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四世纪的“崇圣”竞争与东晋太学、国学之兴废

摘要：东晋太学立于司马睿称晋王的同年(317)。这种紧迫性源自东晋所面临的汉、赵政权的正统性竞争与江左内部抨击"取才失所"的政论。在王导等人的推动下，东晋试图通过立太学、行释奠礼来展现"皇代之壮观"，培育司马氏与门阀共同的阶层意识。东晋太学被赋予"崇圣"礼仪空间的意义，为释奠礼的固定场所。太元十年(385)新建国学设"夫子堂""皇太子堂"等礼仪场所以作"国子圣堂"，正是对太学礼仪空间化的发展。东晋立太学、国学，行释奠礼，是门阀政治在文教领域的表现。咸康元年(335)释奠，咸康三年(337)立太学、国学及庾亮释奠,是琅邪王氏与颍川庾氏竞争的结果。永和八年(352)罢遣国学是门阀政治平衡被打破的产物。升平元年(357)释奠则以桓温两次北伐成功为背景。东晋立学，既与南北对峙时期的正统性问题相关，又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东晋南朝的江南文化”（项目编号：2019BLS006）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21年01期

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著有《六朝士风研究》、《从天道到天下 : 中国古代的政教传统及其历史展开》等。

太学之立，历代王朝均将之视作文教之盛事。与汉、魏、西晋不同，东晋太学立于司马睿称晋王的同年，可见其具有政治上的紧迫性，已不单是文教之事。围绕着东晋太学、国学（国子学）存废及学官、学礼、庙学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东晋建国前后有关立太学的政论，阐述东晋太学的礼仪空间性质以及“国子圣堂”的设立意义，探究东晋太学、国学的存废及释奠礼的施行与门阀统治的关系，以期揭示东晋兴学背后的南北正统之争、门阀政治之争。

一、东晋建国前后有关“立太学”的政论

建武元年（317）三月，司马睿称晋王，十一月“置史官，立太学”。置史官是为了建构新的国史叙事，以迎合两晋之际批判西晋失政的舆论环境，为东晋的建国塑造正统性。以此为参照，太学之立绝非单纯的教育政策，而是正统性建构的重要一环。与“置史官”一样，“立太学”同样源自王导的推动。《宋书·礼制一》载王导上疏，开篇即将设立太学的意义上升到“人伦”“治化”的高度：“夫治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所谓“正人伦”主要是针对刘聪攻陷洛阳、长安带来的人心动荡，以及东晋士族子弟社会声望衰减、统治能力削弱的状况。关于前者，疏文言：

方今《小雅》尽废，戎虏扇炽，节义陵迟，国耻未雪。忠臣义士，所以扼腕拊心，礼乐政刑，当并陈以俱济者也。苟礼义胶固，纯风载洽，则化之所陶者广，而德之所被者大，义之所属者深，而威之所震者远矣。由斯而进，则可朝服济河，使帝典阙而复补，王纲弛而更张，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者，岂难也哉。

王导认为“礼乐政刑”皆不可废，设立太学是为了彰显“礼乐”，以达到“广化”“大德”“深义”“远威”的目的。尽管困境是“戎虏扇炽”的结果，但是王导仍将“戎虏”视作可教化的对象，认为立太学有助于“饕餮改情，兽心革面”。王导将东晋与屠各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之争上升为文明之争，试图通过彰显“礼乐”来展现王道，教化戎虏。王导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的普遍意见。戴邈上疏也说，虽然“戎首交并于中原”使笾豆之事难行，但“文武迭用，久长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戴邈认为在“天下未壹”之时仍须“兴礼学”，东晋王朝具有“笃道崇儒”的义务。

与东晋议立太学相应，刘曜于太兴三年（320）“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靳准之乱后，刘曜于长安重建政权，向东与石勒对峙，向西则面临关陇氐、羌的桀骜不驯。刘曜设立太学的背景是：太兴三年（320）平定了四山氐、巴、羯三十余万人的叛乱。在氐、羌屡叛的情况下，立太学之举意在彰显对氐、羌的教化权，这与王导试图让“饕餮改情，兽心革面”的想法相同。更重要的是，刘曜与司马睿同年（318）称帝，立太学还具有与东晋争正统的用意。刘曜曾问羊皇后：“吾何如司马家儿？”羊皇后原为晋惠帝皇后，刘曜将之纳为皇后，暗含取代司马氏皇位之意。

刘曜立太学后，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以散骑侍郎董景道为崇文祭酒。刘均明于谶纬之学，曾为刘曜解读“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 等谶言，并且还推举台产言灾异。台产“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以刘均来主持文教，可见刘曜的兴趣点在谶纬之学。崇文祭酒董景道则为明经之士，“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前赵太学既受刘均、董景道领导，科目设置当与二人学术背景相去不远。至于东晋太学的科目设置，《宋书·礼志一》言：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兴初”，程苏东认为最晚是太兴四年（321）。按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荀崧于太兴二年（319）七月由尚书左仆射迁太常。《晋书》本传称荀崧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可知上引科目设置是太兴二年（319）七月之前的情况。若与董景道的经学取向相对比，二者有诸多不同：王氏《易》——京氏《易》、郑氏《尚书》——马氏《尚书》、《毛诗》——《韩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二礼（《周官》《礼记》）郑氏——三礼郑氏。若刘曜太学的科目设置与董景道的经学取向一致，则其与东晋太学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或许是“吾何如司马家儿”的又一种表现，事关南北的正统之争。

王导请立太学的第二个缘起是考虑到门阀统治的问题。疏文说：“虽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国子”指门阀子弟。王导认为立太学与“取才用士”相关，这是试图通过制度建设来回应东晋建国前后陈等人的批评。永嘉五年（311），时任镇东行参军事，典法兵二曹的陈致信王导：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

陈认为西晋亡于“取才失所”。所谓“失所”是指取才依据“白望”。“白望”，即乡论清议。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据清议定状、品。吏部依据中正提供的家世阀阅、状、品再予以授官。由此，取才的权柄把握在主持乡论清议的名士手中，即陈所言之“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控制清议的士族“互相贡荐”子弟。士族子弟为了求官而积极塑造“白望”，远离“实事”。陈的批评代表了当时政治舆论的一类重要声音。与之持论相同的还有熊远。太兴元年（318）十一月，时任御史中丞的熊远上疏：

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涂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

熊远描述当时选官用人的情形是“不料实德”“不求才干”“惟在白望”。这一批评与陈頵相同。熊远亦认为选官用人已被主持清议的士族所控制（“私涂日开”），但由于这种选官用人具有制度上的合法性，舆论难以同情有实德的才干者（“冤枉不理”）。

面对这些批评声音，王导的解决方案是让“国子”“本之以学”，“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素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教使然也”。王导认为“本之以学”可以使“浮伪之道息”，扭转陈頵所言“遂相波扇，乃至陵迟”的士风。关于“本之以学”的具体方法，王导说：“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于乡，学于乡以登于朝。” 从德行教养、社会担当开始，经过“修其身”、“正其家”、“学于乡”的阶段，最终培育出“登于朝”的政治能力与“事君则忠”、“莅下则仁”的道德素养。王导认为“王之嫡子”与“国子”均须接受这种教育，了解其显贵的地位源自对“道”的认识与担当（“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

相对于王导从治国理念出发，以“本之以学”扭转士族风气，戴邈的上疏则更加务实：“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莹磨之功，荆、随发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 在戴邈看来，士族子弟不具备“斩将搴旗之才”，又未及“从军征戍之役”，设立太学是为了让这些正处“盛年”的“贵游之子”有事可干，不至于浪费生命。

从上引这些时论可见，建武元年（317）十一月“立太学”事关东晋建国时的选官用人问题，这较之“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更加现实而且迫切。

二、作为礼仪空间的东晋太学、国学

在王导的疏文中，设立太学是为了喻教“王之嫡子”及“国子”，“使知道而后贵”。约在太兴二年（319），后军将军应詹上疏：“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 从应詹的疏文可知，太学设立后，太学博士等儒官已经设职任人，但“教养未备”。应詹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另修辟雍，由皇太子亲临举办释奠礼，以达到“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的效果。

按《晋书·礼志上》：“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两汉不行释奠礼，曹魏的释奠礼由太常主祭，在辟雍举行。晋武帝改由太子在太学举行，晋惠帝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应詹的建议是结合曹魏与西晋的制度，以辟雍为礼仪空间，以皇太子为主祭人。《晋书》本传云“元帝雅重其才，深纳之”，当是接受了应詹的建议。但由于太学已经设立，没有必要再另外修建辟雍，故而仍然延续西晋旧制，以太学为释奠礼的礼仪空间。太兴二年（319），“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回”。太兴三年（320）八月，“皇太子释奠于太学”。

这两次释奠礼均在东晋初立百事待兴之时举行。太兴三年（320），对于皇太子释奠，晋元帝制曰：“今草创，未有高车，可乘安车也。”《晋书·舆服志》云：“车，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有青、赤、黄、白、黑安车、立车，合十乘，“名为五时车，俗谓之五帝车”。晋元帝在连五时车都不全的情况下让皇太子亲祭释奠礼，乃是接纳王导、戴邈、应詹等人的意见，尽快向天下传达幸学之意，以彰显东晋王朝的正统性。

潘尼《释奠颂》描述了元康三年（293）春闰月释奠礼的情形。皇太子在东宫师傅及臣僚的陪伴下莅临太学后，举行释奠礼的程序是：

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礼，司仪辩位。二学儒官，搢绅先生之徒，垂缨佩玉，规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以待执事之命。设樽篚于两楹之间，陈罍洗于阼阶之左。几筵既布，钟悬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资在三之义。

所谓“二学儒官”是指太学、国子学的学官。虽然主祭者是皇太子，但仪式的操办者则是“二学儒官”。此外，“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学徒国子，咸来观礼”，“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迩，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观礼者包括群司、卿士、蕃王、学徒国子，乃至远来的士庶。可见释奠礼是朝廷上下、京城内外广泛参与的一次大礼。对于释奠礼的举办价值，潘尼称赞道：“于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壮观，万载之一会也。”即展现了“皇代之壮观”。晋元帝在“草创”之际让太子在太学举办释奠礼，亦是出于彰显“皇代之壮观”的目的。

对于在太学中举办释奠礼的意义，挚虞说：“太学之设，义重太常，故祭于太学，是崇圣而从重也。”意思是以太学为礼仪空间，较之太常在其他场所的行礼形式，更彰显“崇圣”的意义。纪瞻举秀才、答尚书郎陆机策问时将清庙、太庙、太室、明堂、太学、璧雍视作同一事物。他说：“故取其宗祀之类，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异名同事，其实一也。”纪瞻“异名同事”的看法，反映晋人眼中的太学具有与璧雍、明堂等相同的礼仪性质，这是两晋以太学为“崇圣”之礼仪空间的观念基础。

东晋的太学地望，《晋书·礼志下》云：“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建康实录》记作：“三年春正月辛卯，诏立太学于淮水南。在今县城东南七里，丹杨城东南，今地犹名故学。”“初，显宗咸康三年，立太学在秦淮水南，今升桥地，对东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县城东七里废丹杨郡城东，至德观西，其地犹名故学。”

《晋书·礼志下》中的“水南”，当是“秦淮水南”。但这一地望只是咸康三年（337）以后的太学地望。孝武帝“于中堂权立行太学”，是依据升平元年（357）的旧例。“升平”为晋穆帝年号，《晋书·礼志上》言“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晋穆帝于中堂立太学与释奠礼有关，升平元年（357）三月，“帝讲《孝经》。壬申，亲释奠于中堂”。孝武帝“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亦是为释奠礼作准备。宁康三年（375）十二月，“癸巳，帝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

升平元年（357）、宁康三年（375）两次“权以中堂为太学”，均是为了举办释奠礼，临时将中堂作为太学。这一变通举措是缘于太学地处秦淮水南，距离宫城太远，给释奠礼带来诸多不便。“权以中堂为太学”，也说明太学已成释奠礼的固定场所。即便不在秦淮水南的太学举办释奠礼，也需要另外临时选点权作太学，才能举办释奠礼。太学的物理空间可以改易，但是其作为礼仪空间的性质则不可变更。

太元九年（384），应尚书谢石请立国学的建议，孝武帝“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建康实录》卷九《烈宗孝武皇帝》载为“十年春，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对于新成立的国学，自注引顾野王《舆地志》：“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 国学与太学不在同一个地方，太学“在秦淮水南”，国学“东逼淮水”。国学的内部空间由三部分构成：作为礼仪空间的“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为皇太子释奠及幸学准备的“皇太子堂”；作为教学、研究、行政空间的“诸生中省”“二博士省”“祭酒省”。《晋书·五行志上》载：“义熙九年五月，国子圣堂坏。天戒若曰，圣堂，礼乐之本，无故自坏，业祚将坠之象。未及十年而禅位焉。”所谓“国子圣堂”当指“夫子堂”。大概孝武帝觉得“太学在水南悬远”，不便举办释奠礼，故而另立国学，建立“国子圣堂”“皇太子堂”用以行释奠等官学学礼。

关于国学设立后太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建康实录》自注云：“江左无两学，及武帝置国学，并入于今处也。” 许嵩的意见是国学成立后，太学并入了国学。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纷纭复杂。倘若从礼仪空间的角度来看，无论太学是否继续存在，它作为礼仪空间的功能已经转移到了新成立的国学之中。太元十年（385）以后不再有东晋皇帝、皇太子于太学举办释奠礼的记载。高明士先生认为国学与太学相比，“其新义，即将过去在学校所举行的礼仪活动，初次给予具体空间的规划”。他由此提出“庙学”制之说：“庙学”制“指学校以文庙为主轴而展开儒教主义教育的制度”，并认为太元十年（385）为“庙学”制度之始。其实不论是“国子圣堂”的规制化，还是“庙学”之创制，均是以太学的礼仪空间化为基础的。

三、门阀政治中的太学、国学与释奠礼

东晋凸显太学的礼仪空间性质，自是为了彰显“皇代之壮观”。这在与刘、石对立的政治背景下具有申张正统的含义，王导疏文对之叙述甚详，已见上文分析。王导疏文中还讲到立太学的另一目的是让“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皇太子须与国子序齿，这并非是王导的个人意见。晋惠帝时，阎缵两次上书均提出与王导类似的主张：“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然后乃贵。”“礼置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为置官属，皆如朋友，不为纯臣。” 王导的构想是，通过对太学仪式的参与，让“王之嫡子”与“国子”序齿，从而使皇太子与士族子弟形成一个集体。

宁康三年（375）七月，孝武帝行释奠礼，“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应须复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奏可”。按照有司的奏章，“大臣子孙”在身份上等同于“国子生”，这一主张被最高当局所接纳。潘尼《释奠颂》记述释奠礼举办时“学徒国子，咸来观礼”。《晋书·隐逸传》载燕国广阳人霍原，“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习之”。霍原观礼时的身份或为不具生员身份的学徒，或为远来的寒士。他受到观礼的感染而成为太学生。按《释奠颂》所述，“学徒国子”不在释奠礼中承担职事，只是与群司、卿士、蕃王、远来士庶等一同观礼。虽然生员在学礼中的角色尚须探讨，但对比《释奠颂》的记述与孝武帝亲行释奠礼须太学生、国子生参与的情况来看，太学生、国子生在释奠礼中的地位呈上升之势。这正与两晋之间门阀势力增强的趋势相同。

在某种程度上，“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代表了门阀阶层的主张。他们借对古典礼式的阐发，通过礼仪空间的设置与释奠礼的举办，让“王之嫡子”与“国子”在太学中以“士礼”相交，“皆如朋友，不为纯臣”。释奠礼不仅是皇帝、皇太子的幸学之礼，也是他们对门阀“崇圣”观念的认同仪式，同时还是“国子”与“王之嫡子”序齿的展示仪式。门阀士族是举办释奠礼的主要推进力量。《晋书·裴传》载：“时天下暂宁， 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晋惠帝时愍怀太子释奠礼，裴是主要推动者。裴出身第一流高门河东裴氏，其父裴秀“为当世名公”，是西晋制度的主要创设者，“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裴时任侍中，“ 虽（贾）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在元康政局中是高门士族的代表。

东晋是门阀势力最强的时代，田余庆先生用“门阀政治”概括这一时期的政治形态。明帝之后，成帝、穆帝、孝武帝均是以皇帝之尊亲行释奠礼，这是史无前例的，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门阀政治”。咸康元年（335）二月甲子，晋成帝讲《诗》通，“帝亲释奠”。此前一年（咸和九年，334）东晋政局发生重要变化，庾亮趁陶侃死而移镇武昌，统荆州、江州、豫州，而主持建康政务的王导则让其侄王允之出镇于湖，缓解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咸康元年（335）晋成帝亲释奠，当是王导所主导，暗含与庾亮争夺文化领导权之意。

按《晋书·礼志上》，晋成帝“释奠如故事”。所谓“故事”，当指晋明帝为太子时释奠于太学之事。《晋书·成帝纪》载“（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按前引《建康实录》卷七《晋中·显宗成皇帝》所载“三年春正月辛卯，诏立太学于淮水南”，《晋书·成帝纪》的记载只是截取、缩写。咸康三年（337）的“立太学”其实只是更改了太学的地望。搬迁太学或是出于兴学的目的。在咸康三年（337）政治舆论中，兴学的呼声很高，国子祭酒袁瓌、太常冯怀上疏呼吁：“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静谧。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焉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袁瓌、冯怀认为兴学是“圣世”的表现。《宋书·礼志一》载“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晋书·袁瓌传》云“国学之兴，自瓌始也”，将咸康三年（337）的国学之立视作晋成帝接受圣世兴学的结果。

袁瓌出身高门士族陈郡袁氏，曾祖为名士袁涣。袁瓌在两晋之际任丹杨令，东晋建立后任王敦谘议参军，苏峻之难中与王舒共同起兵。从这些经历可见袁瓌与琅邪王氏的关系十分密切。咸康年间，王导正是倚重王舒之子王允之抗衡庾亮。袁瓌上疏请立国学当是王导的主张。同在咸康三年（337），庾亮在江陵释奠祭孔子。《艺文类聚》卷三十八《礼部上·释奠》载庾亮之文，起首是“维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圣明灵”，结尾为“嘉奠既设，钦若灵规，心存凤徳，尚想来仪，神其歆之，降鉴在斯”，明确以庾亮为释奠主祭。文中言及朝廷的文句为：“洎我皇晋，仰钦大猷，宗圣既建，遐胄俾侯”。“宗圣既建”，当指太学之重立与国学之新建。“遐胄俾侯”指东晋兴学使远人归心。此时庾亮正在积极准备北伐。庾亮在立太学、建国学的同一年亲行释奠，既是对朝廷兴学的呼应，彰显正统以壮北伐声威，同时在王、庾相争的门阀政治背景下也带有巩固庾氏在文教领域领导地位的意图。

在王导兴学于建康的同时，庾亮也在荆州弘扬文教，其征西府专门设置儒林参军一职，延请江惇任职。南齐时，荆州刺史豫章王萧嶷也曾设儒林参军，背景是“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置生四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行释菜礼”。梁元帝为荆州刺史，“起州学宣尼庙。尝置儒林参军一人，劝学从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禀饩。帝工书善画，自图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可见儒林参军之设通常与荆州立学、行礼有关。

庾亮儒林参军江惇为西晋名士江统之子，在学术上“儒玄并综”，与阮裕、王蒙齐名，“皆一时名士”。除江惇外，出任征西府参军的还有孙绰。孙绰为名士孙楚之子，“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萧嶷“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虽然宋文帝元嘉末年以来“高流官序，不为台郎”，但对于次门士族而言，台郎仍是高选，有时“门孤援寡”的高门子弟也被任以此类职务，如出身济阳江氏的江智渊即是如此。以萧嶷的情况类推，庾亮若立学，录取生员的标准亦当相去不远。易言之，庾亮设儒林参军、行释奠礼的社会基础是门阀阶层。

对于咸康三年（337）新立的太学、国学，庾亮的态度是积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隐士翟汤，“咸康中，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征为国子博士”；武昌人郭翻，“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公车博士征”。庾亮薨于咸康六年（340），他推荐翟汤、郭翻在咸康三年至六年间（337-340）。郭翻为武昌土著，庾亮试图借助荆州士族势力将其影响力扩至太学、国学。

咸康元年（335）成帝释奠，咸康三年（337）立太学、国学及庾亮在荆州行释奠礼，是门阀政治的权力之争在文教领域的表现。只是高门士族间的文化领导权之争是通过崇圣立学的竞争来实现的。王导薨于咸康五年（339），此后琅邪王氏退出权力中心。永和元年（345）庾翼薨，颍川庾氏势力转衰。田余庆先生认为永和年间政局安定的原因是士族门户之争处于相持阶段，任何一家都没有像颍川庾氏那样的影响力。因而，咸康三年（337）所立的国学得以一直延续到永和八年（352）。《宋书·礼志一》：“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

殷浩北伐始于永和八年（352）九月，败于永和九年（353）十月至十一月间前锋姚襄之叛。桓温上疏请求追究殷浩的战败责任，疏文言“出次寿阳，顿甲弥年，倾天府之资，竭五州之力”。“五州”指扬、豫、徐、兖、青五州。永和六年（350）殷浩加督五州诸军事，“开江西疁田千余顷，以为军储”。殷浩决定北伐乃是受逼于桓温的政治压力，桓温的统治地区并未予其以物力上的支持，因而北伐依靠的是建康朝廷直接控制的五州。从桓温疏文“倾天府之资，竭五州之力”可见，殷浩北伐给建康朝廷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这是国学遭到罢遣的原因。

永和十年（354），在桓温的主导下，殷浩被废为庶人，永和年间的政治平衡由此被打破，此后东晋门阀政治转入以桓温为核心的时期。桓温以北伐为旗号来塑造政治权威。永和十二年（356），桓温第二次北伐成功，还都洛阳的呼声高涨。同年十一月，朝廷“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持节如洛阳，修五陵”；十二月庚戌，“以有事于五陵，告于太庙，帝及群臣皆服缌，于太极殿临三日”。加以次年（升平元年，357）正月褚太后归政，“帝加元服，告于太庙，始亲万机”，东晋上下再一次有了“圣世”的感觉。在这一政治氛围中，晋穆帝于三月壬申“亲释奠于中堂”。至于国学的复建，则须等到淝水之战胜利后的太元九年至十年间（384—385）。诚如王导上疏所言，东晋立学，既与南北对峙时期的正统性问题相关，又与门阀政治下高门士族对文教领导权的争夺有关。

四、结论

与汉、魏、西晋盛世立学不同，东晋太学立于司马睿称晋王的同年（317），早于其称帝的时间。这种紧迫性源自东晋所面临的内外双重压力。就外部而言，东晋建国于屠各汉国攻灭西晋的危机关头，在司马睿称帝的同年（318），刘曜亦称帝，并在两年后立太学于长安，其与东晋争正统的用意甚明。就内部而言，东晋建国前后的政论对“取才失所”的抨击十分尖锐，矛头指向门阀阶层的统治能力问题，陈、熊远均发表过相关意见。在王导等人的推动下，设立太学被视作纾解内外压力的重要举措而推出。

东晋试图通过立太学、行释奠礼来展现“皇代之壮观”，以彰显正统性。同时又通过共同的仪式参与，让“王之嫡子”与“国子”序齿，培育司马氏子弟与门阀子弟的集体意识。东晋释奠礼以太学为礼仪空间，即便晋穆帝、孝武帝行释奠礼于中堂，亦需要先“权以中堂为太学”。太学被赋予“崇圣”的场所意义。太元十年（385）孝武帝建国学设“夫子堂”“皇太子堂”，以之为“国子圣堂”，视作“礼乐之本”。这正是在太学礼仪空间化基础上的继续发展。

东晋太学、国学的设立、释奠礼的举办，大多出自门阀阶层的意志。咸康元年（335）晋成帝释奠，咸康三年（337）改太学地望、新立国学及庾亮在荆州行释奠礼，是琅邪王氏与颍川庾氏的门阀政治之争在文教领域的延续。永和八年（352）国学遭罢遣则是永和门阀政治平衡被打破的产物。升平元年（357）晋穆帝释奠的背景是桓温两次北伐成功，还都洛阳呼声高涨，以桓温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开始形成。加以晋穆帝加元服、亲政。

综上所述，东晋立学，既与南北对峙时期的正统性问题相关，又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