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听祝总斌先生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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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2023-02-20 11:48 发表于上海

阎步克、陈苏镇、罗新与祝先生聊天

“你说谁想得到呢？我都活到九十一岁了。”他低声笑着，两眼闪着光，和四十年前第一次见到，以及那以后这么多年来经常见到的，竟是一样明亮的光。停顿一会儿，像是反思自己的感慨，加了一句：“真是有意思。”

2021年元月3号开始，春节前后，我六次拜访祝总斌先生。其实是他元旦后先给打我电话，叫我去他家挑书。我知道他几年来一直在散书。更早十几年，他身体还健朗那会儿，曾经把一本高句骊考古的书塞进我信箱，留个条子说看到我写了高句骊的文章。我对挑书热情不高，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这些年来苦于无处搁书，也忙着送书散书。但很久没有见祝先生，平时总是听王铿和叶炜说他的情况，心下愧疚，所以一接他的电话，就约好时间去中关园他的府上。3号下午去，第一次看到他帕金森症转为颈项强直后的糟糕状况，心里一阵难过。他坐在轮椅上，脖颈下倾，只能往下看。我尽量坐得低，好跟他的视线保持平直接触。不过他的精神还是相当好，声音不大，却很清晰，有时候还和从前一样干脆有力。

祝总斌先生在家中书房

那天聊了一个半小时，聊得比较散漫，我有意问他北大历史系的事，特别是我自做学生以来听到的一些传说。当然有些是不适合现在写出来的，但他评价那个时代的某些人某些事，持论平允，出以忠恕，我想古人所谓“求仁之术”，亦不过如此。但他并不是不讲原则。在这个话题的末尾，我问：“祝先生，是不是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他回道：“有些错误不能犯，犯了就没法儿补救了。”沉默一会儿，说：“就毁了。”议论到那些为时代浪潮裹挟因而身不由己的人时，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有个杨柳桥，你知道吗？”我没听说过。他讲了讲杨柳桥的事迹，竟是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自己学术立场的人。关于杨柳桥，我根据回家后上网搜索所得，结合祝先生所讲，概述如下。

杨柳桥（1907-1993）是河北河间人，本是天津某大学或历史所的教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反对任继愈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者。任继愈1954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老子的哲学》，提出老子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第一个（最早的）自发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论的哲学家”。任继愈还把这篇长文作为附录收入不久后出版的《老子今译》。随后杨柳桥也出版《老子译话》，该书主体是《老子》的白话翻译，但附有一篇《老子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吗》，针锋相对地批评任继愈：“任先生并没有提出老子的唯心主义因素；好像老子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这就未免夸大了老子的优点，掩盖了老子的缺点。这是极端不妥当的。”又说：“总之，老子的哲学，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不过在唯心主义之中含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因素罢了。有人把老子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相比，我认为最恰当不过的。要说老子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第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未免有些不符史实。”

《老子译话》于1958年2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此前杨柳桥已被打成右派。祝先生说，打成右派之后的杨柳桥，被单位开除，发配到街道，街道让他扫大街，这样就扫了好多年的大街。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说老子时，忽然提到任继愈和杨柳桥：“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他有本《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祝先生说：“毛主席这一讲，天津那边就赶紧找杨柳桥，最后在大街上把他给找着了，弄到历史所当研究员。可是这个杨柳桥不会跟风，挺坚持自己的看法，1974年的前门会议，他又唱起反调来。”祝先生说的前门会议，是指1974年7月5日至8月8日在前门饭店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常简称为“法注会议”）。杨柳桥也参加了这个大会，那时祝总斌先生“作为大会工作人员”不仅见到杨柳桥，还目睹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受到会议组织者激烈批评的场景。

3号下午的聊天结束时（其实是我担心他太累而及时告辞），祝先生让我挑书，我说，下次再挑。他问：你还有时间来吗？我说，放寒假，怎么没有时间。一个念头闪过，我说，下次我要问您一些关于往事的问题，用手机录音，行吗？他说，好呀。就这样，从第二天开始到3月8日，我五次跟祝先生聊天，都留有录音。可惜第一次没想到要录音。

祝先生忆旧的文章，在这之前一共发表过两篇，分别写小学和中学时光。2001年夏天，祝先生交给我一篇手写的文章，题为《难以忘怀的往事》，内容是回忆他1941年至1944年在汉口广雅中学读初中的三年时光。我把文章寄给在武汉的老同学熊唤军（和我一样在1981年秋季学期听祝先生讲“中国通史”的先秦至南北朝段），发表在当年8月18日的《湖北日报》副刊版。2005年春，祝先生又交给我一篇手稿，题为《回忆汉口安东小学》，我同样转给熊唤军，发表在当年6月3日的《湖北日报》。这两篇都是回忆他青少年时代在武汉的学校生活，所以他很高兴文章在湖北发表。除了这两篇，祝先生还有两篇忆旧文章，是我2021年2月拜访祝先生时，他交给我的。我看稿子很旧的样子，就问啥时候写的，他说不记得了，最近收拾东西看到的。一篇是《回忆张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课》，一篇是《华北革大琐忆》，分别回忆他青年时代在华北文法学院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时的片段经历。我拿回手稿，录入成为word版之后，用微信传给郑诗亮，他发在3月13日的《上海书评》。这四篇文章经后来多家微信号文章转载，查找甚易。需要说明的是，2021年3月8日下午我最后一次拜访祝先生时（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祝先生告诉我，《回忆汉口安东小学》有两处误记，把汤秋浓记成杨秋浓，吴炳章记成了黄炳章，应予改正。后来我提供给北大中古史中心微信公号的稿子均已改正，并于文末附有说明。

这四篇的内容，也是祝先生跟我聊天时最津津乐道的部分，显然在他的情感和思想世界里分量很重。我很早就知道他喜欢聊小时候在武汉的事。刚读研究生时，我和王铿隔周去祝先生家读《资治通鉴》，有时候会说说闲话。有一次不知怎么扯到武汉，祝先生忽然说，我在汉口生活过很多年，然后说了句相当地道的武汉话：“我是（si）湖北（bo）佬。”他也很喜欢说自己1948年春至1949年初在华北文法学院，以及1949年秋至1953年春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先后做学生和教师的经历。当然回忆时所谈不及文章清晰准确，可见文章是在脑力更好时写的。不过这几次聊天补充了文章未能涉及的时间和事件。下面所写，主要在文章覆盖的范围之外，循往事时序，不循我和老人聊天的时序，所以存在把多次聊天所谈揉入同一叙事的情况，敬请读者谅之。

首先是关于祝先生到武汉之前。一般介绍都说祝先生是苏州人，因为他的确出生在苏州，生身父母都是苏州人。不过祝先生的生父不姓祝，姓董，祝先生的原名是董孝文（哥哥叫董孝杰）。生父抗战前在上海去世，抗战爆发后，母亲投井自杀（具体细节与因由没有说得很清楚，大概是为了让五个孩子离开苏州，以躲避日寇）。几个孩子分由亲友领养。“大姐去了上海，二姐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排行第四的祝先生跟了母亲的哥哥，改姓祝。祝先生说“我父亲”就是指收养他的舅舅（以下称父亲），“我母亲”就是舅母（以下称母亲）。在电报局工作的父亲随政府转移到武汉，祝先生与母亲一起也跟着到了武汉。次年武汉会战失败，先因工作到了大后方的父亲就与家人隔绝开来，祝先生和母亲留在沦陷的武汉，直到抗战胜利，在日本占领的汉口读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高中没有读完）。分离四散的同胞姐姐和哥哥（最小的弟弟死得早），到解放后慢慢也都找到了，除了大姐在上海解放前随家人赴美，二姐和哥哥后来都有联系。在山东的二姐和姐夫来北京，还在祝先生家住过。比祝先生大五六岁的哥哥在合肥去世，祝先生和二姐都去参加了葬礼。“我们还是幸运的，居然都找到了。”

在汉口的日子并不容易。父亲偶尔托人从大后方带点钱来，不经常，三个月两个月，钱也不多。母亲娘家穷，还把母亲及姐姐的两个女儿接来一起住。一套小房子，前后两间，只隔一层木板，“我们一家五人住后房，前房租给一个商人，他包养了一个妓女”，这点租金就是唯一稳定的收入。“母亲很能干，以前嫁过一个商人，死了，没孩子，有一点积蓄，现在不愿意再嫁人，要把后半辈子寄托在我身上，对我很好。她非常重视教育，拿出钱让我上学。她不止对我好，对她母亲，对姐姐的两个女儿，都好。生活不容易，她母亲一直睡地上，我记得老是光着膀子。后来我父亲也不怎么寄钱来了，他在大后方又有了女人，不理我们这一茬儿了，不大联系了。都靠我母亲，卖东西呀什么的，这样撑着过。但是母亲对我一直非常好，我念书，始终一点也没有断过。五个人中，我是最受优待的，吃肉时首先递块肉给我。”

祝先生在汉口读书虽然都在日本占领之下，不过又可以分为汪伪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小学时光可见他写的《回忆汉口安东小学》，兹不赘。1941年秋入初中，就读私立广雅中学，半年后进入汪伪时期，1943年广雅中学改名汉口市立二中，校址改至法租界口外的兰陵路。祝先生在《难以忘怀的往事》中回忆了初中的校园生活，比如师生间普遍的反日情绪。不过他没有写明从私立广雅中学到市立二中的一个大背景，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府对普通教育的介入。文章记二中校歌的头两句是“江深汉广浪滔滔，平畴旷野长堤绕”，又说，“整首歌我至今全都记得，一唱起来，往事便涌上心头”。和我聊天时，祝先生完整唱了一遍，可惜大多数歌词我都听不大清，只分辨得出“复兴大中华”“日月重光”这一类的话。祝先生唱完就解释：“日月重光，是汪精卫的国民党。”

在汪伪之前的广雅中学，发生了一件后来祝先生多次旧话重提的事。广雅中学的训导主任（或教导主任）李道成是国民党，要在日占区的学生中发展党组织，不少学生报名。“我那时小，也报了名。名单上有我，可是后来去领党证，人家可能看我太小，才十一岁多点儿，个头又小，就没给我。”不久汪伪进入，李道成离校，这事再没人提。直到1950-1951年前后，祝先生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留校任教，政治审查时，祝先生意识到此事的高度敏感性，主动向组织报告。组织一开始也觉得是个事，审查一番，可能觉得那时他的确太小，后来和国民党全无关联，政治表现也还不错，就没当个事，基本上算是过了。但毕竟进了档案，后来每有运动或清查，都需要做出一番说明。

1944年夏，祝先生从汉口市立二中初中毕业，秋天进汉口市立一中读高中。安稳的读书生活不长久，美机轰炸越来越频繁，市立一中被迫迁到蔡甸，与从汉口法租界迁来的私立三育中学合在一起上课。在蔡甸读了差不多半年，抗战胜利，两校迁回汉口。到1946年夏，祝先生读高二下时，母亲打听到父亲从大后方直接去了东北，决定去东北找他。这时父亲在沈阳的电报局可能做到了总工程师，不过他在沈阳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女话务员，比祝先生只大五六岁，所以似乎不大想和家里联系。祝先生的母亲把她姐姐的两个女儿送回上海，安置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带着祝先生去沈阳。离开汉口前，祝先生到一中办离校手续，因为离毕业还早，拿不到毕业证，只能拿结业证明，后来他在沈阳考大学，就是靠了这个结业证明。从汉口到沈阳，先坐火车到北平，歇一晚再换火车。祝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北平，不过哪里都没去看，只在母亲的哥哥家住了一夜（正是母亲这个在电报局工作的哥哥，帮他们打听清楚了同在电报局系统的父亲的地址）。“还说呢，在北平受了一次骗。”祝先生和母亲雇黄包车去火车站，“是一辆车还是两辆车？应该是两辆车吧，我都十六岁了。反正是这样，黄包车车夫把我们拉到火车站对面，好像是个货场，说我们付的费只够到这里，离车站还远呢，得加钱。只好加钱，没想到他一个拐弯儿就到了。”

我问了祝先生一个无疑有点可笑的问题，就是他都说过什么方言。“到武汉之前当然是说苏州话，到武汉就说武汉话，苏州话自然全忘了。”似乎为了证明，祝先生接下来用武汉话说：“我的武汉话讲得蛮好的，到现在也冇忘，我是典型的湖北佬啊。”我不敢说那就是标准的武汉话，不过语调发音还是有那么点意思的。我问，您到东北以后就不再说武汉话了吗？“那是呀，到北方就说北方话，后来主要在北京，就说普通话了。”我上大学时听祝先生讲课，感觉他的语言基础是北方口音，他说的普通话有浓重的北方味。他解释说，因为在北京时间长。我提出田余庆先生作为对比：田先生同样很年轻就到了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可是他说话就有明显的南方味道。祝先生笑笑说：“可能因为我说的武汉话跟北方话近一些，改起来容易，田先生说的是湘阴话，跟北方话距离更远。”

祝先生的大学经历是从沈阳开始的。到沈阳找到父亲，一家人团聚，父亲和新娶的年轻女人住正房，祝先生和母亲住侧房，基本也没有大冲突，有时候有点争吵。“我母亲饭菜做得好，就给大家做饭，加上那个女的也有一个母亲，我们一家五口，就这样过了下去。”1947年夏，祝先生报考杜聿明于1946年创办的中正大学，报纸发布录取名单，祝先生名列中文系第一。“也不知道是按成绩排名，还是随机那么排，总之第一个是我，父亲看了也高兴。”知道沈阳中正大学的人很少，我刚好读过美国一位余姓教授的回忆录，书里提到他读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中正大学。余先生和祝先生同为1930年生人，余先生的父亲余协中与杜聿明是多年老友，杜邀请余去沈阳协助他创办中正大学，所以余英时先生于1946年到沈阳，比祝先生略早。余先生先上了一年中正大学先修班，用余先生的话说“相当于高中三年级”，考大学在1947年，所以和祝先生一样于1947年秋正式入学。我告诉祝先生，他和余先生是大学同届同学，只不过一个在中文系，一个在历史系。“啊，是吗？可那时不知道呀。”入学时祝先生十七岁半。

据余先生回忆，中正大学校长张忠绂到任不久即被政府派到联合国工作，由余先生的父亲余协中以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祝先生记得校长张忠绂，也记得文学院院长姓余，余协中的名字却不记得了。余先生因家世关系，虽在校短暂，却对中正大学有更多了解，甚至记得那时的名师有沈启无、陈其田、梁实秋、孙国华、高亨等。这些名师中，祝先生只记得沈启无一人。有意思的是，据余先生回忆，沈启无那时已改名沈伯龙，“大概在抗战时期曾与日本或傀儡政权有关系，因此改名藏身关外”。余先生说自己“辗转听说”，知道了沈伯龙就是以前非常有名的沈启无，大概这在中正大学是公开的秘密。其实伯龙是沈启无以前的字，启无是后来的字，两名都算是以字行。祝先生完全不提他那时实际使用的沈伯龙一名，而是直接说“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沈启无是江苏淮阴人，祝先生说他口音很重，念“秋水篇”三字，听起来有点像“祝总斌”。一次课上，祝先生正跟邻座的同学咬耳朵打野，猛然听到沈启无说“秋水篇”，以为点名，站起来高声答：“到！”全班哄堂大笑。

余先生说解放军攻克沈阳在1947年11月初，这就把国民党丢掉沈阳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年，其实发生在1948年11月1日。但这个错误可能基于余先生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是在1947年10月中跟随父亲飞离沈阳到了北平，那时解放军还没有开始“冬季攻势”，沈阳尚无被围之虞。余先生在中正大学只读了两三个月，比祝先生短得多。祝先生随父亲离开沈阳到北平，应该在1948年春，所以他说他在中正大学读了“不到一年”。对祝先生的个人生活来说，在沈阳读书的这“不到一年”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母亲负气出走。母亲去上海投靠姐姐，就是抗战时期她在武汉照顾过的两个外甥女一家。从此祝先生与母亲只有通信联系。我问：再也没有见过面吗？“没有，”祝先生说，“只是写信，解放后信也不回了，我去上海找过，不住在那里了。”虽然祝先生没有说，我感觉，与母亲的分离，对他是一个有长远影响的情感打击。他重复了好几遍那个地址，可惜我没有跟他确认汉字，只能记个音：“上海华城路银河里555号。”

祝先生的文章《回忆张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课》一开头就说：“1948年4、5月间，因一个偶然机遇，我转到北平华北文法学院中文系借读，秋后成为二年级正式生，直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学校停办为止。”华北文法学院就是蔡元培于1928年创办的华北大学，校址在西黄城根南街的礼亲王府，抗战胜利后复校，1947年核定校名为私立华北文法学院，当时习惯简称为华北学院。祝先生从沈阳到北平，以中正大学一年级逃难学生的身份借读于华北文法学院，二年级才正式注册成为该学院学生。他所在的中文系，当时的系主任是傅铜，教授有黎锦熙、张申府、张伯驹、谢冰莹、王桐龄、罗福颐等。祝先生的文章只写张申府，跟我聊天时也基本没有提到别人，可能对别的课程记忆不是很深。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区的华北大学由河北正定迁入北平，占据华北文法学院的校园。1949年3月，华北文法学院自行撤销，全体师生员工并入华北大学。刚满十九岁的大二学生祝先生从此进入革命时代。

革命时代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不缴学费，这对祝先生来说，等于把他从对父亲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父亲从沈阳逃到北平后失去了职位，年轻妻子对他逐渐疏远，不久便离开了。祝先生在华北大学不久，学校选拔一批学生去东北，祝先生也被选上，很高兴地离开父亲，从此父子联系越来越少。一年多后父亲回苏州，祝先生从来信得知他曾到常州应聘中学教师不成功。祝先生参加工作后，定期给他寄生活费，大概是他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但祝先生对父亲久怀嫌隙，不愿跟他多有往来，自他离开北京后再未相见。1959年父亲病逝，祝先生回苏州料理后事，才认识家里好多亲戚。革命时代的第二个变化是政治学习。祝先生说自己那时年轻，学新词语新思想比较快，很快就被视为可培养的革命青年。“加上我口齿也还清楚。”祝先生说自己的优点时，常提到“口齿清楚”。甚至回忆1972年从法律系转入历史系，有一场在一教的试讲，系里老先生们也到场，他这样说：“我讲的还行，口齿也清楚，最后评价不错，同意我转系。”

祝先生在华北大学读了几个月，就被选派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简称为哈尔滨外专）。哈尔滨外专是今黑龙江大学的前身，延安时代建立的俄文培养机构，1944年定名延安外国语学校，1946年迁至哈尔滨，1949年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祝先生说，为了解放后接待大批苏联专家，从北京等高校选派青年学生到哈尔滨外专学习俄语，有不少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祝先生在这里只学了几个月，这几个月也只是学政治、讲形势，一点俄语都没有学。政治学习期间，学校通知，今后哈尔滨外专的学生结业后必须统一分配，服从苏联专家的工作需要。从北大、清华等名校来的一些年轻人对此不满意，表示学完外语还要回原来的学校去。外专领导召开大会，宣布不愿接受统一分配的人现在就须离开，于是乎一下子走了一大批，祝先生是其中之一。

1949年冬回到北京，祝先生随即报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这里先学习、后留校工作，一共三年多时光。他写《华北革大琐忆》一文，就是回忆这三年多时光，文章写得生动细致，饱含感情，可见这个时期在祝先生的成长史上非常重要。跟我聊天时，他隔不了多久就会提到华北革大如何如何。不过所谈的内容，大致没有超过文章的地方，只有关于三反五反的一段，有必要在此补充。我上研究生时，同学间有关于祝先生年轻时身背驳壳枪审查案件的传说，最生动的部分是，祝先生审案时把抢拔出来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大喝道：“你再不说，老子崩了你！”我当然知道这融汇了想象与“文革”电影的情节，不过我还是跟他提起这个传说，问是怎么回事。“哪里，哪里会，”祝先生笑道，“发了枪，但平时并不带。”这是在1952年春，华北革大因没有招生，学校干部下放锻炼，祝先生到了唐山昌黎的67军201师志愿军留守部队，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有一个从朝鲜战场负伤回来的营教导员，被诬陷贪污，抓起来审查，祝先生调查发现他是清白的，为他洗脱了罪名。“我那时只有二十二岁，发现了这么个冤案，给领导留下很深印象，可能也是因此，华北革大停办后，让我进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

1953年到1954年，祝先生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工作了差不多两年，1954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72年转入历史系。祝先生到北大之后的经历广为人知，这里一概从略。2021年几次有录音的聊天中，我问得多，他谈得也多的，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断代，具体地说，就是他和周一良、田余庆两位先生数十年的相处。这个话题拟另文报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在1972年调进历史系，与当时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的张万仓老师关系很大。祝先生与张老师相熟，是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时，两人都是劳动能手，也谈得来。祝先生说，那时法律系停办了，是张万仓主动建议说，你不如调到历史系来。祝先生本来就仰慕历史系，只是担心历史系不要他，听了张万仓这话非常高兴，从鲤鱼洲回来就立即申请，后来顺利调动。我读研究生时，张万仓老师任系党委书记，宅心仁厚，在保护老师和同学方面可谓有口皆碑。有一次我向他交支部学习的材料，他翻看一番，对我说：“你怎么学老祝的字？你不要学。”祝先生上课，一个非常醒目的特点是板书，字大如掌，刚劲分明，坐在大教室后排都看得清清楚楚。看着这样的板书，我记笔记时不由自主就模仿起来了。

祝先生退休后我见得不多，到他府上拜望更少，有限的几次都是他打电话叫我去的。近三四年我听叶炜说他的身体情况，又看到赵冬梅拍的照片，为他如此晚景感到难过。值得庆幸的是在防疫不那么紧张的2021年初，我去跟他聊了天。现在听这些录音，宛如再次跟他坐在一起，听他说话。他的声音不再如响鞭般明亮，但那股干脆劲儿，还和当年一样。甚至还是那样幽默有趣。比如，谈到鲤鱼洲时期，我记得读研时在什么场合听他说过，其实当农民也不难，农活学起来挺快，“我觉得自己干农活不比农民差，插秧、割草、挑担，样样行”。我把记忆中的话说给他听，他笑起来：“那也是夸张吧。有一次我背了一百多斤的麻袋，走过一条长木板上船，颤颤悠悠的，大家都替我担心，我胆儿大，就那样过去了。这个事吹了很久，其实只做过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