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乔治·索罗斯哲学思想

索罗斯思想理论及其操作方法等，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思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越来越处于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带，其一举一动都牵动整个经济、人心。正是这种背景下，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长期不可思议的成功运作(投机？)和影响，是受到注目的直接原因。其次，索罗斯还是一个有着较高哲学功底和深刻思想的理论家，与一般实用主义投资家不一样，他是用一种有着深刻哲学思想背景和理念、并结合自己气质和志趣的方式，来认识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并进行操作的；因而在较深刻的层次上，形成了其独特(极具争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更广泛地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最后，更深刻的原因也许还因为，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近年来的全球剧烈的金融动荡也许正是这种深刻性的直接反映；但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还是象有些人说的，是索罗斯挑起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越来越引起全球人们的关注和深思。一、索罗斯的哲学思想架构及其演变1、索罗斯思想的哲学来源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成功运作和影响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或独特特征，是其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及其自我领悟的思想理念。因此，要真正认识索罗斯思想，必须首先了解其哲学基础及其自我形成的世界观。索罗斯明确表示，他的思想形成主要是受到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 )科学哲学思想及其开放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卡尔·波普是在1930年代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而跻身于国际学术界的, 他的其它重要著作有《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亦即所谓“证伪主义”，曾在四、五十年代十分盛行，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本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界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深入学习和了解波普的思想，可能是从理论上深刻认识索罗斯思想的关键和难点。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一般称之为“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的理性主义”。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第一，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研究科学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其静态结构；第二，彻底反对归纳法，认为科学研究的起点不是观察(事实或语言)而是问题(猜想或假说)；第三，科学思考最基本的概念单位只能是暂时接受的科学假说；第四，我们是通过猜想与反驳的程序来获得科学理论的，即大胆的猜想、严格地检验和批判；第五，从来就没有稳固的知识基础，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暂时性的知识基础；第六，科学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应以“可证伪性”为分界原则，来分辨科学与非科学；第七，肯定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并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科学是来自形而上学。即使从上面简要地概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波普科学哲学思想的新颖性、鲜明性和彻底性；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证伪主义”成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演变中的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是科学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巧合的是索罗斯1949 年进入了波普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很快就被其思想吸引，并开始对有关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较长时期的思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构架、语言体系和实际应用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在下面有关索罗斯思想的介绍中，并看不到严格意义上哲学论证和分析，所有这些内容只能从波普等的科学哲学思想中寻找；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波普的科学哲学也许是深入了解和理解索罗斯思想的哲学基础。2、索罗斯的“彻底可错性”思想所谓“可错性”观念是索罗斯思想的核心。它实际上是波普“可证伪性”思想一个形象而具体的、“索罗斯式”的说法。这种观念认为，人类对于其置身的这个世界的认识，与身具来就是不完整的，亦即人们思维与客观实在之间永远存在着扭曲，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掌握了终极真理。对于“可错性”观念的重要性，他说“可错性不仅是我世界观的基石，也是我所作所为的基石。”索罗斯认为，如果承认客观实在与我们对实在的认识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扭曲)，那么对这种差距及影响的认识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观念表明，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要绝对把思维和实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来说尤其如此。进而应该认识到，人们的思考一般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总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反映了思考活动所要寻求理解的实在；而另一方面，思考的结果也会或多或少成为实在本身的组成成分。因此，对于人的认识来说，绝对反映客观实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索罗斯认为，其“可错性”观念直接来源于波普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并进一步演变成他的“彻底可错性”观念。他认为他的“彻底可错性”思想可明确表述为：“所有人类心灵的建构，不论建构局限在我们思维深处或表现为各种学科、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体制，都是有缺陷的。” 这里的“有缺陷”不是可能“可错”，而是肯定“可错”。他还认为，“彻底可错性”观念也许听起来很消极、悲观，原因是我们都怀有幻想，渴求完美、永恒、终极真理。事实上，我们无法获得完美和不朽，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他相信，实际上“彻底可错性”观念有非常积极和启示的一面，它打开了我们批判理性思维的大门，隐喻了我们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有无限的空间，我们的思维或社会有无限改善和发展的余地。而在实际行动中，他则体会到“可错性观念鼓励我寻找每一个情境的缺陷，然后在找到缺陷之后从中受益。” 下面我们将看到，“彻底可错性”思想实际上已成为索罗斯的基本信念，并由此形成其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及实际行为方式。3 、索罗斯的“反射”思想在“彻底可错性”观念的指引下，索罗斯十分重视社会现象中, 人的思考与事实之间关联双向性的重要意义，亦即人们对社会事务思考作用（或称有思考能力的参入者）的二重性。他仔细分析到：一方面，参入者思考的目的是寻求对他们所参入情景的理解，总希望找到和事实（实在）完全相符的一幅图像，这可称之为消极的或认知的功能。另一方面，参入者的思考又同时发挥着实际的影响，即根据他们的意愿在重塑着事实（实在），这可称之为积极的、或参入的功能。因此，他提出，假如这两种功能同时发生作用，就称此情境为“反射”。“反射”概念是其方法论思想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是其“可错性”思想的具体延伸。理解“反射”思想的含义及重要性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根据“可错性”观念，人们的认知功能天生就是不完整的，并且这种扭曲的认知必然参入到人的行为中，而人们行为的结果又形成了社会事实(实在)。反射思想认为，认知功能与参入功能之间有一个重叠地带，这种重叠地带的某种情形中，两种功能可能相互干扰。一旦这种干扰形成，我们对情境的理解就会明显扭曲，或者说人们所理解的实在或事实本身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或人为的偏颇，实际情境的演变就会变得不确定了。因此，反射产生的根源是“可错性”，反射的结果则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反射”思想的意义还在于肯定“不确定性”事件的重要性。反射本质上是由于人们认识“可错性”引起的；如果人的认识不存在“可错性”，反射概念也就失去意义了。一般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层次上的反射情形千差万别，而社会(综合)层次上的反射情形又是个人层次反射的综合结果，最终归结为人们心理预期的综合，异常复杂而不确定。索罗斯认为，反射是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根本原因。再次，反射的实际意义还指出，我们的思维主动影响到我们参入的事件或思考的对象；同时又由于我们对实在的理解与实在之间总存在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影响各种社会历史事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反射的意义非同一般。“事实上，使过程变得具有真正历史性的正是反射。” 当然，并不是任何社会行为都是反射的，应该把日常事情与历史事件分开。在日常事情中，引起反射的两种功能中，往往只有一种功能发挥作用，由此反射消失，使得有关的情境能够维持现状，使得问题的研究变得相对简单。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关注的应是历史事件，而不是日常事情，这也正是反射重要意义所在。最后，有时时间的流失能够在思维和实在之间起点绝缘作用，似乎可以把认知功能和参入功能分开，这时反射思想可以被视为是认识思维和思维对象之间关系的一种捷径，原因是，这揭示了反射作为一种真实现象的重要意义。但应注意的是，在塑造参入者的自我形象、价值观和预期心理方面，反射的效力比起其对事件发展过程的效力来，则是更普遍、更迅速的，这表明人们价值观和预期心理中特有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来自主观的影响，实际上表明反射现象无处不在。4、索罗斯的不确定性思想及其真理观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确定性的关系，确定性完全成了判断科学和真理标准的特征。在哲学意义上，这一思想则表现为：只有能够判断为真或假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不真或不假(不确定)的陈述是没有意义的。索罗斯依据其“可错性”和反射思想，完全反对这一观点。二十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确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的确对事实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确定性成果。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科学也变得没有那么确定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确定性也存在一定的界限，一旦越过此界限，观察本身则无法和观察对象分开，结论也就变得不确定了。例如较早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继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后来的混沌理论等，都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不确定性现象的客观性和重要性。例如混沌理论所主张的，宇宙中所有事件都是独特而不可逆转的“宇宙不确定论”的观点，给人们带来了更新的观念，使得不确定性现象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和认识。从实际意义上讲，认识社会现象中的不确定性更为普遍和重要。索罗斯指出，不确定性现象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新现象，它本来就根植于常理之中。而“人类事务的有些方面仍未有正确的解释，但原因不是因为反射观念才刚刚被发现，而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竟刻意把这一概念隐瞒起来。” 针对不确定性重要意义，他还明确指出，“真实价值不确定的陈述不但不是没有意义，而且还比真实价值可以确定的陈述重要。后者构成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真面目。但前者表达了我们与生具来的不完美的理解，却可以帮助我们形塑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 当然，不确定性观念的深刻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真理的重新评估，而不是对真理的否定。索罗斯还认为，传统的真理体系只是强调陈述的真或假两类范畴，但对于一个包含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参入的世界来说，这个体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认另一类真理范畴，这就是真实价值要视其影响而定的不确定性陈述或反射陈述。他称之为第三类真理，并认为反射现象构成真理概念的重要意义是：事实未必构成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传统看法认为，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是判断真假的依据。但如果了解反射意义上的真理观，则可认识到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可以有两种方式达到：即可以是提出真确的陈述(相对的)；但也可以通过陈述去影响事实(绝对的)。换言之，是否与事实相符并不能保证陈述的绝对真实，对于社会现象来说更是如此。例如，所有有关价值的陈述性质都是反射的。他强调指出，长久以来，人们已习惯于用思考自然现象的方法来思考社会现象，但如果承认反射或不确定现象的真理性，则应修正我们思考人类和社会事务的方式。二、 索罗斯的社会科学观及其经济思想1、索罗斯的社会科学观索罗斯思考问题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在对“彻底可错性”信念深刻自我的领悟中，他的科学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在较深层次上与波普的科学观产生了根本的分歧，这正是索罗斯思想新颖和独特的方面。他明确表示，他完全不赞成波普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统一的思想。索罗斯认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陈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这个观点可简单地表述为：自然现象世界中，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是直接相连的；或者说，这里的事实是独立于科学研究陈述之外的。换言之，自然科学中事实的客观性虽说不是绝对的，相对社会事件来说, 其客观性却是十分显著的。也正是这一重要特征，使得自然现象本身既能作为科学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又能作为衡量研究结果对错及其有效性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界限内，这一基本特征正是自然科学进行确定性研究，并取得大量确定性知识的基本前提。而对于社会现象来说，其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里陈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在社会现象世界中，由于其过程参入了有思考能力的人，人与社会现象演化过程不能明确分离开来，即人不可能独立或脱离自身来观察自己。这个观点可简单地表述为：如若以一社会事实为起点，事实经过人们的思考产生认识或决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行动，而行动的结果形成下一个事实。这里一个事实并不直接连接下一个事实，而是明显参透了人的观察或思考，事实本身已不是客观的，亦即事实与人的思考是相互影响的，这时主客体是合二为一难以明确分离的。因此，相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客观性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则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现象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例如人们在理论研究中，无论利用多少理论上的假设条件(总是有限的)来刻画条件相同但时间不同或地理不同的两个实际社会(或经济)状态，都是不可能准确和客观的，有时甚至是差别巨大。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这突出地表明，社会现象中显著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心理等复杂因素作用、进化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也表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都远甚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可能像自然现象那样进行重复实验，就是这个道理。最后，科学研究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也是一种具有反射潜能的现象。科学家可能以观察者和参入者的身份与其观测的对象发生关系，而相对来说，自然科学方法的特点是，这种反射的两种功能并不相互干扰。我们说自然科学研究中，事实和陈述之间的分界相对是清晰明确的；是表明这样意思：不管有关大自然的各种理论假说如何不同，大自然仍独有其运行的方式，科学家的思想和科学活动对之无法改变。例如，无论科学家本人的科研动机(如崇高理想、财富或地位等)如何，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通过客观事实的检验！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其科学活动本身的反射功能是不可避免的。简单说，其一是研究对象的非独立性或客观性(上面已谈到)。其二是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亦即社会科学中的反射性隐含了人的思考与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也意味着参入者和科学家都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影响人类的行为，进而影响到事实本身，这样判断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标准就消失了。因此，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完全去模仿自然科学是错误的，也是难以成功的。而另一方面，它还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因为它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权威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相当冲击。换言之，在反射的作用下，社会科学可以无效但却有用。虽然炼金术不是科学，社会科学却可能变成成功的炼金术。总之，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必须承认人类的许多行为并不受所谓无时间限制的自然法则所控制，必须防止自然科学方法的泛用。当然，认识到社会科学的限制，并不表示我们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需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而是表明在认识反射现象的基础上，我们应有勇气探索新的研究方式。2、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从知识层面上说，索罗斯对西方经济学(这里是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掌握并不具有相当的水平；他在大学虽说学的是经济专业的，其兴趣却在波普的哲学方面。另外他说他当时就已感到，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基本假设存在严重问题，而失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他也承认自己对于西方经济学及其大量新的发展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索罗斯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批判，主要集中于其基本思想和方法论(所谓实证方法论)方面；其批判性质是根本性的、深刻性的；而不是具体的、内容性的。这种认识和批判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深思。首先，索罗斯认为，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并且从形式上看也是最成功的。经济学最核心、最根本的思想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应把经济学当作像自然科学那样学科来研究；并期望找到经济普遍有效的法则，解释并能预测经济行为。作为经济学中最核心观念和概念的“均衡”，就是这一信念的具体反映。“均衡”一词完全来自于牛顿的物理学，两者含义十分相似。经济学上的“均衡”更象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信念体系产物或理念，并由于其物理学背景取得了先入为主的经济学地位。例如，“均衡”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它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唯一源驱动力或最终结果；它是一切经济价值的唯一价值中枢；它是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一般规则等。索罗斯还认为，现实中均衡既不存在也是不可检验的，均衡可能更象是市场参入者对着的一个不断移动目标调整的状态，它并不是唯一的、确定的，因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当然他也承认，对于日常(或常规)情况下的大量经济事件，由于此时认知功能不变，亦即在生活经验的常规作用下，均衡式的经济分析可能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但对于具有重要意义或反射意义的经济历史事件，均衡式的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了。索罗斯认为其原因是，均衡式的分析关心的只是所谓其静态结果，而不是实际的动态过程；换言之，经济学关心的是确定性而非不确定性。因而他指出“我认为经济学是很高明的理论构思，我质疑的是经济学用在实际世界的可行性。” “如果现象不遵从超越时间的限制、普遍正确的法则，这样的法则怎么能用来产生预测和解释呢。”因此可以说，经济学追求或得到的也许只是自然科学的信念，而失去或放弃的则是其理论的真实性或实践性。其次，索罗斯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了彻底地批判。经济学追求科学信念的直接产物，是其方法论带有鲜明的自然科学特征。经济学方法论又称之为实证方法论，其基本过程可简单地表述为：先作出假说或一组假设，然后进行逻辑(数学)推导和得到确定性结论，再进行有关统计检验。这正是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假说演绎法”，其基本模式的简洁形式可看成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初始条件、一般通则、最终条件。这三个部分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结合方式：初始条件与一般通则结合产生预测，一般通则与最终条件结合产生解释，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结合产生通则的实验方法。其中的关键是要使科学实验可行或有效，即“一般通则”必须超越时间的限制。索罗斯认为，由于社会事件中，反射现象改变了参入者的思考和事物的实际状态，不受时间限制的通则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即不可能存在能重复同一社会现象的实验。这样，这个精美科学方法模式的可靠性就完全破坏了。当然，经济学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社会现象这类性质的复杂性，只是他们更相信传统宇宙决定论的世界观，相信自然科学是唯一的权威。因此，经济学在确定和应用其实证方法论时，必须作出某些重要的预先假设，这些重要假设的基本特征或作用可概括为：(1 )注重静态忽略动态；(2 )强调确定性避免不确定性；(3 )承认理性否认非理性。针对这类假设的作用，索罗斯深刻地指出“经济理论能够模仿物理学的唯一方法，是从经济主题中消除反射性质，……经济学既不关心手段，也不关心目的，只关心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手段和目的必须视为已知的事实，这是方法论上的设计，目的在于连研究反射互动的可能性都要排除掉。 ” 经济学中有关这类重要假设是我们熟知的：如强调经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假设经济学研究能避免有关价值判断)；均衡存在性的有关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生产者和消费者数目充分大假设等；有关理性经济人、理性预期假设；需求定律假设；供求曲线独立决定价格假设等。这些假设对于实证方法论的重要性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可以看出它们在排除反射性质方面的明显作用。3、索罗斯的经济思想索罗斯不信任社会科学的科学意义，并特别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给予了根本性的批判；同时，他强调的是社会经济事务的反射性质、不确定性、不可逆性或历史性。这种认识的确具有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信念的改变，即用“可错性”替代“科学性”，随之而来，则是用“不确定性”或非科学的分析架构替代科学或“确定性”的方法论。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初步认识这种思想具体内容。首先，考虑索罗斯所谓“可错性”信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意义。一方面，他强调社会经济事件可分为两类事件：一是所谓“常规事件”或日常普通事件，二是所谓“历史事件”。常规事件的特征是，其参入功能和认知功能都不会发生具体的变化或影响；这也正是均衡分析能起作用的原因。与此对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常规事件正是均衡分析能起作用的原因。与此对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常规事件的特征也相对突出，这时均衡分析容易不自觉地被采用或看起来相对有效。但这种均衡分析及其有效性的实际意义几乎没有，因为常规经济现象的分析结论，要么是那些已成为人们的“经验或习惯”，要么是因制度限制下的规则行为，而变得习以为常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索罗斯认为均衡分析脱离或改变了经济学本来的主题，理论上是“科学化”了，但却变得无实际意义了。他认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和经济学应关注的主题，应是所谓“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特征是反射性的，即其两种功能会同时相互作用；要认识它则必须具有“可错性”的信念基础，并把它当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错性”观念和反射思想表明，关注或研究“历史事件”意味着，否定经济运行中“均衡”的唯一性分析，亦即否定确定性分析或逻辑性分析；还意味着应关注经济的动态分析，特别是经济波动转折点的分析；并同时认识到或承认，“历史事件”分析和预测的不确定性或可错性、方法的非科学性。其次，考虑索罗斯社会经济分析方法论的新特点。索罗斯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那么他是如何来进行社会经济分析的呢？索罗斯根据其反射思想，构造出了其分析的基本概念框架，他把社会经济状态分为三种类型：近似均衡、静态不均衡、动态不均衡。(1)近似均衡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的认知和参入功能之间的反射作用，表现出使思维和实在不至于分离太远的状态。这时人们能够从经验和教训中学习，并能根据主流的观点作为行动的基础，同时有一重要的过程运作其中，使得人们的偏见得以矫正。虽然完善的知识依旧无可企及，但存在一种朝向均衡的趋势。索罗斯认为，这种状态是现代西方世界之开放社会一种特质，并与批判性的思维模式有密切关系，可看成是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常规”状态，人们一般在自己的经验中非常熟悉它。近似均衡状态虽然波澜不断，仍属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可与经济的“均衡”状态对应，但它们本质上的含义和理解是不同的。(2)静态不均衡是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所谓封闭环境(封闭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参入者的思考与真实情况相差很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差距将越变越大。这是因为一个封闭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已并入其体制中运作，而偏见不会依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自我调节。这种体制试图把实在镶进其概念框架之中，即使情况无法改善也难以放弃。在教条盛行的环境下，社会经济状况可能变得非常僵化，又由于缺乏矫正机制，实际情况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预期。当然，思维与实在的远离不可能无限下去，一旦矫枉过正，其冲击力将是毁灭性的，或者说经济波动将是十分剧烈可怕的。静态不均衡可以看成那些经济波动巨大波幅震荡时对应的动态过程。(3)动态不均衡是另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所谓开放环境(开放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开始人们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差距变得含混不清，反射功能逐渐趋强，实际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参入者的价值体系开始瓦解，特别是在人们价值观变化与事件之间的演变中，有一种共同的自我强化互动，事件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以至于参入者的理解力跟不上而使情况的状态失控，最终演变为所谓“盛衰过程”。动态不均衡可以看成一般市场经济下，出现较大经济波动时对应的动态过程。索罗斯指出，这三种状态可以作为实际经济分析基本框架，同时又必须认识到，它们实际中都是不稳定的，可以相互转化，我们的任务就是对这三种状态及其演变过程作出判断。他还把这三种状态与水的自然三种状态相比较：即液态、固态和气态。当然，水的三态分隔线可简单地用温度的高低来判断；而对于经济“历史事件”的三态来说，其分隔线的判断就比较难以精确和量化了。他认为，一般可以通过观察人们对不同价值观(分为“根本原则”和“权宜之计”两大类)的认同及其变化，来作出分隔线判断的粗线条。但真正的判断过程可能是理念、分析和直觉等复杂综合判断的过程。这里不便作详细论述 。最后，来看一看索罗斯做具体经济分析的一般程序和对其方法的自我评价。虽然索罗斯反对在经济分析中直接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或所谓确定性方法；但在分析框架方面，完全赞同波普的科学方法思想；即反对归纳法推崇演绎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利用的演绎法框架或思路而非全部。他说“我是对特定事件的过程有兴趣，……，真正重要的是特定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样的原理在历史过程中甚至更适用，我不能就历史事件做出可靠的预测，只能形成若干假设性的情境，然后可以拿实际的事件过程和假设过程比较，这种假设没有科学上的正确性，但有相当的实用性，能够为现实中的决定提供基础。我不能根据普遍正确的通则预测事件的过程，但是可以设计出一种一般的架构，协助我根据经验预测和调整我的期望。” 我们应注意这种演绎架构与科学演绎法的异同，即方法框架相同而内容不同。具体表现为，首先，这里的初始条件是若干假设性的情境，是不严格和确定的，是不可量化的，而只是某种或几种不确定的状态。其次，这里没有一般通则，无须也不能进行严格推理；而是通过理念、分析和直觉等手段，把假设与实际变化不断进行对比，这种“推理”主要是理念化的，也是不确定的。最后，这里的最终条件(结论)完全是可变化的、可错的和不确定的，毫无科学意义上确定性。因此，索罗斯对其分析方法评价到：“我的架构只是协助我用不科学的方法应付不确定状况。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差别，用科学标准来判断，我的理论毫无价值，不能产生确定性或概率性的预测和解释，……，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我认识到，有思考能力的参入者的状况，基本上和科学观察者的状况不同。 ” 如果我们理解了索罗斯“可错性”信念的深刻含义及其社会科学观，就不难理解他的分析方法及其非科学特点的意义。总之，从上面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充分领略了索罗斯经济思想与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在两种思想的路径之间，试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经济学的路径：科学信念→确定性理念(均衡)→假说演绎法(逻辑推理方法)→确定性结论(科学理论体系)。索罗斯经济思想的路径：“彻底可错性”信念→反射或不确定性理念→演绎架构法(非逻辑推理方法)→不确定性结论(非科学理论体系)。由此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思想或基本信念在其实践和分析研究中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