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传记 综述（转载）

宋广波先生《丁文江图传》前言 1936年1月丁文江逝世后，他的挚友傅斯年说，丁文江的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但这之后不久，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即 全面爆发，学人和学术机关长期处于流徙不定的状态，物质条件极端恶劣（学者生计尚成问题）；而领导着一个学术机关的傅斯年终日为日常事务缠绕，哪有余力静下心来写传？尔后，内战的炮火又延烧全国，情形更不安定；待稍稍安定后，傅氏却英年早逝。这样，傅斯年为丁文江写传的宏愿，在迁延十余年后，终成泡影。 　　其实，丁文江辞世后，发愿为他写传的也不止傅斯年一人。文江的兄长丁文涛先生1936年2月19日致函胡适说，希望胡适为丁文江立传，而他自己则准备为丁文江编年谱。但不知什么原因，丁文涛后来未编成乃弟的年谱。倒是丁文江的另一位莫逆之交翁文灏，写成一篇万字左右的《丁在君先生传》，但这篇小传主要写丁文江在科学方面的贡献，流传并不广。丁文江的另外一位好友刘厚生也写过一篇《丁文江传记初稿》，只不过是“他追忆的一点记录”，而且也未公开发表。 　　在丁文江逝世20周年前夕，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渊和中研院的同人筹备丁文江逝世20周年的纪念刊，邀请文江的生前友好撰写纪念文章。作为丁氏最好的朋友的胡适，当然也在被邀之列。起初，胡适也准备和其他老朋友如朱家骅、李济、董作宾、罗家伦等一样，写一篇二三万字的文章的，但写来写去，竟然写成一部10万字的长传。这部署名“胡适编”的《丁文江的传记》，脱稿于1956年3月12日，收入同年11月出版的《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1960年，台北启明书局出了单行本，1973年又由胡适纪念馆出版增订本。 　　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写这部传记所用的材料，主要是《独立评论》上的纪念文章、部分遗著和作者与传主交往的回忆。其中的回忆部分，最具史料价值。譬如，丁文江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改进，曾经做出过特殊贡献，蔡元培先生就多次指出这一点。但丁文江在这方面究竟做过什么呢？由于丁氏当时尚不是“北大人”，其很多作为并不见之于文书档案――除极个别的当事人如蔡元培外，大多数的局外人是不明底里的。胡适的这部传记较多的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如丁文江如何考试北大地质系的毕业生，如何向蔡元培先生建言，如何赏识赵亚曾等等。其他的回忆史料，如丁、胡如何共同创办《努力》周报，丁文江如何向孙传芳建议改革军事教育等等，对读者来说，也都是闻所未闻的。 　　毋庸置疑，这部《丁文江的传记》也有不少错误和缺陷。首先，胡适作传的时候，是在1950年代的海外，传主的很多著作，都不在他手边，更谈不到对这些著作加以从容的研究；甚至连丁文江写给他的100多封信也因留在内地而不能参考。主要是这些原因，加之胡适晚年的记忆力也大大衰退，一些已经弄清楚的事实又被重新颠倒了。比如，有一则所谓杨树诚“接济”丁文江五千元（1927年）的美丽故事在1936年后曾广为流传，但这事在《独立评论》上爆出后，很多当事人曾私下里揭明这事的真相，证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往来的函件，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胡适档案里，但由于年月久远，这些档案又不在手边，胡适在传记里就将这故事的错误版本用较大的篇幅当作“一个很有传奇性质的报德故事”大事表彰，致使这则“皇帝的新衣”般的故事流传更广了。 　　丁文江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在地质学方面，但胡适坦言：“我不是学地质学的人，所以我不配评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专门学术。”丁文江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一年半，无论在中研院的历史上还是在丁文江短暂的一生中，都是非常闪光的一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不知胡适先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竟未专门记述，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对丁文江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多个学术领域做出过的开拓性贡献，胡适一书很多方面都未涉及，如丁文江对考古学、现代地图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贡献与影响，都需要专章总结、评述的。 　　尽管这本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在丁文江的研究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丁文江的传记》梓行后，在1950-1970年代，只在台湾、香港流行，但19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后，胡适的书逐步解禁，这本传记便风行内地，现在已经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印行多次（与台北版不同的是，内地的出版商在翻印这本传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将胡适亲笔题的“胡适编”改成了“胡适著”）。在内地，知道丁文江名字和他的事迹的人已经不多了，倘还有人对丁文江略有感性认识，不能不感谢胡适的这部传记了。 　　胡编《丁文江的传记》已经出版40年了，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实在需要一部更加深刻、详备的新传来取代它了。但这40年间，“丁文江研究”是一个非常沉寂的研究领域，除了夏绿蒂・弗思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这样零星的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外，鲜有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研究专著问世。没有坚实的研究基础，又如何能写出超越胡著的传记呢？到今天为止，大量的丁文江的著作和传记材料都还静静地沉睡在档案馆、图书馆里，需要潜心研究的人来细密地从事挖掘、校订、考证、整理工作的。 　　近几年来，笔者全力投入丁文江研究，已在这方面做了一点点初步的努力。就是这初步的努力，也可推翻以往一些似是而非或者错误的说法了。比如，关于丁文江赴英留学在英国登陆的日期一直是模糊的，有的研究者推断：“（丁文江）1904年春夏之交毅然登上了远行之途……在海上航行三数月……七八月间登上英陆。”事实是，丁文江在英国登陆，是这年的5月19日。前往接站的吴稚晖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夜与李、雷二君接庄、丁、李至霭。”这样，丁文江在英国登陆的日期，就考实了。再举一例。前不久，笔者受台北友人的提示，得读中研院史语所何汉威研究员发表的整理丁文江任淞沪总办时档案的报告。这篇报告真是让我获益匪浅，不但用档案证实了我早前的一些推测，还提供了一些不为学界所知的新材料，实为丁文江研究的一种难得的新成果。不过，何文认为，丁文江的这批档案最初是由翁文灏保管的，这一点，笔者不能苟同。我的观点：档案的保管者是刘厚生而非翁文灏。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说：“收藏那箱文件的好朋友居然写了一篇《丁文江传记初稿》，在五年前寄给我。可惜他始终没有利用那箱里的任何文电。他自己说，‘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经老得不成样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负死友了’。”这里的“好朋友”就是刘厚生，他写的《丁文江传记初稿》就粘贴在胡适1956年3月12日的日记里。此外，何先生也引用1950年以后翁文灏为调查丁文江1926年的传记材料曾经访问过陈陶遗的记载。如果翁氏保存过这些档案，又何必去问陈陶遗呢？第三，刘厚生的《丁文江传记初稿》也记载翁文灏1949年以前督促刘厚生为丁写传、并打探丁文江1926年材料的事。第四，1926年丁文江在上海时，与陈陶遗、刘厚生三人过从最密，他的档案交由刘氏保管，最有可能。诸如此类的新看法，还有些，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4月13日是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丁文江图传》在出版社的大力配合下，已经面世，就把这本小书当作对丁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吧。当然，更希望这本小书能化作引玉之砖，呼唤更多的学者从事丁文江的研究，写出更好的著作。毕竟，学术研究才是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