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花｜读了《白痴》之后，发现“爱具体而非抽象的人”这句话也许并不是陀想要表达的意思
来自：ygonsywhxbdh
“爱具体而非抽象的人”，这一句流行于播客和文字博主的话是我阅读这本书的冲动来源。但合上书后却会发现，从始至终陀都并没有做出这种赤裸裸的指导。
这句话在全文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娜斯塔霞在信里写“抽象地爱人类实质上几乎总是只爱自己”；另一次是在结尾处罗果仁在和梅诗金公爵的对峙中的台词，“不，公爵，她不会谅解的！阿格拉雅·伊万诺夫娜对您的爱是一个女人的爱，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灵魂。您可知道，我可怜的公爵：很可能，您既不爱这一个，也不爱那一个，从来也没有爱过！”而这两次基本上都是在为故事和人物服务。
即使陀真的有说教的意图，他也隐藏得很深。因为“爱得抽象”的梅诗金公爵比起“爱得具体”的罗果仁，在整个小说中得到了更多笔墨的描写。
读者可以有偏爱的角色，但作者刻画人物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一般认为，梅诗金公爵是陀心目中耶稣的人间形象，善良、仁爱、遭受苦难，是一面反衬混沌与罪恶的镜子。他是《白痴》中不可反驳的绝对主角，却在豆瓣短评中被寥寥几笔的反派配角抢了风头。为什么国内的普通读者会认为“人狠话不多”的罗果仁更讨喜？难道陀真的认为具体的爱高于抽象的爱吗？
说到“抽象的爱”的化身，我们想起的往往是庄子所描述的贤明君主——内圣而外王，以果断而诡谲的政治手段实践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主义，爱江山不爱美人。但陀却反其道而行之，刻画了一个患有癫痫症的、软弱而无能的博爱之人。
经过了《死屋手记》和《罪与罚》的积累，这时的陀在写作能力上又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能将梅诗金公爵这个“白痴”写得非常可爱（起码在前三部分是这样的）。他聪慧、通透却愿意吃亏，极端地忠诚，同时具有轻信和多疑的品质，收获了娜斯塔霞和阿格拉雅的爱却不使读者觉得莫名其妙。
我甚至会在“白痴”身上找到共鸣时产生优越感——我什么都懂，只是不愿意同流合污；是腐朽而颓败的现实世界配不上无邪又聪慧的我。
只可惜“知世故而不世故”是无能者的阿Q精神，用来自欺欺人。
现实中是罕见梅诗金公爵这样的人物的，他会使我想到前不久春节档热播的《狂飙》里的主角安欣——常被观众指责缺少灰度，因此不真实。
剧中的安欣是毫无疑义的理想主义的孤胆英雄，我和张爱玲的观点一致，认为这类人物是最难写好的。张译试图通过演技来增添角色的折叠度，以憨萌抵消执拗，以天真解释执着，以许许多多可爱的细节塑造溶解单一的理想主义。
可还是太不可信，剧本甚至得为这种角色消除一切障碍，无父无母、未婚未育。
网络上关于安欣的讨论度远不如反派男二高启强。因为比起一个“人物”，他甚至更像一个以高尚准则霸凌全体真实人类的扫地机器人。
普通人不至于像高启强那么坏，但我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道德瑕疵，使“安欣式清洁AI”永远高人一等。
谁受得了？
张爱玲认为，之所以说圣贤豪杰这样的奇迹比普通人容易表现，是因为写实功夫太浅。“写实功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从这点看似乎可以印证在文学上陀更强于托，因为他写好了梅诗金公爵这样一个崇高而纯粹的圣贤豪杰，即“伟大的中心人物”。
《狂飙》的编剧当然没有陀的本事，因此安欣就像大多数文艺作品中的“伟大的中心人物”一样，面目模糊、空洞乏味。
即使抛开思想读陀的作品也能拥有极佳的体验，从这点看，整部《白痴》中我最爱第一部分。
这部分结尾时娜斯塔霞将十万卢布扔进熊熊燃烧的壁炉中，那烈火如有实物一般地冲击着捧书阅读的我，正如译者荣如德所说——这一堆烧钱的烈火，象征着陀氏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在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当之无愧地堪称经典。
所以我会为对“爱具体而非抽象的人”这句流行语深以为然，却并不打算亲自阅读《白痴》的人感到可惜。一方面ta们无法感受到那团十万卢布燃烧而起的烈火扑面而来，另一方面ta们也许会笃定具体的爱高于抽象的爱。
但即使巴赫金关于陀氏文学的“复调”理论已经老掉了牙，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合理性——陀最终也没有在《白痴》中投下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
但他促使我们作为读者在书中的叙事中进行思考：代表着“抽象之爱”的梅诗金公爵和代表着“具体之爱”的罗果仁，他们的声音都在我的耳边絮叨着，表明自己的理由。陀到底站在哪一个人物的后面？反而难以捉摸。
善或恶，陀笔下所有的人物和理念，在大相径庭的同时都有其自洽的逻辑。这就是萨特和波伏娃这些存在主义者会热爱陀氏小说的理由——读者永远拥有选择的自由。
在这里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国内的普通读者会认为“人狠话不多”的罗果仁更讨喜？难道陀真的认为具体的爱高于抽象的爱吗？
答：这是因为读者而非陀，选择了“具体的爱”并抛弃了“抽象的爱”。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能理解和感受到前者这个层次，我们在复调中只捕捉到了这一旋律并将之命名为主旋律。
这个冬天一直在读陀，到这本《白痴》时更深刻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悲剧：人类自身作为含混不清的存在，却总有一种寻求某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的本能。在不同的时代、阶级或是种族中，这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可能是爱也可能是理想、真理或是信仰一类的东西。
我们赋予了这些东西太多本没有的美好内涵。
纯粹的爱和极端的恨一样都是决绝的；理想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一个侧面；能建设一切的信仰当然也能破坏一切。
唯一的真谛就是没有真谛，所以陀氏也可以是一种女性主义：过度反思将会解放人类。
人类和人类社会，正如陀氏文学，是趋近于无限的复调演奏，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非线性的、混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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