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展示｜从制度中套利

每一个军户家族有义务派出一名成年男丁参军。该男丁称为“正军”这项任务无期限，是永久持续的责任。正军出现去世患病等情况，军户重新派人入伍。未参军的成员有两个各称，即世袭军户家庭的舍人和普通家庭的“军余”。

当正军进卫所，随行的家属安置是一个问题，15世纪初，军户发现将士兵及其眷属安排在卫所是利大于弊。1436年，正统元年，正军和家属定居驻地成了一项基本国策。

优化处境策略

优化此策略分原籍与军户两方面；明初的福建军户为了应对政府的征兵，采取以下三种办法：集中、轮替、补偿。

第一种是集中的办法。它要求家庭的共同义务由一人履行，这个人可代表自己或代表自己的子孙，担起整个军户的服役责任。福建漳浦郑家两兄弟补编入军户，两兄弟需要一个有服役，谁当兵？他们经过协商决定，次房得到四分之三的家产，而长房景华只有四分之一的财产。中国古代分家产的原则是均分，也是当时律法的要求。次房得到长房的半数家产，族谱的解释的原因是代兄从军，从此以后，长房及后代不再入军，整个家族的风险落到次房身上，减轻整体的风险。开头老军士回家要盘缠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种办法是“轮替”。什么是轮替呢？它是由家庭和宗族内部的不同群体轮流服役，前提由第一个军户家庭发展而来。泉州附近的蔡氏家族在1370年成了军户，到了1428年，正军需要替补，蔡氏族人商定，根据祖议确定一个人入伍。这个祖议允许部分人免役，包括家庭宗孙、老人与幼儿、生员及父亲。男丁稀少的支派，他们不管发生的任何情况无须服役。蔡家分六个支派，每支都要推荐一人在一定时间内服役，长房首先服役，依次参军。蔡家实行了轮替。这种策略适合众多子孙的家族，大家均摊风险，都不吃亏。

第三种是“代役”的办法。这种策略的家庭，雇佣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代替自己服役。安溪县李氏家族，在明初富有，李则成做了小官，却因上级渎职，受到牵连被充军，一家人没入军籍，需要远赴桂黔湘交界处驻守，死在此地。接替人同样死了。一名被指定的李家后人请求网开一面，两个富裕的堂哥捐出一份地产，用地产的收益补偿正军。这个正军让外人代替。这种“代役”办法适合富有的家庭。

这些办法都要订立合同性质的文书来相互约束，当时得到普遍的承认。

三种办法不是独立的，可以联合使用。李氏结合了集中和“代役”两种办法。

由此，我们可知军户的第一个原则：明确。军户把国家的要求变得具体，避免额外的争论，将责任缩小在小范围内，其他家族成员远离国家的干涉。

第二个原则是提升可预见性。不管采用哪种办法，目的是提前知悉，这样无人钻空子，大家心里相对踏实。

“近水楼台”策略

朱元璋实行朝贡贸易的政策。面对国际贸易，他希望加以管制和约束。否则，贸易会带来财富，激发人们的贪欲，动摇乡村社会的秩序。于是，他把贸易定为朝贡贸易，严禁对外贸易，派沿海的卫所士兵打击非法贸易。

实际上，政策难以彻底执行。外国人来中国贸易的频率超过朝贡贸易。地方官员基于维护经济的考虑，不会干涉，况且过几年就调走了。如果狠狠打击，地方经济会崩溃，朝廷仍然会追究他的责任。权衡一下，地方官员默认他们的生意。

军官贪污腐败，导致士兵生存难。《明英宗实录》载，京城内捕获多名盗贼，经过审查，这些盗贼是士兵。因为卫所军官大减军粮，又聚敛财物，士兵生存艰难，才变成盗贼。军官把士兵逼成盗贼，可见生存之差。

随着时间的过去，军户家人越来越多，生存问题进一步严峻。卫所又没有跟上形势，政府虽然提供土地，生存还是问题。军户家庭开始打鱼，既然能打鱼，也能走私，比沿海居民更具优势。为什么？这就是他们“近水楼台”的策略。

首先，他们更易接触到海船和航海技术。沿海卫所是唯一一个能够合法建造大型远洋船舶的地方，军户可学习和运用技术。

军户成员还占据地理优势，这些卫所设置在各主要港口和贸易枢纽，为自己的贸易提供很多便利。

军户成员能筹集资金。他们还拥有一个联系当地精英人家的社会网络。这些家庭是贸易的资金来源。《明宣宗实录》记录：海宁卫两个指挥官找到士绅郑晓，说海中很多船有很多奇货，借两百石米去市场交易，第二天获利三倍。郑晓没有答应，还举报他们，但无下文。这样利润丰厚的生意拒绝的人是少数，他们能找到钱。地方精英家庭做外贸生意，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可知军户成员筹集资金不是难事。

军户最大的优势是控制取缔非法贸易的人是自己和亲戚。官方禁令多次提到这一点。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即使朝廷禁止走私贸易，地方卫所仍然有操作的空间。

军户成员还能获得及时的情报，将风险降至最低。

水师官员态度暧昧。卫所的收入来自于财政拨款，大家想发财致富几乎不可能。这些官员默许士兵参与海上贸易，其中原因可能是利益共同体关系，也可能是想要士兵的拥戴，或者是把参与贸易视为工作福利。

军户成员既有技术和经验的支撑，又能获得资金，还有信息和地理优势，本身生活困难，况且天高荒地远，比沿海居民更有优势，沿海居民是平常性走私。那么，军户成员走私是必然的。

“制度套利”策略。

卫所正军不生产粮食，又需要粮食，怎么办？明代采用军屯的方式。这些人为卫所提供军粮。朱元璋目的在于保证军队粮食自给自足，避免军队骚扰人民，造成恶劣的影响。

军屯的农户也是士兵，不过只务农，但与民户截然不同。尽管如此，他们并未生活在卫所中。而是散居乡间，与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与社会是隔绝状态，制度套利的空间基本不存在。

军屯农户利用卫所规定和社会规定的不同来套利。这是什么原因？

军屯土地与私人土地的界线模糊。军户的土地属于卫所，但使用权归于军中农户。军屯农户把自己的土地卖给民户，使用权在各人之间流转，屯地地契不使用“买卖”的说法，实质上是交易。当地推官祁彪审过一个案子，原告提出诉讼之前，屯地的使用权已经卖过两次，可见这种土地的交易基本被默认，尽管买卖屯田是违法的。

不公正的审判。当军户农民与民户发生田地纠纷时，推官倾向军户农民。军户成员为卫所种地，替国家做贡献，属于推官方面的自己人，民户则不是。即使军户成员占了便宜，得到好处，推官的胜利判决还是给了军户成员。一名李姓士兵把屯地使用权卖给林姓民户，林姓民户又卖给刘姓民户，刘姓民户向郭姓民户贷款，抵押土地。按照合同约定，贷款没有还，使用权属于郭姓民户。推官经过裁决，依然把土地使用权给了李姓士兵的后代。王朝在军屯的制度中认定军屯的土地属于军户成员。换句话说，制度是刚性的，不容置疑，不能改变。推官的职位也是王朝授予的，推官必然倾向军户成员。民户吃了亏，也不能挑战现行秩序，只能忍气吞声，被迫接受。同时，军户成员享受官方的保障，获得市场的好处，两头的好处占全，他们很难拒绝。

军户成员享有徭役附加税的豁免权。按照明朝的律法，获得屯田需要承担徭役，但军户农民无须承担。徭役被摊入田赋，成了附加税，于是明朝有了徭役附加税。整个明朝期间，徭役附加税一直增加，豁免权更加宝贵。

军户成员还利用两种重叠的赋税制度获得好处。在原制度下，余粮直接交给卫所。在另一种混合制度下，余粮由州县官员征收，然后送至卫所。军户成胥元照居住地离建宁卫更近，原本要把粮交给州县官员，现在请求向卫所直接上交余粮，得到批准，少了一些手续和路上的支出，节省时间和金钱。

军户成员安全地实现了“制度套利”。

在明朝严格的军事制度下，军户采用集中、“轮替”和“代役”的办法，把责任划分至某一人或某一家人身上，并辅以相应的待遇，从而降低整个家族的风险，这是“优化处境”策，适用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15至16世纪，军户利用国家机器的便利之处，学习航海技术，拥有地理和信息优势，能够获得资金，与抓捕人关系密切，实行“近水楼台”策略，参与非法贸易；军户成员迫于生存问题，借助倾向性审判，模糊的土地界线，利用卫所独立的制度与社会中的规定的不同，采用“制度套利”策略。

《被统治的艺术》的观点，明代国家如果彻底调查各地，成本太高，不能实行，故对地方社会未能彻底了解，只能依赖非正式或半正式体制来统治地方，权力需要下放一部分，这就为军户套利提供了空间。军户在下放的权力中，利用这些策略，获得很多好处，实现利益最大化。

所以，军户在被统治中，不是完全的服从，也不是完全的反抗，而是被动中有主动，主动中有被动。他们的行为成了一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