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到《悲情城市》拿下金獅獎的那一夜

文字 /藍祖蔚

圖片 /新經典文化提供

編輯 /Mion

核稿 /郭璈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1989-a-city-of-sadness

上台領取金獅獎的導演侯孝賢。（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對多數台灣記者而言，1989年9月都是職涯上採訪國際影展的初體驗，只因為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那是台灣電影的第一次，也是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國際大賽交鋒。

我年紀略長，比同業多了幾回海外採訪經驗，不管是亞太、東京或坎城影展，以往多數只有我一人前往，怎麼寫都是獨家，不怕漏新聞，那個年頭，報社也不時興即時新聞，影展見聞可以慢慢寫，反正沒人知道，沒人寫過，舊聞也是新聞，心態相對悠閒。

《悲情城市》不然。1989年8月威尼斯影展競賽名單甫宣布，聯合、中時、民生和自立四家媒體都決定派記者前往採訪，理由就如同我在出差申請單上所寫的 : 「1961年，日本導演黑澤明第一次以《羅生門》入選威尼斯影展競賽，就拿下最高榮譽金獅獎，改變戰後日本國際地位，提昇了民族自信，也成就了黑澤明的影史地位。《悲情城市》創下台灣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的紀錄，本身就值得報導，若能得獎更會是重大新聞。」

報告寫得煞有介事，其實，當年我未能預見《悲情城市》掀動的影史浪潮會如此壯闊。我對威尼斯影展的粗淺認識比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還不如，除了黑澤明與《羅生門》，連影展是在麗都島（Lido）上舉行都不知道，遑論下飛機之後還要拖著行李轉搭渡輪。

不過，就算瞎子摸象，摸到耳鼻腿尾畢竟都是象。我臨陣磨刀，緊急惡補相關資訊，其他只能靠直覺前行，但我目標明確 : 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個人角色因此有些矛盾 : 有時候我應該是現場目擊者 ; 多數時候則不自覺地成了台灣啦啦隊。

9月5日抵達影展會場當天，還來不及欣賞威尼斯日落夕陽，我便發出特稿，點出評審團主席安德烈・史米諾夫（Андpeй Смирнов）導演的重要性。

我深一聽說史米諾夫來自神秘國度蘇聯，心中難免忐忑，無法確知蘇聯人怎麼看待台灣電影人。還好，史米諾夫22歲那年拍攝的《Nachalo nevedomogo veka》銳利呈現了俄羅斯社會失序，土匪四竄，善良人民受害的現象，1967年完成即遭禁演達20年，1988年才得見天日。或許正因為如此，威尼斯東方電影選片人馬可・穆勒（Marco Mueller）聽見我的憂慮，悄悄用他流利的華語在我耳旁輕聲說著 :「史米諾夫不會抵制排斥侯孝賢。」

馬可是《悲情城市》得以入選威尼斯競賽的幕後推手，他的賽事分析讓我安心了些。他還告訴我評審團雖為合議制，評審團主席一言九鼎，影響力不小，而且大會規章規定每一獎項只要有過半數的委員投票同意，即可確定勝利贏宣。特別的是，評審主席的一票等於兩票，一旦最後雙雄對峙，評審長握有關鍵決定權，要誰得獎，誰就可能得獎。

影展安排《悲情城市》於1989年9月9日登場亮相，第一場的主要觀眾就是媒體、業者和評審，由於事前就傳說《悲情城市》獲獎希望頗高，百餘位記者和影評人都搶著先睹為快，當時，我的現場報導如是寫著 : 「在整整158分鐘的映演時間裡，幾乎無人離席，散場後只見許多人點頭稱是。」

搶先得見《悲情城市》當然讓人開心，更開心的是擔任評審的中國導演謝晉也和我們一起看片。影展開幕之初，其實就先遇見到謝晉了，他是對岸名導演，代表作《牧馬人》，《芙蓉鎮》和《天雲山傳奇》早就在台灣地下管道流通，然而初次相識，他的語氣有些酸，對自己《最後的貴族》沒能入圍競賽頗以為憾，一句「你們」有作品入選嘛，聽進我耳裡，難免心裡犯嘀咕：「既有你我之分，還有落選之憾，他能公正評審嗎？」

再見面就是《悲情城市》媒體放映場。看到謝晉現身，我和自立晚報陳鴻元和民生報褚明仁一擁而上，擠在他身旁七嘴八舌起來。確實，我們都有一魚兩吃之心，採訪評審，了解他對《悲情城市》的觀感，不管他怎麼看怎麼說，都是新聞；但我更想扮演的「角色」是解說電影，怕他聽不懂台語，不懂台灣歷史，錯估了《悲情城市》成績，坦白說那就是試圖「影響」評審，暗中來替《悲情城市》拉票。

當時，我們也都是第一次看《悲情城市》，要看還要解說，非常不專心。忙著當台灣歷史導覽，希望謝晉認識台灣，只要片中出現台語台詞，我們就急著口譯；只要謝晉略有疑問，我和陳鴻元一定搶著回應，相信有問有答多少都可以寫成新聞。然而走過文革，看過大風大浪，謝晉洞悉我們的雞腸鳥肚，一路不多開口，偶一提問，不是問他們在說啥？就是沒啥營養的地理常識，半生不熟的空洞對話，還真難落筆錄聞。後來才知，謝晉當過福建電影廠廠長，台語難不倒他，無需現場翻譯，而且老狐狸如他，更不會輕易在記者面前露口風。

謝晉看完《悲情城市》的第一個感想是：「這麼長啊！大陸可要分上、下集來演呢！」其他英、美影評人中亦有人認為《悲情城市》太長了點，看片時可能生理勞累，無心專注於劇情和藝術欣賞。

《悲情城市》全長2小時38分鐘，是當年金獅獎23部參賽作品中片長最長的一部，較諸整個影展中其他觀摩作品，也僅次於劇場名導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重現印度史詩的5小時電影《摩訶婆羅多》（The Mahabharata）。

好電影沒有長不長的問題，所謂「『太長』可能是《悲情城市》最大的缺點⋯⋯」其實是句反話，論者挑不出其他缺點時，只能汎汎就長度找話題。當年現場觀影感受毋寧是意猶未盡，33年後重看了數位調光版的《悲情城市》，不知不覺就來到主題樂音響起的黑畫面，黑，讓人咀嚼低迴，一點都不嫌長，所有的細節方方面面前後呼應照顧周到，真的是綿密史詩。當年我寫下「攝影機經常擺著不動，由出鏡、入鏡的人物構成一則詳實的生活寫真，每一段畫面都有其意義，實難再動剪刀剪短」，如今重看還是同樣感受。

《悲情城市》亮相後，當地媒體評論都相當友善，外交官許貞吉看見我都會向我解說義大利媒體的評論與標題，不管是專業見解，或者採訪得知的風風火火，整體情勢的熱鬧指數都可以是新聞寫作的素材，看著《悲情城市》與侯孝賢的照片佔據義大利報紙，都夠讓旁觀的我們腎上腺素揚沸。

果不其然，就在影展落幕之前，《悲情城市》陸續先斬獲了兩座獎。

首先是義大利最暢銷的電影雜誌《CIAK》頒給了「金拍板」特別獎（CIAK就是拍板），得獎理由是：「以原創藝術及迷人的感性手法，導演了一部巨大悲劇史詩故事。」不過，《CIAK》選出的最佳影片是法國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我要回家》 （Je Veux Rentrer à la Maison）。

我在照相機的觀景窗中看著侯孝賢穿著西裝（你知道要侯導穿西裝有多不容易嗎？），含笑領獎，按下快門時，雖然開心，卻也難免胡思亂想：「會不會就差這一步？」

《悲情城市》第二座獎則是「昂利哥・富奇龍利（Enrico Fulchignoni）特別獎」，侯孝賢的國際行銷代理人珍・包芙（Jane Balfour）告訴我，能拿到這個獎，比得金獅獎更覺得驕傲。不過，威尼斯官網上的得獎紀錄則是以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獎（UNESCO Award）定名。

義大利裔的昂利哥・富奇龍利是詩人、新聞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曾任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的處長，一生致力消弭電影困局，增進各地人民相互認識與了解，名聲卓著。1988年病逝後，威尼斯影展主席吉列爾莫・畢拉吉（Guglielmo Biraghi）出面號召組成紀念委員會，每年威尼斯影展期間，從參賽作品中選出一部最符合昂利哥生平理想的電影，1989年委員會召集人是有「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父」美譽的尚・胡許（Jean Rouch），他們認定《悲情城市》最合乎昂利哥人道主張精神。可惜，1989年也只是第二次頒發，台灣媒體對昂利哥此人此獎相對陌生，金獅獎又太金太亮，完全遮蓋掉「昂利哥・富奇龍利特別獎」光采，33年來鮮少有人談及《悲情城市》與該獎的關係。

影展最後高潮無非就在誰是大獎贏家？《悲情城市》累積的好評是否保證就能贏得金獅獎？頒獎前夕，《悲情城市》得獎耳語甚囂塵上，有的義文媒體甚至以「悲傷的獅子」預告《悲情城市》即將贏得金獅獎，我感覺節氣已臨，卻無法確知他們消息來源，不敢有聞就錄，就怕二手傳播一旦落成白紙黑字，若有閃失，百口莫辯，更無顏見人。而且，《悲情城市》團隊成員事先都已接獲內幕情報得知可能拿下大獎，但都被下了封口令，深怕風聲走漏，壞了大事。

媒體同業有人猜到吳念真等人喜形於色的表情，有人側面聽聞有代表團員樂得高呼：「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卻都面露詭譎神色，避而不談，暗自划水，別無管道的我，只能把賭注押在謝晉身上。

大會排定9月15日頒獎，14日晚上，我賴在製片張華坤的房間不肯離去，一方面是探詢，另一方面則是等待有人「報佳音」，就可以攔截取得第一手戰報。我是想問又不好直問，只能拐彎抹角扯淡：「我好擔心，如果我們空手而回，豈不是白忙了一場？」張華坤則是不能說又不好表態，只能打哈哈地對著天花板回話：「不會吧，最好不要啦。」吞吞吐吐之間，兩人合演了一齣各有心思的「諜對諜」爛戲，如今回想起來，1989年9月14日的那個晚上還真是採訪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

雙手空空回到旅館，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打電話找謝晉，直接探口風。前三回，但聞電話鈴響，沒人接聽，直到午夜時分，剛開完最後一次評審會議，才回到旅館房間的謝導演終於接起了話筒。

面對發稿和競爭壓力，我不想再兜圈子，直接問導演有無好消息：「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知道評審有保密義務的謝晉同樣也是打哈哈，沒直接回答，眼看他沒要急著掛電話，我繼續死纏活賴訴說著，兜著繞著無非就是想從他口中問出點蛛絲馬跡，最後還是再問了一次：「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這一回，謝晉倒是爽快回應：「放心，你們會開心的啦 ! 」

坦白說，有獎和拿大獎的開心指數全然不同，我鍥而不捨：「開心？是否就代表《悲情城市》贏得了金獅獎？」這回我聽見了他在電話那端的笑聲，他再補了一句：「放心啦，就是這個結果了，你們等著聽好消息了。」他說的是白話文，而且是大白話，就差yes or no的肯定句，就差臨門一腳，我還是如哽在喉，忐忑難安，關鍵真就在於有獎和拿大獎是完全不同等級的事。

整顆心七上八下，我只能再和陳鴻元通電話探詢戰情，得到更肯定的答案：「剛才你一離開房間，張華坤就告訴我們說：『明明就得了大獎，還說什麼不會得獎？』」雙方說法一交叉比對，剩下的就是作文與快跑比賽了。

後來才知道，影展主辦單位早在13日即已先行召開評審會議，全體11位評審委員中，只有九位出席，法國女評審和義大利男導演雖然都因另有私務不克出席，但已分別將意見封在信封中或以電話告知投票意願。原先以為會引發爭議的金獅獎得主，在評審委員一致通過下，確定由《悲情城市》獲得最高榮譽。大會規定，評審結果需交由最高委員會在15日中午12時（台北時間晚上6時）公佈。

如果得獎名單已經在13日產生，14日為什麼還要開一次評審會？擔任謝晉翻譯，陪同出席評審會議的王定一事後告訴我：「地主國義大利影人對於該國得獎率偏低有意見，主辦單位才會再度召開評審會議，經過數小時辯論後，仍然維持原先名單。王定一指出九位評審在女主角獎項曾有激辯，謝晉力荐英國電影《她早走了》（She's Been Away）資深女演員佩姬．阿什克羅福特（Peggy Ashcroft）和潔拉汀．詹姆斯（Geraldine James）並列影后 ; 有的評審則認為佩姬年歲已高，不如鼓勵新人，幾經辯論後仍決定頒獎給佩姬。

通宵為聯合晚報及聯合報發出《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文稿後，我趕去敲侯孝賢的房門，想見證他如何面對這閃亮一刻，侯孝賢正在房中整理行李和資料，聽到我問：「導演，心情如何？」他笑著雙手一攤：「沒有什麼心情，我現在還能說什麼？」他手上拿著一張剛傳來的剪報傳真，告訴他影評人黃建業發表了一篇文章聲援他，因為台灣有些人還在吵著《悲情城市》是不是騙了新聞局，偷渡完整版拷貝出國比賽，侯孝賢感慨說：「每天都還在計較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接著我又趕往影展記者會，在掌聲、叫好聲和此起彼落的噓聲中，聽見主持人宣布第46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由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獲得，現場有不少記者發出噓聲抗議，但亦有人鼓掌叫好，場面相當混亂。

評審團主席史米諾夫隨後以不流暢的義大利語發表評審感言，他強調評審都很敬業，希望以感性良知、愛心和倫理道德來評選最佳影片。《悲情城市》獲頒金獅獎頒是全體委員毫無異議的共識，更對侯孝賢導演手法特別表示敬意。史米諾夫說：「我們沒有受到任何壓力，大家的決定完全一致，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該片的藝術成就和靈性經驗確值獲得金獅獎，金獅獎必須頒給該片，而且僅此一部。」

這段記者會實況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傳回台北，畢竟這才是「官方」說法，前面的小道消息才得著背書。折騰老半天後，帶著疲憊身子坐進頒獎典禮會場，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問為什麼頒獎典禮未能準時舉行，人才坐下，不知不覺就沒了意識，渾沌睡去。直到樂聲響起，才猛然驚覺醒。

威尼斯影展頒獎典禮不像奧斯卡那麼華麗隆重，沒有穿著華服的主持人，除了布縵，幾乎沒有布景。大會祕書長負責讀報得獎作品名單，每一段落中間還有身穿古典服裝、頭戴面具的伶人串演莎劇精華（坦白說，是不是莎劇全是我猜的啦，其實聽不懂義大利文），以插科打諢的方式點綴現場氣氛。

老牌女星佩姬上台領取「沃爾庇杯最佳女演員獎」時，連聲稱謝，她感謝大會安排的威尼斯之行，也感謝同片演出的女星潔拉汀，她推崇威尼斯影展是增進人類和諧和相互了解的文化藝術活動，獲得如雷掌聲。

每位得獎人領獎之後，大會都會特別放映得獎作品的片頭片段，讓觀眾重溫影片內容，也對優秀作品再一次致敬。

侯孝賢是最後一位上台領獎的得獎人。

司儀一提到他的名字，全場歡呼聲不斷，與得獎名單記者會上的噓聲連連大不相同，一位影展職員告訴我只要義大利影片沒得獎，就會出現噓聲。不過，頒獎典禮上形勢已改，侯孝賢笑嘻嘻地上台領得最高榮譽金獅獎，光是站在台上讓記者拍照，就左顧右盼擺足了兩分鐘笑容與英姿。

隨後，侯孝賢表示：「兩年前隨友人初到麗都島，心中還在問何時才能參加威尼斯影展，沒想到這麼快就參加，並且得獎。我在拍完《悲情城市》時才感覺到自己已經自由、解放了，就像個正在鑽木取火的原始人，這座金獅獎就像那塊木頭，可以滋生熊熊火焰。」

頒獎典禮後，史米諾夫出席年代公司舉行的慶功酒會，當面向侯孝賢致意。他的簡短交心，我認為很重要，可惜台北沒伯樂，沒人理會我這篇文稿。

史米洛夫指出《悲情城市》全片沒有一個特寫鏡頭，只是遠遠觀察並表現人生，手法高雅，與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作品相類，都是對自我和電影藝術有充分信心，才敢如此處理。

喜歡讀詩，尤其對唐詩有研究的史米洛夫特別推崇《悲情城市》的剪接手法，認為頗具詩情意境。在旁的剪輯師廖慶松不禁連聲說：「我們運氣真好，碰到了知音。」廖慶松表示他在剪輯該片時，確實是追求杜甫、李白詩的意境，以氣韻為重，不想太過細瑣交代彼此情緒，史米洛夫竟然一眼就看穿他的剪接心思，而且既認同又喜歡。

謝晉也來到慶功酒會，他提及《悲情城市》視野遼闊，取材又是當前電影罕見的變遷社會中的家族故事，格局遠勝其他儘在私情瑣事上打轉的電影，是1989年影展最好的電影。他還強調侯孝賢作品中蘊含深厚人文情感，確具大師氣勢。

不過，謝晉也認為華人電影應該「百花齊放」，有人拍商業電影，有人則來拍柏格曼或費里尼式電影，讓不同口味的觀眾各取所需，否則如果大家都只想拍柏格曼電影，觀眾怎麼受得了？

我不太記得那晚的慶功派對怎麼結束的，或許大家都喝醉了，邱復生了開了48瓶香檳慶功，不醉也難。只是台北那頭還在催我繼續寫稿，還得挑燈夜戰，只能提早離場。這場水都戰役是我採訪人生中最開心也最艱難的一戰，誠如一開始所說設定的目標：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但也要電影得獎，才知寫稿有多累。

影展落幕後第二天下午，匆匆搭火車前進翡冷翠，不想再回頭，不再想《悲情城市》，摸著起繭的手指，更不想再寫《悲情城市》這四個字。33年後，《悲情城市》可以複製貼上，彈指完事，但人生有幾個33年？我的青春都消磨在威尼斯的日落餘暉中，成了叨叨敘敘話當年的花甲老翁了，但我沒能忘記那段閃亮的日子，我依舊會哼唱《悲情城市》主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