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我的浅薄的大学读书生活

我的浅薄的大学读书生活 孟 彥 弘 说起我的大学生活，实在无趣之极。既没有像有的同学那样，有着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没有像大多数男生那样，可以在篮球场或足球场上一展风采，更没有参加过社会活动。那时的生活，我们概括之为“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实在是太苍白、太无趣了。至于专业的选择，完全是误打误撞，谈不上“选择”，万幸还算喜欢。用“读书生活”这样的词，完全是为了将浅薄典雅化，用来吓人的；实际上，我没念几本书。以我的这个年纪和阅历，本无资格写这类东西，况且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也实在并无“看点”。不过，倘若围绕几本书，能唤起一些与我有着大致相同经历的中年人的回忆，使他们在紧张的工作、无聊的生活之馀，在上有老下有下的压力中，粲然一乐，也不失为做了一件多少有点意思的事吧。 一 读大学时，也曾流行过几本书。其中最为流行的，也许应该是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和蔼理士的《性心理学》吧；几乎人手一册。我以为读读《情爱论》就能搞上对象了，翻了翻，结果大失所望，里面根本没有勾引女孩、吸引异性的方法。倒是《性心理学》，比较有意思，特别者译者潘光旦的“译注”，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里的例证，读来趣味昂然。这本书是老太推荐我的——老太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对异性有限的启蒙知识，是得自老太。我真正搞对象时，正逢他父母去香港，他利用这个间隙替父母装修家，小蹄、小胖跟我，经常去帮点小忙，其间他们都给我支了不少招。我毕业找工作时，他母亲给我写过推荐信。读研究生，我手表坏了，老太从家给我拿来一块表，是他的一位亲戚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很薄很好看，不幸被我摔坏了表门，无法修，当然更没有给他赔。还有一个传抄本，也是出自老太，那就是《金瓶梅》的删节本，不是洁本，而是脏本——不知老太从哪里搞到了洁本中删去的“自然主义描写”（老太语）一万八千字，大家传着看，不亦乐乎。我后来看了香港影印的《金瓶梅词话》，才知，这些删掉的描写要放到故事情节中，才更有意思；集中到一起看，就少了很多乐趣。这就像吃红烧肉，不能只有肉，还得要配上些土豆之类才行。 那时班上还流行过几本书，比如《朦胧诗选》，我是从老蒋那儿看的。小马也很喜欢，经常在床上大声朗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好像都是从302室看到的；似乎他们宿舍的几个人都买了。那时觉得这些题目未免空疏，后来才知道，并不空疏。那时的伟兄经常到校门外的书摊上买《读书》。他很喜欢钱钟书，常听他说起钱的《宋诗选注》。他的学年论文似乎是写宋代文化的“氛围”的——我是从他那儿第一次听到“氛围”这个词，而且用作论文的题目。那时还有两套丛书，给我印象很深刻，一套的“五角丛书”，得名于每本只售五毛钱，是上海文艺出版的；一套是“走向未来丛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的。五角丛书，我还在学校的地摊上买过几本。 二年级开始上中国通史的古代史部分。学隋唐史时，开始跟沙老师读《资治通鉴》，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对上述这些书，多是不屑一顾的样子。所以，我一方面似乎很努力读书，成天往文史阅览室钻，那两个值班的吕老太太和穆老太太都对我很熟。另一方面，我知识面极窄，所以，小罗在我的临别赠言上说：“假如你理解卢舍那微笑的全部含义，你将不会拒绝兼收并蓄。”遗憾的是，我那时不知道“卢舍那”，当我问小罗时，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当时那个诧异而不屑的眼神。大龙在给我的临别赠言中也说：“如果没有大胆放肆的猜测与想象，一般是不会有知识进展的——做开拓者。”现在看来，真正能作开拓者的，是大脚，我不过是墨守而已，实在缺乏创造性。这就像现在在网上混，多是跟贴而少发贴。 也就是在隋唐史课上，大家曾一起买过《通典》。这本书在五十年代影印过一次后，就再未重印过，所以，沙老师特别作了推荐。那时的班长是老刘，出面组织，要买的人，都到他那儿登记。那次有五位同学买了这本书，我清楚记得的有老刘、老梅和我，好象小加也买了。老刘是到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买回的，这当然是沙老师告诉的。老刘在大学毕业前夕，帮北大一位老师编中国监察制度史，还常常使用这本十六开本的深红色的“十通本”《通典》。沙老师还开过几本参考书，其中有岑仲勉的《隋唐史》，也是刚刚由中华书局简体竖排出版的。我在该书的扉页上用铅笔写过一条题记：“时值沙先生为学生列参考书，是书为沙老所推重，同时者尚有陈寅恪诸著。在隋唐断代史中，先生尤推重是书，故购之。同得者尚有同学数人。”这本书是1985年12月3日买的。但不知“同学数人”是哪几位了。今天想来，当时大家读通史时，专业热情最高的，就是上郑老师的先秦史和沙老师的隋唐史课的时候。一位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我们系里能多几位这样的老师，我们同学中从事专业研究的人也许会更多一些吧。在校园小花园——由大门正对着的原三百米跑道的操扬改建而成——的书摊上，大龙买到过一本蒋氏《东华录》。这本书很重要，后来颇为难得，所以我始终记得这本书。终于，在1994年2月从他手上要到了这本书，并写题记说：“承蒙大龙同学相赠。”而他自己在买书时写的题记是“85.6 购于人民大学”。记得我跟他要这本书时，他还挺纳闷，问我：“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本书？”我说：“自从你买上，我就惦着了。” 二 我在读大学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读什么专业。我所在那所中学，在我们这一届以前，培养出来的最好的学生，是考进了我们地区的师专——晋东南师专，学的好像是外语。隔三差五，她总被老师当作榜样请回来，给我们谈学习经验。等我考上了大学，总想着，我也可以回去讲一讲，显摆一下了吧；但是，却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到现在我也常跟老婆孩子说起，怎么我考上了，就再也不请毕业生回去谈学习经验了呢？！ 在这样的中学学习，当然谈不上什么志愿、志向了。 我们家倒确是地主成份。小时候填表，到“家庭成份”一栏，真是羞愧难当。但我家的那个地主，实在是小而土的地主。改革开放，家里经常可以吃上馒头、大米了，而且还陆续买了几件大电器，如黑白小电视、单缸洗衣机、冰箱等。买了冰箱后，我记得父亲特别感慨，说：“这可比地主的日子好多了！”我上了大学，曾问起父亲：“咱家有线装书吗？”父亲是一九三七年生人，襄垣虽是老解放区，但也还是属于真正过了几年“地主崽子”的日子的——他在八岁前，一直在喝着家里雇的奶妈的奶；母亲每说起这事，都感慨地说：“那可是人妈啊。”——而且他的父亲一直是当教书先生；他听了我的发问，沉吟半刻，说：“还是有几本的。”从他的表情，我断定，“还是有几本”，最多也不过是《唐诗三百首》之类吧。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当在也谈不上专业的熏陶。 我人生最得意的日子，就是读高中文科班的两年。文科班一共二十几个人，我总能考前几名，所以很得意，全然不考虑我们这个学校很不怎么样。在高考以前，我的最高理想，就是进“我们山大”，因为我的老师中，大部分是“我们山大”毕业的——我进人大后，一次在宿舍跟同学说起“山大”来，大家问：“哪个山大？”我不屑地反问：“╳，能有几个山大？我们山西大学！”山东考来的王哥们马上说：“╳，以后出了娘子关，就别说山大。山大，那是我们山东大学！”大家哄堂。我，蔫了。从此以后，总是老实地用全称“山西大学”。 那时候，“我们山大”似乎还不是重点大学。我们报志愿，首先是填重点大学，然后是一般大学，再往下，是大专、中专、技校。我是从重点到技校，每一个格都填满了。在是否服从调配一栏，我一概都是“服从”。用母亲的话说，不管什么学校，只要能考上，“能扒住碗饭就行了”。那时候，就业很难；如果考不上，就只能考虑接班——父母退休后，子女顶他们的班。 分数估出来，还算可以，于是，理想就由进“我们山大”，转为要奔北京了。重点大学，想都没想，完全是胡填。而北京的重点高校，我就知道两所，北大和北师大。北大，当然想都没敢想过，于是报了北师大。我把表交上去，我们班主任跟我商量，叫我别报北师大了，因为我们班一位估的分比我少概二十分的同学想报北师大；班主任认为，一来不要在本班就撞车，二来觉得我还可以再报好一点的学校，就说：“你报人大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大”这么个学校。我完全无所谓，因为根本就没想着能“走重点大学”。专业，父亲给我填的是工业企业管理；到了班主任那里，他说：“你不是挺喜欢历史吗？为什么不在填报专业上反映出来呢？”——我之所以选文科，是因为化学从初中学起，就始终未入门；物理，也就是力学和电学，考试时能经常及格；数学，看着题始终不知从何入手（高考十多年之后，还经常梦见高考考数学，急得从梦里惊醒）。文科中，历史学得最好。一次老师在《世界历史》上册的前半本，即古希腊、罗马及以前，出了一百道填空题，我只错了三道。而且，我在同学和老师眼里，不光历史科的分数高，还有浓厚的兴趣，表现之一就是在任课王老师的影响下，订阅过《外国历史》这样的杂志；更吓人的是，我还在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过《说文解字》和《中国历史年表》。在这种情况下，在班主任眼里，我当然是适合而且应该报历史专业了——于是，大笔一挥，将第一志愿改成了历史——直到今天，我老婆一嫌我穷，我妈立刻就说：“就赖他们李老师。要不是他，我儿子早就发财了。”其实，我那点分，就是报了工业企业管理，也得被调配到历史系；只是没好意思跟老太太说，免得破坏我的“高分形象”。 一九八四年，我们班召了三十多人，只有四个人的第一志愿是历史；我是其中之一。进了学校，才知这个专业很臭，既不能跟“四大理论系”——哲学、政治经济学（简称政经）、科学社会主义（简称科社）、党史——比，也不能跟工经、农经、会计、法律比。再混两年，才知道，连我们同校的本家清史所都很看不大上我们（似乎现在依然如此）。到毕业时，才知道历史专业之糟糕——我们是“长线专业”，就业颇难，没人要；文秘是用人较宽的一个行当，但人家都宁愿要中文系的毕业生，任凭我们说破了嘴，人家仍然觉得，学历史的人没用。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有关老师就在不断地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巩固专业思想”。其实，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有邻居说我将来可以“当官”，因为我考的这所学校就是专门培养干部的；那时，我满腹狐疑，天下还有这样好的学校，毕业就能当官？！进了学校，才知道，我的学样有“第二党校”之称，有着光荣的、悠久的革命传统。虽然在这样一所学校的这样一个系，我专业思想却很稳固。现在想来，大概比较笨的人，常常会“干一行爱一行”吧。这就像一个无才无色的人，能娶到老婆已属万幸，所以结了婚就不大会再去折腾了。 我一入学，就想好好学专业，在高校教书。这个人生目标，相当清楚。所以，所有的课，笔记我记得最全；所有的任课老师开的参考书，我都会到阅鉴室借出来翻一翻，虽然翻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印象最深的，是在大二遇到的两件事。学先秦史时，郑昌淦先生让我们看一下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老头说它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好，他自己是抄了一遍的。课间，我到讲台上果然看到他用钢笔工整地抄的一份。下午没课，就到图书馆借，不料却怎么也没有查到这部书。自己还为此感叹不己：“人大真不行，连这么重要的书都没有！”后来才知道，这是篇文章，收在《观堂集林》里，而《观堂集林》，到处都有。学唐史时，沙知先生提到了《唐方镇年表》。这倒真容易找，进文史阅览室，伸手就得。但借出来，翻了半天，却看不出个所以然，不知道这书有什么用、怎么用；郁闷之极。 在学习历史的路上，我非常感谢沙知先生。没有他，我入不了门，虽然现在入了门，走得也并不远。大二，他讲隋唐史课，课间，大概我经常问点什么吧；他的课结束后，给我留了他家的地址，告我坐332，到白石桥换无轨110，就可以到他家；他称之为“铁一号”的地方。第二个星期，我就去了。他让我读《通鉴》；我问怎么读，他说，就像读小说一样，一页一页细细读；读了，觉得有意思、有问题的地方，就记下来，积累多了，可以写札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札记”这个词。不过，直到我跟他读完了硕士，也没给他交过一篇札记。以后，我每隔两三周，就到他家一次，通常是周末的下午。刚进去，惴惴地汇报一下我的读书情况，特怕他问我什么。好在十分钟，最多一刻钟以后，就开始瞎聊。所谓聊，是他说我听；偶尔我也插几句，主要是在他对现实发点牢骚时，我表态支持。他跟学术界交往很多，掌故知道得也很多（这也许跟他的家世不无关系。他的叔父沙学浚先生，是解放前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教授），我听得津津有味。我买书，就是从听他说的这些人、这些书开始的，是照方抓药，所以，我买书没有一个淘汰的过程。那时，看到他书架上有《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我想，这样大套的书，我恐怕是一辈子也买不起了。2002年或2003年吧，他到人大开会，顺便到我双榆树的家里作客，看到我的书，他有些感慨；我看得出，他很高兴。那天中午，老婆作了两条平鱼，结果被我女儿狼吞虎咽，抢吃了一条半，任我如何使眼色，如何提醒，也全然无用。我一直想请他到我“乡下的豪宅”看看，但一想要请老爷子爬六层楼，心里就有些打鼓，他毕竟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 他确实是我的恩师。不过，我对老爷子，却没有许多学生对老师的那种崇敬感，也很少在逢年过节时，行礼如仪，趋府拜谒。既缺乏崇拜感，又不太孝顺，于是，便会这样吧。但一想到我能走在这条路上，能扒住这碗饭，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他老人家。他不仅带我走上学术这条路，而且告诉了我不能胡说乱写。“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是他经常挂在嘴边，提醒我们的话。也许正是他的严谨和高标准，他的作品并不很多，为此，还受到本系近代史的一位高产的左派教师的嘲讽，说他是“光抱窝不下蛋”。 刊《书城》2011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