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十年砍柴:伸腿以后的“历史票友”
张小蛇(2014)
伸腿以后的“历史票友” ——从《出轨的王朝》谈非专业历史写作之转型 作者:十年砍柴 提交日期:2007-7-20 12:07:00 文章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4872&PostID=10370922 押沙龙写了一本《出轨的王朝》,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历史票友”,这是他的伸腿之作。“伸腿”这个典故出自明末张岱的《夜航船。序》,说得是一个和尚坐夜航船时和一个秀才同舱,出于对读书人的敬重,他缩手缩脚躺下,听秀才高谈阔论一番后,觉得其见识不过尔尔,于是问了秀才两个常识性问题:“尧舜是几个人?”秀才答曰:“一个人”;再问“澹台灭明是几个人?”答曰:“自然是两个人。”知道了秀才如此浅陋无知,和尚一下子就没有了开始的敬重,说“且让老僧伸伸腿。” 近两年热卖的历史类读物,基本上是非专业的“伸腿之作”,这可算是网络勃兴后,传统学术、写作势力范围被打破的必然结果。全民可以读史,全民也能写史。押沙龙这本《出轨的王朝》在众多的票友之作中,从文采到见识,我以为是相当出众的。 “伸腿之作”多以叙述有趣而取胜,和严谨得有些死板的学院派相比,伸腿的和尚们不拘一格、轻松幽默的叙述方式,让以往多在教科书中感知历史那样严肃无趣的读者,觉得历史原来很有意思,比编出来的小说还有趣。 《出轨的王朝》给人带来的阅读快感,不容我赘述,里面的文章早期大多数发表在网络上,引起众多网友追捧便是证明。网友的眼是很毒的,也是最藐视所谓权威的,网络上招不招人喜欢,全凭鸡蛋的味道,而不是下蛋的母鸡怎样,是有名还是没名。 押沙龙这本书比其文采更有价值的是,提出了一种思考:为什么在秦汉、唐宋、明清,这看起来有着合理历史逻辑的三大农业帝国中间,会有这么一个“出轨的王朝”?就像一个家教很严、一代代都是勤俭严谨的家族,突然出了个放荡不羁的子孙一样让人不解。如作者在自序里所说的:“在这个时代里。‘君君臣臣’的一套老剧本似乎宣告无效。君权无法控制地方的运作,帝国的权力被粉碎又被整合,最后慢慢落到一个个大家族手中。两千年来,中国从没有像那样类似一个贵族国家,‘修身治国’那一套主旋律似乎也销声匿迹。手拿老庄,嘴里嚼着毒品的士人开始放弃那些宏大主题,回归到自我深处。” 这种判断和描述,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看起来晋朝确实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的一个异类,说其“出轨”也无不可。但我不得不说作者仅以“出轨”命之,失之于简单,是今人根据晋朝以后的历史走向,而做出的判断。历史就如河流,其如何行进并无一定之规,完全是地势使然,它在中间汇集支流,或者分叉漫延,或者曲折蜿蜒,都十分正常。长江一旦冲过叠嶂重重的三峡,进入到广袤平坦的江汉平原,然后滔滔东去,人们会以为,这才是长江理所当然的流向。可是如果在当年的地壳运动中,它从青藏高原下来后,造物主堵住它东行的路,给它往南面留下一个通道,让它掉头南走而入印度洋,不也很正常么? 因为我们民族经过了唐宋,尤其经过了明清这些距今人较近的王朝,习惯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中国社会形态,再回过头来看晋朝,确实觉得那些人那些事有些怪异。但仔细再往前溯源,晋朝人物-----尤其是士人之表现,还是很有历史渊源的。所谓的“君君臣臣”、“修身治国”,那是经过宋儒阐述、粉饰和强化的一套政治伦理,在晋朝以前的秦汉,虽然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想,包括董仲舒运作皇帝“独尊儒术”。他不遗余力借重皇权来强化自家的学说,正是证明在民间的竞争中,儒学并非压倒性优势。汉代立国后,很长时间是用“黄老之术”治国,是“王霸道杂用之”,我国到明清时期仍然是儒表法里。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的竞争并未因为秦汉的一统而完全消失。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说到道德伦理、人生哲学等等,社会上流淌着各种思潮。更重要的是,汉代是一个技术官僚治国的王朝,精通律法和经济之道的小吏跻身于两千石大官之列很正常,地方政府的权力较大,地方长官可以自辟僚属而不需中央政府批准,因此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诸方面能自行发展、彼此竞争。钱穆先生认为汉代的地方政治比起后代是很好的,原因就是它有相当的自主性。这种状态下,由于后代那种科举考试取士的标准化生产、选拔官员的模式还没有产生,官员靠“察举”产生,而“察举”之权操于地方大员,这正是晋代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原因。汉魏时期这种形态已经出现了,先是外戚长期对朝政的把持,后来是政治家族世代左右朝局和地方政治,如袁氏家族、曹操父子等等,司马氏父子取代曹魏,无非是沿袭旧有的历史路径,并非司马氏独创。 晋朝沿汉魏的路,走到最后没办法走通,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且整个王朝不稳定性太大,抗风险能力减弱,帝国的肌体容易感染病毒。《出轨的王朝》作过精辟的论述:“没有天敌的动物是很难长期保持体能的,这些士族变得越来越无能,权力也就不可避免地渐渐滑出他们的手心。”也可以说,晋朝是中国王朝史中一次“试错”,但不“试”焉知“错”?事后名之为“错”当时未必就是“错”。晋以后,南北朝时攻伐不断,民族交融,各种学说撞击,才从意识形态上、政治结构上找出一条稳定了上千年的模式。科举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种能较大限度地确保社会上下流动、保持管理层的流水不腐、从而保证起码的社会公平,那是从晋朝到南北朝特别是北魏、北周,再到隋朝,再到唐朝一点点摸索出来的。这个摸索中,异族和异域的思想做出相当的贡献。南朝除了文艺上的绚丽外,从制度层面上并未给隋唐定制做出多少贡献,也许是南朝浸染了太多晋朝的余韵。而就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山穷水尽时,道教的炼丹避世,儒家的注经讲学,还有儒道合流产生的玄学,不能为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提供起码的思想资源。这时候,佛教法雨滋润了中原这片快干涸的土地。白马驮经在汉代,但真正让中国人如饥如渴地接受儒家思想应当是南北朝时期。没有北方民族的冲击,没有佛家思想的滋养,我很想像秦汉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能柳暗花明,也许还陷在东晋和南北朝的泥坑里。照着魏取代汉,晋取代魏,司马氏再被别人取代的旧路径,中国是很难避免古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命运。 严格地说,晋朝不是出轨,而是沿着旧路走到尽头后社会呈现了迷茫和混乱,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拐点,在它身后,这个古老的帝国艰难很成功地转型了。晋朝中那些士人的风流狂放,在后来的王朝中从来没有绝迹,比如宋之苏东坡,明之李卓吾。 押沙龙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更为广阔视野下观察,也许更有意思。在《出轨的王朝》之前,历史票友的写作已蔚为可观,几乎成了一种潮流。谭伯牛、李亚平、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当年明月都曾取得不殊的成绩,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可以说全民读史之热,历史票友们有推波助澜之功。人民群众需要历史票友,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勃兴也成就了历史票友。历史票友因为没有固定的师承,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学院训练,他们出自草根,如野生动物那样没有丧失因圈养而迟钝的嗅觉,他们的感觉和广大读者的兴奋点往往是契合的,也没有学院派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无招胜有招,所以他们的叙述方式也很能被读者接受。比如李亚平着眼于“帝国政界”,当年明月则用现代人的语言演绎明朝那些事儿,而押沙龙这本书的卖点是“出轨”。 但是我要说,押沙龙出手得稍稍晚了点,对历史票友获得成功的写作风格,人们开始有了审美疲劳。作为历史票友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检讨一番:伸腿以后怎么办?票友们是不是也要像晋代的中国,在热热闹闹的尝试后进行某种转型? 夜航船中的那个和尚碰到的是一个只读程墨应付科考的钝秀才。这类秀才在明末很多,比如《儒林外史》中进士及第的人都不知道苏轼是哪位。可不能因为在钝秀才面前有了自信心,就以为可以傲视儒林,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先生都曾做过诸生,在他们面前,和尚还敢伸腿么? 历史票友因为出自草根,思维开发活跃,初试啼声往往能博得喝彩,但如果还囿于第一声的经验,那就很难有长进。我以为转型不一定是进入某个已经划定势力范围的学术圈内,博取某些流行的学术地位,事实上学风浮躁的今天,大学院墙之内有真才实学的并不多。所谓转型,我以为研究方法、写作态度不能业余,而需更加专业,也就是说在史料占有、甄别、取舍上,在论证的逻辑和层次以及思想的深度等方面,票友和专业人士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转型不是要“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一些让人看不明白的“学术文章”。而是历史票友的自我提升,在将历史说的活泼有趣的基础上,让票友式的写作更有质感。也就是说,历史票友应该有某种社会责任,让读者在了解历史故事后,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轨迹以及未来的出路能有所思考有所启示。历史票友,需要专业人士的基本功,也需要历史的视野和现实的情怀。要达到这个目的,光凭叙述方式的讨巧和有趣是不够的。笔者作为票友之一,越读书越惶恐,有河伯见大海的感觉。 票友不是无根的浮萍,自我提升是有丰厚的土壤,尤其信息发达的今天,资料的获得较以前更加容易。票友同样可以成长为大家,比如民国时代的钱穆先生曾经只是个小学教员,岑仲勉先生只是个小衙门的科员。 对钱穆、岑仲勉这样的前辈,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愿与诸位历史票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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