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骏轩 地缘看世界 2016-05-07 18:30
通过之前的内容，我们已经明确了，希腊文明和希腊人的源头，在于从克里特文明吸收文明因子，最终成就自己文明体系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是这些古希腊人控制爱琴海的标志，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点，看作是迈锡尼文明的顶峰。
实际上，特洛伊战争很可能并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希腊半岛与小亚细亚争夺爱琴海控制权的，一系列战争的集合。鉴于当时的记录条件，迈锡尼文明的继承者们，通过吟游诗人口口相传、添枝加叶，最终成就了带神话色彩的，以特洛伊战争为主线的“荷马史诗“。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民间历史知识普及中，也同样存在。就好像很多人对于三国乃至宋史的知识，来自于评书表演艺术家的”演义“一样。如果今天我们不是拥有足够多的信史，也许《三国演义》就有机会成为历史书了。从技术上看，荷马史诗的可信度，远不及那些演义。不过考虑到中国同时代的历史，其实也包含有太多神话成份，大家也不必对古人要求过多了。
不管怎么说，荷马史诗对于确定希腊，乃至西方文明源头这一点来说，还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特洛伊战争所带来的那些真实历史信息，也已通过考古发现得到了验证。然而不管“荷马“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荷马史诗所成就的年代，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崩溃了。而这一被称之为”荷马时代“的历史阶段（公元前11——9世纪），也是希腊文明史的第一个黑暗时代。
我们比较熟悉的，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应该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时代 （西罗马灭亡——大航海时代；约公元前5世纪~15世纪末）。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北方蛮族入侵，是这个黑暗时代所产生的地缘背景。至于荷马时代的地缘背景，也同样源于蛮族入侵。这支毁灭了迈锡尼文明的北方蛮族，叫作“多利安人“。
在迈锡尼文明时代，主导希腊半岛的民族叫做“阿凯亚人“（Achaean，又译亚该亚、阿开亚）。除此之外还有与阿凯亚人血缘、语言相近的古希腊部族：爱奥尼亚人（Ionian，又译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Aeolian）。如果要拿相近年代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将阿凯亚人，类比为姬姓部族出身的周人， 而其它两个部族，则是以姜姓为代表的，那些与之有密切血缘、政治关系的西戎部落。
从地缘关系来看，阿凯亚人显然是最先渗透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最终凭借地缘位置优势，进入文明时代的古希腊人。在此之后，他的两个亲缘部落：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也用和平的方式（比如联姻），与阿凯亚人共享了迈锡尼文明。
特洛伊战争的胜利，使得迈锡尼文明的经济，更加侧重于海洋贸易。特洛伊人原来控制的小亚细半岛沿海地带，也成为了迈锡尼文明的殖民重点。在希腊半岛本土，属于从属地位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成为了海外扩张的主力军。
然而并不是所有操古希腊语的部族，都天然一定是阿凯亚人的盟友。就象我们认为，那些黄土高原的羌系部落，应该与华夏文明的开创者拥有密切血缘关系，二者之间的融合却依然伴随着数不胜数的战争一样。事实上，最终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多利安人“（Dorian），也是属于古希腊部族的一部分。
相比侧重于海洋贸易，以及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阿凯亚人及其盟友，多利安人的优势无疑在于陆地。这支北部山地民族向南入侵的结果（公元前11世纪），就是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核心，分布于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文明所建立的城邦，被全数摧毁。
如果希腊半岛控制权， 是从阿凯亚人交接到已经开化的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手中，相信古希腊文明并不会就此进入黑暗时代，而是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期。这种情况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多交发生。然而同样参考中央之国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北方入侵者，都天然会接受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比如蒙古人所创立的帝国，就很明显的抗拒这一进程（虽然在最后，这些边缘民族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被高一级的文明所融合）。
多利安人的心态，应该和后来的蒙古人类似。只不过他们所抗拒的，并非是农业文明。恰恰相反，这些在北部山地已经进入农业时代的“蛮族”，是以农为本理念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所抗拒的，是迈锡尼文明所倚重的，以海洋贸易为核心的“海洋文明”罢了。
在多利安人的经营之下，伯罗奔尼撒半岛开始进入了保守的农业时代。在西方人看来，这种缺乏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做法，显然让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倒退。当然，身处中央之国的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人对这种看法有异议了。不过就古希腊文明的核心价值来说，的确是由海洋贸易所创造的。
通过“中央之国的形成“部分，相信大家已经对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有了一定了解。总的来说，所谓华夏民族是在不断吸收边缘民族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的概念。就象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边缘民族，大都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一样，多利安人最终也成为了古希腊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所谓”希腊人“的概念，在亚历山大所代表的马其顿人，开始介入希腊历史之前，所指向的就是上述四个民族了。至于马其顿人到底算不算希腊人，就是一场牵扯到现实政治的口水仗了。
多利安人被认定为古希腊部族的一分子，除了他们的确与其它三族在血缘、语言上存在亲缘关系之外，还在于他们后来也为古希腊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出这一贡献的，就是著名的“斯巴达”。作为一个地缘标签，早在迈锡尼文明时代，斯巴达王国就已经存在了。那个引发战争的美女海伦，就是斯巴达的王后。不过在多利安人入主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后，斯巴达这个标签，则成为了另类希腊文化的代言人了。
斯巴达人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就在于他的军事化。为了保证自己的军事优势，这支多利安人后裔，运用种族隔离的方法，将自己的陆地军事实力推向了极致。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被征服的部族圈定在土地上从事农耕，而作为征服者的斯巴达人，则采取军事化的生活方式，保证部族的独立性以及战斗力。
历史上有很多入侵者，都采取过类似的种族隔离做法。为印度奠定种姓、宗教基础的雅利安人；将国民分为四等的蒙古人；以及用八旗制度，圈定出核心族群的满洲人，都是典型案例。从结果来看，印度雅利安人显然做的是最为成功的，今天的南亚次大陆（不仅印度本土）的社会结构，仍然极大的受到种姓制度的影响。
雅利安人对印度社会的改造，主要依托的是宗教控制力。从这点来说，倒不能说这些北方入侵者是蛮族了。最起码他们自己在种族、文化上，都认为自己对印度原有的土著文明据有优势。相比之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式改造，更象是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八旗制度。即试图通过维持统治民族的军事性，来控制拥有更高层级文明的土著民族。
当斯巴达人所代表的多利安部落，在迈锡尼文明的废墟中，将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其周边地区政治部落化、经济农业化的“黑暗时代”，但作为迈锡尼文明的参与者，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并不愿意忘记之前的辉煌。那场针对小亚细亚的征服（特洛伊战争），也成为了承载迈锡尼文明的最好载体。所谓“欲亡其国，先亡其史”， “荷马时代”那些游吟诗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古希腊文明有了“史”。至于这个“史”在内容上有多少真实性，反倒不那么重要了（贡献主要在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从地缘结构角度看，那些移居爱琴海北部海岸线（小亚细亚半岛西部、希腊半岛北部）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是让希腊半岛重回城邦文明时代的地缘基础。套用后来让欧洲大陆摆脱黑暗时代（中世纪）的那个标签，荷马史诗的创作者、传播者，所进行的也正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这场打上“荷马”印记的古希腊文艺复兴运动，在文明进程和地缘政治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公元前九世纪，希腊半岛本土又重新进入了城邦时代。然而重新迎接文明的曙光，并不意味着多利安人的失败。因为我们很快会发现，以斯巴达人为代表的多利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核心价值。一场以雅典——斯巴达为代表的文明碰撞，开始成为了希腊半岛地缘博弈的主线。至于其结果究如何，代表海洋和陆地文化的两套地缘体系，有没有机会为希腊半岛打造出全新的文明来，我们明天再接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