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我所继承的中国叙事传统（演讲录音）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jz/005240.htm 3月27日晚8时，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当代文学优秀小说家张大春先生在曾宪梓楼502教室作了一场名为“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的精彩讲座。文学院院长张健、当代著名作家李锐夫妇、文学院张清华教授、文学院分党委副书记方红珊等嘉宾出席了讲座。 张大春先生结合个人写作经验阐述了他心目中小说的现代性以及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等问题。 关于小说的现代性 在民国初年，有一次非常大规模、在历史影响上非常深远的五四爱国运动，伴随的是稍早已经萌芽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这两个模模糊糊、在概念上我们理解的名词，不单只是名词，它也为彻底为我们之后大概八十年的整个文学表现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断离。我们到现在，写的都是用汉字写成的西方小说，我们不是在写传统的中国小说。因为现代性这个意义，更大程度地在我们的小说之中处于一个被辨认、被理解以及被模仿而产生的传统。为什么我说是用汉字写成的西方小说呢？因为我们都是个别作家，个别作家拥有他个别作品的创作权。我的作品由我创作，这就是现代性。当然它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的作品里往往会出现取代了一般我们在过去传统小说里常看到的动作性的细节，取代了戏剧性的张力，或离奇的遇合，取而代之的是一部作品几经转折之后主人翁对自己处境、命运、心理或情感的“顿悟”、“神悟”。这种主人公的发现不是动作的、外在的，而且往往是跟随着作者自己想要表达、呼应的时代思潮有重大关系。如果我们从这个小传统往回看，大概它和西方近代的小说工业以及描述语言策略的情趣有密切关系。 我所继承的小说传统 一 、史传 回到古代，我们总习惯性地先回到对生命记载的史传中去。一向我们依赖为最可靠的基本史料是充满了一种混杂着真伪、想象、虚构和现实材料的东西。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对项羽在乌江自刎之前的一小段描述，在哪个原始的材料上有记载呢？司马迁靠着什么样的现场材料得知项羽说过那些话、做过那些动作？这就是史家操纵之笔。这也不是司马迁和中国史家唯一的一次操纵笔法。当一个史家在描述历史现况时，允许他运用各种材料来为历史的传承描述一个具有历史感、离奇感、现场感、仿真实的真实感。史传从最基础的表现上，就充满着对于还原现实的渴望以及种种手法。不管在《史记》还是其它经典史传里到底还有多少看似可疑之笔，至少我们可以大约这样去判断，中国的史传掺杂着小说之笔。 二 、说部 第二个对我来讲构成震撼而且有常远影响的叙事传统来自于说部。不管是从长篇小说、章回小说或短篇小说包括《三言二拍》、《聊斋》之类的故事，不论是书场里能书还是不能书、不论是来自曲艺或者连伴奏都没有的太平歌词这样的东西，说部都分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例如扬州说书《狮子楼》,说书人就有自己的门道，他的“活”不会有第二个说书人知道。说书人在他的故事里经营他认为在当场可以发生效果的段子，假如这个段子奏效，他会继续扩展。和史传略有不同的是，中国小说还有一个特色，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作者运用一个单一的文本形成一个单一的创作所有权，甚至它和个人创造、个性创造的这几个形而上的概念是无关的。说部这个大范围不是个人的。不仅故事的主题可以互相移动，民间的说唱、曲艺、说部、章回就是互相掺和着融合的过程，而让属于我的故事消解成共同的故事，而且往往消解成只具有一次消费性的故事。每一个成形的作品都完全凝结、不能顿悟，印刷等产生的商品是要让原先中国小说传统中的分享性格局消解。 三 、笔记 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还有一个我认为多年来没有被大家注意、或者注意到但并不把当成是重要元素的传统，台湾史学界在十年中花了相当多的个别努力、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应该大量运用笔记小说里的材料。如果我们打开笔记，一定会感受到扑鼻而来的“酸”。笔记基本上是酸性的产物。我所读到的笔记小说通通都是失意的、有无限的书写能力可百无聊赖的官场上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不是拿来议论时事、表达政见、发表公共理论的，他们记载的是山川、风土、小的家务常事。笔记看起来散落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说它们酸是因为这些写笔记的人分为两个基本形态。一个叫“传”，写笔记的人希望通过自己操刀用笔而记录下来一些值得记录的事。而这个传统有个更有意思的事，这跟我个人觉得值得去继承一个小说传统的动机是有关的。南宋偏安一隅，却不停大量出现笔记在讨论、回忆或补述宋神宗、宋哲宗时官制最稳定而文化活动最剧烈的时期，人人争说苏东坡。集体的焦虑、自卑或不安，也极有可能透过笔记的写作传统，在悄悄地撼动着文学表现或叙事内涵的重大意义。 个人写作经验 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三个部分分别指向了现代作者可以从头放弃掉的许多现代小说的习惯，也许从头到尾可以复制说唱戏曲的小片段或者把它放大，也许可以根据所谓的材料库里个别零落的小段子重新编织成具有有机性、可以互相支援的情节片段。这并不是要取消现代小说，如果我的目的是要打破主流、取消用汉字写西方小说，那我的口气太狂野、太不自量力了。但起码我不会刻意地在现代小说的范畴里再制造一个很现代性、很西方传统的作品，我反而会做相对另外一件事，我现在就在做，把许多原原本本就是中国小说的东西加上一点现代性的材料，让它变成现代小说。 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教导我：不一定随时随地做一个拥有著作权的作家，倘若我能够丢掉个人创作这个概念，我可能就丢掉了二十年来都想丢掉的一样东西――我写的小说是西方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从根本上回到一个说唱、说部、记录一得之见的写作者。如果我不去做整理中国古代那些没有名字留下来的小段落，并且把它重新整编成看起来跟我们的教养机制有些相关、呼应、作用的东西，那么我二十年在台湾享有的小小名声也就浪费了。所以我写了《认得几个字》。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占了小说很多便宜的写作者，我既然继承了许许多多的传统，我总该找一个新的事业去从事。借着我对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粗浅理解以及我自己的感受和觉悟，我觉得许多写小说的人可以不见得完全放弃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而是回头审视一下曾经滋养过我们并且一直处于一种和其它文本相互分析状态之中的笔记、说部和史传。 张大春简介：当代优秀的华语小说家，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曾以“大头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说《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京剧剧本《水浒108》，文学理论《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小说稗类》等。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