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实证证据（empirical evidence）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
enitseleC
如题，题主自己之前是持非常怀疑主义的态度。现在重新反思可能是因为随着对STS了解的增进，读到许多针对具体例子的分析，似乎在那些例子里，实证证据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而往往是某个/某些科学家“说服”了更庞大的科学家群体接受了某种阐释证据的方式以及其背后的理论。
（比如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观测日全食证明广义相对论？爱丁顿本人从理论上很相信广义相对论，但在当时缺少实证证据加以佐证。1919年的日全食被视为一次很好的检测机会。于是爱丁顿和另外一支队伍去到了不同的观测点以等待日全食的发生。但日全食的观测需要使用高精密的仪器，而且对天气环境很敏感。社会学家Harry Collins & Trevor Pinch 在他们的分析中指出，当时另一支队伍的数据收集条件（仪器更好+天气）并不比爱丁顿所率领的队伍差（甚至更好），但若采用他们的数据，并无法给到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强力支持，而爱丁顿收集的数据却可以做到这点。所以爱丁顿在后期的公开发表中几乎只使用了他的数据。但似乎是因为种种社会原因的加持，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决定性的实验“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上面只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比如Paul Feyerabend对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测的分析），经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有一些哲学家）的分析，似乎都导向了类似的结论：雄辩胜于事实（？）。我对上面的例子的阐述可能有不够严谨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关于这个例子，跟老师聊到的时候，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Michael Strevens 的 The Knowledge Machine。Strevens 的主要观点是，尽管科学并不是独立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之外的，科学却依然works（在书中被称为The Iron Rule）。也有对爱丁顿观测相关的分析。但我还没时间读呜呜，感兴趣的友友可以找来看看。
由这个问题延伸开去，我想到科哲里的No Miracle Argument。还是以爱丁顿和广义相对论为例，难道爱丁顿在当时的胜利其实只是歪打正着（如果，如一些分析所言，他的数据支撑在当时其实是不充足的）？可是后来人的持续观测确实给了广义相对论更多可靠的实证证据。爱丁顿的胜利恐怕不只是歪打正着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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