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那么屈辱，为什么提及不多呢？

不妨推荐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基本信息：本书作者仇鹿鸣，1981年生于上海，2008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17年10月，荣获首届“普隐人文学术奖” 代表作品：《长安与河北之间》《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长安与河北》这本书在豆瓣上评分达到了9.1分。 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论到历史有熟悉的进化史、国史、人类简史等。因为前几日，我在看《长安与河北》时思考了这么个问题？就是中晚唐那么屈辱，为什么提及的不多呢？思考完了之后我便决定写一些我的个人观点，从而变产生了这篇书评。 在学术研究方面，中晚唐问题恰恰是一个极其热门的问题，“提及得不多”并不成立。而最近在阅读仇鹿鸣先生的著作《长安与河北之间》，作者从“碑”这一建筑奇观，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去体察中晚唐的社会气象。 不妨以解答这个问题入手，先解决“中晚唐是否屈辱”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在僖昭哀三帝之前的中晚唐，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其都不能称作屈辱，尽管也不能称其为辉煌，毕竟国都六陷、天子九逃，但足以称得上绚烂。不论是唐德宗贞元之盟，推行两税法；唐宪宗平西川、镇淮西、制藩镇，整顿吏治，开创元和中兴；唐武宗击回鹘、定泽潞，会昌中兴；唐宣宗开创大中暂治，五代遗民念其小太宗......在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尚且能够出现如此多的大治与中兴时期，不禁让人感慨唐代的王朝生命力之顽强与其韧性之坚。至于唐王朝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我认为恰恰是被人们诟病已久的安史之乱与藩镇问题？安史之乱对于黎民百姓自然是个灾难，但对于唐王朝本身并非单纯的灾难，而是一把双刃剑，只不过这把剑的锋刃对于唐王朝统治自身的负作用实在是太过明显，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对唐王朝统治稳定性的积极作用。安史之乱的爆发可以说将唐王朝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分期，两者之间的王朝特性与文化特征迥异，初盛唐的三生六部制度到晚唐的二府三司制度等莫不如是。仇鹿鸣先生在此书当中也提及了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在初盛唐时期的选官制度，名望或者说郡望是极为关键的，在科举制度之下也常常出现拜谒求官与内定进士的现象，故而中第对于士人来说，并非尤为称道之事。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文化现象反而是在中晚唐得以兴盛，甚至诸多节度使也以招揽进士为荣，中第成为官场的重要指标。我在此不负责任地说一句结论：中晚唐是从初盛唐的开放外扩型中原王朝向以宋为典型的内向保守型中原王朝过渡时期当中最为重要的塑形阶段。但显然中晚唐在对外事物的积极性依旧很强，这是一个矛盾点。经过了如此多的铺垫，那么接下来就是来阐释安史之乱与藩镇是如何推动“塑形”并维持唐王朝统治。 在经历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长久的初盛唐的繁荣，唐帝国的人口规模无疑得到了空前的扩大。但是均田制得以推行的基础，是较低的人口规模与大片的无主荒地。唐代有拓荒吗？有，但是拓荒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丁口滋众，盲无宋田”可以说是很好地形容了这一点。均田制体制下的国有土地不断变为地主的私有土地，土地兼并严重，平民为生存不得不成为佃户；同期，唐玄宗为维持边疆控制力，开销巨大，对百姓施加的赋税加速了均田制的瓦解。均田制崩溃的同时，以农业生产为收入的府兵无法承受自购武器等的负担，“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多者取多丁”的府兵制也开始瓦解，天宝末对南诏作战的惨败，或许是府兵制崩溃与社会矛盾爆发的前兆。 按照上述说法来看，唐王朝本应迎接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才对。 有则苏联笑话曾言：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造成问题的人，安史之乱造成的唐王朝巨大人口损失，无疑缓解了唐王朝原本的土地问题，将问题矛盾推向了安禄山的叛乱，给了唐王朝缓冲与解决问题的时间。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推行，这场改革不仅仅为后来的元和中兴打下财政基础，同时也成为后来宋代两税法的蓝本。战乱的残酷，也迫使北方人口南迁，仇鹿鸣先生着重提及了官僚、士人阶层的南迁，这无疑是对南方风化的一次巨大改观，南方对中原政权的认同感在话语阶层的南迁后提升了许多。唐王朝日后对江南的统治基础很大部分来源于此。更加重要的是大量中原农民阶层的迁移，南方生产力的发展亦在日后成为唐廷统治全国的财政基础，均田制没有推动的南方拓荒，安史之乱做到了。在此不得不叹服仇鹿鸣先生的历史素养，从石碑中能够看出安史之乱前后士人价值观的变化，以唐廷处理贰臣的态度、方式为切入，绝妙地将这一变化的原因从历史的尘埃中抖落出来。在其中，我窥见中晚唐“忠”这一价值观在中晚唐社会中的浮沉。在安史之乱时期，臣子除了恪尽各自的职责之外，并无以身殉国的道德义务。唐廷对贰臣、忠臣极为讽刺的待遇，最终激起了一场士风、思想的变革——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并不仅是一场单纯的文体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思想革新，构成了中唐以后士大夫文化转变的重要一面。尽管最初这些不过是三三两两的声音，但最终映照出时代变革的先声。经过了约一两代人之后，这些三三两两的声音聚拢起来，慢慢汇聚成时代的主旋律。魏晋以降士大夫“先家后国”的传统余响，自此时开始发生了显著变化。宋代理学的兴起、“忠”文化的兴盛与中晚唐士人价值观的转变息息相关。仇鹿鸣先生在本书中提及了安史之乱作为外部因素对士风的影响，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的发展作为内在因素推动士风的变化。中晚唐相比带有“贵族”色彩的政治的初盛唐来说，寒门士人参政的机会明显更多，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下移，相比贵族士人，寒门士子能够依靠的权利等条件要少得多，因而当统治基础下移，士人对于皇权的依赖性会加强，相应的，“忠”的意义也随之被无限放大。在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笼统介绍下，唐廷与藩镇关系给人通常印象是对立的，尤其是与河朔三镇的关系给人印象应当也是水深火热的。倘若在中晚唐前期，说中央与藩镇尤其是河朔三镇的关系是对立的，倒也可以。此时的藩镇不仅仅存在经济需求，同时，河朔三镇等强势藩镇依凭自身强劲的兵力，与朝廷形成政治对立。但不可忽视的是，藩镇无法与中央形成绝对对立，藩镇节度使进行统治，推行“世袭”，必须存在一定的政治正统性，否则其在该藩镇的统治理论上不应该成立，节度使也意识到凭借“孝”“义”观念、政治联姻、一镇资源倾斜养兵的法子用不久，维持与朝廷表面“忠”的关系反而可以节约政治成本。在经历德宗“二帝四王之乱”、宪宗的元和平藩、武宗平泽潞等等对峙后，藩镇和中央都发现双方的对峙无法达成目的。 唐廷率先看透了问题，奉行赎买政策。结果，唐廷的赎买政策催生了藩镇牙军的骄兵化，牙军的物质需求被无限放大，一旦节度使无法满足，便哗变闹事。致使节度使内防牙军，外峙朝廷，统治难全，不得不寻去唐廷中央权威之力巩固统治，仇鹿鸣先生在书中提及的德政碑便是中央权威的重要象征。 故而，当中晚唐中期直至黄巢起义，唐中央的权威是在不断提升当中的，唐对于许多藩镇的半羁縻统治在不断加强。而藩镇问题逐渐稳定的唐廷也在渐渐抽出手收拾边疆问题。唐会昌二年(842年)至三年，唐军击破回鹘乌介可汗军；吐蕃尚延心率部众及河州、渭州、浑末部万帐投降于唐朝，唐朝将其安置在吐蕃东部附近，唐的老对手被唐活活耗死；李载义于830年破奚，擒奚王茹羯，张仲武在847年大破北奚、山奚，东北边境平。“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 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髙骈率五千人破南诏军，南诏平息；张议潮收复河西......唐宣宗时期大中暂治，唐帝国在最后的时间释放了炙热的余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央藩关系就如此在循环中维持，但这种循环是脆弱的，黄土地上的黎民百姓也需要摆脱这种动荡的统治与压迫了。唐懿宗时期贫富分化加剧，百姓生活困苦，最终在僖宗年间的一次关东大旱，农民起义爆发。在起义的战火中，藩镇势力犹如安史之乱中被重新洗牌，以李克用、朱全忠为代表的新藩镇取代了骄兵化的旧藩镇，但唐中央权威至此已经无法与安史乱后的状态相比，在苟延残喘23年后，带着破碎的山河死去。 珍爱和平，勿忘唐晚史。