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

陈平原：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 2012-05-10 2012年05月09日 光明日报 五年前，我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初刊《学术月刊》2007年11期，收入熊思东等编《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论文评议人叶晓青教授认为我太乐观了，就因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尽管中国大学问题多多，但“‘素质教育’的提倡，以及‘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还是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英年早逝的叶教授看来，人文学深陷困境是全世界的问题，中国人无法独善其身。更何况眼下的中国大学，正处于迅速扩张期，越来越急功近利，不太可能真正关心/关注人文学的价值。 我则反省文中谈及“文化育人”的另一段话：“如何协调‘专业课’与‘通识课’，是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大学的特色在于，怎么看待并妥善处理‘通识课’与‘政治课’的关系。”此外，同样指向“修养”，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命运竟如此天差地别——所有中国大学生，在学期间起码修8至12学分的外语课，至于“大学语文”，则可有可无，各校自己掌握——也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窘境。 提及如何追赶世界一流大学，领导都会说：中文系没问题，因为，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学，外国学者哪能跟我们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站出来申辩——国外学者确实有比我们做得好的，并不一定“中国人”最了解“中国”。况且，在我看来，这么一种策略性的“表彰”，隐含了某种不便明言的“歧视”。说到底，中文系办得“好”与“坏”，对整个大学来说，不是十分要紧；当领导的，往往更愿意将有限的经费挹注到更抢眼、更有实用价值、“投入/产出比更大”的专业领域。这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只是因最近十多年情势变化而显得格外刺眼。作为一名中文系教授，我明显感觉到大学里非专业的“中国文辞”，正大踏步地后退，颇有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趋势。 之所以使用古雅的“中国文辞”，而不是时尚的“母语教育”，除了希望兼及“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学”，更因其典出百年前的一场教育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据张自述：“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9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参酌变通”的结果，便是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在张之洞等人看来，以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固然很不应该；如今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而“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故《学务纲要》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4页）。此处之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认同张之洞等“杞人之忧”的，可谓代不乏人；正因此，才有民国年间逐渐演变成型的“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此课程位置尴尬，开始扭曲变形；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追摹苏联体制，走的是专业化道路，绝大部分院校不再开设此类课程。文革结束后，在苏步青、匡亚明、徐中玉等人的倡导与努力下，“大一国文”于1980年恢复开设，更名为“大学语文”。二十年间，也曾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可是，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不管叫“大一国文”、“大学语文”，还是叫“文选及习作”、“阅读与写作”，课程名称及教学内容可以变通，唯一不能模糊的是：是否有必要为所有中国大学生开设讲授“中国文辞”、专注“母语教育”的基础性课程。一句话，只要两个学分，但必须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不做硬性规定，任由各大学自由选择，偶然碰上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或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大学语文”很重要；否则，或信马由缰（如北京大学），或闭目养神（如清华大学），“大学语文”只能自生自灭。以教育部的权威，还有北大、清华在中国大学中的龙头地位，他们不想动或不能动，这口头上很重要、很重要的“大学语文”，就注定只能在边缘地带痛苦挣扎。 为什么提这么沉重的话题，那是因为，跟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的母语是汉语；而如今汉语的“神圣性”与“纯洁性”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此，不能只是“彷徨”，需要有人站出来“呐喊”——即便没有多少回声。 你在神州大地走走，从大城市到小村镇，只要有标语、通知或告示的地方，就很容易发现错别字，以及半通不通的句子。有朋友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愤愤不平，问我，什么时候我们都成了垃圾？应该是替垃圾分类，或分类处理垃圾，才有可能“从我做起”。至于报纸上、电视上那些错字或不通的句子（还不算“不雅”的表达方式），更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开始你还愤怒，还抗争，渐渐地，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怜这“遍体鳞伤”的汉语，在国外正极力推广，在国内却已不再被人尊重、敬畏、爱惜。 2011年，中国媒体格外关注故宫的诸多失误。比起“失窃门”、“哥窑门”、“会所门”、“屏风门”、“瞒报门”来，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错字门”。5月13日下午，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向北京市公安局赠送锦旗，上面写着“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网友质疑，怎能将“捍卫”的“捍”错成“撼动”的“撼”？人家故宫振振有词：使用“撼”字没错，这样显得更厚重些。回想起年初《光明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对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汉语”课的74份作业进行分析，结果是：“49份作业存在行文格式问题，占总数的66.2%；64份作业存在表达语气与自荐信要求不符的问题，占总数的86.5%；语法方面的问题就更为突出，74份作业都或多或少存在搭配不当或虚词误用等语法问题。”（参见贺阳等《高校母语教育亟待加强——基于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调查分析》,《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 正为此感叹不已，有位在国外大学任教的北大中文系早年毕业生悄悄告诉我：为了做课题，她到图书馆调查北大中文系历年通过的博士论文，发现不只一份论文的评审意见称：“个别语句欠通顺。”她反问：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的博士论文，怎么可以有“语句不通”的呢？我辗转反侧了好几天，决定告诉全系老师：如此家丑，必须正视。 故宫、人大、北大，这都应该是“最有文化”的地方，他们尚且如此，不知道有谁敢拍胸脯说：当今中国大学（就算是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能写没有错别字、语句通顺、条理清晰的文章。半个世纪前的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称：“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为了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我们决定从今天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希望读者注意。”半个世纪后，重温这篇文章，重读吕、朱所著《语法修辞讲话》，深感惭愧。不知道我们这代人，还能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做些什么。 语言的使用，首先追求准确，而后才是生动、活泼，有雅致。若学问大了，知识多了，可语句不通，或满纸错别字，就好像浑身名牌服装，可沾满了污秽。以前看中文系学生的考卷或论文，着重观察有无独立见解；现在倒过来了，先问文句“通不通”。如果连专门研究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的中文系学生，都可能“语句欠通顺”，那我们的“母语教育”肯定是前途堪忧。 先是广告的刻意混淆，制造特殊效果以吸引眼球；后有网络语言的迅速普及，趋新、猎奇、搞怪成为时尚；再加上海量的信息以及粗枝大叶的阅读，导致没人再把“错别字”以及“病句”当回事。若你提出抗议，人家会觉得你脑子有毛病，或者是外星人——这样的事，也值得你发火。 我多次引用周作人“国文粗通，常识略具”的自诩——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追求，也是后人追慕不已的目标。进入网络时代，检索方便，各种“常识”越来越容易获得；反而是“国文粗通”变得有点“奢侈”了。当下的中国人，普遍“外文”能力增强，“国文”能力下降——这个大趋势，正因各种考试制度、录用人才标准，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我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新京报》2010年10月9日）文章发表后，北大校长周其凤院士马上回应，表示大力支持。可一旦付诸实践，则关山万里，困难重重。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部对于是否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态度始终很暧昧。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当年5月10日的《北京晨报》上，刊出题为《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所有学生开设语文课》的短文，称：“以前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现在汉语不及格也不能毕业。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北大、清华、北航、南开等多家学校将语文列为必修课。”此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各媒体纷纷跟进。教育部赶紧澄清：这只是建议，并非强制性规定。问题在于，只要不做硬性规定（像政治课、外语课那样），所谓“大学语文”很重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就是一句空话。 你也许会说，作为课程的“大学语文”之所以被压抑，是因其本身定位有问题。我很怀疑这种说法。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其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最近十多年，台湾大学校方曾做过多次全校性教学评鉴，“大一国文”平均值遥遥领先其它科目，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共同必修课。每个台大学生必修大一国文6个学分（3+3），政治大学则是4+2（大一学生必修“国文”4学分，修满及格后可再选修“进阶国文”2学分），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我在台大教过书，对那里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国文水平啧啧称奇。反而是在大陆，“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在我看来，这是个恶性循环——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是因为大学内部意见不统一；领导态度犹疑，院系也就不可能投入太多的资源；好教师不太愿意介入，教学效果必定不理想，学生们于是多有怨言……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在领导，若是承认开设“大一国文”/“大学语文”对于大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思维与表达、修养与自信大有益处，铁下心来做，就能做好。若三心二意，前怕虎后怕狼，则中国大学生的母语水平还会进一步下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努力阻挡尚且不易，更何况犹豫不决。 我给北大校长写信：“提议恢复‘大一国文’，很大程度是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若真的推行，必定大大增加我们的工作量，这点中文系同人有心理准备。除了专业著述，我们还有义务为北大、也为中国教育做点事情。但此举的前提是：校长以及学校行政当机立断（因牵涉到学分及课程设置），我们才有可能积极配合。”除了大学校长，希望教育部领导乃至普通民众，都来关心这个问题——如何尊重我们的母语，热爱“中国文辞”。 我深知，作为中文系教授，这么说话，会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之轻重缓急，确实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至于谁来做，委托中文系，还是另立山头，都可以讨论；唯有目前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长远看，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至于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如领导不重视、教师欠投入、课程须改革等，只要大的宗旨确定，制度上有了保证，就都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