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琪：我很不喜欢谈香港电影，我已经没有兴趣看了。

东方早报20124月24日 文化版专题 记者/沈祎 东方早报：从前年开始，已经有不少人观望香港导演北上的现象，到如今，北上的合拍片毁誉参半。不过去年香港出了《桃姐》、《夺命金》这样很有本土特色的电影，于是有一种声音表示本土创作“还魂”了，你怎么看，香港特色有没有回来？ 舒琪：其实这些年我再也不想香港特色这个问题。第一，所谓香港电影的高低潮不是一两部电影可以决定的，每年都应该有两部。所以不会因为这一两部电影的口碑而完全改变过去十几年的整体状况。而且你可以看出这个改变已经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而是和整个大环境：整个社会、整个政治都有关系。所以对我来说现在还在谈香港电影往下走，还是往上飞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谈了十几年了，应该面对一个很清楚的现实，香港电影再也回不了从前那种黄金时期了。我不知道在很多传媒、电影人口中抱着怎样的希望。 谈起现状一定会跟从前比较，其实比较已经不需要，那已经成为历史。我对这个问题不是说不寄任何希望，而是根本不会再想。等于香港不可能回到去年。 东方早报：以具体的电影来说，去年本土周星驰保持的票房记录也被一部台湾片《那些年》打破，你会不会觉得香港电影现在处在一个被两岸三地夹击的状态呢？这些年台湾电影一直出以本土为主题材的片子，香港导演却集体北上。 舒琪：周星驰的东西应该被打破，那个记录是已经多久的事情了。近年台湾电影从制作量上的确有提升，但不能光看它那个成功，不看它的失败。其实台湾电影是经过很多年的挣扎才恢复过来。其实台湾电影从来没有死，只是全部上一代人“死”掉。 东方早报：你是指杨德昌、侯孝贤那代导演么？ 舒琪：对，几乎死光了。侯孝贤自《红气球》以来已经有五六年没有拍戏（长片）了。朱延平我觉得是苟延残喘，他复出拍的电影也不卖座。也是重拍他过去的东西。“全部死光”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每个人都是新导演，每个人都没有经验，每个人都没有过去，每个人都没有包袱，在那个范畴里面每个人都尝试着一些东西，每个人都没成本。多年以来台湾电影人从没有停止过，一直很辛苦地经营。 台湾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尽管它没有工业了，老一辈人全死光，可是还是有一个政策：政府坚持辅导政策，把电影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待。电影还是一种艺术，好比从前那些观众即使不看国片也不会嘲笑侯孝贤，不会贬低他，出现票房毒药这样很负面的说辞。他们可能不看艺术片，但从来不排斥他。换句话说，电影跟文学，跟其它艺术是并排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从政府角度，政策一直没有改变，从民间来说观念没有改变，以至到现在为止台湾商业制作也有，认真的文艺制作也有。 东方早报：即是政府很尊重电影？ 舒琪：对。政府的立场还是一样，这在内地和香港从来没有过。在香港电影从不被归纳为文化，只是一个娱乐。即便是娱乐也只是把它当成工业，一个工商科技，它是归工商科技管理，内地更不用说了，一直在压制，一直在控制。这是两岸三地电影最本质的差别，台湾电影低沉这么多年又恢复过来，因为政府一直在培育着一批观众，那些观众从来就没有很大的改变。 东方早报：香港新浪潮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台湾这样对电影文化的尊重么？ 舒琪：没有。香港新浪潮时那些导演本身一进去就拍工业的东西，手法有点不一样而已，那是技巧层面的问题。但从提倡的电影类型来说和过去没有分别，当时所谓新浪潮的导演的第一、第二部电影都是主流片，都是类型片。 东方早报：对于香港导演北上之后失去创作特色你怎么看，同时，台湾也有导演拍合拍比如去年的《星空》和《爱》，你怎么评价？ 舒琪：香港导演北上但他们并不懂内地观众，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所以他们也不是为内地观众而拍，他们现在是为粗浅的人拍。台湾的合拍片也就这么几部而已。所有的合拍片最终都是一样的结局，因为他们的目的都不是拍片，而是借着拍片进行其它事情，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可以是很多“东西”。 东方早报：之前《桃姐》里面导演北上合伙骗于冬那场戏十分讽刺，很多观众就解读为影射香港导演北上那种情形。 舒琪：我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知道电影里的这个桥段有多少程度的真实。没有证据我也不可能指控。我只能从观众的立场来说，我不喜欢看绝大部分的合拍片。你只要跑到DVD店看，现在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样的，看不出哪一部有特点。从观众的角度，我看过一部之后，再看第二部的兴趣就不大了，看第三部的兴趣就完全提不起来。 东方早报：杜琪峰北上拍的两部片子在影评人里面口碑还不错，比如说去年《单身男女》到今年的《高海拔之恋》和《夺命金》。他还是有在摸索一条创作的道路，你怎么看？ 舒琪：从个别层面上来看还是有保留他个人的特点，整体上也没有完全避免合拍片一般的毛病。《高海拔之恋》是很有意思的，杜琪峰把它拍成完全不像香港片，也不像大陆片。整个视觉气氛上把香格里拉完全拍成不属于香港，也不属于国内的一个地方。我看的时候反而想到更多的是西部片，更多好像日本《幸福的黄手帕》里的那些郊外田野的感觉。导演故意不把它特定为一个合拍片或者一个香港片，到最后其实是在讲“电影”，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讲一个人物怎么活在电影里面，电影怎么影响和改变他们的生活。 《夺命金》很好地掌握了香港社会对金钱、投机、股票金融业的那种气氛。但我不觉得风格上他有怎么转变，镜头的移动还是一样，一样拍黑社会，只是没有打斗而已。 东方早报：去年好像有很多向电影致敬的片子，比如《艺术家》和《雨果》。是什么导致这种集体的怀旧主义？还有前年的《岁月神偷》和《月满轩尼诗》也有走本土怀旧的路线。 舒琪：因为全球的电影工业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所以有了一定年纪的电影人开始关注、思考和回望电影的本质是可以理解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怀旧的意思也不一样，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 有一点就是，怀旧并不见得他们要回到过去那个年代，有的怀旧完全只是一种气氛。比如《岁月神偷》，电影里的感情和细节都是虚假的。这就是怀旧，不需要真实，只是一个氛围。很多人喜欢看，陶醉在那个氛围里面，而忘记了那些东西其实是假的。当然，作为一种怀旧，能提供这样一个幻想的话不错了。所以这部片子在香港票房非常好。《月满轩尼诗》也拍得很差，连湾仔的方向也搞不清楚，本来向铜锣湾那方面走，突然间就跑到中环那个方向了。 东方早报：还是回到香港导演，像杜琪峰这样一边合拍片，一边也在拍像《夺命金》本土题材的片子，这种方式是否值得鼓励？ 舒琪：杜琪峰“同时分两个方向”这条路也只有他才能做到。而且是努力了很多年才可以到今天，这些努力来自他自己的班底、包括他过去在票房上和艺术成就上的成绩。不论从导演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力、还是投资者对他的信心，我不认为其他人可以仿效杜琪峰的这种做法。 东方早报：除了杜琪峰，彭浩翔算另外一种典型。这次电影节首映的《低俗喜剧》在年轻人中大受追捧，导演本人也把它作为一部百分百的“港片”。而他之前的《志明与春娇》和合拍新作《春娇与志明》也有不错的票房，你觉得他算是本土年轻导演的代表吗？ 舒琪：我不看彭浩翔的电影，也不关注，只在前年的金马奖因为做评委所以不得不看《志明与春娇》，所以不好做评价。 现在没有一部电影能代表香港电影，即使《桃姐》也不能，因为已经没有了这个潮流。潮流是你要有足够的产量。比如200多部电影里面动作片占了50%，喜剧片占了30%，才可以作为一个潮流，形成一个影响。所以即使一个导演很卖座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成功。现在港片已经很少能提起我兴趣的了。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徐克这些年的作品比如《狄仁杰》和3D《龙门飞甲》？ 舒琪：《狄仁杰》我很不喜欢，整个电影就是一个“叩头”的电影。《龙门飞甲》好一点，人物都比较有趣。3D对徐克来说可能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因为对他来说技巧一直是一个很强的动力，他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 东方早报：但有观众觉得《龙门飞甲》的故事很狗血。 舒琪：徐克每一部电影的故事都是不ok的，到最后必然都发展得一塌糊涂。他根本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虽然他一直自以为自己很擅长讲故事。徐克的故事一般是看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看完发现其实很糟糕。徐克的特长在于对场面的处理，他可以把每一个场面都拍得很好玩，不断地增加戏剧因素。这方面，他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导演，也喜欢给自己出难题，可以把场面搞得很有层次又很复杂。 东方早报；如何评价许鞍华呢？她90年代初就来内地拍过电影，经历过不少起落。这些年不论是她的两部《天水围》还是到最新的《桃姐》都能看到她的坚持和努力。 舒琪：许鞍华的优点就是在于她不跟潮流。但是她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有的时候不够坚持。比如说《天水围夜与雾》这个题材本身是比较边缘的，但是拍起来又加入了一点流行的因素，最后就变得不伦不类。《得闲炒饭》也是同样的问题，题材也不主流但好像又要讨好观众，故意搞点喜剧效果，原本很真实的故事反而最后落得不真实了。所以许鞍华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导演，在应该坚持的地方好像又没有坚持，或者说有坚持，但是又不会坚持到最后。 比较而言，《天水围日与夜》比《天水围夜与雾》好很多。可能一开始不需要坚持的，当成电视片来拍，反而抛开了。《夜与雾》的整个戏剧结构有点像奇案片，可是里面每一个人的叙事角度都只是停留在彼此补充，而不像《罗生门》里每一个人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她早期的《疯劫》就很不一样，每一个叙事者都有立场和态度。 东方早报：你觉得《桃姐》这次最大的成功点在哪里呢？ 舒琪：不可否认它的明星效应。刘德华跟叶德娴这个组合还是很吸引人。这个不商业的题材上用了这个很商业的组合，如果只有叶德娴，没有刘德华也不行。有时想一下其实换一下廖启智或许也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刘德华作为投资人是很聪明的，懂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又能很认真的拍，很难得。 东方早报：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把之前港产片的故事概念重新包装，然后启用两个演员再重新拍，比如说“最强喜事”这种概念。你觉得这算是一种可取的思路吗？ 舒琪：每一个东西你重复不停地在做都有问题。好像香港现在没人看王晶了。他最后那部《嫁个百分百男人》几十万票房都没有，他应该反省。其实好莱坞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用重复生产的方法来面对一个生产工具（技术的革新）、观众群体都在不断改变的电影工业，结果肯定会有落差。 东方早报：你谈到这个技术的革新影响了电影工业，你怎么看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胶片拍数码高清？ 舒琪：这背后很大的原因是金钱因素，而并非是电影本身的需要。生产商掌握了这个工具，看似好像可以改变电影需要很多金钱的现状，另外这个工具又以一种轻便的外貌出现，十分容易普及。从前买一台胶片摄像机可以用三五十年，但是现在，一个数字摄像机在一年里推层出新的型号就有好几个。但每一个新产品的品质真的有大跨越么，其实没有，只是换一个说法和一个外貌而已。作为一个工具，数码技术并没有改变到电影的表现形式，相反，它可能还在削弱镜头，你比方说放弃打灯，如果你也可以随便拍我也可以随便拍，那么还要电影干什么？所以现在我们看的那个东西不是电影，不要叫它digital cinema,它只是一个digital thing，不是cinema。从前cinema是一个建筑物，有一个大银幕。所以也不要说什么film-making， 现在只是一个digital video making。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点，整个概念被蒙蔽了。数码技术不具有决定性因素，无法界定作品的身份。 虽然影像还是影像，但是一切都变得太容易了。人人都可以拍就暗示着它不再是一个专业，不是一个学问，不是一个需要去学习、掌握、练习、不停地进步的过程。所以现在这些年轻一代的作品都是随意的，不准确，因为他们觉得准确都不需要，因为没有什么成本。但实际上是不可以的，艺术从来不是随意的。所谓的经典的意思包含一个时间性，是否经典有待后人判断。时间永远是艺术最后的审判。 东方早报：但以前法国新浪潮的时候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因为人人都可以拍片，人人都可以上街，反而带领某种文艺复兴，诞生一个新的创作群体？ 舒琪：那只是一种说法，那时候数量是比较多，但真正剩下的经典很少。而且现在多数人只是盲目跟随潮流而已，就好像现在很流行拍微电影，你看很受欢迎、点击率最高的那个，很快被另外一个东西覆盖了。三个月之后、三年之后能有人记得吗？你能记得三个月之前点击率吗？最高几百万什么时候你记得吗？完全不记得。 我们香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这一期留下什么东西，“这一期”就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只有几天。可是艺术的周期是很长的，现代主义很长，古典主义很长。 东方早报：提到“赶潮流”的问题，有一阵子古装武侠片和奇幻剧都很流行。 舒琪：我真的不知道拍片过程是怎么样，怎么样找一个题材，怎么样通过一个题材。是不是通过官方机构，还是投资者本身跟创作者本身，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谈起来的。比如说为什么要拍《鸿门宴》，为什么要拍《锦衣卫》。拍完《锦衣卫》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拍《鸿门宴》。人家拍过“三国”，他又拍“三国”。对我来说，这个人家拍过了，你为什么要拍呢？或者你作为一个创作者觉得人家拍不好，我比他拍得更好么？ 但事实上你拍出来的又不是那么卖座。 东方早报：有香港电影人抱怨北上之后很多题材无法操作，因为审查的关系“什么都不好碰”，从而影响了创作力，你觉得这是事实还是借口？ 舒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任何一种制度，你一旦进入后就很容易被牵制，尤其是碰到权利很大，有决定性的制度。你又不能反抗或者游离于体制外，只有不停地改变自己，不停地让步。这不单单指审查这部分，比方说投资人指定要用一个明星，那么导演只能改动原来的故事去迎合投资人的需要，这也是对电影创作的一种损害。 东方早报：作为演艺学院的老师，经常和学生打交道，现在年轻观众的口味是不是已经大不一样了？ 舒琪：反正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看从前的电影。20岁的不喜欢看20年前的电影。现在东西太多了，他们怎么会拿从前的东西看。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所有东西都在变：工具的改变，科技文明的改变，把人类所有的面貌都改变了。比如说“黑白”（这个概念），你想象一下现在的小孩从出生到成年，“黑白”在他们生活里面几乎没有出现的机会。黑白摄影、黑白电影这些都没有了，所有的报纸几乎全都是彩色的，书本也是。他们的世界里面没人提起过“黑白”。所以你要再向他们提起“黑白”这个概念，就只能像《艺术家》把“黑白”包装成一个很新鲜的东西，而没有把“黑白”作为一个经典去尊重。年轻人看完《艺术家》并不会去拍黑白片，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个需要。因为从小到大他们教育里面就没有一个东西叫历史。历史是很重要的，你要理解从前我们国家的历史，地方的历史，你们父母的历史，而他们没有。现代科技文明灌输的一个观念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删除。拍照不是为了保存，是为了删除。拍1000张照片，档案太多了只能删除、删除，或者贴到FACEBOOK上去，FACEBOOK没有就没有了。 现在年轻人对于古老的东西已经没有一个sensibility (敏感性),科技已经让这种敏感度和识别力变得麻木。 我一直觉得科学家应该做一个调查，现在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的记忆力系统跟我们这一代，80后这一代，到底有什么变化。我怀疑他们的记忆力系统已经严重退化了，因为他们不用。从小到大不需要动用任何记忆力去记东西，因为所有资料全在IPhone里，不用动脑子。 但以前我们会用记忆力去处理一些很复杂的事情，每个人有各自的方法，这个过程是在训练我们的能力，包括情感、记忆、历史（国家的历史、地方的历史）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号码可以替代。这些现在都不需要，人的功能被剥夺，体能一步一步在衰弱。 对电影也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过去15年看的是TVB最烂的剧集，15年来最烂的港片。所以到20岁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看过，只看过DVD，只看过最糟糕的香港电影，连王家卫也没看过的。或者说等能看到王家卫的时候也已经是王家卫很烂的作品了。如果要谈香港电影的现状和未来，说到这里我已经完全解析了。 东方早报：你一直说已经不思考所谓的香港特色这个问题，是觉得没有必要了么？大家一直在关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本身就不是个问题，即不一定要介怀本土特色的问题呢？ 舒琪：我是觉得不要介怀，只要想到自己真正要表达什么。而不是为了遵从一些规定，将一些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生搬硬套到电影里。比方说在警察局里面有一个很高级的警察是说普通话的，你叫我怎么可能相信呢？起码香港到现在没有这个情况，《无间道》第三集已经是这样，《杀人犯》也是如此。不要以为作为创作者可以妥协接受，观众就可以接受。起码作为一个观众我是不接受的。 我也不知道现在本土有什么特色。这几十年来，香港本土的特点就是自私、贪婪，乱来，一塌糊涂。 东方早报：所以现在“恶搞”的电影好像特别受追捧，可能是观众一方面也比较压抑，彭浩翔的《低俗喜剧》在文化中心首映的时候现场一片叫好。 舒琪：电影节的观众其实没有普遍性。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电影节培养一批很糟糕的观众。他们来看电影节变成一种慕名而来，有一种品牌效应在心里。所以看什么东西都要比普通观众反应大，随便什么电影都会笑，反应很大，是让人明白自己是看懂电影的。即使是低俗、低级的东西，他都能把它变高级了。香港这方面一直很虚伪。比如说粗话，一旦放在电影院里，在舞台剧上好像就特别开心。说明观众其实都很压抑，但在电影院里他们的压抑爆发出来，感觉一种合理化，但其实是虚伪。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你会怎么教那些仍然有电影理想的年轻人？ 舒琪：最主要是自信心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符合大众，跟大众切合。所谓个性反而变成很可怕的东西，但对我来说艺术需要独特，你一定需要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想法，所以这是最困难的，一定需要克服别人的眼光，你才可以创作，为人。现在电影课堂上都没有学生敢提问，就好像现在的导演们对这个社会没有疑问一样。 东方早报：说了那么多，好像现在年轻人已经不把电影当一个梦想去追逐了？ 舒琪：现代社会的假象太多。现在很多都是一夜成名，而且是全球闻名。现在电影人参加电影节的目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在戛纳赢得一个奖项好像一下子就赢得了全世界，感觉太好，虚荣心太大，这给电影工作者的影响很坏。陈凯歌当年为什么能拍出《黄土地》，因为他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拍《黄土地》，当时他们一无所有，电影就是他们的全部。但是《黄土地》之后，他们就想再拍一个“黄土地”，因为它带来了太多东西。人们去过一次戛纳之后，总是想再卷土重来，可是那已经不叫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