的精神状态。

尽管一个人会搞错积极的精神状态究竟占据了他生活中多大的部分，但他无法搞错他目前正在体验积极还是消极的精神状态。然而，对于欲望，误差范围则会更大，因为一个人能够错误地判断他目前的欲望是否得到了满足（除非这些欲望是为了追求快乐）。因此我们较难了解我们的欲望是否得到了满足。这给对幸福度的自我评估带来了更大的误差。由于波莉安娜效应，这种错误显然会导致在欲望满足观点中，对生活美好程度的夸大。

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满足的欲望所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占据着。首先考虑一下我们的欲望在面对生活的变迁时是多么脆弱。对任何我们缺少的东西的欲望都不是在一瞬间就满足的。这种欲望一定会出现在它能够被满足之前，因此我们会在欲望满足前经历一段挫折的时期。逻辑上是有可能在欲望刚出现时就将它满足的，但由于世界的运行方式，这种事并不会经常发生。相反，我们经常会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欲求状态中。时间的长短可能不同——从几分钟到几十年不等。如我之前说的，一个人在饥饿得到满足前常常至少要等待几个小时（除非他吃得很多，或者一饿就吃）。当一个人疲劳时，他必须等更久时间才能去休息。孩子们要等若干年才能获得独立。青少年和成年人要等若干年才能满足对个人满足或职业成就的欲望。当一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时，满足往往是短暂的。一个人追求官职并成功获选，但没能再度胜选。一个人最终满足了结婚的欲望，但之后他却离婚了。一个人想要假期，但假期（（太快）结束了。一个人的愿望常常无法得到满足。有人渴望自由，但至死都受到关押或压迫。有人寻求智慧，但从未得到它。有人渴望变美，却先天丑陋，不可逆转。有人希望获得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但终其一生都贫穷而虚弱。有人想要不去相信谎言，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辈子都抱着这类信念。很少有人能对他的生活和环境具备他所希望拥有的控制力。

并非所有人的欲望都是想要他们所缺少的东西。有时我们希望不要失去我们已有的东西。从定义上讲，这类愿望得到了立即的满足。但悲伤的事实是，这种满足经常不能持续。有人希望不失去自己的健康和青春，但它却发生得如此迅速。皱纹显现，头发变灰或脱落，背部疼痛，关节炎摧残着关节，视力变弱，人变得松弛下垂。有人希望不会丧失亲人，但除非他不想死的欲望早一点而非晚一点被挫败，否则他不久就必须面对祖父母、父母或其他亲人的死亡。

仿佛这还不够糟似的，接下来再考虑一下我们或可称之为“欲望跑步机“的现象。尽管有些欲望的满足之所以是暂时的是因为这些满足又会消退，但在更多时候，尽管欲望保持着满足的状态，但新的欲望又会出现，顶替它的位置。于是起初的满足很快就让位给了新的欲望。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尽管再需求和欲望之间存在区别，但它们都拥有我在此处讨论的同一种特性。）马斯洛教授提到

需求的满足只会带来在那时的幸福，它反过来又会被新的并且（很可能）更高级的不满所接替。人类对永恒幸福的希望看上去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诚然，幸福确实会出现，它是可以获得的，也是真实的。但看来我们似乎必须接受它固有的暂时性，特别是如果我们关注形式更为强烈的幸福的话。

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则提到，如果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能让我们一直幸福下去，我们就不会再参与追求目标的活动。他说，主观的幸福，“反映了一个人的志向和他的现状之间的平衡——而伴随着长期的成功，一个人的志向往往会抬高，以适应现状。”

马斯洛在写到我们永久的不满时感到不以为然。相反，在更早之前提到生活的这一事实的悲观主义大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则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叔本华的观点，生活是持续的挣扎或意欲状态——一种不满的状态。取得一个人为之努力的事物能带来稍纵即逝的满足，它很快就屈服于某种新的欲望。一旦停止追求，结果就会是另一种不满——无聊。因此，努力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我们只有到死才能停止努力。

阿图尔·叔本华也拒斥了马斯洛教授对幸福的真实性的主张。根据叔本华的观点，只有苦难是独立存在的。在他看来，幸福只是苦难的暂时缺席。满足是欲望稍纵即逝的圆满。用享乐主义的话说，不存在本质性的乐趣。所有的乐趣都不过是从消极精神状态中短暂解脱。

一个人不需要像阿图尔·叔本华那样反对幸福的独立存在，就能接受他的苦难具有流行性并且遍布于生活的观点。满足了的欲望，就像（甚至是本质性的那一类）乐趣一样，是成就的状态，而非默认状态。例如，一个人必须工作才能满足自己，而饥饿却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进食饮水之后，肠道和膀胱的不适非常自然地接踵而来，我们必须去寻求解脱。一个人必须去追求愉快的感受，而当快乐缺失时，乏味感就会自然地出现。结果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工作才能不让苦难（包括无聊）逼近，并且我们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不满的确并且必然遍布于生活。确实会有满足的时刻乃至时期，但它们是在不满足的努力的背景下发生的。波莉安娜效应可能导致大多数人模糊了这个背景，但它依然存在。

现在，有人可能会反对称，上述的内容让情况看上去比实际的要糟糕。尽管我们的欲望没有立即得到满足，并且满足了的欲望也会让位给新的欲望，但欲望尚未满足及我们为满足它而努力的这段时间是有价值的。在奋斗中，或者在匮乏时期当中，或者两者当中，存在着某种积极的东西。

根据欲望满足观点，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这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是说，除了渴望我们想要的东西以外，我们也渴望通过努力来满足那份渴望。于是，我们的欲望就不像我所说的那样是未被满足的。理解这个反对意见的第二种方式是，无论我们是否渴望匮乏时期或为满足我们的（其他）欲望而努力，它们发生在欲望满足之前会使最终的满足变得更加甜蜜。

对反对意见的两种解释都有其局限。我承认，有些人确实会享受实现部分欲望的过程。例如，肯定会有一些作家享受写诗或者写书的过程，一些园丁可能会享受种植可口蔬菜的过程。然而，有可能是波莉安娜效应或别的心理特性导致更多人认为他们想要这个过程，或是不去在意期间欲望并未满足。尽管有这些心理特性，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满足欲望的过程。一些作家或许厌恶写作过程，只享受一首诗或者一本书写完的时刻。一些园丁或许憎恨园艺，但还是做园艺工作，只是为了能吃上饭。此外，还有一些欲望，为之所付出的努力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合理地）想要的。例如，考虑一下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一个人会想要治好癌症，但谁会真的想要打这场战斗，忍受治疗及其副作用，并且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

更合理的说法是欲望不立即得到满足的价值是，匮乏时期和为满足而工作的过程，在欲望最终得到满足的时候增强了满足感。我们在饿的时候比我们在饱的时候更加享受食物。当一个人刻苦训练时，赢得比赛带来的满足感更大。如果一个人必须练习很久才能掌握一首复杂的乐曲，那么他在实现演奏它的愿望时就会感到更加满足。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欲望都是如此。但从总体来看，即使是对于那些的确如此的欲望，至少对它们当中的一部分而言，要是努力并非必需的则更好。如果人们长期渴望自由并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之后得到了它，那么自由或许就会是宝贵的，但自由还是从来就没有被剥夺过更好。长期监禁后迎来自由并不比终身自由更好。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能错误地认为匮乏和努力的补偿性特性是相对于更为迅速的欲望满足的实际优势。

有人可能认为这适用于比较少的欲望，但无论现实世界实际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身体构成和在现实中不同，因此匮乏时期和努力是不必要的。有些人说他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但这不过是想象力的失败。例如，根据我们现在的身体构成，饿几个小时能让饭更好吃。我们可以设想一些必须饿上几天才能获得相同效果的生物。他们的处境当然比我们更惨，因为要获得同样的满足，它们欲望的不满状态必须持续更久。但比起我们不需要挨饿就能从一顿饭中获得相同水平的满足的情形，我们实际的处境依然更糟。换句话说，证明我们需要匮乏时期和努力才能从欲望的最终满足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并不意味着证明我们的生活因为匮乏和努力而更美好。相反，这是在承认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不幸的事实。如果在欲望的满足不需要伴随那么多的不满，情况就会更好。

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生活中存在多少不满。现在我要证明，人们高估了那些确实存在的满足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了解了为何我们的欲望被满足到了它们被满足的程度，我们就会看到更为阴郁的图景。

根据欲望满足观点，只要我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们的生活就过得不错。然而，一个人欲望得到满足的状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

（a） 满足他拥有的任何欲望，或

（b） 只拥有那些会被满足的欲望。

一种粗糙的欲望满足观点将不会区分这两种满足个人欲望的方式。这种粗糙的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只需通过删去欲望或者更改一个人的欲望，就可以把糟糕的生活转变成美好的生活。例如，如果一个人开始渴望拥有自己悲哀的存在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性，他的生活就会从悲惨变为美好。这是难以接受的。或许看上去（或者感觉上）一个人的生活仿佛得到了改善，但它显然并不会真的得到转变（即便它真的会通过在感觉上变得更好以一种更为在限的方式得到改善）。

问题在于，能否构建一种更合理的欲望满足观点——一种当欲望的满足通过（a)而非（b)来实现时才断定生活变得更好了的观点。由于这是欲望满足理论内部的问题，因此我不会追问这个问题。需要说的是，假如无法构建出这样的欲望满足观点，这对欲望满足观点而言将大为不妙。但如果可以构建出这样一种观点呢？我们将会需要注意，由于我已经概述过的那些心理现象，（b）能够解释很大一部分我们欲望的满足。我们欲望的构建和塑造反映了我们处境的限制。因此，我们的生活要远远糟于当我们的欲望满足完全（乃至主要）可以归类为（a）时的情况。

有些人，例如佛教徒和斯多葛主义者，相信我们应该做的正是删去或更改欲望。然而，相信这一点不等于相信（b）比（a）更可取。事实上，推荐(b）是对（a）的不可能性的最合理回应。换句话说，（a）更好，我们必须求助于(b)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得到（a）。

客观列表理论

对享乐主义和欲望满足观点的讨论也适用于客观列表理论。愉快的精神状态与缺失痛苦状态必然会列为客观的好。类似地，客观的美好事物的列表上必然包括部分欲望的满足。此外，正如我们会适应我们的处境并通过把我们自己同他人相比较而形成，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客观列表也会以一种至少让一部分人有可能生活幸福的方式构建。也就是说，美好事物的“客观列表”并非来源于永恒的观点——来源于真正客观的视角。相反，构建它的是人类的观点——从人类的视角。不同于因人而异的欲望，客观列表通常应用于所有人，或至少整个阶级或群体的人。它们只在不因人而异的意义上是客观的。在以永恒的观点判断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意义上，它们不是客观的。

如果有人想要判断某种特定的生活相比其他（人类）生活而言有多好，那么从人类的观点构建列表就是合理的。但知道某种特定的生活相比其他生活而言有多好，并不能告诉我们多少基准线的情况——人类的生活有多好。假如一个人的目的是判断人类的生活有多好，那么由于先前提到的心理现象，用人类的视角来判断哪些事物应该出现在美好事物的列表上明显是不可靠的。从人类的视角来看，我们认为什么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能期待什么。

例如，由于没有人活到过240岁，因此人们不太会认为没活到那个岁数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好。然而，如果有人在40岁去世，大多数人会将其视为悲剧（至少如果此人的生活质量相对较好的话）。但如果40岁去世是悲剧的话，为何90岁去世就不是？唯一的答案只能是，我们的判断受到了我们的处境的约束。我们不认为某样我们无力触及的事物是重要的善。但为什么好的生活必须是我们能够达到的？也许好的生活是某种不可能获得的东西。一种没有任何不适、疼痛、苦难、忧愁、紧张、焦虑、沮丧和无聊，延续得远比90年更久，充满了更多美好事物的生活，听上去当然比最幸运的人们所拥有的那种生活要好。那么，我们为何不以那种（不可能实现的）标准评判我们的生活呢？

或者，考虑一下生活的意义。客观美好事物列表的一个非常合理的候选项就是有意义的生活。无意义的生活将被认为缺少一种重要的好，即使它还拥有其他的好。许多人确实——即使只是偶尔——认为，所有的生活都没有意义。他们从永恒的观点出发审视生活，发现它没有任何意义。有意识的生活，尽管不过是宇宙的时间上不过是一刹那，但却满了痛苦——不指向除自身延续以外其他任何目的的痛苦。然而，大多数人认为有关生活之无意义性的观点是不可容忍的，并表示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但并非全部）人诉诸另一种视角——人类的或者个人的视角——在其中，至少有些生活是有意义的。例如，从人类的观点来看，奉献于服务人类的生活可以是有意义的，即使它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是无意义的。不过，其他的生活，例如一个把一生投入于数不同草坪上的草叶数量的人的生活，就会缺乏人类观点上的意义。然而，从他自己的主观角度来看，如果他从他那非同寻常的人生规划中得到了满足，那么数草者的生活就可以是有意义的。他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是有意义的，这令许多人认为主观视角是不足的。但我们凭什么应该认为人类的视角比个人的视角更为可靠？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慈善家和数草者的生活都是无意义的（这不是说慈善事业不比数草好）。

一些人提出，我们的生活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是无意义的，这一点无关紧要。即便那是真的，但如果我们的生活拥有独立于人类视角的意义——如果它们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性——的话肯定会好得多。因此，我们至少应该认为，我们的生活因为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无关紧要而远远没那么好。此外还要意识到波莉安娜效应和其他产生扭曲作用的心理现象，于是我们有可靠的理由认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仅具备从人类视角下的意义的生活有多好。很有可能，有种重要的意义是不可能得到的，于是我们的生活便缺乏一种重要的好。

对于我的“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人类生活是严重欠缺的”的观点，可能会提出两种反对观点。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说他们就是无法想象这种视角，因此无法根据它来判断人类的生活。

在欲望满足观点下我对人类生活质量的评论有与之类似的反对观点，我们可以用回应这个类似观点的方式来回应它。也就是说，我将它视为想象力的失败而予以驳回。或许我们无法想象比人类的认知更为复杂是什么样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依靠我们对儿童与成人、动物与人类的区别的认识，来理解认知能力的增强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存在争辩它是否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余地。它是否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取决于人是否认为我们的认知优势使我们的生活比认知没那么复杂的动物更好。人类倾向于肯定地回答后者，但它并不一定是正确答案。理解能力带来了许多代价。如果有人认为尽管如此，我们的生活还是比非人类哺乳动物要更充实或更好，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如果我们认知能力更强一点会更好。也就是说，除非我们能证明我们拥有理想水平的认知能力，而这听上去自私得可疑。如果，相反地，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拥有更高的认知能力而比非人类哺乳动物要糟糕，它就从另一种方式进一步体现了人类的生活比它们本可以是的样子要糟糕。

对于我的论点，有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反对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对生活质量的判断必须结合特定的背景。一个合适的类比是老师给学生的作文或试卷打分。老师该设置什么样的标准？如果学生们十二岁，那么老师当然就必须设置适合十二岁孩子（或者更具体些，那些十二岁孩子）的标准。一名十二岁学生的学业表现无法用大学研究生的标准来评判。类似地，该观点认为，我们必须以人类的标准而非永恒的观点来评判人类生活的质量。

显然，我不否认十二岁学生的作业应该用适合他们年纪的标准来评判。这是因为在评判一个十二岁学生的作业时，我们想知道他或她同班里的其他学生相比如何。有时采用人类标准来评价人类生活质量时有着类似的目的。我们或许会想知道一个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生活过得如何。这样的比较有它们的价值，但它们并非做评价的唯一方式。

对此可能有人会回应道，正如我们不能在评价十二岁孩子的作业时改用更高的标准，我们也不应该用超人类的视角来评判人类生活的质量。但这种回应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我们从来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依据适合十二岁的标准得到了“A“，就授予他一所名誉大学的物理学教职。也就是说，我们清楚地理解，我们正在使用的是适合十二岁孩子的标准，但那个孩子的理解水平存在清晰的局限性。然而，人们却总是认为，由于一些人过上了在人类标准看来美好的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就像人们所能想象的一样好。

在这一点上，我的对话者可能提出反驳称，正如我们无法通过超人类的标准评判物理学教授一样，我们也不应该用超人类的质量标准评判人类的生活。然而，问题是，我们有时的确也应该用超人类的标准来评判最有智慧的人。这一点在我们考虑关于谦逊（关于一个人的特质或成就）的哲学问题时变得明显。这个问题就是，在不损害将其理解为一种美德的观点的情况下，难以解释什么是谦逊。例如，如果一个谦逊的人被理解为是一个不承认自己有优秀品质的人，那么谦逊就是一种认知缺陷，难以被视为一种美德。如果谦逊的人是知道自己有多好但表现得仿佛自己没那么好的人，那么谦逊就是一种欺骗，不是美德的合理候选项。解决谦逊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说谦逊的人对自己的能力有准确的认识，但他也认识到存在一种他没有达到的更高的标准。他的根据永恒的观点看待自身的能力把他的品质和成就置于一种使他谦逊的视角之下。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视之为美德。

我推荐用更“谦逊”的观点评价人类生活的质量。我同意，有时——例如，当讨论分配正义的时候——将一些人的生活同另一些人的相比较是合适的。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根据永恒的观点评估人类的生活更合适。当我们想要判断人类的生活总体上有多好是就是如此。于是可以发现，人类生活的质量是欠缺的。

对三种观点的总结评论

我审视过的所有三种观点——享乐主义观点、欲望满足观点和客观列表观点——都允许区分

a） 一个人的生活实际上有多好，和

b） 人觉得它有多好。

一些人难以看出在享乐主义观点下这种区分何以可能。他们认为，因为享乐主义观点关乎主观精神状态，所以一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估必定是可靠的。然而，享乐主义观点认为生活的好坏取决于实际占据它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精神状态。由于人们对此可能会误判，因此乐观主义观点确实允许区分（a）和（b）。

这不是否认（a）与（b）会相互影响。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在以上三种观点的任意一种看来是非常糟糕的，而此人却不这么认为，那么在这一方面，他的生活确实比他意识到它实际上有多坏时的情况要好。然而说它在这一方面更好并不意味着它在每一方面都更好，也不是说它远远更好，以至于就像那个人认为的那么好。

我已经论证了人们生活的质量比他们认为的要坏得多，我也说明了对人类心理的理解如何能够解释为何人们会认为他们的生活好于它们的实际情况。在更准确地了解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后，我们就更有资格判断开启这样一段生活是否不妥，鉴于让一条生命诞生永远无法使诞生者受益。当然了，妥与不妥的问题极难回答。然而，如果我们运用相当理性的测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让充满了多到足以成为人类生活的标志的伤害的生命诞生事实上是不妥的。试题是这样的：在既不为增进一个人的总体利益也不为功利主义目的的情况下，能否得体地让一个已经存在的人遭受和一生中总量的痛苦。鉴于出生永远不可能使出生者受益的论点，第一个条件——排除那个人的个人利益——显然是关键的。第二个条件可能会被认为更具争议性。然而，它并非如此。我已经论证了，最合理版本的功利主义也不支持生育新的人类。生育新的人类确实给被生者以外的人带来了利益，但它们是带给他人的少许利益（将在第4章讨论）而非功利主义所说的最大化利益。

我没有论证，也不需要论证，所有生活都糟糕到不值得继续。相反，我论证了所有的生活中都包含了大量坏的事物。如我在本章早前论证的那样，判断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不仅仅是判断他的生活中包含多少的好与坏。尽管如此，如果一段生活中包含的坏事物比那个人以为的更多，那么那人对生活质量的评估就不可能变得更值得支持。我在第2章中的论证表明，就连总量更少的坏也是生活中可能含有的无论多少的好都无法胜过的。

一个苦难的世界

波莉安娜效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上述的这种悲观主义常常被斥为怯懦者自艾自怜的抱怨。乐观主义者应用地尝试描绘出一幅玫瑰色的图景，在人类的困境上涂上一抹补偿性的积极光彩，或至少表现出一张坚强的面孔。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些做法都不合时宜——类似于在葬礼上讲笑话或者欢呼。例如，阿图尔·叔本华说乐观主义“当它不仅仅是那些在浅薄的头脑中除了话语一无所存的人们毫无思想的谈话时，似乎……是一种不仅荒谬，而且真正邪恶的思维方式，对人类不可言说的苦难的尖刻嘲讽。”

无论一个人是否接受我对平凡健康生活提出的悲观主义观点，当他考虑到世界上含有的确凿无疑的苦难的总量时，乐观主义者的立场显然站不住脚。（我在此只关注人类的苦难，但当我们考虑到数万亿和我们同住一颗星球的动物——包括每年出生的数十亿只为了人类的消费或其他用途而受到虐待和宰杀的动物——的苦难时，情景只会更加不堪。）

首先考虑自然灾害。据认为在过去1000年里有超过1500万人死于这类灾难。例如，据估计，在过去几年里，洪水每年杀死2万人，并为“数千万人”带来痛苦。在有些年份，数字更为庞大。在2004年12月末，数十万人在一场海啸中丧生。

每天约有2万人死于饥饿。据估计，有8.4亿人忍受着饥饿与营养不良，没有因而死去。在目前活着的大约63亿人中，它占据了可观的比例。

每年，疾病肆虐并杀死上百万人。举例而言，考虑一下瘟疫。在公元前541年到1912年期间，据估计有1.02亿人死于瘟疫。要记得，这一时期的人口不过是当前规模的一小部分。1918大流感杀死了5千万人。鉴于眼下的人口规模和环球旅行速度与数量的提升，新的流感大流行能多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目前HIV每年造成3百万人死亡。如果我们加上其他所有传染病，我们会得到每年1100万人死亡的总数，加上大量的苦难。恶性肿瘤每年夺去7百万人的生命，通常都在造成大量且突出的痛苦之后。再加上大约350万起意外死亡（包括每年大约1百万例交通事故死亡）。加上其他所有死亡人数以后，大约5.65亿人在2001年死亡。那是每分钟超过107人。随着世界人口增长，死亡人数也在增加。在世界上一些婴儿死亡率高的地区，这些死亡很多都发生在出生后几年内。然而，即使当预期寿命更长时，我们也知道更多的生育会带来更多的死亡。现在，把死亡人数和活着哀悼并怀念逝者的家人朋友的数量相加。对于每一位逝者，都会有更多为逝者悲痛的丧亲者。

尽管许多疾病可以归咎于人类行为，但请考虑我们物种中一部分成员对另一部分成员造成的更为故意的痛苦。一个权威部门估计，在二十世纪以前，有超过1.33亿人死于大屠杀。根据同一个作者，在二十世纪的前88年中，有1.7亿人被“枪杀、打死、虐死、砍死、烧死、饿死、冻死、压死或者过劳死；活埋、淹死……[吊死]、炸死，或者死于政府对手无寸铁的无助公民和外国人施加苦难的其他无数种方式中的一种”。

显然，数以百万计的人死在了战争期间。根据《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在十六世纪，有160万人的死亡和冲突有关，在十七世纪是610万人，在十八世纪是700万人，在十九世纪是1940万人，而在所有世纪中最血腥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1.097亿人。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2000年，在我们的脑海里并不显得格外血腥的一年里，和战争有关的伤害造成了31万人死亡。

苦难不止于此。考虑一下遭到强奸、侵犯、重伤或谋杀（被个人而非政府）的人数。每年大约4千万名儿童遭到虐待。已有超过1亿名如今还活着的妇女和女孩接受了割礼。还有奴役、不公正囚禁、回避孤立、背叛、羞辱、恐吓，跟别提各种形式的压迫。

对数十万人而言，痛苦是如此巨大——或者说对它的体认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他们结果了自己的性命。例如，据认为，在2000年有81.5万人自杀。

波莉安娜效应导致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和他们（可能会生下的）孩子能避开这一切。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幸运到足以避开所有非必然的痛苦。但每个人都必然会经历上文的苦难目录中至少一部分的伤害。

就算有些人过着可以避开大部分这类痛苦的生活，并且这些生活比我所声称的要美好，这些（相对）高品质的生活也是极为不寻常的。幸运的生活如此稀有，每一份这样的生活都会对应数百万份悲惨的生活。一些人知道他们的孩子将会是不幸者的一员。然而，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孩子将会成为所谓幸运的少数人。巨大的苦难可能降临在任何一个出生的人身上。就连最幸运的人也可能生出将会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遭到强奸、侵犯或被残暴杀害的孩子。乐观主义者显然需要承担为这种生育的俄罗斯轮盘正名的义务。鉴于对那些出生者而言并不存在相对于永不出生的真实优势，很难看出如何能够为严重伤害的重大风险辩护。如果我们不只算上那些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伤害，还算上那些在寻常人类生活中相当常规的伤害，我们会发现情况对乐观的生育者而言更为不利。这表明他们用一把填满了子弹的枪玩俄罗斯轮盘——枪口指着的，当然不只是他们自己的脑袋，还有他们未来后代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