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人（Good for Nothing） - 马克 费舍（Mark 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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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9日

自从我十几岁时起，我就间歇性地遭受抑郁症的困扰。其中一些发作非常严重，导致我自伤，躲避社交（我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数月时间，只在签到或购买极少量的食物时出门），以及在精神病院度过时间。我不会说我已经从这种病症中康复了，但我很高兴地说，近年来抑郁发作的次数和严重程度大大减少了。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生活状况的改变，但也与我对抑郁症的理解和导致它的原因有关。我分享自己的心理困扰经历，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有什么特别或独特之处，而是为了支持这样一种说法：许多形式的抑郁症最好是通过客观政治的视角而不是个人和“心理学”视角来理解和对抗。

谈论自己的抑郁症是困难的。抑郁症部分由一种嘲笑的“内在”声音组成，它指责你自私自利——你并不是抑郁，你只是为自己感到难过而已，振作点吧——当你公开谈论这种情况时，这个声音很可能会被触发。当然，这个声音根本不是“内在”的声音——它是实际社会力量的内化表达，其中一些力量有着否认抑郁症与政治之间任何联系的既得利益。

我的抑郁症总是与我确信自己真的一无是处紧密相连。在三十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工作。在二十多岁时，我在研究生学习、失业期间和临时工作之间漂泊。在每一种角色中，我觉得自己并不真正属于其中——在研究生学习中，因为我是一个混吃等死的人，以某种方式骗过去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在失业期间，因为我并不是真正的失业者，像那些真诚寻找工作的人一样，而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人；在临时工作中，因为我觉得自己表现不佳，而且无论如何，我并不真正属于这些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岗位，不是因为我“太好”了，而是相反——因为我过度受教育和无用，夺走了比我更需要和应该得到这份工作的人的机会。即使我在精神病院，我也觉得自己并不真正抑郁——我只是在模拟这种情况以逃避工作，或者在抑郁症那可恶的自相矛盾的逻辑中，我模拟它以掩盖我无法工作以及在社会中根本没有我的位置的事实。

当我最终在一所继续教育学院得到一份讲师的工作时，我曾一度感到欣喜若狂，然而，正是这种欣喜表明我并没有摆脱自己一无是处的感觉，这很快导致了进一步的抑郁期。我缺乏那种天生属于这个角色的平静自信。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我仍然不相信自己是那种能够从事教学工作的人。但这种信念从何而来呢？精神病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这种“信念”的根源在于脑化学的功能失调，可以通过药物来纠正；精神分析和受其影响的治疗形式通常在家庭背景中寻找精神困扰的根源；而认知行为疗法则不太关注消极信念的来源，而更多地是试图用一套积极的故事取代它们。并不是说这些模式完全是错误的，而是它们忽略了——也必须忽略——这种自卑感最可能的原因：社会权力。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权力形式是阶级权力，尽管性别、种族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也通过产生同样的本体上的自卑感起作用，这种感觉最好用我上面提到的想法来表达：我不是那种能够履行属于统治群体的角色的人。

在我写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书中，一个读者的建议推动我开始研究大卫·斯迈尔的作品。斯迈尔是一位治疗师，但他将权力问题置于他的实践的核心，他证实了我对抑郁症的假设。在他的关键著作《不幸的起源》中，斯迈尔描述了阶级标记的设计是不可磨灭的。对于那些从出生开始就被教导认为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人来说，获得学历或财富很少足以抹去——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的心中还是在他人的心中——早年就给他们贴上的无价值感。一个离开他们“应该”占据的社会领域的人总是有被眩晕、恐慌和恐惧感克服的危险：“……孤立，与世隔绝，在敌对的空间中被包围，你突然没有了联系，没有了稳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支撑你或使你保持位置；你被令人眩晕、令人作呕的虚无感支配；你被完全失去身份的威胁所困扰，感到彻底的欺诈；你没有权利在这里、现在存在，占据这个身体、穿着这个样子；你是一个无物，而“无物”就是你感觉自己即将成为的东西。”

长期以来，统治阶级最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使人们承担责任。每个从属阶级的个人都被鼓励认为他们的贫困、机会的缺乏或失业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个体会责怪自己而不是社会结构，而他们实际上被诱使相信这些社会结构根本不存在（它们只是弱者的借口）。斯迈尔所谓的“魔法自愿主义”——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他们想成为的样子——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非官方宗教，不仅由真人秀节目的“专家”和商业大亨推动，也由政治家们推动。魔法自愿主义既是抑郁症的反面——其潜在信念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不幸独一无二地负有唯一责任，因此我们应该得到它——这对英国长期失业者施加了特别恶毒的双重束缚：他们一生都被传达了“你一无是处”的信息，同时又被告知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将英国人民对紧缩政策的宿命主义屈从视为有意栽培的抑郁症的结果。这种抑郁症表现为接受事情将变得更糟（对于除了少数精英外的所有人来说），我们很幸运能有一份工作（因此我们不应该期望工资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我们负担不起集体福利的供给。集体抑郁是统治阶级重新统治项目的结果。长期以来，我们越来越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不是能够行动的人。这不是意志的失败，就像一个个体的抑郁症患者不能通过“振作起来”或“提起袜子”来摆脱它一样。重建阶级意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可能通过呼唤现成的解决方案来实现——但是，尽管我们的集体抑郁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说法，它是可以实现的。创造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复兴已经堕落的机构，将被私有化的不满转化为政治化的愤怒：所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当它发生时，谁又知道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来源：k-punk.abstractdynamic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