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梅舫：《新学伪经考》的论说逻辑与多歧反响

摘要：戊戌前士林与官场人士对《新学伪经考》的认识与反应，大体经历了梁启超所谓从学术而入政治的过程。此由《新学伪经考》具备的双层特质所决定。时人对《新学伪经考》的反应，显现学术与政治一而二、二而一交织成一体的历史。大体来说，单纯读《新学伪经考》文本者，多从学问的角度判其“考据”之得失，或称其可成一家言，或讥其纯任主观、武断。与康氏接触较深者，则多从其口说、书信中，透知《新学伪经考》深意，根据其学说背后屡经“口说”推阐的政治寓意与现实指向，对康氏政学理念取同情或反对的态度。内中牵动当时官场与士林对君权与民权关系的思考。 作者简介：於梅舫，浙江绍兴县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2011年9月任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2013年12月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2021年1月起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学史、清代以来的史学与学术、近代文化史。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2019(05)

“今文学运动”是牵动晚清学术与政治的大事。1 其中, 康氏撰《新学伪经考》 (以下简称《伪经考》) , 树立“今文”排斥“古文”, 大张“今文”门户, 依托“今文真经”阐发“托古改制”之义, 引起较长时段内士林与官场之连续反响, 为“今文学运动”中一大枢纽。2 由此入手, 抉发时人品评此书之不同内涵与背后立意, 成为探究“今古文之争”本事与流变的绝佳视角。“躬与其役”的梁启超称, 这一运动展现为“学术之争, 延为政争”的多歧进程。3 这一多歧进程, 与《伪经考》的政学多歧反响, 实互为因果, 而非绝然区分为学术与政治之别。 今人对康氏《伪经考》反响的考察, 以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贾小叶《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二文为要。张文注重时人对《伪经考》因人因境之不同认识及背后意思, 揭示了《伪经考》第一次被人参劾的实情, 也注意到时人对《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不同反应。贾文立足于时人对“两考”的不同反应, 揭示了《改制考》内容所透露出的“民权平等与托古改制”, 才是时人赞成或反对“康学”的核心, 诸人对《伪经考》的反应主要落于学术一面。以上两文相对于前人研究来说进展明显, 然相应于当时史事来看仍不无空间。 最扼要处在于, 考究士林、官场人物对《伪经考》的不同反应, 虽着眼于各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观感、态度及其背后意味, 具备脱离于《伪经考》本身的意义, 显现批评者的眼界、识力与政学意图, 然在此整体过程与链条中, 作者撰意仍会不同程度影响、制约后者的判断与思路。故不能忽略康氏勾勒《伪经考》的理路及其旨趣, 作为考究此事之开始。张、贾二文皆未充分注意《伪经考》本身的论述策略与特质——既有学术表达, 也寓开放的近于政治的阐释, 故对于学术与政治区分过于清晰, 对于《伪经考》与“素王改制”说的联系有所割裂, 而对于由“学术”为何可以延为“政争”的内在意蕴, 也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与落实。本文主要基于《伪经考》合考据与口说的论述策略, 以见康氏学说流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面相以及由此引起的多歧反响, 以见“学术之争, 延为政争”并非单线转化的复杂面相。4

考据与微言

《伪经考》去“伪经”存“真经”, 重序“真经”的传授系统, 以此作为“发明”孔子微言大义的根本——“古本”与“道统”, 其逻辑自然接上“真义理”, 故《伪经考》实是一个近似于开放的学说阐释系统, 也即据此所释的“微言大义”在康氏学说中实可因时而进 (异) 。《伪经考》的“经说”与必将阐发的“微言”——“素王改制”, 实会因读者阅读目力的高下或作者口说阐释的深浅, 而连动为一体。这也是后续士人对《伪经考》认识多歧的一大因素。 众所周知, “以经营天下为志”的康氏于光绪十四年 (1888) 踌躇满志地第一次上书, 最终结局却大出预料。因“内容讦直”“同乡京官无结”诸因, 上书未得上达, 可谓无疾而终。5如果考虑到, 康氏在中法马江之役后, 受师友激荡, 在时人纷纷上书抗议的氛围中, 仿龚自珍“自改革”之论, 匆匆缉定《教学通义》, 欲“通治于教”, 以此“反古复始”“创法立制”, 以为“王者取法”, 替“生民托命”, 当然也不无为自己出人头地作一番努力的考虑。第一次上书, 便是这一“创法立制”豪情壮志的延续与实践。然而始料未及的是, 康氏上书不仅不能上达, 也未获得如梁鼎芬、朱一新上书的直言之声, 6反而引起“朝士大攻之”的反响, 被迫离京返乡。心理预期与事实境遇的迥异, 对于初出茅庐的康有为来说, 不可谓一大冲突, 为人生一大变故, 引来很多思想上的刺激, 也实实在在地促动其学说的转变。 然康氏之为康氏, 正在其愈挫愈勇之处。在康氏看来, 时势已经很紧迫了, “外度之天时人事, 而有迟不及待之势。内求之精神年力, 而有时不我与之伤。”7故在康氏看来, 所上书乃不得不发。奈何“虎豹狰狞守九关, 帝阍沉沉叫不得”8。“许身不自量, 窥比稷契属”的“狂生”, 面对的是“狰狞守九关”的虎豹以及“人情日淡漠”的士人。于是, 康氏强烈地表现出要唤起士人“任道之心”的欲望, 所给出的答案在于变儒弱宽敷之教。 康氏回乡前赠别沈曾植的函内, 便揭出此层意思:“世变大, 则教亦异, 不复能拘常守旧, 惟是正之。”9此信在排斥一系列计划后, 将志向寄于“教”。此“教”绝不是如“佛氏之降伏其心”, 也不是像“老氏之弱其志”, 而是要发挥强毅气节、救人于水火的“不忍人之心”。他很自信地表达:

伊尹曰:先知觉后知。孔子曰:诲人不倦。凡比吾先而生, 后吾而出者, 皆吾人民也。声气所通, 舟车所及, 皆吾土地也。二帝、三王、先圣、诸儒, 皆吾统绪也。立义树说, 皆吾事权也。10

“二帝、三王、先圣、诸儒, 皆吾统绪也”之论, 已然具备傲视一切的气概, 何尝相让于《伪经考》发两千年未发之覆的狂傲。与黄绍箕亦言同理:“大约世变不同, 今非以出世心行入世事不得。虽禅者说, 正不得以异教论, 不然, 终为依阿世故之人, 非可置于铁轮顶上旋者。”11主旨即在于坚韧任道, 以出世心行入世事。那么, 讲之于乡时, 《长兴学记》便可以这么表达:“人貌而天心, 犹恐血气未能融液, 将死生患难体验在身, 在有如无, 视危如安, 至于临深崖, 足二分垂在外, 从容谈笑, 其庶几乎?死生不知, 则毁誉谤讪如蚊虻之过耳, 岂复省识?故行吾心之安, 虽天下谤之而不顾, 然后可以当大任也。”12 如无上书不达群谤纷起的经历, 康有为或很难逼出此番真实的体悟。也预示康氏正要打破“缚手缚脚”的绳索, 绝不拘守故常, 行不动之学, 大起变教心。而一部能反映此义、承载此学的不寻常著论——《伪经考》, 也呼之欲出了。 返乡途中, 康氏谒白鹿洞紫阳书院, 咏诗云:

汉宋有晦翁, 集成学为至……大学与中庸, 纯粹有次第。孟子配论语, 洙泗心传继。五经失微言, 四书发大义。八百年学风, 无出新安制。实为新教主, 后圣范一世……大道虽未闻, 太平法尚蔽。此乃刘歆罪, 难为考亭喟。13

此诗大意明晰, 体现出康氏“世变大, 则教亦异”的大体思路, 描绘了因刘歆篡乱经典, 使得《五经》失微言, 宋儒朱熹创辟新路, 以《四书》别出于《五经》之外, “洙泗心传继”, 发得“大义”。于是“八百年学风, 无出新安制。实为新教主, 后圣范一世”, 朱子之学已形如路德新教。诗中, 康氏留着塑造孔子学说的新通道——《五经》的“微言”究竟是什么?这是朱熹所“大道虽未闻, 太平法尚蔽”, 而待发挥的义理核心。这几乎就是《伪经考》的诗化。事实上, 当康氏确认朱子发挥的《四书》为“新教”, 也便带入了“恢复”孔子真教义的相对于后世来说的“变教”之举。这也是康氏抱负与实际走向的结合。他尝问沈曾植道:“今日尚可为孔子、释迦、耶稣、谟罕默德否?”14欲立教为宗师意明白显露。 《伪经考》一如上诗所咏, 循康氏理解的朱子之道, 而反向运之, 首先在得《五经》真本, 以续先“失”的微言。其逻辑与路径大致为——获得真经古本, 疏通真经古本与义理的传授脉络, 发明微言。要将此意落实, 首先需获得真经的本子, 一如朱熹以《四书》别出《五经》, 康氏以真 (新) 《五经》别出《四书》。因此, 《伪经考》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采西汉之说, 以定孔子之本经;亦附‘新学’之说, 以证刘歆之伪经”15。其次, 真经承载着义理 (微言大义) , 证明真实性要素之一, 即必须流传有序。这又是极度接近朱熹的道统说。此传承体系即公羊学 (孔子改制之义) 的传授脉络, 大体见于下文:

秦火虽焚, 而《六经》无恙, 博士之职不改, 孔氏世世不绝, 诸儒师师相受, 微言大义至今具存, 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 礼乐崩坏”, 皆歆邪说, 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且所谓“微言大义”, 即孔子改制之学业: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毋生、董仲舒, 四百年传之不绝。自歆伪经出, 托之周公, 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 实乖绝于歆也。16

此文明确地述说, 孔子之后, 孔子改制之“道”传授有序, 一直传至董仲舒, 微言大义犹存, 只是因为刘歆伪造经典, 致使后世惑于伪说, 才使之不传。此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业”。这也就是康氏在上引诗中所咏“《五经》失微言”的原因, 所谓“此乃刘歆罪”。 《伪经考》几乎因袭了这一逻辑。康《序》论刘歆作伪, 郑玄篡统, 导致道统的式微, “伪学”颠覆“正统”。故《伪经考》也承担着类似于《四书》的职责, 要“提圣法于既坠, 明《六经》于闇曶, 刘歆之伪不黜, 孔子之道不著”17。两者相通。稍加改变的是, 朱熹道统说谓孟子之后不得其传, 康氏则为董仲舒之后经刘歆伪说覆盖而不得其传。 “考据”确定孔子“本经”及传承系统, 最终目的在于引出真义理。前引诗已明确咏叹“《五经》失微言, 《四书》得大义”, 辨真伪, 得“真经”后, 必要引出失去的“微言”。真义理的基础在于真《五经》 (此为根本) 以及自身流传有序。此即上述二义的逻辑。这是康氏学说的根本与奠基, 此根本坚实, 后续方能进一步阐释义理。《伪经考》以“考据”的形式出现, 与此当大有关系。 在此基础上, 康有为声明:孔子“改制之意, 著于《春秋》。孔子早而从周, 晚莫道不行, 思告后王, 于是改制, 与颜子论四代, 子张言十世是也。盖周衰礼废, 诸子皆有改作之心, (棘子成之恶文, 老、庄之弃礼, 墨子之尚俭, 皆是) ……必知孔子改制《六经》, 而后知孔子之道所以集列圣之大成, 贤于尧、舜, 法于后王也”18。故孔子改制, 首在改制《六经》这一意思, 改制度、立法制, 皆是其中之意。 “改制之义”且贯穿于群经, 所谓:“孔子改制之学首在《春秋》, 《春秋》之传在《公》《穀》, 《公》《穀》之法与《六经》通。”19《公羊》家说实统合《六经》, 《六经》全为孔子改制之学。于是, “凡所云‘儒’者, 皆与异教对举而言。盖孔子改制后, 从其学者皆谓之‘儒’。故‘儒’者, 譬孔子之国号”。“儒者, 孔子之教名。”20 《伪经考》极欲指明这一微言大义。康有为在与《伪经考》相呼应的《考定王制经文序》中明确说:“西汉以前, 学出于一, 皆为孔子改制之礼。而《王制》者, 盖孔子将修《春秋》, 损益周礼而作。王者, 谓素王;庄子说王制者, 素王改制之义。 (句容陈立、德清俞樾皆有此说。) 乃知孔子以布衣之贱, 而上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者, 不因道德之高, 实沿制度之大一统也。孟子论尧、舜、三王而及孔子, 必以《春秋》为据, 又云《春秋》‘天子之事’。”21 康有为的言说, 一反朱熹道统以心性道学为孔子接上古圣贤统绪之意。而孟子最知孔子处, 即在孔子“继四圣之功, 不言其德, 惟言《春秋》。孟子私淑孔子者, 必不谬矣”。孟子恰是朱熹道统论中程子之前最后得孔学之传者, 也被认为是发挥心性之学的贤圣。故康有为阐释的孔教之统, 实为兼合义理、制度二统者, 而犹以制度之统为要, 以“作《春秋》以继王迹”为“微言大义”, 22且有以制度压过心性之势。 简言之, 康氏将朱子《四书》阐释的孔门微言大义, 勾勒为刘歆伪造经说之后的偏安之学 (路德新教) , 至多得孔门教义之半, 而自己则以朱子将《四书》别出于《五经》之外的办法, “还复”孔子真《五经》, 反别出于《四书》之上, “重新”判定朱子所不知的“真经”及其传授系统。“掌握”了这一数千年不知的秘密后, 便可从新的“道统”中集后学大成的董仲舒处“接续”孔子改制之义理。 故《伪经考》实际上并非有意争立与“古文”对立的“今文”立场, 而是学朱子且欲超拔于朱子之上。而且, 他在确立了“真经”、微言大义相承的“道统”后, 留有一个待充分阐释又相对“开放”的“孔子改制”的义理。而“圣人微言大义, 其文著于经, 其说授于徒之传”23, 皆待康氏抉发, 为《伪经考》的自然逻辑延伸, 且一开始多以口说 (书信) 传之, 正应了“其说授于徒之传”。正因此, 康氏阐释的素王改制之“微言大义”具备了因时可进 (异) 的“开放”性, 导致后续士人认识的多歧。

政学多歧之反响

《伪经考》初刻于光绪十七年 (1891) 七月, 成稿则在1年前。在未刻前, 康氏已将《伪经考》稿本向朱一新呈教。朱一新或是目前所知《伪经考》最早的读者, 更是真正仔细品评且留下详细记录的第一位学人。仔细阅读朱、康往来论扎, 会发现朱氏既据康氏考据而辨学, 也进一步由辨学而入康氏论学背后的心曲。24 朱一新对《伪经考》的概述性认识, 体现于他获读此书后的第一次书信答复, 基本上根据《伪经考》文本, 就“考据”谈“考据”, 立足于学术一面。朱一新基本认可康氏“扶植孔氏之遗经, 摘发嘉新之伪制, 以是自任, 成一家言”。然对其“摘发”伪经的具体考据过程, 则不无怀疑, 即“窃以为伪《周官》《左传》可也, 伪《毛诗》不可也;伪《左传》之羼乱者可也, 伪其书不可也”。且对康氏“今文与今文, 古文与古文, 皆同条共贯”之论断提出质疑。提示陈寿祺所疏证之《五经异义》, “所采有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各异者, 亦间有今文与古文相同者, 就其所采已如此, 况许、郑之辨不尽传于今者乎?”25 朱一新清楚地感觉到康有为《伪经考》存有以《公羊》学孔子改制义统辖六经的立意。今文与今文同条共贯之意, 落实于此。从这个角度出发, 朱一新颇重视辨析《公羊》家法。以为“近儒为公羊学者, 前则庄方耕, 后则陈卓人。方耕间有未纯, 大体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说《公羊》, 乃真《公羊》家法也”。其中缘故, 便因《春秋繁露》《白虎通》融汇当时公羊家以经学阐发政见之论, 陈立能深知究竟, 以汉还汉, 得公羊家之义。故新王、通三统诸素王改制之说, 只可还于西汉公羊家, 不可上达孔子立意, 自也不能延伸于当下, 此类“非常可怪之论, 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 然而, 清人治《公羊》学, 又有突破汉人家法 (或者说不明《公羊》家法) , 以《公羊》义疏通别经者。如“刘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 毅然言之, 卮辞日出, 流弊甚大。《公羊》与《论语》, 初不相涉, 而作《论语述何》以疏通之, 戴子高复推衍之, 其说精深, 剧可寻绎。然谓《论语》当如此解也, 然乎?否乎?”26就此, 《无邪堂答问》亦有进一步辨析: 近儒惟陈卓人深明 (公羊) 家法, 亦不过为穿凿。若刘申受、宋于庭、龚定庵、戴子高之徒, 蔓衍支离, 不可究诘。凡群经略与《公羊》相类者, 无不旁通而曲畅之。即绝不相类者, 亦无不锻炼而傅合之。舍康庄大道而盘旋于蚁封之上, 凭臆妄造以诬圣人, 二千年来, 经学之厄, 盖未有甚于此者。27 朱一新明言:“援《公羊》以释四子书”的刘、宋、戴诸人“析言破律, 乱名改作。圣人复起, 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实讽将其推至极致的康氏, 称:“以足下之精识, 而亦为所惑溺, 岂不异哉。圣门教人, 《诗》《书》执礼, 性与天道, 不可得闻。《易》《春秋》皆言性道之书, 游、夏且不能赞一辞。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论, 变《易》《诗》《书》《礼》《乐》, 将使后人何所取信?学者何所持循?”28“新周、故宋、黜周、王鲁, 惟圣人能言之。圣人且不敢明言之, 汉儒言之, 亦未闻疏通《六经》以言之。”29 朱一新除详辨康氏《伪经考》内容与环环相扣的立学理路外, 更在此基础上, 透析其撰《伪经考》之政学野心。朱一新以为康有为有以董仲舒之论、素王改制之义, “压倒东汉以下儒者”, 所谓“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论, 而欲扬之使高, 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 而虑其同于佛、老, 仆则窃以是为足下危也”。进而推康氏用心, 则在“以董子正宋儒”。30此为朱一新论辩核心。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朱一新论析康有为学术之正邪, 点明康氏除“以董生正宋儒”、与朱子争胜之意外, 更有“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31朱一新在书信中表达道:“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 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故于圣人之言, 灿著六经者, 悉见为平澹无奇, 而必扬之使高, 凿之使深。”32此说一般被论者认为反对康有为变法, 内中却别有深意。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则说得分明:“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 义也。天以五常之理赋人, 故《乐记》谓之天理。义之用多端, 而莫大于君臣。故天泽之分, 必不可逾义理之学。”又说:“近人知理之不可恶, 宋儒之不可仇, 而必不肯言同然之理, 独言圣人罕言之理, 高则高矣, 夫理而可以高言邪?”强调:“今夫义之实, 莫大乎君臣;仁之实, 莫大乎父子。世衰道微, 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 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 乃正名定分, 以诛乱贼之事, 非干名犯义, 以改制度之事也。”33 显然, 朱一新由《伪经考》所显露之素王改制义, 怀疑康有为“日新义理”, “独言圣人罕言之理”, 颇有“逾义理之学”、突破君臣之分。是为朱一新品析《伪经考》, 考辨康氏学术旨趣之更深一层寓意。相对于今人多视朱一新为从古文家立场批评康氏之今文经学, 实际上朱氏更注意《伪经考》之不明今文家法——也即今文经各有家法, 今文不能和今文同条共贯。而此层批评, 实是康氏学说演进之根柢, 也是朱一新品评之起始。此为辨学一层。进一步指向康氏借“公羊学”之“非常异义”, “日新义理”, 34有溢出“纲常”之嫌疑。已由辨学, 深入一层。 朱一新对《伪经考》的整体运思与深层意趣的辨析, 大体已揭示《伪经考》在“考据”的面目下, 既有反映汉代经今古文历史名相的一面——故可立足“考据”的确实与否, 加以再“考据”, 此为所谓“学问”一路。也有反映康氏自身政学抱负 (野心) 的一面——故可立足康氏据“考据”真伪经典, 确立“孔教”经典, 阐释“素王改制”义的“日新义理”及其流露的突破固有“纲纪”的倾向, 而辨其政学“心术”, 此已近于“政治”一路。而两者实为一体, 不可区分。戊戌政变之前, 士林、官场人士对《伪经考》的认识, 大体不离此, 又相互因应。 朱一新与康有为辩后, 将《伪经考》寄呈乃师俞樾。光绪十八年 (1892) 二月二十三日, 俞樾得孙妇及从孙笃臣十七日之书信, 内附朱一新来信, 即含朱所寄赠之《伪经考》。此前, 俞樾已获沈能虎所赠《伪经考》。俞樾阅后, 以为康氏书:“力攻古文之伪, 故凡后出之《毛诗》《左传》皆以为伪, 并因《说文》有籀古亦排摈之。”对于这一结论, 俞樾以为“其所论似正”, 所谓似正, 即有不正, 不过亦承认可为“一家之说”。但对康氏在书中“以诸伪经皆刘歆所造, 故目之曰新学, 以歆固新莽国师也”, 颇不表认可, 以为“然此究谁见其执笔而书乎?”对于康氏求证过程中“凡古书中有与己意不合者, 皆以为刘歆窜入”, 认为“亦未免武断矣”。35 俞樾之品论, 与朱一新有相近处: (1) 俞、朱对康氏谓《毛诗》伪、《左传》伪, 一定程度上接受或可存疑, 大致因《毛诗》《左传》确有可怀疑处, 且自宋以来便已有考辨。 (2) 俞、朱皆不满康氏以“考”为名的论著中, 却以己意治经、任意涂抹之弊。至于康氏深层立意, 俞樾并未论及。俞、朱皆深明《公羊》家法, 故二人有关康有为以己意治经的批评, 或为定论。36但至少皆以为《伪经考》或可成一家之说。 之后, 《伪经考》在江浙地区颇有流传。光绪十八年 (1892) 八月之前, 沈善登得读《伪经考》。沈善登, 浙江桐乡人, 师从钟文烝。钟氏为穀梁学专门名家, 著有《春秋穀梁经传补注》, 故沈氏学问颇有来历。好友谭献称其“谈艺深创, 不能为他人道”37。沈氏读《伪经考》后叹美不已, 特意致信谭献, 至少以为谭献或感兴趣。谭献在闰六月记录此事, 言“此书暇日当持平论之”。 谭献治学宗尚常州庄氏, 喜好公羊学说, 以庄存与《春秋正词》为绝业。然谭献尊《公羊》, 亦不废《左传》, 喜今文, 亦好《周官》, 足见其学无门户。谭献“少时酷嗜马氏书 (《绎史》, 引者注) , 尝欲董理删补, 尽收近代校雠纂录诸善本, 为古书真伪别白定真, 以诒学子, 事繁未就”38, 故亦好辨别伪书。 谭献接沈谷成书后, 于光绪十八年 (1892) 八月十一日初读, 认为“行阵壁垒, 非方植之所敢望。然以当六艺干城, 九儒正流, 恐犹未也。今年岁余, 尚思鳃理之”39。谭实赞康氏立论坚实, 过于方东树。相对于康氏自期, 谭献对《伪经考》的学术创见仍有所保留。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十一月廿六日, 谭献又阅《伪经考》, 以为“此亦独照者, 但以锻炼行之。尚欲平情推究其本末”40。光绪二十四年 (1898) 二月十二日, 谭献再阅《伪经考》, 认为:“康氏书持之有故, 不无周内。《史记》中涉古文字往往骾出, 此有迹可寻者”41。反复阅读之后, 谭献看法实与初读时相近, 即康氏论证有据, 亦有按己意锻炼而成者, 不无深文周内之嫌。 俞樾、谭献皆当时东南学术大儒, 品论如此, 可见一斑。事实上, 当时士人对《伪经考》之最大控诉, 不离治经武断, 判分今古文优劣失当, 而非所谓今古门户之争。此大可注意。 光绪十八年 (1892) 至光绪十九年 (1893) , 梁启超与洪良品有数次书信来往, 讨论今古问题, 皆围绕《伪经考》。洪良品大旨以为, 当时所谓今古文, 并非指经说之不同, “皆指字画言之。古文科斗, 今文隶书”。今古文皆传孔子之学。洪氏揣度康有为之意, 乃“特歆于魏默深《诗、书古微》之冒称绝学, 欲于二千年后特标一帜, 而无如二千年以上事实, 见于史策者昭昭, 因见近儒解经不通, 则必藉口刘歆窜入, 因附会《王莽传》《西京杂记》《史通》诸书, 以入其罪, 然后经典可以肆其抨击”。其意在与先儒争胜, 夺所谓二千年不传之密。故推衍前人以为《周礼》《左传》出于刘歆作伪之说, “以遍及各经”, 以“想当然”定圣人之经, 流弊恐至侮圣毁经。洪氏自称:“未尝分某经为孔子之传, 某经非孔子之传, 亦未尝言今文不及古文也。”其批评重心, 在康氏言刘歆遍伪诸经出于“想当然”, 无实证, 恐后人受此影响, 流风更为肆虐。对于康氏《伪经考》所言及梁启超所发挥的孔子改制大义, 倒无驳义。42 光绪二十年 (1894) 四月十一日, 皮锡瑞浏览《伪经考》, 评曰:“其说皆从今文以辟古文, 所见颇与予合, 而武断太过, 谓《周礼》等书皆刘歆所作, 恐刘歆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 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 更不可据。”43 五月二日, 翁同龢读《伪经考》, 指康氏“以为刘歆古文, 无一不伪, 窜乱六经, 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 真说经家一野狐也, 惊诧不已”44。然仍视康为“说经家”, 与皮锡瑞之见可通。 此类皆可见当时对《伪经考》多实事求是之评价, 斥其以己意治经, 致多有武断、想当然, 几乎不见以所谓今古立场展开的批评。此类评论者皆有一共通特点, 即只凭《伪经考》文本本身加以评论, 故多据“考据”论学术的高下, 而不涉“非常异义”。 光绪二十年 (1894) 七月, 《伪经考》遭到奏劾, 勒令其自行抽毁。这对康氏应是一大打击。《伪经考》之遭参劾, 主要在人事, 不在学术, 这已为论者所揭明。45但终究是以书为借口, 攻击点在学术。阅此奏片, 着力处在《伪经考》判刘歆作伪, 以古文经为伪书, 证孔子之学在今文。而判定真伪之权操于康有为手, 似可对孔子有所上下。故参劾者有康有为自号长素, 以为长于素王之说。46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此奏已有引向康氏有意“立教”处, 此也实是康氏《伪经考》本具的意思。也可见, 奏劾《伪经考》者, 作过充分的准备, 也颇采访当时流行口说, 因此多少识得《伪经考》背后的意趣。 随着康氏之学传播及其本人的口说, 《伪经考》颇受一些趋新人士之欣赏, 恰在于康氏学说所体现出的立孔教有君民共主的“民权”色彩。 孙宝瑄谓“长孺、粹卿辈专以圣人作妄语为宗旨”47颇能动人, “伪造之说出于康长素, 彼欲以新奇之说胜天下, 而不考事理。粹卿惑焉”48。光绪二十一年 (1895) 二月廿三日, 宋恕致信杨定甫:“岭南康长素, 顷晤谈半日, 所学似过季直、志三。上海张经甫, 博古不及长素, 而通今似过之。仁和夏穗卿, 见解颇近恕, 恨未深谈。”49宋恕谓夏曾佑见解与自己颇近, 大致在于复原孔教之举, 而夏曾佑之说实受康有为影响。宋恕四月初九日言夏曾佑之说, “与鄙见有小异者:执事判长夜神州之狱归重兰陵, 岭南康子判斯狱也归重新师, 下走判斯狱也归重叔 (叔孙通, 引者按) 、董、韩、程”。除此之外, 亦有改教、复教之辨, 言:“执事倡议改教, 甚负盛意。然下走窃以为图拯神州, 不必改教也, 复教也。”50与康氏提倡孔教实有相通处。夏曾佑在回信中说:“执事来书云鄙人归狱兰陵, 长素归狱新师, 公则归狱叔、董、韩、程, 似乎所见不同, 各行其是, 然实则无不同也。”51这些皆是有闻于康氏“口说”后所下的论断。 主张不立门户的孙宝瑄谓:“《周礼》实非伪书, 而为君统中治之最善者也。”52由此, 孙宝瑄对康有为《伪经考》证《周礼》为刘歆伪造以为不然, 言:“《周官》一书, 长孺决为刘歆伪造以媚新莽。然观其书, 条理精密, 广大美备, 且多名理, 使歆能伪造, 歆亦圣人也。”对其说刘歆遍伪诸经, 亦有所保留。53对宋恕驳《伪经考》语亦表赞同。54 然亦承认《伪经考》“疑《左氏传》为《国语》所分出者, 颇有见”。又谓“《毛诗》《左传》二书, 实为可疑。”似在疑信之间。孙氏尤其对康有为复原孔教极表赞成:“长孺诋刘歆列儒于诸子之一, 比之胡、汉并称, 不为无见。儒为孔子国号, 尤与愚意暗合。”55对《公羊》家三统说甚表赞同:“今人皆悟民主之善, 平等之美, 遂疑古圣贤帝王所说道义, 所立法度, 多有未当, 于是敢于非圣人。自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兴, 而后知古人有多少苦衷, 各因其时, 不得已也, 《春秋》公羊家之所以可贵。”记严复《天演论》序更云:“《公羊春秋》之旨, 多与群学之公例合。”56 故章太炎谓:“初, 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 言今世所谓汉学, 皆新莽之遗;古文经传, 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 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据古文, 亦谓刘歆之所羼入。时人以其言奇譎, 多称道之。”57出自熟悉江浙趋新学人风向的章太炎的言说, 可概《伪经考》之流行及其因果。 当时可以接受《伪经考》的士人、官僚不在少数。张之洞当时颇重视康氏之才。光绪二十一年 (1895) , 为办上海强学会事, 九月十五日康氏“入江宁, 居二十余日, 说张香涛开强学会, 香涛颇以自任, 隔日一谈, 每至夜深”58, 可见宾主相契。之后双方破裂, 由“隔日一谈”至“背盟”, 内在原因值得揣摩。康氏当时的反应是:“强学会之散, 由《伪经考》今古学意见不同。”59后在《我史》内称“今古学意见不同”之内核为张氏不信“孔子改制”。60关键在于, 所谓“孔子改制”之义为何?光绪二十二年 (1896) , 为张之洞延主钟山书院的缪荃孙致信王先谦, 用语中称康氏为“康逆”, 不可不注意。王先谦的回函中, 可见重要信息:“尊论康逆造意, 勘见隐微。至谓志在开化者, 并无附逆之心, 实不敢信其必然。此辈引事, 出人意表, 持此以往, 更何事不可为邪。”61其中“志在开化者, 并无附逆之心”, 或指一些湖南维新人士, 如谭嗣同、唐才常等。 前已揭示, 若仅从“经学”视《伪经考》, 当时士人最多讥其武断, 以己意锻炼, 为说经之野狐禅。然若与康深谈如朱一新者, 便往往更注意及于《伪经考》背后之野心与抱负, “孔子改制”之义理不同寻常, 极具阐释性, 且在当时康氏的阐释中, 多带有新时期的时代特色, 颇有以“师统”代“治统”之意。62 谭嗣同初闻梁启超“述其师康南海之说, 肇开生面, 然亦有不敢苟同者”, 即以为“孔子作《春秋》, 其微言大义, 公羊固得其真传, 顾托词隐晦, 虽何休为之解诂, 亦难尽晓”, 需从《左传》征之实事。然转而接受且理解者, 在于“取传中之片言只字而引申为说, 欲假之以行其道也”。而之所以如此, 即因此为梁氏口传乃师意思, 反比读《伪经考》显明也。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三月, 唐才常、谭嗣同所办《湘学报》在长沙创刊, 其章程内单列:“或主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 然言之未免过激, 故暂阙如。”63标明不列“素王改制”说, 可以想见当时氛围。然此凡例不啻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事实是往往陈仓暗度。康有为对此实多知之, 稍后即赞“《湖南学报》极佳”64。此事不久便入张之洞之眼。是年九月, 谭嗣同致汪康年信内, 便透露:“湘信言南皮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 自己认错而学使不敢不从。南皮词甚严厉, 有揭参之意, 何其苛虐湘人也。湘人士颇为忿怒, 甚矣!达官之压力, 真可恶也。”65 之所以对“素王改制”说如此“严厉”, 是因其有违于当时的“纲常”, 也即张謇所谓“如人人言宜伸民权, 而海内名人, 自南皮以下, 尚言须保君权, 以为此为下不信之义”。66在张之洞严词禁止《湘学报》言素王改制说之前二月, 谭嗣同在与欧阳中鹄的信中言:“教不行而政乱, 政乱而学亡。”。故教为本, 其理在于: 自君权日盛, 民权日衰, 遂乃绝地天通, 惟天子始得祀天, 天下人望天子俨然一天, 而天子亦遂挟一天以制天下。天下俱卑, 天子孤立, 当时之强侯因起而持其柄, 然民之受制则仍如故也。孔子忧之, 于是乎作《春秋》。《春秋》称天而治者也, 故自天子、诸侯, 皆得施其褒贬, 而自立为素王。《春秋》授之公羊, 故《公羊传》多微言。其于《尹氏》卒曰:“讥世卿也。”卿且不可世, 又况于君乎?诸如此类, 兴民权之说, 不一而足。且其战例, 亦往往与今之万国公法合。故《公羊春秋》, 确为孔氏之真传。67 此中微言, 极可深思。谭嗣同在是年二月致函梁启超, 谓《知新报》第一册中“吴介石乃似龚定庵, 其中颇具微言大义, 而妙能支离闪烁, 使粗心人读之不觉。亦大奇。译西报以美、法列前, 尤见匠心”68, 即因美、法皆反君主制, 用共和制。 稍后, 唐才常发表《师统说》, 核心在提出孔子纪年, 以师统加于君统之上, 纯然康学。“君统可以治一国, 不能治天下。可以致小康, 不能致大同。昔者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治也, 几几致大同之盛者, 以君统而兼师统也。孔子之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 而不居帝王之位者, 天所以开万世师统之运也。”69亦是同条共贯。故梁启超后言:“先是嗣同、才常等, 设南学会聚讲, 又设《湘报》 (日刊) 、《湘学报》 (旬刊) , 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 实阴相策应。”70 因此, 奉康氏学说者, 颇能于其“微言”中感知“民权”之意, 反之则视之为“逆”或“雅各宾主义”。71

结 语

综合上文, 《伪经考》具备双层特质, 既有“熔铸事物”, 辨析汉代今古文经学历史的“考据”过程, 更有在“考据”揭明“真经”、重订“道统”后, 打开的发明“素王改制”义理的窗口。康氏发明“素王改制”之义理, 又多“因承”于“公、穀、董、何之口说”, 本身亦带有很强的“康子口说” (包括文字) 色彩, 因此也包含了康氏因时而进的政学理念与抱负, 其中不时显露出突破中国固有纲常, 以师统驾于治统之上的“非常异义”。《伪经考》本身的这一“双面”特质, 深刻地影响、约束了当时士林与官场中人物对《伪经考》的认识, 故出现多歧的政学反应。 当时的士人、官员, 因对于《伪经考》特质的了解深浅, 出现迥异的认识与反应。大体上说, 单纯读文本者, 多从学问的角度视之, 或称其可成一家言, 或惜其考据粗疏, 或讥其纯任主观、武断。也是从“考据”角度, 判其“考据”之得失, 纯出于论学一面, 此一层恰恰不见所谓今古文之争的意味。与康氏有较深往来者, 则从其口说、书信中, 了解《伪经考》更深一层意思。其中人士, 大体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正面视之, 如江浙的宋恕、孙宝瑄、夏曾佑等, 论学虽未必与康氏完全合辙, 却颇认可《伪经考》显现出来的“君民共主”的民主色彩。尤其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中坚, 不仅赞同“素王改制”之说, 且在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湘学报》《湘报》多有推扩, 也因此引起张之洞及湖南当地士绅的强力反弹。72另一类对此有所保留、忌讳, 如朱一新, 由《伪经考》所显露之素王改制义, 怀疑康“日新义理”, “独言圣人罕言之理”, 颇有“逾义理之学”, 便是指其有突破君臣之分。更进者, 如张之洞早先对康氏虽颇表赞同, 多加赞助。而在知悉其“素王改制”说后, 对其政治抱负顿起忌心。从张氏一系列行动及幕僚的观察, 甚至有将康氏视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之意, 可见对康氏《伪经考》的反对, 主要围绕“素王改制”说的“非常异义”、近乎于“教匪”的“异心”, 绝非所谓《公羊》《左传》的今古文学问之争, 也不能以改革与守旧限之。 值得注意的是, 对围绕《伪经考》及题中应有的“素王改制”义的争议, 双方皆心知肚明, 主要都落于政治一层, 然在历史中展现出来的面目, 恰恰显示双方都有意将此归结为今古文的学术之争, 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学人对此期学术与政治内涵的认识。

注释

1 本文时限定于戊戌政变之前, 对其反响的梳理, 因篇幅与主题的关系, 不在求全, 主要揭示政学交织之多歧性及其内因。 2 “今文学运动”采用胡适之言,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1页。 3 梁启超称康有为是晚清“今文学运动之中心”, 从当时事实与后续影响看, 盖可匹配。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77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85页。 5 (1) 因为篇幅关系, 有关《新学伪经考》的多歧反响涉及“今古文”之争的确立过程, 另文详述。 6 (2) 参见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载《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 成都:巴蜀书社, 1998年, 第144-145页。 7 (3) 康氏上书前在给乃弟的信中, 交代事宜, 反复嘱咐:“奏稿汝可抄起, 及霈同抄多分……奏稿可送熟人, 如小山、星□兄及各亲戚一切皆可也……汝将奏稿及赶紧速起, 印送星海, 中朝有意明年亲政, 特召星海及朱一新矣。”即可见一斑。康有为:《与幼博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75页。 8 (4) 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37页。 9 (5) 康有为:《己丑上书不达, 出都》,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74页。 10 (6) 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38页。 11 (7) 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38页。 12 (8) 康有为:《与黄仲弢编修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88页。 13 (9) 康有为:《长兴学记》,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44页。 14 (10) 康有为:《谒白鹿洞紫阳书院二首》之再题,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69页。 15 (11) 胡先骕:《胡先骕诗文集》, 合肥:黄山书社, 2013年, 第673页。 16 (12)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55-356页。 17 (13)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78-379页。 18 (14)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55页。 19 (15) 康有为:《长兴学记》,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49页。 20 (16)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考第三上》,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98页。 21 (17)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考第三下》,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414-415页。 22 (18) 康有为:《考定王制经文序》,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5页。 23 (19) 康有为:《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13页。 24 (20) 康有为:《来书三》, 载《朱蓉生侍御论学遗札摭存》, 光绪乙未菁华阁刊。 25 (21) 参见於梅舫:《以董生正宋儒:朱一新品析〈新学伪经考〉旨趣》, 《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本文注意处在于《伪经考》的政学歧见。 26 (22)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18页。 27 (23)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19页。 28 (24)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 第20-21页。 29 (25)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四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27页。 30 (26)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20页。 31 (27)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二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20页。 32 (28)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二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20页。 33 (29)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四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27页。 34 (30)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 第28-29页。 35 (31) 出自康氏本人, 其谓:“天下义理, 无非日新”。《致朱蓉生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14页。 36 (32) 俞樾:《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 载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十六, 民国年间刊本, 第2-3、6页。 37 (33) 章太炎《俞先生传》言俞樾“治《春秋》颇右公羊氏, 盖得自翔凤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第217页。 38 (34) 谭献:《复堂日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352页。 39 (35) 谭献:《复堂日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292页。 40 (36) 谭献:《复堂日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359页。 41 (37) 谭献:《复堂日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383页。 42 (38) 谭献:《复堂日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393页。 43 (39) 洪良品:《洪右丞给谏答梁启超论学书》, 载苏舆编:《翼教丛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第15-24页。 44 (40) 皮锡瑞:《皮锡瑞日记》 (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一日) , 载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9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15年, 第272页。 45 (41) 陈义杰整理:《翁文恭公日记》第5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 第2696页。 46 (42) 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 第37-45页。 47 (43) 《安晓峰侍御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 载苏舆编:《翼教丛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第25页。 48 (4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120页。 49 (4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121页。 50 (46) 宋恕:《致杨定甫书》, 载胡珠生主编:《宋恕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 第526页。 51 (47) 宋恕:《致夏穗卿书》, 载胡珠生主编:《宋恕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 第528页。 52 (48) 夏曾佑:《答宋燕生书》, 载胡珠生主编:《宋恕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 第529页。 53 (4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82-83页。 54 (5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153页。 55 (5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154页。 56 (5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152、155页。 57 (5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156、158页。 58 (54) 章太炎:《自定年谱》, 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第753-754页。 59 (55) 康有为:《我史》,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 第150页。 60 (56) 康有为:《致何树龄、徐勤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00页。 61 (57) 康有为:《我史》,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 第150页。今人对此有所解析, 尤以张勇一文为深入:“从沪会的兴散过程看, 其所以旋兴旋即灭, 康的专擅、包揽是重要原因。‘孔子纪年’和‘廷寄’的触犯时忌也是重要原因……而所谓‘《伪经考》今古文意见不同’则等而次之或仅是一个口实。”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2 (58) 钱伯城、郭群一整理:《艺风堂友朋书札》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 第40页。缪荃孙自编年谱《艺风老人年谱》 (民国刻本) 光绪二十一年条下称“张文襄师订明年钟山书院之约”, 光绪二十二年条下称“二月挈家至江宁住书院”。王先谦回函时间署“二月初三日”, 内有“奉报稽滞”, 则缪荃孙信或在光绪二十二年年底。 63 (59) 梁启超追忆:“昔上海强学会之初开也, 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当时会中一二俗士, 闻之舌挢汗下色变, 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 是学耶稣也。”梁启超:《新史学》, 《新民丛报》第20号, 1902年11月14日。 64 (60) 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190-191页。 65 (61) 康有为:《致某君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72页。 66 (6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第3266页。 67 (6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第1804页。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十月, 梁鼎芬致汪康年:“孙同康事, 至今未订谬。南皮屡问我, 穰卿甘心污高御史, 断断不开罪于孙匪人。”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第1900页。十一月十五日又致汪:“望坚守初心, 常存君国之念, 勿惑于邪说, 勿误于迷途。”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第1899页。 68 (64)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之十, 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462、463页。 69 (6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第3243页。 70 (66) 唐才常:《师统说》, 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 第134页。 71 (6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85页。 72 (68)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 黄兴涛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年, 第319-320页。 73 (69) 此处问题, 另有论述康氏“素王改制”说流传及反响的专文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