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政治神学

尼采的政治神学

Koecke在1994年曾提到，Benz的《尼采对历史的见解》：“借助于耶稣其人的恳切，将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排出出去，乃是流行的做法，并非总要想到新教的虔诚。”

耶稣反保罗并不是尼采的专利，而是流行的做法，有可能不仅仅新教如此，在原始基督教时期已经开始，证据在于彼得以犹太律法反保罗自然法，耶稣的“三两人聚会”与保罗依托于希腊哲学“逻各斯”（海德格尔翻译为“聚集”）和保罗给出的模仿耶稣方式，也就是信徒模仿保罗保罗模仿耶稣而建立的教会组织之间的对立。保罗的教会组织所具有的教会理性，是民族国家之国家理性的前身，一脉相承，反对保罗的自然法—教会理性，等于反对民族国家的自然法—国家理性。

当彼得诉诸于耶稣反保罗时，有一种风险把耶稣降维降到保罗自然法的对立面，耶稣仅仅成为犹太民族法中降临的耶稣，政治神学的耶稣，犹太民族神学的耶稣，处于耶稣与凯撒关系中的耶稣，道在肉身中的耶稣。虽然耶稣不仅仅如此，但耶稣却是有如此的维度。耶稣成为复国的王。

尼采说，早在旷野之中，耶稣已经形成另外一套福音。尼采所致力于的，有可能是该福音。尼采在反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的斗争中，需要耶稣自身来作为武器。该福音是关于耶稣与凯撒的关系，关于政教关系的，关于基督徒的身体在世间国度安身立命的，也就是政治神学的。

犹太人洛维特在其关于1933年的回忆录中，讲述耶稣与凯撒关系时，大段大段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中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对再临的耶稣基督说，自己也曾在旷野中苦修过，无疑是说自己领悟了耶稣在旷野中的另外一套福音。尼采在《瓦格纳事件》后记中曾这样说，福音书为我们所展示的生理类型，正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描绘的相似。在《偶像的黄昏》里，他感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他能学习的心理学家，尼采说，他属于我生活中最令我感到幸运的境况。

尼采所赞许的罗马皇帝尼禄，是一个敌基督者，他在耶稣与凯撒的关系中反基督教。当耶稣诞生之后，敌基督的权柄在基督的手中。尼禄的叛逆，在耶稣权柄之下，彰显的是耶稣政治神学方面的内容。

旷野的政治福音与后来耶稣福音是一回事，是贯通的。希腊传统中讲“活法”和讲“真理必须秘传”同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耶稣于犹太律法中降临，是为“活法”，也用比喻来掩盖真理，同样“真理必须秘传”。旷野的政治福音到了尼采时，必须公开，传达给普通人，要变为显白之说。那么普通人接受时，就要以旷野的政治福音来解释后来耶稣福音，以及再后来的基督教教义。Koeche在NL曾发表一篇有关耶稣的文章，指出：“三位一体，上帝之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求救赎、复活，所有这些核心教条对于尼采来说都根本没有作用。”海因里希.德特林在《尼采最后的文字》一书中注释说，如果情况如其所言，那么对于狄奥尼所斯式生活哲学的中心教条的价值重估来说，至少是误解。事实上，尼采也的确没有接受这些教条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将它们富有挑战性地重新加以解释。把三位一体的神学，复原为政治神学，这是莫尔特曼的工作。《尼采最后的文字》第七章对十字架之死和复活的重新解释，在此范围之内。

海因里希.德特林说，耶稣留给人间的那个“实践”，在反基督者笔下不过是耶稣受难史的浓缩场景，最后归诸“在十字架上的态度”：他留给人类的是他的实践：他在法官面前，在追随者、在告密者、在形形色色的诽谤中伤和讽刺挖苦面前的行为表现。——他在十字架上的表现。

海因里希.德特林说，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表现”莉，尼采看到，自此眼前的目标业已实现。

尼采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表现，总结为不抵抗。在《敌基督》一书第三十五节，尼采说，他不反抗，他不为自己辩护，对施加于自己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暴行他没有迈出反抗的一步，他甚至还挑战……他请求、他受难、他爱，和那些人一起，和那些害他而还活着的人一起……在十字架上对罪犯所说的话包含着全部的福音。

尼采评价耶稣“对一切可疑和可怕之事本身说是”之对自己命运进行最强肯定。不抵抗，包括宽容加害者和不指控控诉者。施密特把指控者说成鬼。尼采在《圣亚努阿里乌斯》中写道；他还补充说，“我无意指控，我压根儿就不想指控控诉者”。海因里希.德特林说，这句话又可以追溯到尼采于1881年写的查拉图特拉札记，这是有关查拉图斯特拉最早的笔记：“查于是说，我不去指控，我自己是不去指控控诉者的。”

耶稣的福音实践是为了表明，人要如何生活，人何以为人。当基督徒信仰耶稣时，就像国家的国民依赖于国王时，耶稣就会是人如何生活的前提条件得以实现之保证，人作为人的前提条件之保证。国王也是一个国家之内国民如何生活和该国人作为该国人的前提条件之保证。因此耶稣之“不抵抗”是人如何生活和人作为人的前提条件得以实现之实际行动。“不抵抗”与人类生存的抵抗权基础有关，耶稣以人神的位格，将“不抵抗”的分量提升到极重的程度。也因此将人类生存的抵抗权基础作为人如何生活和人作为人之前提条件，提升到极重的程度。这是耶稣的价值重估，因为在他之前，人们顺从于自然和命运，沦陷于弱者的暴力抵抗之偶像崇拜，和成王败寇的胜利者史观里，暴力和强力是自然的，它构成人类的命运，人们对此有着偶像崇拜，而耶稣就是要废黜偶像崇拜的权柄，废黜自然和战胜命运，废黜暴力和强力是超自然的。在耶稣被逮捕的夜里，彼得的出刀自卫是自然的，然而耶稣就是要废黜自然。耶稣的不抵抗和后撤，是因为耶稣具有神格，具有废黜暴力和必然性命运的权柄。他不需要世间人之暴力，他否定和撤销过去的成王败寇胜利者史观，使得普通人可以“人作为人”自足。世间人之暴力和成王败寇胜利者史观，与人要成为人上人有关，一旦“人作为人”自足有尊严，心里就不会有心魔，就不会有偶像崇拜。成为人上人，是进攻性的，与暴力牵连在一起，而做一个普通人，是后撤性的，有可能接受耶稣关于人如何生活和人作为人的教诲。做一个普通人，这一思想早在1887年末就已经表露在尼采的札记里：“进入真正的生命——如果要拯救个人的生命于死亡，那就是要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敌基督》又重复了一次。

当人神耶稣把“不抵抗”抬到极高的位置，就会反过来论证人的抵抗，赋予抵抗权需要相当的位置。因为“不抵抗”是抵抗的反面，是正义女神天平的两端，不可能过于失衡。在抵抗权基础范围之内，抵抗和不抵抗都是保证人如何生活和人作为人的前提条件，不抵抗是对抵抗权的放弃，还是在抵抗权的范畴之内。主动进攻进行抵抗，和主动后撤不抵抗，在保证人作为人条件的前提条件时，具有差不离的分量，消极服从和积极抵抗都是抵抗方式之一。耶稣神圣化了不抵抗，是为了改变过去人的暴力抵抗史，而可能陷入罪恶之中，抵抗罪恶的暴力，不一定就是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